韩英珊 : 黑马王子七香车
黑马王子七香车短引
这个小集子的十四篇文章,是从“金瓶梅基础研究体系”《裸魂之魔》的一部长篇纪实里捡出来的。我是想避开长篇中那些实证,把自己缩写《金瓶梅》,及完成《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欧阳泰亨的女人们》的初衷与精魂,告诉读者们。让读者明白我在中国文化场里,在古典与现代文学这两端做了什么,我在古人和当代人之间,处在一个何等的位置,又何以导致了如此的凄凉?因为我是寂寞人做了寂寞事,牛犊抵了虎屁股;常人喝足饮料打着香鼾沉睡,我喝着泪水打磨黎明中的寒星;又如被现代潮弃掉的一个在退潮后的狼籍中淘宝的拾荒者。中国可以永远忘记我这个人,绝不可忘掉这件事:它一直被所谓的主旋律遮蔽!尽管不是精美华章,它们插在我的心瓶上,是一束空谷幽兰。《月牙河采薇》一集也是十四篇,恰与此集结为姊妹篇。
厚书长文大版本堆满了文学界。文学列车像当年运载红卫兵那般激烈热燥,我几乎站站上不去车。这车上也许是过量的垃圾。西方文化像飓风席卷中华,也摧残着美丽的红叶。我们大致只催生奖掖垃圾,因为我们尚无能力选出真精品。我们缺少好作家,是因为我们缺少好批评家。我这束空谷幽兰能沐浴几多目光?目睹它的也许是些剥去了白内障的人。
创造一部历史,如同筛选一部文学精品,原本的历史是芜杂的人生之总合,提炼出美的精华、尤其是丑的精华,排成阵列才是历史。人生并非全是光荣。一个人参与了精华的创造,美的与丑的,都为可贵。历史的职责只传授教训而不传播仇恨。人生的作为,是在美与丑的形影关系中真正化解仇恨,才谓高尚。
傲骨高尚,仅有这束空谷幽兰的微馨作标记。
赤皇吟·菡翁英珊 记于京师大屯仰山之阳
我的《金瓶梅》情缘
在二十世纪末,神州又一度兴旺颂歌,躲闪犀利。听颂歌和所有闲淡浮躁的歌渐成时尚,要扬眉吐气地谈《金瓶梅》,准会认作是索然无味的话题。
一提《金瓶梅》就能怒倒一班人;激活一堆牢骚。有人就腻烦,送你一双白眼:“不就是一部淫书黄书加邪书魔书嘛。都什么时代啦,吃饱了屁摧的,没完没了地查抄禁罚,又不是一座金矿,捂着不让开採,把票子硬压在地球里。话说回来,搭眼费时去读那满本黑苍蝇(铅字),还不如看黄带子(黄色录相)解渴过瘾呢。”此话愚庸可悲。《金瓶梅》确实是一部魔书,这“魔”是几千年極权独裁异化愚化者和被异化愚化者的走火入魔共同缔造的。这“魔”是新世纪的醒世书!对于《金瓶梅》,几乎全民族都涌进了“卫道者”的行列!《金瓶梅》其中兼杂秽语却非是金瓶巨制的精魂内核,经过极容易的技术性处理,便可剥离洁净,大白天下。偏偏有把元宵说成煤球、把玛瑙判为琉璃的事。中国历来是上智下愚,“上智”者不喜欢《金瓶梅》,就用“淫”字着意丑化这部书,一个“淫”字把“下愚”者给蒙住了。
大凡不敢裸露胴体的,是有伤疤,伤疤是丑的,借口“裸体秽形宣淫”作伤疤的盾牌;也有敢亮胴体的,只是在伤疤上遮了装饰,宁可把性感区全裸出来,伤疤是一定要藏匿的。怪人怪心态。喻之社团、党派、民族,也酷似。国人的文化舆论场,总能形成一种“特殊气团”,往往只迷醉数点历史之辉煌,不屑抚摸历史的伤疤;而历史的伤疤又恰恰是民族的“情结”、“心结”,是整个民族最敏感也是最涵蕴真理之处。人们在辉煌里欣然茫然昏然惶然地体验突来的现代化,也承受现代化的负面撞击。无措地接受媒体泛滥“帝王功德”和“主子奴才”的默化。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及学潮悲剧的历史大伤疤,被主流权力话语远避,似乎不曾发生过,也似乎被全民族忘却了。极需思想启蒙的民族,造不成反思的潮涌,在西方文化排山倒海般冲刷中,自己的“特色”必日趋淡化。我们不抚摸裸露历史的伤疤,死绷一根筋,硬是不“清账”。我们就看不到那条深且长、仍在苟活着的民族劣根。不断其根,就很难摆脱被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命运。辉煌之歌自可依然唱下去,那是很纯的装饰,一个民族却不是一件任意包装的商品。
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金瓶梅》,就是一部抚摸并裸露(包括对淫荡盛炽之描绘)民族和历史伤疤、展示并觅寻民族劣根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巨著。然而数百年来,这一民族瑰宝却被贬斥为“瘟神”,被一代代人唾弃,先贤披胆沥血的智慧被深埋封杀。封建帝王禁锢,反动派禁锢,革命党也禁锢。禁毁《金瓶梅》成了一个坚硬的“传统死结”,谁也不去解。“荒淫风靡”本是历史的伤疤之一,不许探淫风源头,何谈杜绝淫风再度?“宣淫”这个词就响当当成为“荒淫风靡”这块伤疤逃避抚摸反思的理由了。《金瓶梅》的研究成就有限,所谓“金学”,忠贞又可怜巴巴地躲在社会角落里,大调不敢唱,小调不响亮,根本形不成社会热点。纵观一部《金瓶梅》传播史,染指《金瓶梅》者,多遭厄运并饱尝炼狱之惨烈。为什么?新世纪必会启开这谜宫之门。
我自少年时代结识《金瓶梅》,与这部巨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与这部伟大名著有半个世纪的情结,以其所经历的磨难,我不以为仅仅是自己的悲剧。我试想展示一条深埋于当代的民族劣根。《金瓶梅》是古老的,《金瓶梅》又很年轻,很现实,很现代,她提醒华夏这片土地:有伟大的民族复兴,必有伟大的思想启蒙。把民族劣根彻底拔掉,可富国,可强民,真正结束“一人独大胆,万众皆嚅嚅”的千古大陈习,完成脱胎换骨般的民族大潇洒,实现水晶石般透亮的民族大振兴。全民冷淡《金瓶梅》是惨痛的失误,而神化个人,愚化大众,又白白失掉了一次次思想启蒙的良机。我不是效法某些政治家,把纯属个人安危的事,强调为亡党亡国之论,硬让《金瓶梅》这部老古典参与当代启蒙,与现代意识接轨。《金瓶梅》居於当代,她是全民族凝重的大问号,大惊叹号,更是现代思想启蒙的大信号。而今天下可爱的追 星族,您们何不追一追《金瓶梅》呢。《金瓶梅》也是当代最鲜美有味的“社会大餐”,品一品,尝一尝,比一比,看一看,想一想,您会面对现实长叹一句:“噢——原来是这样!”而今很古典的东西往往也很新潮。
我的故乡在鲁西平原上。鲁西平原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金瓶梅》中百余人物的生活舞台、“生死场”。据金学家朱星先生考证:“山东根本没有清河县,只有清平县。而临清县正在二县中,距离相等,三十余公里。不过清河今在河北;清平今在山东,在临清东南。但据《金瓶梅》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有一个旧家子弟西门庆’。又说武松是兖州阳谷县人,与清河县近在咫尺。可证这清河县实是东昌府清平县”。( 《金瓶梅考证》第146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清平县已不存在,版图劈为两片,归属临清和高唐。清平县城已“沦”为一个小镇曰“旧城”。
公元1941年阴历冬十月,我生在颇有名声的高唐城北大韩庄。南望六十华里便是旧城(清平县城),都靠近马颊河,在高唐版图的西边界线上。我从学步前就喜欢敲敲打打,幼年爱听故事爱看戏,十岁少年便是一位成熟的鼓手。那时我读初级小学,一有空便跑到离家六里路的小范庄,住在我姨家。姨家东邻有一个很会侃大山讲故事(家乡叫“拉呱”)的祥爷爷。祥爷爷识不少字,他有翻读得烂兮兮的清代小说《十二楼》、《二度梅》,他说:“韩小(亲戚家的人都这么称呼我),我给你拉个‘金瓶梅’的呱吧。”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听到《金瓶梅》这名字。祥爷爷给我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激发智力的故事,然而却不是地地道道的“金瓶梅故事”。这自然是我长大后读过《金瓶梅》才鉴别出来的。研究这民间故事是由《金瓶梅》原著演化传播,还是作者汲取民间文学营养写定《金瓶梅》,无从得知。我把祥爷爷的故事复述在下面——
西门庆认蔡京当干爹,想选个美女献给新老子作小妾。 清河城里开当铺的王家有小女,极俊秀。派媒婆薛嫂去说了数次,王家不允。接着,蔡京提升西门庆做了山东提刑所正千户,西门庆报恩心切,便把开当铺的王家叫来,亲自说媒。王家说:“西门老爹,别的事都好说,任你要什么我都能照办,只是小女是我的连心肉,舍不得她远走高飞。”西门庆说:“君无戏言,空口无凭,这些话你要立下字据来。书写好,叫王家画了押。西门庆拿了字据说:“王家,三天内你要给我送来黄河 水那么多的粮食,泰安山那么大一头猪,还要有一疋遮天盖地的布。到期送不来,我就一顶花轿把你小女抬到东京太师府里去!”王家一听吓坏了,一句搪塞堵人的话,没想倒把自己堵到了绝路。垂头丧气回到家,女儿见了再三追问,王家只好实 说。女儿闻听,六神无主,急得只是哭哭啼啼,只喊命苦。王小姐有个贴身丫头叫春梅,闻哭声,问情由,反倒笑了,成竹在胸劝主道:“必焦急,西门大官人要的三样东西,咱们都有。三天后我到他府上替老爹交差,尽管放心好了!”第三天一早,王家派了一个小厮陪着,春梅梳妆打扮好,叫小厮提一只大斗,扛一杆大秤,自己拿了一把尺子,一起到西门府交差。西门庆以为他索要的三件江东准能把王家难住,早备了一顶花轿要去抬人。听说王家的丫头小厮送粮、猪、布来了,先吃了一惊,便问:“东西在哪里,怎不见?”春梅指着斗、秤、尺说:“看都在这里!”西门庆摸不着头脑,恶气胆边生,吼道:“好大的狗胆,竟敢与本官取笑,来人,给我拉下去打个半死!”春梅一点也不害怕,高声道:“西门大官人,我哪敢取笑你,我是敬仰你呢!请用斗把黄河水量一下,看有多少石,我家老爹好给你粮食;请你用秤把泰安山称一下,看有多少斤,我家老爹好给你肥猪;请你用尺量一下天地,看天有多宽有多长,我家老爹好给布疋。”几句话把西门庆说得瞠目结舌呐呐道:“……这,这叫我怎么量?”春梅说:“大官人既然不知黄河水有多少石,泰安山有多少斤,天和地有多长,我家老爹怎好送粮、猪、布来!”说完唤了小厮转身而去。
我听过这个故事后,实在是喜欢春梅的聪明。《金瓶梅》最先照亮我心灵之门的,是春梅的智勇。我肚里装着这段“金瓶梅故事”回到家。记得正是冬季里一个月圆地明的傍晚,我们村的孩子们吃过晚饭爱集结在场院(打麦场)里的麦秸垛上,用麦秸草盖了身取暖,只露着头脸,望着月亮,听大孩子讲故事,胆子越小,越爱神鬼妖怪。孩子头有个小名叫镰印儿的,他极会讲令人心惊肉跳的恶鬼故事,讲得我们紧紧缩在麦秸垛上。镰印儿心好,把我们全吓傻了,怀着一种成就感,再一一护送我们回家。这个晚上,我冒出来学祥爷爷的腔调,讲了个“金瓶梅故事”。听我讲罢,孩子头镰印儿就说:“英珊讲得是素的,我给你们讲个荤的,也是‘金瓶梅故事’。”镰印儿才十五六岁,年龄最大,剩下来的都是十岁上下的孩子,只知荤菜素菜,不知有素故事和荤故事。他在月光里眉飞色舞很得意,象个领袖,又象绿林好汉的山大王,说话醉迷。我们一群童子感到木然。他说:小妮子撒尿吱吱吱,小媳妇撒尿哧哧哧,大老婆撒尿哗哗哗,为啥?一个比一个口子大。他说大姑娘的奶子是金蛋,小媳妇的奶子是银蛋,老娘们儿的奶子是狗蛋,为啥?越摸越不值钱。我不动容,心里极不愉快:这也是“金瓶梅故事”?镰印儿说:“英珊,荤的好还是素的好?”我说:“素的教人学好,荤的让人学坏!”镰印儿把眼一瞪收住了笑,说:“好了,好了,咱不讲‘金瓶梅’了,还是说鬼怪来劲。”等我长大后,回想起这场景,不免为镰印儿发笑。想来,他大字不识,不似我已念了两年书。他不知《金瓶梅》为何物,以为《金瓶梅》全是荤的。如他讲的那些东西,《金瓶梅》里压根儿就没有,是谬种流传,随意杜撰他也是像我一样,听来的。然而我听来的虽不是荤花故事,却也是《金瓶梅》里根本没有的。所以,民间人因《金瓶梅》长期被禁封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便有向它身上贴金、泼污这两种谣传文化。这其实是禁锢而派生的社会现象。
更可笑的是,第二年春夏之交,离我们村三里地的梁村镇办了一个专署下乡搞的巡回展览。这小镇逢七赶大集,逢三赶小集,有集市才有人观展。搭了一个大席棚,展品布在里边。一天傍晚,我们这些爱听鬼故事的孩子又聚在一起,满天星闪着,没有月亮。镰印儿带了一个极令人羡慕的电棒子(手电筒)说:“我带你们到梁村看《金瓶梅》去!”我心里想:“《金瓶梅》能听还能看么。”於是我们就簇拥着镰印儿去看《金瓶梅》。上了路,我们都向镰印儿的身前挤,道沟上的麻籽棵和绵柳条子里,好像都藏着鬼怪,谁也不愿意走在最后边。说笑间到了梁村镇东北古塔下的小广场上,就看到了朦胧的席棚。镰印儿打亮电棒子找到席缝,我们一个个钻了进去。他用电棒子(手电筒)照着说:“看,这就是《金瓶梅》。”我们一群孩子一望这些展品,我的娘哎,全都惊呆了:展棚里挂有壁画、桌上摆有一溜人体局部模型,全是讲女人生孩子的。有的刚露出半个头,有的只伸出一条腿。镰印儿指着模型说:“咱们都是从这大黑桃里钻出来的。”我看了这些展品,产生了莫名的恼怒:这就是《金瓶梅》?!现在想来,一是震惊解放初期地方卫生部门何以有那么大的胆魄宣传安全接生,能摆出这一棚女人最隐蔽部位的裸体,而且件件精致光彩逼真,可见是成批生产的宣传品;二是震惊乡野少年只字不识的镰印儿,竟然把《金瓶梅》当作分娩的代名词。在镰印儿心里其实《金瓶梅》就是女人的阴部。严密禁封着的《金瓶梅》被禁锢得异化为丑恶的畸胎,民间对《金瓶梅》的任意杜撰,变本加利地讹传、肆无忌惮地践踏,说明历代禁封这部作品是个大失误。禁封的社会效果是更加扩散了淫情秽行。民间把《金瓶梅》的“淫”举一反三,大加推测想象,弥漫成极为浓重的淫风。凡道淫者,无不推给金瓶。《金瓶梅》因遭禁而在民间彻底消失了作为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那一抹极可贵的亮色。到了镰印儿这一代乡间少年心中,竟愚昧到《金瓶梅》等于女人的阴部了。可见禁封《金瓶梅》的负面效应,已给中国社会遭成多么深的《金瓶梅》隔膜。社会的不开明才导致平民的愚化。可悲的现实是:《金瓶梅》禁而不死,禁果愈禁愈大,它在民间口头上、精神上暗中“传染”着,有上千上万的“版本”,愈传愈邪乎。
我从小崇拜文人。我村小学排演根据赵树理先生的小说改编的歌剧《罗汉钱》,剧中人的扮演者要抄自己的对白和唱词。我用毛笔工工整整抄下来,突然想起我们村唯一活着的晚清秀才韩吉通,想让他看看我写的字。那时,他经过土改以后退田献宅,已是十分清贫了。他高高的个子,半尺银白胡子,头顶上盘着灰白的辫子。平日里寂寂冷坐,研墨抄书。我找他,当然按辈分呼他老爷爷。他对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不敢摆架子。他看了我抄的《罗汉钱》台词,脸放红光,微笑着说:“字写得清秀,还嫩哩,多练常写,能练出好字来。你要有本字贴才行。”说罢,他递给了我两本自抄自装订的书,一本是蝇头小楷《太上感就篇》,一本是方块大楷《四贪词》,老秀才的楷书棒极了。因我的唱词和对白是抄自《罗汉钱》,便问他的这两本“书”是从何处抄来。他低哼了两句,我只听清“金瓶梅”三个字,因我对这三个字已经很敏感。老秀才的《四贪词》是抄自《金瓶梅》。我想借回家去当临贴,他说:“你要念新书,这是旧古董,借不得。”现在想来,老头子是很谨慎的,他被斗争过,对我这芦芽般后生,举止够大胆了。我就请他给起个字号,他就在我那《罗汉钱》抄本上写了“仙亭”两个毛笔字。那时,我知道《金瓶梅》里有“四贪词”,而《金瓶梅》是啥样?我那秀才老爷爷读过这部书吗?那时我没问,即使问了,想来当时他也未必能说。也巧,没过几天,我在母亲放鞋样、花样和五彩绒线的书夹子里,发掘到《金瓶梅》这部书了。
我的母亲只有个乳名叫大妮,不识字,极精女红。纺线织布,缝衣刺绣,剪纸描花,全村堪称第一流。因此,她有一本很厚的书,蓝粗布做封面,一根长绦缠着,书页间夹满了各式鞋样和花样。那时我已识了不少字,只《国语》读起来已是不过瘾了。我伯母乳名叫大竽儿,她住的东房屋里的墙壁成了我的“图书馆”。闹土改时,地主老财和富农被斗抄家,抄出了许多线装古书和近代书刊如《东方杂志》之类。我父亲韩玉斌,粗识字,在村里搞“商会”,我伯父韩玉芬当时是村“农会”的民兵连长。他们抬到家来一大箱子书,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被抬走了,家中就留了一些杂书。这些书一部分被我伯母拆了糊了墙,满满一墙蝇头铅字;一部分被拆开糊了革板用来纳鞋底子。母亲那本夹花样鞋样的书,也得自这些地主老财的书刊。站在伯母的炕上看墙上密麻麻的字,实在也吃力,但我阅读的兴味却与日俱增。读得腰酸背痛,腿累眼乏,突然想起母亲的花木箱(母亲的嫁妆)里有本现成的厚书,翻读起来岂不方便。我便翻出母亲那本宝贝来。一打开,在那些花样鞋样里,“金瓶梅”三个字跳进了我的眼帘,我不禁惊喜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新刻金瓶梅奇书》,这本只是个“前部”,内容是卷一到卷四,从第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当时我也不知《金瓶梅》共一百回,内文的字也不得全认。然而我少年心狂,总想弄明白《金瓶梅》到底写得是什么。我就死啃硬嚼这本书,母亲心疼她的鞋样花样,不乐意让我看。我也知道那是她的爱物,就从我姨家极友好的北邻居西恩大爷家,要了三本《解放军文艺》(是他去部队上看自己的大儿子时,带回农村的),订在一起,厚厚的一本,带回来与母亲交换。母亲见我实在喜欢她那本书,就重新给《解放军文艺》装上蓝布封套,把她的宝贝鞋样花样和五彩绒线全移过去。这样,我就得到了半部刻本《金瓶梅》,那后半部的下落,没有可能得知,也许流传到我们村卖颜色的小商家去当包色的纸了。……
《新刻金瓶梅奇书》是清代嘉庆丙子年版的删节本,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它把诗、词、曲全行删尽,连白话也删节得厉害,仍保留不少秽语,时成四本或两本,实是个简本。所以,那时我读起来并不十分吃力,因为情节文字被删简如同梗概了。
那时,我虽仅有半部简本《金瓶梅》,却也是乐不可支;虽读不下全部文字,却也大致清楚书中的情节。於是对镰印儿的“金瓶梅故事”嗤之以鼻了,心中很是藐视他的无知,也产生了一丝他对《金瓶梅》大不敬的恼怒。从此我再不追着镰印儿,听他讲荤的鬼的故事了。世缘所定,镰印儿的妹妹后来嫁给了我的姨表弟,成了拐弯亲戚。
我的大姐珠妮和堂姐小黛,在同一年嫁到村北二里外的小曹庄去了。每次到曹庄,我要去两个姐家。黛姐夫是个才子,能刻善画,赶集摆摊刻图章挣钱谋生。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何那么腻爱那半部简本《金瓶梅》,走到哪带到哪儿。黛姐夫见了,想留下看看,我不忍释手,他说:“我给你张画儿,留下这本书,过几天还给你。”我说:“行,你可要为我画张潘金莲。”也很奇怪,那时书中写到的潘金莲,在我心中倒是极美好的,如同现在我对观世音菩萨的感情。黛姐夫提笔就画了一张仕女图,眉清目秀又端庄可亲的潘金莲,怎么看去都像我的黛姐。现在想来,姐夫把潘金莲画成了黛姐,也是情有独钟的。在我们家乡,潘金莲不是淫荡妇人的象征。出借《金瓶梅》,我挣了一张彩色画子,舍不得张贴,放在小木箱里。
我母亲的娘家在琉璃庙,离我们村不足十里地,途中必经过我珠姐和黛姐的婆家村。我舅父的大儿子,我喊他“大蛤蟆哥哥”,他文化比我高一截子。有一天他到我家来,我把半部《金瓶梅》拿出来给他看,他又高兴又叹惜:“只是个半截子书,要有后半截就好了。”他问我母亲,她哪能知道还有个下半部!那时大表哥正在清平师范学校读书(开篇时我提到的清平县城,那时尚未撤销县制),他把我这半部金瓶带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在他带走半部《金瓶梅》那天,我挨了父亲一顿打。原因是大表哥保护着我下湾游水,差点没淹死。我家房后高崖下有一汪宝葫芦形的水湾,夏秋水满,有两人多深。父亲见我在水中,便将我喊了上来,把个小光屁股打出了血手印儿。我忍着疼不哭不叫,觉得是大表哥护着我教我游水,打了我是拨了人家的面子,心里很不痛快。大表哥带了《金瓶梅》走时已近黄昏,我送他到村外,见大表哥走远了,我便赌气钻到土坯垛子里藏起来。父母见我送客不归,心就急了,两个人吵着嘴到村口来找我,高喊着我的名字,我明明听到了也不哼声。母亲埋怨父亲把我打狠了,说不定跟了表哥到姥娘家去了,就让父亲踏着夜路到我姥娘家去看究竟。我心里赌气,暗暗发狠罚父亲来回白走十多里路,为我大表哥争个面子。估摸着父亲已过了曹庄了,我就从土坯垛里钻出来回了家。母亲见我回来了,很高兴,我就把实话说了,母亲用指头点我前额好一阵数落,她心疼让父亲白跑了冤枉路。父亲回来了,大表哥也跟着进了院门。见了我,父亲又喜又气,一个劲儿用毛巾擦汗。大表哥只好留住一夜。
公元1953年,我12岁时,离初级小学毕业还有一学期的课,就考上了谷官屯高小。父亲推着木轮平车,上载单人木床、铺盖行李、玉米面、一罐子咸菜,送我到离家十里外的学校做住校生。放秋假,父亲到学校接我。秋风极猛,几场暴雨后,高唐地面大涝。回到故乡一看,村里村外,低洼处皆是汪汪秋水。七转八转进了村。恰在那里大表哥的二弟患脑膜炎死了,已入土半个多月。我正躺在炕上落泪。这时,我的初小时代的同学小六儿,绾着裤腿,光着脚丫进了门。按辈分我要喊她小姑,她曾与我同桌共读,我们很要好,像一对小情人。她是趟着水来看我的,腋下还挟了个蓝花布包儿。她见我满眼泪,以为我是想家想的,慰劝我说:“在爹娘跟前还哭哩,像个孩子。”我说明是我二表哥死了。她沉默了许久。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我有半部《金瓶梅》的事她是知道的。小六儿眉眼里绽出一朵笑,打开那蓝花布包儿说:“送给你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本《新刻金瓶梅奇书》,竟是“后部”,惊喜地叫一声:“你怎么弄到的?”小六儿说:“和你一样,从俺娘的针线筐里换出来的。”这实在是奇巧,可奇巧之事却是偶然里含着必然。想是抄地主家时,这部上下对子书就无意中分离了,没想到传到小六儿家。分久必合,这也是书的缘分。我紧紧拉着小六儿的手,那时还不会说“谢谢”,见她脸儿红红的,很好看。
我囫囵吞枣般读了三天,便带了《新刻金瓶梅奇书》“后部”,趟着水出了村,到琉璃庙我姥娘家去。见了二表兄的照片就哭。大表哥正置暑假,在一旁安慰我。泪未干,我就把小六儿送的宝书转交给他。大表哥把笑深藏在眉眼里,连说:“这就好了,凑全了就是宝。这是一部禁书,再别对外人讲。”在刚解放的鲁西一带,识字的不多。对不识字的来说,《金瓶梅》这部书什么都不是,禁不禁毫无意义。我问:“为什么是禁书?”大表哥说:“书里有男女搞破鞋的事。”我知道“搞破鞋”是男女之间不干净,在农村偶遇从麦秸垛后边走出来的一对男女,头发上还粘着麦秸杆儿,人们就窃窃私语:“一双破鞋”。我对男女之事很蒙昧,再说这部书的文字我全认不下,有少数段落文字是被黑墨涂掉的,想必是书的主人净化这部书,谈不上那些秽语对我有何影响。我只是觉得这部书从民间到书本奇奇怪怪,悬悬渺渺,挺有意思,如同捉迷藏。我只是个热情的参与者,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价值和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可以说还一无所知。我想大表哥的热爱《金瓶梅》,很大程度是出于猎奇。不过,他比我懂文学,他画水彩风景、领袖肖像,都相当生动。他比我读的书多,他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书他都看过了。从此,这部完整版本的《新刻金瓶梅奇书》就落在我的大表哥手里。
公元1953年初冬,我从谷官屯完小转学到范庄完小,吃住在我姨家,做走读生。我任少先队的大队长,学校军乐队的队长。我无师自通学会了京胡和月琴并创作了第一首抒情诗。接着写起长篇小说来。公元1954年,学校号召学生向战斗在朝鲜的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钢字信箱有蒋维岐和伍文举两位军人与我通信,关系相当密切。我将定名《什么是光荣》的小说装订成书,寄给他们做为当年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那时我成了学校的焦点人物,颇有知名度。那年秋天,大表哥四喜临门:一是在清平师范毕了业,二是又考进了山东潍坊医师学校,三是为我娶进个十八岁的表嫂,四是在清平小城的街上花20万元(相当今20元)买了一部手抄本的《真本金瓶梅》。这四喜以得《真本金瓶梅》为最。他娶媳妇,我去压轿。过完了迎亲日子,大表哥从木箱里取出《真本金瓶梅》给我看,整整订了十厚本,都是工整的蝇头小楷抄成,现在看来,只这本书法就是宝贝。大表哥极高兴,自喜他得到了真《金瓶梅》,也是一百回,内容却比《新刻金瓶梅奇书》丰富多了。相比之下,我那部刻印的简本《金瓶梅》失去了可比度。我问他是怎么买到的,他说是一个老农卖的,十本书罗在一个黄锦包上,识字的不多,问津者自然少。卖书的老农说,十部书传了三代了,是老祖宗亲笔抄的,家里需要一笔钱,不得不卖,又不得不贱卖。大表哥一看是个宝物,没压价就买下了,倾囊而出还借了同学的钱。临毕业,卖了一床被子还了账,行李卷和书箱杂物,一付担子挑着,不吃不喝步行80里回了家。大表哥的得书,刺激了我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回到姨家,白天上学,夜里在棉油灯下读书。直到1955年,我读了《暴风骤雨》、《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三里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安巩传》等这样一批长篇小说和叙事诗。这样一种狂飚突进式的读书埋下了隐患:当年夏秋之交,我高小毕业到济南考新建第十中学,在白马山东站小学设考场,稀里糊涂考下来,没被录取。我因读文学书籍而荒废了学业。我在农村整整一年,准备第二年再考。农活是少不了要做的,不到一年中,我做过农业社的统计员,农村的民校教员,到地委农校学过新式农具。大表哥为解我落榜的苦闷,说:“我看你正好稳下心来读一遍《真本金瓶梅》。”我从老娘家把十厚本抄书背回家中,缓缓细细读起来。虽仍有许多字不认识,许多词不理解,但我觉得是一本很干净的书,语言很精美的书,是充满了我们鲁西方言、读来亲切的书。用以后学会的词语和掌握的学问说,毫无“淫秽”之处。这显然是一部洁本书,想找一句如同《红楼梦》中至今俱在的“女儿乐,一根几八往里戳”都不易。我对这部抄本《金瓶梅》加倍敬仰。这一年我在农村订阅了《北京文艺》、《文艺学习》、《青年报》等八种报刊自学,还反复拜读了神童作家刘绍棠的两部小长篇《运河的浆声》、《夏天》,把书中的人物品得极熟,尤其春枝、银杏这两个女性人物,使我觉得小说里的女性,因书面语言艺术的深妙无限而不朽。刘绍棠和他书中的女性,成了我的青春偶像。
公元1956年,14岁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我考取本县南镇中学,名列第一。一进中学大门我便发表了处女作。我的作文显露出小说的才华韵致,教文学课的李芳辰老师,同时戴着两付眼镜批改学生作文,他对我说:“你很有希望。”我至今记住亲似祖父的这位老教师的话,一直觉得自己很有希望。我们一级一班的两个班主任,一个是在谷官屯完小当过校长的王长荣,一个是酷爱文学的青年教师张月如。我任班主席。我的同桌是个女生,叫张淑贞,她是马颊河岸小马厂人,每次回家必经清平旧城,“清平”是令我极敏感的《金瓶梅》典型环境,大表哥那部抄本便是在那里买的。张淑贞是党员,是学校共青团总支书记,又是学校有名的中长跑运动员。但她不爱文学。环境尚未允许我与人谈《金瓶梅》,不过,看到张淑贞我便能想起《金瓶梅》来,我一度与她同桌,我天天同“《金瓶梅》”并肩而坐。公元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波及到学校。我校揪出了一个大右派,他是教体育和音乐的老师。人高大英俊,也喜欢我的音乐天赋和运动场上的跑跑跳跳。他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点名,其中揭出一条阅读淫书《金瓶梅》的“罪行”,我暗中吃惊。见这讨伐之势,从此我不敢在学校师生面前说“金瓶梅”三个字。我的脑子里装了很大的问号。这右派老师再也没有了那满脸幽默的笑容,他戴着右派帽子去见上帝了。我的青春偶像刘绍棠,还有全国一大批文人学者如艾青、丁玲等,一群群都被击倒了。
公元1958年,全国大跃进,学校停课深翻土地大种丰产田,炼钢铁,修水库,一片狂热,超负荷辛劳,一年跃进下来,我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简直像个长发长髯、骨瘦如柴的囚徒,狼狈到了极点。我像煮在开水中的一粒绿豆,不得丝毫平静,在一片昏热的社会潮中,哪 有时间去想犯忌的《金瓶梅》。公元1959年秋,我被保送到高唐第一中学读高中,出任学生会秘书兼文艺部部长。学校也是政治斗争的敏感区,进了校门不久就开始反右倾,接着便是煎熬天灾人祸,没完没了的停课、救灾。我组织校文工团,常出校门到社会参加各种交际宣传活动,又组织人力车队在高唐和禹城之间往返来回近二百里路,一天一趟。学业荒得一塌糊涂。吃菜叶,吃茅根,吃棉种,没饿死在公元1960年算是大幸了,普天下谁还管《金瓶梅》的事!我与大表哥一度失去了联系,他在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济南重型机械厂医务室。他的《真本金瓶梅》和我的《新刻金瓶梅奇书》都由各自的得主保管着。偶尔见面有所谈,我惊讶在那个时代他的超脱态度:他说“国民党对咱没啥好处,共产党对咱没啥害处,活一辈子看一辈子,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自从我上学以后,再困难也要设法买书看,到了公元1960年,国穷了,家贫了,人瘦了,我却积了满满一大木箱图书,成为知识的富有者。其中有鲁迅著作的珍贵版本《野草》,连同简本《金瓶梅》,严严实实放在木箱的中部。自从农村经历了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反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陆续强震,建国初的田园牧歌气氛荡然无存,百姓处在紧张不安、人命危浅中。民间传说似乎都绝迹了,又传下“用小说反党”爆炸性权力术语,多数知《金瓶梅》者断不敢言“金瓶”了。
那一阵子,父亲在禹城转运站上当国家小职员,伯父领着民工修桥当瓦匠头,都是靠薄薪糊口。姥娘家是彻底的农家,姥娘因饥荒染重病住在姨家,舅父逃荒下了关东,舅母讨饭去了藤县,大表嫂、小侄去依附正在济南郊区建设工地的大表哥。姥娘家成了一座空院。我去看望住在姨家的姥娘时,可巧碰上了大表哥,他腊黄的脸,干瘦的大个子,目光浑浊。他当医生,看病不谈医道,见了我就是大侃文学,涉猎文学,必谈“金瓶”。谈文不作文,是个文学鉴赏家。他说:“《红楼梦》这部书我读过,曹雪芹是从《金瓶梅》学来的,偷来的;可他全书论艺道处却只字不谈《金瓶梅》,他怕露了马脚。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我看《真本金瓶梅》的文字别有千秋,那对白,哪部书能比?我那部《金瓶梅》没秽语,不能称淫书,照我这抄本来排铅字版印成《红楼梦》一样的书,让它们双巴姊妹像俺大姑二姑一样,站在人前,多好!”他说的大姑二姑系指我娘和我姨,她姊妹是双胞胎,乡间称“双巴”。大表哥见我听得入神,就加重语气继续讲演:“没有《金瓶梅》,《红楼梦》不算一部完整意义的书。这么一部好书,就像咱身上粘了点屎尿,洗洗擦擦干净了,你能说咱不是人吗!怎么硬是让这点污秽把好人埋汰死了?《金瓶梅》成了‘淫恶’的代名词了。都说共产党英明,在看《金瓶梅》这点上实在是愚昧糊涂!”我一听他说共产党愚昧糊涂,吓了一跳,就说:“哥,祸从口出,可别说共产党不好!”我这一说,他竟朝我瞪起眼来:“何至糊涂了一部《金瓶梅》,把咱农民也都糊涂得吃草根树皮,眼看饿殍遍野了。”他方言京白一起说,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那时刚批判了彭德怀,我心想:大表哥呀大表哥,你是个彭德怀式的人物。当然,我绝不会告发他,打他的黑报告。
公元1961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那时就没想考大学,学业荒废惨重,什么大学的门坎也跨不进的。我把学生时代所有的课本、作业、考试成绩报告单、操行评语单,以及文学藏书,全封在两个大木箱里,上了锁。只想把几本日记和那部简本《新刻金瓶梅奇书》带到部队。大表哥知我当兵,从济南东郊赶回高唐家乡,为我送行,以为我不知开跋到哪方天涯海角。他得知我带了《新刻金瓶梅奇书》,便虎下脸来说:“你犯傻,《金瓶梅》是好东西,可带到部队去就害死了你。你年轻,不知深浅,万万不能带。你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说:“你保管就归你了。”从那时起,大表哥算真正拥有了两种版本的《金瓶梅》。没想到,我当兵的地方是在济南东郊七里河,离大表哥供职的重型机械厂建筑工地,只有十里之遥。
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独立通信团。我被誉为一百多名新兵中的“八才子”之一。一进营房,我就被推选为连队俱乐部主任,业余时间编墙报、练军歌。正课是战地被复线架设训练。每次越野铺设,过路、涉水、放线、收线,肩上挎的,手里提的,三盘线集一身有几十公斤重,一路小跑作业。训练下来,军衣能拧出汗水。隔三差五子夜里紧急集合,寒星草露里行军,生活非常紧张。我在新兵连处处能做表率,群众威信相当高,入伍不到两个月,通信团开共青团代表会议,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受千人的眼光沐浴。当年十月底,我被团机关选调到电影组任放映员。那个年月,基层连队最高档的文化生活享受是每周看一次电影。在部队,放影员是众兵青睐却求之不得的职务,数千官兵家属的营区,还有军营附近的老百姓,只有我们三个放电影的特种文化兵,故我们是全团无人不知不晓的人物,等同当代的影星、歌星。离开连队生活,走进机关,而且又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电影组,我得到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团俱乐部图书馆的各类书籍。我通读了鲁迅的作品,学习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全部教材。我们的全部放映器材,几乎天天装在解放牌军车上走南闯北。经常在黄河大堤上疾驰,银幕挂挂收收,不觉冬去春来夏又至。电影艺术使我同文学结缘更深了。我的脑子里深深潜藏的“金瓶梅”三个字复活了,可我既不敢在战友面前提,也不敢在日记中落墨。我思念《金瓶梅》就像思念女同学小六儿和张淑贞一样,那部托付给大表哥“代养”的简本《新刻金瓶梅奇书》,如同我的恋人一般。我风华正茂的年龄极渴望女性媚眼,我简直把《金瓶梅》拟人化了。
择一个星期天,我请了假,骑了电影组的自行车,到济南东郊历城境内的重型机械厂工地医务室,看望大表哥。这是我第一次穿着军装佩戴着领章帽徽与亲戚相聚。我远远望见,大表嫂正领着她的女儿小华在医务室的高坡上迎接我。大表嫂很乐观,矮个子,大眼大嘴巴,笑逐颜开,在我的印象里表嫂的脸上从不挂阴云的。她与大表哥一米八的个子和肃穆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世上奇巧事多,转着肠子拧着麻花,我的女学友小六儿的姐夫,正是大表嫂的胞弟。
小华迎上来,拉住我的军衣,一口一声喊“韩叔”。表哥表嫂都笑嘻嘻的。小医务室里不断进来抹伤看病的工人师傅,小华就天南海北地问长问短,大表嫂就赶做我最喜欢吃的酱茄子。吃了午饭,叙叙家长里短,亲情冷暖,说说军营连队,拉练轶事,大表嫂就带着侄女小华到一帐之隔的“里屋”休息,腾出个空来让我们兄弟说说话。大表哥最懂我的心思,趁中午午休人静,便说:“我把《金瓶梅》拿出来,你翻翻也满有意思。两种版本都在这里。”一个包袱皮打开来,有一大一小两个布包儿,自然大包是《真本金瓶梅》,小包是《新刻金瓶梅奇书》。其实,这两部书避就避有文化的人,没文化的人百分之百不在意,我先打开小包,两本厚厚的线装书散发出幽幽的书香,令人陶然微醉。我把脸贴在书上,久久闻着阔别的《金瓶梅》气息。要问我《金瓶梅》是什么,我说就是这种特殊的古典气息。翻弄了一遍又一遍,不在乎读字,而在於玩味。亲热够了奇书,再解开大包,手抄《真本金瓶梅涌来一股清淡的墨香,似有又无,对人是太刺激了。我翻着一本本清秀端庄的蝇头小楷,脑海里老浮现着那位抄写者。也如同《金瓶梅》不可分割的血肉了。我问大表哥:“你还读它吗?”他说:“常在夜深人静了,取出一本来读,像日本人的茶道,品书也如品茶,好书不在读,在品。”那时我不懂什么日本茶道,只知喝茶是有茉莉花香味的,因我父亲开过茶庄,经营茶叶多年。我极明确地告诉大表哥,我要当作家,留下一本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先学诗道,后营小说,小说里必有诗才行。大表哥说,他不当作家,只做个品尝佳作的人,品书是一大乐。他还说等有了时机,这两部《金瓶梅》都归我。再三叮嘱我:《金瓶梅》被世俗误会太深,千万别再对外人讲《金瓶梅》,特别不能讲有这两部藏书。他知道我喜欢写日记,说什么都可记,唯独《金瓶梅》不可记,共产党的污点更不可记!那时我们兄弟对《金瓶梅》的观点都是一致的,然而我对大表哥的疏远共产党心怀愀然。共产党金光四射,喷薄如朝阳。当时我尚不懂,一个政党,其实是很像一个人的。我表示记住他的嘱咐。我们各摇着一把芭蕉扇子搧凉。透过简易的窗子,我望见远处的工地和工棚,大表哥的医务室在远离它们的高坡上,实在像一个海中的孤岛,也许是求一点安全加宁静吧。我品尝了一阵子《金瓶梅》,像瘾君子过了一把瘾,就帮大表哥收拾包裹好。这真正是不虚此行。下午,待天稍凉爽些,我就骑自行车返回营房。
那年夏天,我添置了两件奢侈品:花12元买了一部矿石收音机,花17元买了一只行李箱。这只木箱子外镶一层蓝布,箱角铆着煌煌铜钉。这只木箱装了我过冬的棉军服和一些书,算是当兵的全部私有财产。我记得父亲还给我捎去了一条鹅蛋绿的大浴巾,正好做了我御寒的“围巾”,严冬之夜来往市区郊野,坐在空荡荡解放牌军车上煞是酷冷。有了这“围巾”,我的生活里又多了一宝,过了冬,洗净放在木箱里。
盛秋季节,济南地区干旱无雨。记得我们从章丘县境内的黄河岸边,为部队农场放映《万水千山》回来,刚把放映机收拾到电影组里,我的大表哥突然来到,在营房北门,警卫打过电话来,让我去接人。我虽因一夜未眠甚感疲劳,一听大表哥驾到,精气神儿又来了。见到大表哥,看他一脸的愁容,我心一震,没等我问,他就说他倒霉了,他遭灾了。我焦急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一把火把我的家当全烧光了。”……
原来,大表哥的医务室里用了一只100瓦的电灯泡,有一条长长的电线,根据需要随时移动,晚上便牵到床头照明看书。盛秋的施工工地苍蝇蚊子多,他支着一架蚊帐,白天不慎把灯泡压到卧单底下了,而且又不慎拉通了开关。那日是星期天,工人休假,他在医务室外,穿着裤头背心洗衣服。突然闻到一股焦烟味,回头一看,室内浓烟滚滚,床头起了火,蚊帐易燃,火势很猛,根本无法救。电路上的保险丝断了。大表哥见“家”的那个角落没救了,自己就抢救医药器材,幸好公家的东西万无一失,他的全部私有财产却荡然无存,衣服被褥还有表嫂临回乡前做的两双厚底布鞋都化为灰烬,只剩了洗衣盆中的一身外衣。事后,公家给了他一点救济,说他“失火后先抢救国家财产,属大公无私行为”。
大表哥在从营房北门到我们电影组的一百多米路上,很悲哀地告诉我:两部《金瓶梅》都烧成了灰。他说:“这是我最难过、最对不起表弟的事,衣服可以再出钱买,可线装的和手抄《金瓶梅》,花钱也搞不到了。哥有罪呀……我来主要是告诉你这件倒霉事。”我们都很沉痛,低着头走路。我说:“哥,烧了也好,省得给咱招祸害,《金瓶梅》与如今这社会更不入流,别后悔了。”到了电影组,大表哥再没提火焚《金瓶梅》的事。我留他吃了饭,吃得是高梁面窝窝头。部队也缺粮。大表哥受了灾,我最少要送他两样东西,於是把刚买不久的木箱腾出来,又到警卫排,用我的一套新军服换排长一套旧军服,因排长与大表哥的身高差不多。排长是个老军人,有积存,听我讲了大表哥的灾情,就白送了一套给他。大表哥见箱子和军服,嗫嚅着,终也没说出话,提着箱子走时仍打不起精神,简直有些像鲁迅笔下的润土了。我知道,他是为了那两部《金瓶梅》的突然烟消灰灭。是啊,没想到《金瓶梅》与我们弟兄结缘十载就永别了。临别时,大表哥对我只留下一声长长的慨叹。
公元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造神运动推到了峰巅,中国文化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中国文化独崇“红色”,大大刺激了造纸和红漆化工业的超常生产。文化革命期间,我被编入野战师进驻新疆。不久,又被借调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专案(民族)办公室,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沙赫德拉专案组的副组长。旷日持久的内查外调,使我们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先给这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国际间谍、里通外国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四顶帽子扣在头上,然后再去查材料,找证据。白发苍苍的包尔汉被关在一间黑屋里,一个高倍放大镜伴着他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一次我单独提审他,他递给我一份交待材料,还有一份厚厚的东西。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写科学家在二十一世纪治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故事。我心里一震。酷恋着文学的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发出好感,脸上抑制不住溢出悦色。我竟然忘了他是“犯人”,是共产党人的“阶下囚”。随即问他吸不吸烟,我递过一支“新疆天池”,他眉飞色舞地接了。“你读过《金瓶梅》吗?”我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问了这样一句话,或许是有最大的爱才产生最大的勇气,而勇气是无畏的。他大概见我是一个很忠厚善良的军官,就悄悄说:“读过读过,毛主席叫高干都读一读的。”“你存有原本吗?”“是影印的线装书,叫《金瓶梅词话》,在我北京北太平庄家中的地下室书库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怎么评价这部书?”“这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书,如同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热依木·都扎尔的《热碧亚赛丁》,都有不朽的语言,都是不朽的民族之花。《金瓶梅》揭开了一个大社会的盖子,揭开了,自然什么都露出来了。这部《金瓶梅》是历史的‘化石’,一块‘化石’还有什么不可让人看的!我受过这部书的启发,才写了《论阿古柏政权》,写了话剧《火焰山的怒吼》。”他点燃了那支“新疆天池”并没有抽,掐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尖上。我再没有问下去,收回话题对他交待说,要好好说清历史问题,好好注意身体,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他见友善,很激动,便双手抖着递过几封信来。我一看是写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内容是申诉自己的冤情,为自己辩护的。这样的信他先后写了许多封。我知道这些信的命运,它们连专案办公室的门坎都没曾出过。
从此,我心里渴望能见到包尔汉藏的那部线装《金瓶梅词话》。不久,我们派人到北京去清理包尔汉家被抄的东西,只运回几百册外文书和中文典籍,一些出国带回的名画,数套苏联民歌唱片,还有部分信件、手稿。独独没有中外文学著作,更无《金瓶梅词话》(全本)的踪影。想必全被红卫兵们抄去,说不定早摆在中国左爷“古董大盗”深宅里的书橱中了。显然,我渴望一睹《金瓶梅》芳容的美梦成了泡影。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驱赶到极为窄狭的死胡同,万众失掉了自我,生命之舟在愚昧的狂热中,在对活神仙的虔诚仰视中,白白浪费掉了最宝贵的富有独创性的年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生子育女,在大西北的天山沟里组建了十分清苦的家庭。故乡面上,我的至亲还都幸存于磨难中,我的两大箱藏书却荡然无存了,据说是做了包装纸,卷烟纸,擦屁股纸。
2000年谷雨于北京高唐梅莞斋
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夭折
公元1977年,新中国第一代最高领袖长逝,人造之神走下圣坛,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浩劫,长达十年的滔天罪恶,躲避了罪魁,只与“四人帮”清算。到底是走出了红色沼泽。中国重获解放的第二年,我因出版了诗集《热瓦甫琴歌》,从新疆军区某部调入国防科委文化部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被新疆友人戏称为“北京人”。这时,社会各层面的受害者,纷纷走出牛棚和牢狱,平反昭雪。在中国版图内所有炼狱的人,痛诉文革祸国殃民的罪行。原本有头有脸的人物,陆续登上首都刚刚发展起来的媒体。中国人遭了祸害,大都不习惯问责,探究根源和祸首;却习惯从愚昧中再跳入新的愚昧里,又极容易满足,更安于忘记历史。
中国的最高权力者一贯反对干部把自己管辖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然而人们有一种意会中的共识:实际上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是存在着的,这个独立王国的含意,多半是指部门领导人专断和独裁的遗风。既是“独立王国”自然要有“国王”,这些“国王”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膨胀特权,威风得很。文化大革命后曾卷起过反特权的民间舆论风潮,一些度过文革灾难刚官复原职的干部,正以特权补养心灵的伤口,反特权等于反了他们的即得利益。故“反特权”成了一个旨在启蒙的历史口号。
公元1981年,我与剧作家高德华、青年编辑侯豫生深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在发射团的小招待所里,集体创作了以我国第一枚火箭发射成功为背景的电影文学剧本《火箭从这里起飞》。这个本子先后被广东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看好,最后落定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该厂年轻导演李杰锋亲自飞抵北京来与作者谈剧本,又请我们去峨嵋厂修改定稿。我们的剧本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时期,部队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及矛盾转化中表现的崇高友谊和情操,歌颂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峨嵋厂已发布了开拍命令,并派副导演晏文藩来北京选演员。这时,我们的“国王”,我们的颇有霸气的“最高领导”,武断地否定了《火箭从这里起飞》,认定我们的剧本基调不对,本系统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没有矛盾。恶狠狠说:峨嵋要拍,就砸了它制片厂。在这个大系统,“国王”的话说一不二,无人敢违。《火箭从这里起飞》是当年全国看好的军事题材故事片,而且是国防科技战线第一次、也是第一部反映本系统精神风貌和业绩的作品,就这样轻易地被“长官意志”一言毙命。
我与剧作家高德华只好去向住在总政招待所的电影导演说明情况,深表歉意。在我们道歉的地方,巧遇片名只是一个“翔”字的电影摄制组刚刚进驻。我们下“峨嵋”,人家上“峨嵋”,一上一下者擦肩而过。据可靠消息说,这部“翔”字电影摄制组的核心人物、兼编导演于一身的明星,是接受了我们“最高领导”的支持(如提供给最好的机器和电影胶片)才得以顺利开拍,挂靠的是峨嵋电影制片厂。这真是中国官僚让你死,你不能不死;让你活,你蝇营狗苟死也难。独立王国之王、我们的最高领导特护的明星之作——《翔》,一部毫无反响微波不兴的极平淡平庸之作——終於拍成了。我们暗中忿忿:怎么遇到如此一位“儒将”(炉匠)!事后谈起本来应该隆重推出的《火箭从这里起飞》,竟被兎子先吃了窝边草,一位资深的将军对我们说:“你们笨透了,你们的剧本里独独缺了那个人的影子,拍不出来,活该!三个作者,一对半愚秀才”。我虽未曾在封建帝王统治下生活过,可真是领教了天子帝王的厉害。中国的准帝王亚帝王们同样是不受制约的常有理的化身,出言便可巅倒乾坤,又爱听颂歌。大国里有数不清的无形的独立王国,在王国里当作家,难也,愁也。
《火箭从这里起飞》的夭折过程中,我的最大收获是再也不动念影视剧本创作。除此还有一个小插曲奇特之极,值得一记。
我们在峨嵋电影制片厂小招待所修改电影剧本时,同住在楼上的还有《湘江文学》的编辑。电影演员们常来请他们看手相。我与这几位编辑交往不错,常谈到夜深人静。他们离开峨嵋厂那天,笑着对我说:“都说湘地人有吉卜赛人的水平,不想让我们予言一下你的前程事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当然求之不得,便伸过手去。编辑细瞧又凝思,一言不发,写了一张纸条给我,上有六句话:“赫然炫文胆,名高不在诗。人王怒双眉,并瓦两呆峙。悟透语则清,当明自会明。”心装六句神奇之言,我苦思冥想了数日:我以诗小誉九州,文胆擎诗却无大名,名高当何在?恰逢蓉城夜雨,闪电雷鸣,突然灵动在心:“人王怒双眉”乃“金”字也;“并瓦两呆峙”之“并瓦”实指“瓶”也,“两呆”为“槑”乃“梅”之异体也。我的前程事业与《金瓶梅》有关!“人王怒”,惊动皇权也,“并瓦”为高端上冠也,“两呆峙”,延待对峙不相容也。我怎么会因《金瓶梅》受累?茫然中同剧本的合作者去游峨嵋山。在一寺试探金瓶玄机,占得第二十六签。僧人在一页黄裱纸上手书云:“名与利今虽损,若遇时便返本”。我少年时便与金瓶结缘,但几十年来守口如瓶,何谈因《金瓶梅》而名高天下,又名利双损?我依旧茫然混沌,隐忍一腔忧郁,摇头喟叹:权作游戏也,信也不信,不信也信。可是自此一环一环,我不由自主地跳进《金瓶梅》里了。若读罢另外几篇文章便知,确实验证了“湘地吉卜赛人”的预测无误。
这么说来,我倒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问一句电影剧本的命运呢,其实也无须卜,只明白独立王国的一个理儿即可:不歌功颂德,必妖(夭)折。
刚剪断脐带的宁馨儿
中国二十世纪中叶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文化浩劫及现代化造神悲剧一旦结束,平民文化开始发出复苏的气息。军政各界也做着编制调整,国防科委改为国防科工委,把国防尖端科技与国防工业拢在一面大麾下,独立王国扩大了“版图”,自然,我们的“最高领导”也扩大了权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暗中听说文化处的一个朋友搞到了一部二十一大本古版线装《金瓶梅词话》,是不脱皮少肉、不删一字、原汁原味的初版书(含二百幅绣像)。闻此言如雷贯耳,心中滚着一轮旭日,我立即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迫不及待,我找那位朋友私下里商量借阅办法。那朋友说,这部《金瓶梅词话》是他央及友人复印的,一长串朋友在传阅,他可以为我排个号,从头读来,毎次借十本,三天为限,交旧领新,一周内读完。声明一定要准时守信,不然就把阅读网络打乱了。这是朋友们暗中冒险操作,不可张扬,走了板眼露了馅,那可是传播淫书的罪名。我说敢立军令状,出卖朋友不是人。眼巴巴地盼着,揭开《金瓶梅词话》的“盖头”。
待《金瓶梅词话》传递到我手里,说实话,比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处女诗集《热瓦甫琴歌》时还激动。那种感觉像是见了久别的恋人。我掀开《金瓶梅词话》的“盖头”,昼夜不停地赶着读赏,身心沉浸在这部古典中,在与《金瓶梅》的世界炽热拥抱中,度过了公元1981年岁末的七个日日夜夜。
边读边想我能否搞出一个《金瓶梅》的洁本来?显然是困难的:我无法拥有这部原著,退一步,也不可得到长时间借用的权利,我更无实力和条件将其再复印一套,留作资料,以便展开洁本工程。我想缩写出词话本《金瓶梅》原汁原味的故事来,当然不是搞一个大杀猛砍的节本,更非是原著的摘抄组合体;而是忠于原著神核风貌和情节框架的再创作。
我又第二次向朋友借《金瓶梅词话》,精读细品,品出原作的意蕴韵致没,理出情节“珠子”,重新创作一部适合当代人阅读的《金瓶梅》。这在禁封意识极强的中国,一定会被大众喜闻乐见,拥有大量的读者。也能在客观上说明开明政党有达观的文化观念,并体现现代文化潮头对老牌禁果可餐处的关注和谨慎开禁的努力。我甚至觉得自己是要履行一种很文明的义务、职责,是要开拓一宗很神圣的文化业绩,是要张扬一次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要表明军旅作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和捍卫者。
当时国务院文化部所辖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刚组建不久,社址即在我家近邻的恭王府内,周明先生主持社务。我向他谈了要创作一部《金瓶梅故事》的计划,他颇感兴趣,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正要编一部《论金瓶梅》的学术作品合集,可以为之配合。周明先生是第一个支持《金瓶梅故事》的人,他说在《北京晚报》上读过我的文章,我的文字功力可以写好这部作品。他的支持是釜底加薪,我的创作热情熊熊燃烧起来。
在那个时候,我痛感从文革大浩劫中走出来,并没得到精神世界的彻底解放。如同受伤的鸟儿,飞出旧笼子,又钻进新笼子。官场体制仍是陈旧的,“文化心态”极为脆弱,仍不见开明盛世的一线曙光。叶文福写政治抒情诗忠告一位将军,白桦编剧的电影故事片,反思了一下造神之酷,作者们均受到“政治老人”们的严厉喝斥及组织上的打压迫害。“政治老人”们其实还都是封建老根上的“根瘤菌”,一怕抵毁“皇帝”,二怕宣扬“色情”,三怕闹“自由”化,这三怕乃最敏感的“中国神经”。仿佛这一对半“中国神经”有国关乎亡国,有党关乎亡党,似乎这“中国神经”已融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中了。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大浩劫,中国依旧很难驱净皇权至上的阴影,很难摆脱俯首听命的奴才心态。我对数十年造神运动进行了多次反思,心中产生了长期洗脑受辱的愤怒:我早已丢掉了属于自己的灵魂,我已被雕塑成了一个十足可怜的神坛阶下的奴才。我要唤醒自己的人魂,复归自己的人性,捍卫自己的人权。我开始升华自我,我开始俯视全部社会。我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信仰;我不能是一件“民族机器”按型号成批生产出来的“商品”。我已成为时代的一切陈腐传统的叛逆者!基于这样的激情,我决心做这件文学界冲破禁区又别开生面的事情:开了缩写《金瓶梅词话》的先河。
在北京后海南沿柳荫街东口袋胡同我的月牙河书屋中,潜心于这一文学工程,停笔休息,吸烟深思时,也曾想到:缩写《金瓶梅词话》真累呀,要比自创一部完全虚构的长篇小说难数倍,所耗心血实在都浇灌在原著上,变成了原著的光彩,我扮演的实际上是个无名英雄的角色。且缩写本在国内文学圈内并不认同是一种创作,自然少有青睐的目光。对于一部严肃的缩写作品,也许嗤之一鼻,丝毫引不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这既无名又无利的极为沉重的事,我默默做下来了。从公元1983年元月23日正式投入创作,到当年6月27日,《金瓶梅故事》(亦称《金瓶梅演绎》)一期工程15万言杀青。我把这部作品比作刚剪断脐带的宁馨儿。
我抱着宁馨儿去文化艺术出版社见周明先生。他说要立即送主管部门审定。刚出浴的宁馨儿,就这般闯进了中国的第一家出版社,怕只怕俊媳妇遇到恶丑的婆婆。几个月过去了,我与周明先生联系,他约我到东总部胡同他的家中,见他一脸很无奈的样子,便知结果不妙。他说,这部稿子很重要,特地放在家中,怕丢失。主管部门不同意这部书,原因也难说清楚。我默默地接过书稿,道声谢谢,握手告别。心想:天子脚下难成事,中国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机会总是有的,好事多磨,天无绝人之路嘛。我把这部书稿带回柳荫街的月牙河书屋。
公元1984年7月间,山西省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文学部长孔祥德请我帮《太行山》编辑部组稿。我与他谈妥,由他将《金瓶梅故事》书稿带到太原,送《城市文学》编辑部或山西人民出版社。我说,《金瓶梅词话》版本原是从山西发掘出来的,《金瓶梅故事》最该回“家乡”发表出版,宁馨儿找个好摇篮。
孔祥德回太原后,很快来信说,《金瓶梅故事》受到太原市刊《城市文学》主编刘作舟热烈关注,决定刊用,还准备出版单行本。连载稿已部分发排。然而步入九月,太原方面遇到了困难,是来自官场的压力,那时的刊物如同蜗牛,外壳是极脆弱的。责编张志安说了许多惋惜的话。这前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曾审处此稿,以为 “作品没有问题,出版只是个时机问题”。刘绍棠也试图编进他主编的“大众文学丛书”,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均未果。这连环碰壁,我视作宁馨儿的“摇篮曲”。
创作《金瓶梅故事》伊始,只想到如何净化这部作品,只担心文学功力不足,也想到了困难和风险,总觉得成功会大于失败,真没想到竟然踏进埋了三百年的“雷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心中曾射出一缕曙光,以为整个民族会从“文革”的灾难中醒悟过来,反思深及到《金瓶梅》。去净污秽的《金瓶梅故事》在我心目中是《金瓶梅词话》的涅槃再生,是一只“火凤凰”。文化官场不应对此冷漠,政治官场更应向全民族表示当代执政者文化思想的达观。我以为迎接我的是美丽的彩霞、热情的双臂、温馨的怀抱。没想,抬腿跨越《金瓶梅》禁区时,会如此迅疾地扑来黑云和寒流,漫卷过我及所有对《金瓶梅》钟情的男男女女。
“文化苏醒”只是一场浪漫春梦。
《剑魂》的风险大战
陕西《剑魂》编辑部的同仁,心高胆壮志如钢,敢向“雷区”里踏,就是因了有这么一股气势:《金瓶梅》要禁到地球毁灭那一天么?世界万物万事没有解不开的扣子,就是要冲破禁区,展现封建时代的丑恶,交给百姓一面对照现实的镜子!他们以为《金瓶梅演绎》是缩写家将原著熔炼后重新煅打出来的新形体,已有了脱胎换骨的丰采,禁原著“有因”,而禁新作无理。冲破《金瓶梅》禁区,这是唯一有效的起步。冲不开,也把这个禁区摇一摇,愚公移山,水滴石穿。即使失败了,这是义举,如同谭嗣同的悲剧,谭嗣同带血的头颅是一轮太阳。我敬佩《剑魂》。
公元1985年5月间,《剑魂》常务副主编王德芳带着两位编辑来到北京我的旧居,他带来了正在被查禁的《剑魂》期刊(一次性登载了《金瓶梅演绎》三十七篇)。告诉我,编辑部向全国发出千余份订单,征订了三百万册,列全国刊物发行量之首,风靡大江南北。我捧着这期刊物百感交集,宁馨儿笑遍全国,也是《金瓶梅》诞生以来最宏大的一次传播!我享受着危难中的荣幸,体验着走钢丝绳的风险愉悦,我与《剑魂》生死与共。
文化官场旋即轰响起查禁之声。王德芳请我找北京的名流写文章支持、声援。我试探求诗坛名宿艾青老,他好似一座山,一座山迎八面来风,我知道做山也不容易,云雾有时也吞了它。艾青依然说他对《金瓶梅》素无研究,知之甚微。最近还因介绍一位博士签错了字,一生谨慎,老是受打击,你这点小忙我就帮不上,很对不起。我们还找过当红的斗士作家、新闻界的枭勇刘宾雁先生,他夫人说,此举太超前,刘宾雁只是满腹愤慨,把查禁者斥为“文化警察”。那时他面临的政治压力已很沉重,没有为《金瓶梅演绎》鼓而呼的底气了。其他名人大都萎萎昏昏如惊弓之鸟,《剑魂》借不到扬帆的“东风”。
陕西省遵从国务院文化部禁令,配合全国,急鼓密锣声势浩大地查封《剑魂》。省出版总社吊销了《剑魂》的期刊证,并宣布为非法出版物。《剑魂》编辑部不服有关“红头文件”据理力争,保护刊物和全体编辑人员的尊严。他们向中宣部和国务院文化部致函、报告,明确阐述了编辑部的观点。那时,《剑魂》已处在文化围剿之中,成了权力围墙中的“猎物”。让你死,不死也得死。如果我们的体制是鲜活清醒的,民主求是的,机智作为的,深解民意的;而非僵化愚腐、奴性十足、弱智又蛮横的,就不会暴露理屈词穷的丑态。果不其然,国务院文化部的头面人物对怀有真理的《剑魂》恼羞成怒,训斥道:“我不管什么版本不版本,不让你出你就不能出!”这便是中国文化官场塔尖上的声音。《剑魂》编辑部在“扫黄”中突围,强行顶风印行二十万册。
编辑部在危难中收到各地读者千余封来信,予以热烈声援。《金瓶梅演绎》在民间高价抢购,一时洛阳纸贵。而文化官场则在各地大网“扑鱼”,大举查禁,有的人被拘留审查。宁夏某县将查得的《金瓶梅演绎》堆如山包,浇注汽油,当众点燃焚烧,烈焰熊熊,浓烟滚滚。这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国内极为罕见的焚书场景。新华书店的党支部书记抢出一本烧焦了边的《金瓶梅演绎》,坐火车赶到西安,对《剑魂》编辑部的人声泪俱下道:“我在路上看了这书,没什么事嘛,我们烧得是人民币呀,烧掉我书店半壁江山。上边都是少眼无珠的人吗?怎的不像我,读一遍这本本子嘛。”
《剑魂》编辑部发动的解冻《金瓶梅》风险大战,很快被官场剿灭,吊销刊号,撤职主编,解散编辑部。*人 的专治机器,很马利地干了一桩比封建统治者还愚蠢的丑事。 回首细思,《剑魂》可歌可泣。它完成了《金瓶梅》问世以来最大的一次平民传播。好似一场《水浒》壮剧史诗,轰轰烈烈唱了大半年便烟消云散,连个断壁残垣的“水泊山寨”也没存下。看似拜拜了中国,其实是化进了历史。
昂首挺胸自豪吧,《剑魂》 !
会见关本满先生
我的月牙河书屋与四家为邻,共居一个小院。刚刚摇落满树红枣的那天,一位大个子男士迈上小院门的高台阶,嘴里喊:“韩部长在吗?”我立即走出书屋接客,矜持地应了声:“我就是。您是——”那人说:“你不认识我?”的确陌生,我只好摇头。只觉一股很冲的烟味扑面而来,彼此都尴尬。陌生人噗哧一笑,露出香烟燻黄的牙齿,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慕您大名而来。我是西安《剑魂》编辑部的副总编辑关本满。”啊哦——我想起来了,《剑魂》创刊号上载有他的诗作,他是个诗人,只是他的副总编职务,没人向我透露过。我热情地将他引进书屋,端茶递烟招待。关本满坐下来,运足了气,侃侃谈来。他说是特地从西安赶到北京,专门来找我的。他要向我讲一讲他为传播《金瓶梅演绎》做了些什么,不然他死不暝目。他要不来,谁都不可能对我讲,其实谁也讲不出来,因为事情是由他单独做的。
关本满先生留着长发,很有些像当年延安窑洞里的一党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姓名遭批判,说“关本满”是关东军、日本、满州国三位一体,是封建法西斯阴魂不散。加之他用“推背图”预测出林彪祸国,曾被打入监牢,受到的磨难可想而知。
《剑魂》排印《金瓶梅演绎》,是他背着稿子去了甘肃平凉地区印刷厂,只是想方设法在限定时间赶印20万册刊物。他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在印刷厂和平凉邮电局之间穿梭织网,讲传播《金瓶梅》的开创意义,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用搧情词语打动人,又动用了市场经济特色的奖励手段,从铅字排版、校对到印刷包装,道道关口,各个车间,一条龙投入奖金。感情投资,奖金刺激,重赏之下勇夫百出,把印刷厂和邮局上下全部人员齐刷刷调动起来,行动之快,迅雷不及掩耳。当时印刷厂和邮局正在进行整党,他们中止了整党会议及各种活动,全部投入“印刷发行”攻坚战。印刷厂调动了全部车辆,连拖拉机都出动了。群众如过节日,围在印刷厂门口,欢送《金瓶梅演绎》出厂。邮电局大批邮袋倒流东行,西线上邮局纷纷向邮电部告急。关本满指挥完20万册特刊一夜之间即走上了通往全国的邮路,耳闻查封禁令阵阵威逼,他有了第二次坐牢的准备,头一仰,发一甩,顾不得睏乏之极,独自跑到三教圣地崆峒山拜佛去了。
没有关本满“最后的智勇”,洁净可读的《金瓶梅演绎》就不可能传到民间,到头来,作者编者挨了整,《剑魂》粉身碎骨不说,如若20万书再运散不开,经济上的损失就太大啦。幸亏关本满“市场操作”,大功告成,我的心血之光尚能在读者中辉映流传;真正指责这部《金瓶梅演绎》的,是文化官场的官话,即使官话,也未曾道出《金瓶梅演绎》文本究竟错在何处。我说:“关兄,我个人要谢谢您。我们被挫为‘败局’,实则是胜利者的凯旋。《金瓶梅》的精华得到传播,您立了大功。”关本满很激动,烟瘾好大,一根接一根续着抽,加之我也凑些热闹,书屋里像烧砖的窑,一开门,烟雾翻涌。我们谈天说地,侃文论世,渴了就喝,饿了就吃,就是睡不成觉。我们一口气滚滚滔滔谈了24小时,从此结成数十年打不烂拆不散的盟友知音。
一见如故,一谈倾心,相融得无话不谈。望着他嘴角上的乙级香烟,觉得可以幽默一下了,我说,我抽烟量少,如同人的一年过一次生日,我嘴上叼的是生日的蜡烛;我说他叼得是火葬场的烟囪,他就乐得露出稍长的黄门牙,滚出沙哑的笑来,似乎喉头里終日装着呼呼作响的痰。我与他谈以潘金莲悲剧为原型,写一部多卷本描写中国人治社会风情及灿烂悲剧的《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他听罢忽地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这才真是划时代的作品,为中国人治社绘画句号的作品,只要完成,定能传世。假如将来出版自由了,他当我的出版经纪人。
这是诗人与理想的会见,友谊与挚诚的会见。他给我讲了千里走平凉、虎胆闯禁区的传奇,即买车票回了西安,挽救了这一段平民的英雄史页不被世俗的尘埃掩埋。
叶君健对缩写《金瓶梅》的关爱
公元1985年岁末,上海的《文学报》发表了著名老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前辈的投书,尖锐而又热情地提出关于世界名著缩写本的出版和编辑问题。以玛丽、兰姆姐弟合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影响了全世界为例,强化了一个论点:缩写文学同样可以成为名著。这篇热情洋溢的投书,我一口气读了两遍,觉得这实在是专为我说话的好文章。虽然是巧合,我也并不知老作家投书的背景,那铿锵之语却抚慰了我的心灵。我因缩写《金瓶梅》闹得政界、军界不安,搅得全国沸扬,在黑云密布之时,叶君健的投书,尤其是对缩写文学的高屋见瓴之论,简直是一缕刺破乌云的霞光。这是天意缘分,在客观上对我是强大的精神支援,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学养和创造开拓是一回事,官场和专制统治是另一回事,两者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我并不认识叶君健老人,这时真渴望立即见到他,结为忘年之交。一部很学术味的文学作品,知识界的认可要比官场的认同珍贵万倍。
我先拜见了艾青。一见诗坛泰斗,我自己就有了轻松幽默,在他南屋会客室里心语滔滔,从叶老投书《文学报》如何激发起我要将《金瓶梅》缩写本锤炼成名著的决心。艾青老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事,目前怎么样了。我说,至今那举着的刀尚未向我砍下来,何时落刀,当然他们不必征得我的同意。艾老高兴起来,说平安无事就很好嘛。他的儿子艾丹对我说,他爸很少有这么高兴,今天陪他吃顿便饭吧。
当天下午,我去北海东侧恭俭胡同6号拜见叶君健先生,拜师求教,非常虔诚。我带去一本《剑魂》刊的专辑《金瓶梅演绎》,讲了我创作《金瓶梅》缩写本的经过。叶老对我缩写《金瓶梅》兴趣盎然,说我搞了一个大工程,不会是白白劳动的。当前时机不太好,中央正被许多社会问题搞得很难办。我们谈得很投机,叶老的夫人也很和霭可亲,对我这穿军装的晚辈很喜欢。我请叶老指教,并表示向名牌缩写文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高度奋进!
不久,我收到叶君健老的一封信,是读罢《金瓶梅演绎》的读后感——“《金瓶梅》的改写章节,我已读过了。我觉得你的压缩很得体,在语言上还尽力保持了原有的风格,这是一般的缩写本难得做到的。你对这项工作热情如此高,还是以做完为好。我想暂时出版有困难,不妨利用这段时间把稿子多给些专家看看,提些意见,最好搞出一个完整的、可以被接受的本子。这也不失一项成绩。”我把这封信的内容敬称为“叶君健思路”。
《金瓶梅演绎》之传播,虽已无法计数,以它为母本生发的其他版本更是难以估计,只经济效益算,我之书养肥了可观的书商们。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它有些似刊似书,不伦不类,我自称为“剑魂版”。在此版的基础上还待於适度增加必要的情节,强化人物情感网链中的意蕴表达,从总体上升华缩写本的品位。
公元1987年整个金秋,我潜在月牙河书屋里,像一星落尘,静静悄悄打磨已定名的《金瓶梅故事》。“演绎”二字含有延伸和扩张的意思,加附在任何一部缩写作品上都是不适宜的。它只不过充作了《剑魂》发表本的一个代称,已经成为一页非凡的历史。我增加了三篇新“故事”和一篇“后记”,增添了一个“主要人物表”。对原三十七篇“演绎”认真加工。我不敢松弛,放开笔墨信马由缰,求速贪快;我要保证质量。定稿之后,再三琢磨“后记”,特意浓墨重彩细构精描了《剑魂》编辑部的几员有功战将,流露出我由衷地敬佩之情。记叙《剑魂》丰采之笔墨,占了“后记”的半数文字。这部完整的书稿,要送一家权威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才真正算得上百米赛逼进了冲刺线。《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才算挺立进神圣的文学殿堂,放射文学之光彩,占据高雅文学碑林中的一个位置。
《金瓶梅故事》编定之后,我特意买了一盒“阿诗玛”香烟,独自注视着书稿,深深地吸着,长长地吐着阿诗玛化成的柔美的烟圈,噙着两眼热泪,有喜,有悲,任其夺眶而出,沿脸腮鼻翼流淌。我打开录放机,听新凤霞的《无双传》大段反调唱腔,那悲切艾怨的音波,揉挫我的心绪,一种悲怆豪壮之美,在心中印染出奇妙的幻境。我是在顾影自怜吗?不是!我是在哭泣,在向80年代的“文化专制”这堵高墙哭泣,让中国再现一次孟姜女哭倒长城的神话。我总想:古老的《金瓶梅》能撬开一个崭新的时代——古老的民族虔诚反思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真正复兴、辉煌、跨越,是绕不过《金瓶梅》命题的。这一种认识,官场人肯定要滞后於老百姓。这恰恰又是一种中国式悲哀。
我洗了一把脸,握笔展纸给作家出版社副总编房树民先生写了一封信。房树民先生前几年曾通过我寻求出版赞助,我原想主编一套“中国神剑文学丛书”,与作家出版社合作,却未及做成。房先生从我的信中了解到我这一段震动全国全军的文案,真正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怜天悯地之心,先复我一函,要我勿将金稿再送其他出版社。随即派二编室编辑潘静女士,亲自到我的月牙河书屋取走了书稿。一周之后(公元1987年岁末),潘静女士寄来一函,对《金瓶梅故事》做出评价:“我丢开了其他工作,抓紧时间阅读了您讴心沥血写出来的《金瓶梅故事》为社领导写了六页审读意见。我认为您的故事缩写是成功的,质量是上乘的。符合我社的出版方针,达到了我社出书要求。”新年伊始,作家出版社社委会已研究通过发排《金瓶梅故事》,请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绘制插图,房树民带潘静又来邀我同行,拟请叶君健写一篇序文。叶老闻《金瓶梅故事》要出版,很是高兴。谈到写序就面露难色了。安常理,一位投书《文学报》张扬缩学旗帜的人,又一再对我倾注期望的老前辈,在总编辑亲临求序时,本应给面子的。而老人有老人的思索、思路,有微妙的心绪、心境。我们一再恳请,老人一再推辞。有时分明是被我们劝动了,几秒钟过去,心思一转又谢辞。我想,再恳请下去,就有点“笑着逼人”了。老人怕因序招烦也是正常的。他的基本观点我已写进“后记”中也就够了。他也似有些拒而不文的尴尬,说他投书《文学报》的内容可以转用。对我来说,能出版成体面的书已经是成真的美梦了,求序是锦上添花的事。再说,我与叶老天注定就这么多缘分,美也总是有遗憾的。欲望,是不该超负荷的。
叶君健老人,您没做错什么。《金瓶梅故事》里蕴藏着您的关爱。
《金瓶梅故事》畅销盛况
作家出版社急锣密鼓出版《金瓶梅故事》,创造了该社复出后的出版高速度。全社一股作气,首次开机就印行30万册。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后记”中表达“《剑魂》情怀”。执行副总编房树民很严肃地告诉我,作家出版社出版《金瓶梅故事》,完全是依据作者再修订补缀的崭新文稿,不是《剑魂》载稿的照搬复制,不想成为《剑魂》文案的延续,更非期望诱发人做这种联想。故“后记”中所言一些背景文字,以及《剑魂》功绩之描述,虽客观正确,恕出版社要一概删削干净。从总体讲,这是一种韬晦谋略。於是,《剑魂》同仁只能做一束幽谷兰花了。
公年1998年春季,全国又一度出现传播《金瓶梅》的盛况,各地群蜂采花一般抢购《金瓶梅故事》。东三省的朋友来信说,省一级的重要会议上,代表们蝶恋花般抢购《金瓶梅故事》。已无奈赋闲的《剑魂》主编流扬来信说,他捧起《金瓶梅故事》落泪了,他的夫人说,韩英珊高压喷油,宁折不弯,是个中国男人!我深念着《金瓶梅》风险大战中全军覆灭的《剑魂》同仁,伏案哽咽。北京新华书店到我所居的部队西黄寺家属院,摆长摊子卖书,最显眼最热销的是《金瓶梅故事》。同情我的人,个个心花开在脸上。我把这种景观作为对中央军纪委和总政治部那联合《通报》全军的轻蔑和嘲讽。面对这样的文化风光,心中很是得意:即使再遭一次大风浪也认了。《金瓶梅故事》已经成为一页智慧的历史,已成为百分之百的社会文化财富,只是个如何对待、评价的问题。无非是百姓欢迎,官府讨伐,相峙并存。
事实是:《金瓶梅故事》又一次调拨得“扫黄”大军到处围杀。不过她已不是1985年那本载有《金瓶梅演绎》的《剑魂》杂志了。她像丰满妩媚的少妇,有了她独特的魅力。她成熟得令所有心怀邪念的人都不敢正视。我在“后记”中特别强调,“想以一部严肃、健康、洁净、凝练、通俗、忠于原著神核风貌,削删冗枝及污秽描写,又有缩写者个人创作风格的《金瓶梅故事》架起《金瓶梅词话》大著通向民众的‘金桥’以稀释普通百姓积聚已久的神秘心理”。作者之心境表露得再透明不过了,而且我自信没有白白付出心血,缩写获得了成功,确立了开缩写《金瓶梅词话》之先河的地位;而且我还表明,“通过多部缩写文本的自由竞争,让历史筛选出一部来,与原著并存”,毫无独尊之意。
在《金瓶梅故事》畅销中,“官场虎视”之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可谓乌云压顶。心之不安,若水淹火焚,也算是别一种“盛况”。我被军纪委和总政治部泼了一身臊,是当时位文坛及部队文化界“第一冤人”。可我的家乡人,为我唱出了颂歌。老人们说我惊动了皇上;同辈人说我被开除了军籍;相别数十年的老同学们说,依我在学校的红火劲儿,又在部对混了几十年,最少也要弄个文化部长当当了。他们不相信我这一路里紧跟共产党的人,会被变相流放;刚从沈阳军区机关复员的军人则喊着我的大名嗷嗷叫,说高唐出了个大人物大作家,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写一本书闹得全国全军轰动的,天下有几个?这时,家乡的大表哥捎信来了:他在本土的高唐城买到我写的《金瓶梅故事》了,还有一句气话,说我忘了他数十年前的劝告,以为世道变了,引火烧身,整不死我算是苍天有眼!
我缩写《金瓶梅》明明是违背我那乡下大表哥的意愿的,后来闹得惊天动地,就更不想让他知道内情,我一直闭嘴不言,我们之间就精心廻避这个话题,他偶而见我也是只谈别的。倒是应了他以前的话,对谁都不谈《金瓶梅》,由我闹得连我们最相知《金瓶梅》的弟兄也不谈《金瓶梅》了。他明里生我的气,暗里为我提心吊胆,到处打听我的事,就是不明里问我。我也怪,你不问,我偏不说,乡里京城,各怀各的心思,各担各的沉重。
《金瓶梅故事》到了县城,书贩子就抬高价牟利,价愈高反被人觉得书里有瞧头。我那大表哥刚见到这部作品,并没注意到是他的表弟所写,因封面并没印作者和出版者。他当时想起了几十年前在清平师范读书买到手抄本《真本金瓶梅》的事,几十年后又让他遇到了一本《金瓶梅故事》;进而又想起两部珍藏的《金瓶梅》遭焚的伤心事。他当即想到买一本送给我(深知我是《金瓶梅》痴),欲急着买,卖书的看人下菜碟,便说货真价实不讹人,买了才准翻看。我表哥一跺脚,给了一份高价,把书捧起来,一翻过扉页见了内封即惊呆了:没想到正是他的表弟、穿军装的我所著。也喜也急,赶回家去一顿好读。大表哥城府深,联想起三年前一本《剑魂》杂志,又平生出我一直瞒着他、不听他劝告的怨气,掐指自语:英珊的官运到头了。大表哥没判断错。他手中的《金瓶梅故事》本来是给我买的,一知实情,反转成他自己的爱物。他的肝心两赃皆染重疾,从沂蒙山深处的军工厂调回高唐本土,近年健康日衰。说也惭愧,我在北京混饭吃,国事家事创作事,百事缠身理还乱,也顾及不得大表哥的健康,更没料到他年轻时的那种颖异,已被病魔折杀殆尽了。
也是无巧不成书,奇事都找我,认真者以为是缘,浮躁者戏讽为编。《金瓶梅故事》出版于京城,而且又是官场讨伐重地,虽印行30万册,却极少见到。我手下的样书也微乎其微了。居于京郊车道沟的兵器工业部管神剑学会文学工作的杨大斌,给我打电话,向我讨要一本签了名的《金瓶梅故事》,许诺用香港出版的三本套装《真本金瓶梅》交换。一听是《真本金瓶梅》,我立即想起大表哥被火焚的《真本金瓶梅》手抄本。如果然是同源奇货,那不是失而复得了么!我连口答应并说了感谢的话。得到这部港版书,一睹篇目内容,心为之一亮。以我的记忆印象,十有八成是与抄本同源:此乃神灵赐我也!
香港明亮书局发行的这部《真本金瓶梅》,在“本书说明”中特意指出:现在刊印的这个本子,乃是人家所珍藏的一个钞本,我们央人说项,出了重金始弄了来的;其净化的程度,实驾乎其他一切的本子。”这就透露出传抄本之间的某些血缘关系。这个“钞本”又是钞自哪个“钞本”或“印刷本”呢?及至到了香港,已是漂流了半个世纪,这可以诱发出多少宏伟浪漫的想象。待我潜心阅过,确信此本与大表哥得本同出一个母体。暂按下不表,守住机密(这等同找回了当年的手钞本),到时带给他一个出奇不意的大惊喜!
喜不双至,祸不单行,我妻不幸患了重疾,两次大手术,家乡血亲来京探视,也带来了我大表哥已病逝的消息。我落着泪,悔不该守着港本《金瓶梅》的秘密,长叹一声,连接起当年他那一声长叹……
《金瓶梅故事》出版不到一年,作家出版社向我透露再版消息,并言已请文论家唐弢先生写序。我特意到出版社送《金瓶梅故事》的最新增订稿,责编把唐弢的序文真迹拿给我看,说《金瓶梅故事》得到了权威性的肯定,作者也自然得到了肯定。序文很快见《文艺报》。我恭敬认真地捧读了序文,暗道:“谢谢唐老先生,谢谢作家出版社。”我的眼前飘出了《金瓶梅故事》新版本的清丽典雅的描金封面,甚至那精装套封的幻影。不曾与唐弢先生晤面,文名则久仰,深爱他的文品,觉得他的气质精神是从鲁迅那里得到了真传。他的道德文章一直被尊为权威。唐公明眸一瞥,《金瓶梅故事》沐浴了金阳。76岁的前辈为晚辈作序,一丝不苟,笔撒珠矶,聚为一家“唐说”——《金瓶梅》三种版本(原本洁本缩写本)并行共存。直感《金瓶梅故事》可以让人称重量了。序是见于报端,再版却没成功。当然是文化官场作梗,国内政治形势“不稳”,要推行“扫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版本被民间作为母本一版再版,至今不衰。
癸酉年三部长篇小说
1993年6月,中国同时有三部大长篇上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曾用名《潘金莲野史》、《潘金莲情结》),492000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忠实的“民族的秘史”《白鹿原》,496000字。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的“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废都》,400000字。我认为这是当年的三部奇书。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及主流意识形态中,三部书各显示了自己的另类特质,包含了反传统的叛逆性,合力摇动着旧秩序。《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是一部文化创意小说,旨在以金瓶行踪中之潘金莲脱颖出的凌荷荷新女性,织一幅新画卷,促进《金瓶梅》解冻。《白鹿原》以赤裸的人性复调多元的社会生活,涤荡了唯心的阶级史观。《废都》则以古典式的纵慾反新时代的禁慾。我认真地读了作家同仁的两部奇书,认真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其中最让我感慨的是文化官场对《废都》这部“黄水”不可思义的异常态度。《废都》首印20万册,盗版蜂起,遍地开花,饱和了社会的文化空间。这与1985年、1988年对《金瓶梅演绎》、《金瓶梅故事》的两次大讨伐、大焚烧比较,对满目淫秽的作品,遍地开绿灯放行;对滤掉淫秽洁而又净的作品,却是亮红灯禁行。你们堂堂的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主宰者,是被《废都》吓昏了头,还是醉迷了心?不可一世的扫黄英雄们如何都成了蝗虫?是也非也,无是非也!这是研究病态的文化官场思想腐败、丧失科学精神的最鲜活的材料。
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家函授班笔会上,曾对李国文先生说过:“《废都》不新不美。”李先生不表态,比我有城府。《废都》命名虽出奇之好,但它是一口没有掘到涌泉的井,作者的废都意识不清晰,这是不深;其不美,当然是那些毫无诗性的陈词滥调的笔墨放纵的自然主义的性文字,乃文学的低姿式。总之,作品触及了一个非常有意义、也是很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作者全部才情的结晶。《废都》追随《金瓶梅》演性,激活了畅销却消弱了思想该达到的深度。
我极不满意的是文化官场的态度。刊发《金瓶梅演绎》的《剑魂》杂志和《废都》都与西安这个地方有源有缘,从《剑魂》被废,到《废都》不废,似乎互为映照和参照。两书遇到的都是关乎文学作品中所谓秽笔造成“精神污染”问题,《金瓶梅演绎》系无“秽笔”的洁本,而《废都》是恣肆挥撒又洋洋大观的“秽笔”。果有“精神污染”,“罪”也尽在《废都》,它在全国发行近乎疯狂,“秽笔”席卷大陆,在文化官场的媒体上也没见非常严厉的禁封讨伐甚至焚烧,更没见哪一位新华社记者写《国内动态清样》送到政治局兴师问罪,我倒担心因《废都》“秽笔污国”猖獗地对当代新国民进行全方位的“性骚扰”扫黄不利,国家图书局局长会被治赎职罪。国人都清楚,后来的禁罚与批评,已是文化官场的强弩之末,说得不好听,是不得不作的官样文章了。真是乱世出怪象,事实上国家出版总署并没制止住《废都》的传播,卫道者对“污秽宣淫”的《金瓶梅》恐惧又仇视、杀伐又警惕了几百年,竟被一部当代的《废都》取而代之,任其“淫”遍“荡”遍了中华。莫非文化官场人、各地扫黄键儿们尽数昏睡了吗?面对“可怖可耻”的作品,出现了可悲可怕的缺席!较之五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金瓶梅故事》时,国家图书局局长杨牧之式的那种锐气和胆量,那种凶狠和凌厉,那种疯追和冷酷,似乎不见了。我想,这是扫黄吗?一部《废都》风靡中华,是对残酷禁压《金瓶梅》的无情嘲讽,使禁《金瓶梅》前功尽弃不说,更是狠狠搧了国家图书局的耳光,在召示天下:再禁《金瓶梅》已毫无意义,欺世盗名,颠倒黑白,僵化教条,乃国家机关的头等腐败!文化官场的图书出版总管贻笑国人,有谁反思过,公开忏悔过?我们的官场不怎么习惯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或过错,即使凡人都看得入木三分透了,仍是摆着臭官架子,依旧是一副治人的居高临下的冷面孔。《废都》闹中华,冲破传统大忌,贾平凹虽也惶惶,毕竟是气吞山河了一回。我伤痕累累,暗气凝滞,结为愤石,摩挲有声:文化官场这架权力机器,不是充满创造性与科学性的朝气蓬勃的引擎,整部机器不过是“大禹之父”,只会堵水而已,难博得世人的尊敬,我对“大禹之父”偏不仰视。
有一次,来自陕西的几位作家,在《人民日报》参加学习班,结业后我们约会。谈起《废都》,都说《废都》是中国的奇迹,贾平凹是个文曲星,再强悍的扫黄大军,对他也无可奈何,《废都》不遭雷殛是遇到了好时运。有一个作家说,我那部《金瓶梅故事》本来是干净的,就是因为文化官场是尊命的衙门,他们执行的是从封建皇帝那里传下来的禁令,皇权意识浓重的人治社会,到处是尊命之官。那壶水分明是煮得哗哗啦啦了,你不敢说是开水。《金瓶梅》老牌禁果,祖宗传下来的淫魔恶兽,驯化工具,供子孙代代讨之诛之,警之戒之。你无论怎么净化都无用,宁可容性戏泛滥的《废都》横行,也不让你净化的《金瓶梅故事》迈出方寸。我说,这正是文化官场的愚蠢。有几人洞悉了《金瓶梅》的精华?那浩浩荡荡的扫黄大军,那道貌岸然的文化衙门,他们对《金瓶梅》所知还不到九牛之一毛,他们只知“性交”两个字,恐怕连这两个字的本质也搞毬不清。他们是一群糟踏圣贤的打手,是一堆玷污金钻的弱智莽汉。对《废都》奉献的“性大宴”放行,满足了国人阅读中积淤已久的性飢渴,大大消弱了人们追慕《金瓶梅》的热情,推迟了国人领悟《金瓶梅》思想真髓、美学真谛的时间,干扰了民族思想大启蒙尽快到来。《废都》本无罪,罪在文化官场。是罪恶,皆要由历史来宣判。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社会悲剧,都是社会人共同造成的,人类总是自食其苦。
说到《废都》,他们还提起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盛赞是应该的,赞余,我说《白鹿原》是一部深刻的作品,以初版本为据,机智地冲破了“阶级斗争”邪说的束缚,塑造了多元多彩多层面人性品格的人物,创造了有新意的史诗格调。但《白鹿原》是一部有大遗憾的书,酷似一个被腰斩的人,作者只把“上半身”亮给了世人,实际上他只写了半部史诗,因为作者只有半个胆。这将影响《白鹿原》的史诗地位。若不是书之结尾明确了史诗的匆匆收场(虽不失为相对完整的说部),我还真抱有大厚望,不敢盲目断言称其为被腰斩的半部史诗,以为还续有更精彩的50万言下卷。那下卷里,俯视当代生活的叛逆精神,沉痛的社会反思,以及壮阔的人性浩歌,必是成竹在胸的。果是,《白鹿原》定是中国20世纪的《红楼梦》式的巨著!是一部具有深邃批判精神和东方美学韵致及光耀灿烂预示的中国史诗。《白鹿原》本该走向更高层面的领奖台。作者健在,眼看着作品致残,这是太残酷的事。我想,历史迟早会答复:《白鹿原》是半部史诗。
《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是《金瓶梅》的文化创意,又是新体通俗小说,故在通俗小说被疾速边缘化的时代,一直不是宠儿。然而它自立着,在民间传播着,以《潘金莲野史》之名出版后,被盗版三次并在网络上连载。它的重要性,要从我的文学历程和《金瓶梅》情缘方可探明。《欧阳泰亨的女人们》与《白鹿原》、《废都》连在一起,三部作品的内容,确实连缀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史。有《欧阳泰亨的女人们》的深造,深思,再造,再思,我才可能说出《白鹿原》潜在的遗憾,发出有关《废都》的感慨。研究中国文学1993年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泰亨的女人们》(包括《金瓶梅故事》)、《废都》、《白鹿原》这三部书是不能屏蔽掉的,它们当年的出版轶事,是典型的中国社情之缩影,是小说之外的“中国小说”,中国的各代人,都应读后而三思。我是在倾诉心灵的感应。当《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演化到位,成为完璧之作,有趣的公元1993年更会令我回眸。
黑马王子七香车
妻的病情稳定了,亲友们都愿我走出北京,呼吸些“新鲜空气”,从医院一年的“来思水”气味中解脱出来。这时,西安的关本满先生连发两封电报来,邀我前去共谋文化实业。说是已与平凉编辑事务所确立了合作意向。
我理好行装到了西安,拜访了许多文友,又到了那条“算命街”,找了“六爻高手”做心灵按摩。反复研讨,决定开创个体的创编出版基地,注册成立“西安秦凰创编书院”,关本满任院长,我为总编辑。还从辽宁省请了一位青年作家何志国主持编辑室的工作。书院愿与所有同仁砥励人品文品,激扬艺术学术,决定先推出两部书稿作开山之举:一部是我所著《金瓶梅故事》的异化本——《黑马王子七香车》,将《废都》主人公庄之蝶从结尾处引伸出来,让他精读《故事》后,走向彼岸,这又恰似《废都》的续部。这样做,实是把《金瓶梅故事》做了一次大胆新颖的包装,加龙头凤尾,隐掉篇名;另一部是我主编的《贾平凹“废都”冲浪》。
为《金瓶梅故事》加龙头凤尾而成《黑马王子七香车》后,书稿博得了新城华山书报经销部经纪人的喝采。他们决定发行这部书。我平生第一次以商业性市场炒作写了这部定单的“广告语”——
名作家赤皇吟·菡翁英珊所撰二十万言《黑马王子七香车》是一部神奇之作:结构怪异,语言精美,意识新潮,题旨深邃,重述苍老故事,诱发现代反思。读此书可供愉悦,可如品茗,味道在书外。
本书情节轮廓——
贾平凹把白眼歪嘴的庄之蝶丢在西京火车站的长椅上不管了。这时,从終南山走下一个五百岁儒仙,言称兰陵笑笑生者,牵了庄之蝶的魂魄,令他必经天水玫瑰桥回归,说他本是西门庆幻化。庄之蝶在苍茫之中见玫桥架在湍流,竟是一部奇书。他翻阅了四十七篇故事,终于找到了自我,浸透《金瓶梅》气息。黑马王子庄之蝶原是乘坐在由七个女人的血肉之躯搭成的“七香车”上,舞金钱之“鞭”,牵邪恶之“缰”,一路丑行,奔成一个暴力与淫荡交织的怪圈——女儿国。这个淫暴王子,具有一切帝王的特性——导演了触目惊心的悲剧,把整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投入腐败的深渊。弱女子的沉沦扭曲争斗呻吟狂笑,以及淫荡反淫荡的畸形演化,正好谱出世纪末的挽歌:惊世的女儿国是大封建的暴尸台!在天水之侧,浮躁的众生为浮躁的庄之蝶举行浮躁的壮别仪式。庄之蝶回归了。
《黑马王子七香车》即由奔马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1993年11月)
经纪人将此书的订单印出来,并标以“绣像本新古典艳情长篇”,带到天津书界订货会上去,立即成为热点,订数相当惊人,第一轮便订出七万册,急催我们加快运作。秦凰创编书院同仁,坐长途汽车到甘肃平凉市“落户”,住在中级人民法院的招待所里。
甘肃新建的奔马出版社尚在摇篮中,加之我们与平凉编辑事务所的合作关系突然中断,奔马社的书号一时还拿不下来。《黑马王子七香车》的发行人更为火急,他们已接到各地订购者的大量汇款。11月临近,书号仍没下落。做为秦凰创编书院的奠基之书,关本满心急如焚,他坚信是衔接公元1985年《剑魂》的脚步继续向前走,为新包装的缩写《金瓶梅》再立新功。《黑马王子七香车》妙处在于同《废都》牵手,使其成为《废都》的余音余韵。那“龙头凤尾”尤使我得意,疯而不黄,狂而不淫。现以“龙头”和“凤尾”为标题引在下面,也算存照。然后再记述《黑马王子七香车》的坎坷悲绪,豪壮命势。
龙头
贾平凹一成《废都》,热闹了浮躁尘世,惊呆了昏官腐儒,也便把自身雕塑得更清晰也更模糊。《废都》主人庄之蝶,被贾公扔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白眼歪嘴,留下对西京的轻蔑,垂落下抹着淡淡悲剧色调的绒帷。恰在此时,从終南山走来一位五百岁儒仙,自命兰陵笑笑生者,一股仙气排开了蝗虫般拥挤的旅客,把庄之蝶的躯壳留在长椅上,牵着他的魂魄匆匆离去……
庄之蝶丢开装有埙罐的小包,半醒半昏,溶进灰濛濛的暮色,背后遥远的埙声,断断续续,悠悠悽悽。仰脸单瞧到儒仙五尺披肩白发,顶戴兰花金冠,侧目再望,见西京街灯眯着猩红的眼。林立的烟囪黑烟咕咕,自己的烟瘾也咕咕地发了,便在空空的衣袋里掏,終于捏出几根金黄的烟丝,放在嘴里,嚼出一缕苦香。在吞咽那烟丝时,眼突地亮了,意外发现前面地上躺着一包“中华”,急弯腰贼一般捡起,却是一个空烟盒儿。“中华”上落满灰尘,遍布涕星痰渍。他用袖口把他们抹掉,又弯腰抓起一把尚未发霉的黄土,装在烟盒里封好,又贼一般放进衣袋。儒仙撩发转身,白灿灿雾里现出红朴朴脸来,说道:“朽了腐了的,反视为宝贝,洁净的东西是无人管的了。你何必像一个贼!”庄之蝶惶惶的,也不答话,身子像有一股线儿系在儒仙手中。
匆匆穿过深巷,一个黛眉朱唇女子红鲜鲜横闪过来,卷起一个“香旋涡”,挡在庄之蝶身前。庄之蝶没站稳脚,那女子即把上衣拉开,裸出肥硕硕两垛白乳,黛眉一竖道:“快掏出‘四大领袖头’来,不然老娘要喊你强暴处女!”庄之蝶惊道:“《废都》里也没有这般栏路抢劫、以丰乳诈钱的,我身无分文,不信,由你搜身。”女子颤着双乳,在庄之蝶袋里只搜出一包“中华”,鼻翅一扇,扬手丢进黑影里,哼道:“真晦气,轧不出油星的货,念你是《废都》人,老娘放你一码!”说罢,扭动屁股,上了马路牙子。
这时,庄之蝶身侧走过一个年轻汉子,皮骨如蔴杆,衣服晃荡在身上,双泪清涕接成线,邪邪的眼,斜斜的嘴,走三步倒四步,突地倒在路上,卷缩如地蚕,全身抽搐颤抖。庄之蝶暗道:“你小子是犯了大烟瘾了。”也不管这瘾君子,只顾去捡那包装着浄土的“中华”。烟盒飞落处,是一团幽黑的树影,那里一男一女正欢实实立着做爱,已到四大皆空的忘我境界。庄之蝶弯腰取“中华”,分明听到那一对儿云雨声骤。当他收起那包净土时,听儒仙自语道:“此地虽有‘清明上河图’之貌,却大胜《金瓶梅》气象。这座城无疑是个吸毒卖淫的灵肉大赌场了。”庄之蝶闻言便簌簌落泪。这座古城,被他的足迹绽出天然色调,而它飞涨的彩色水,漫过街巷,反把他的灵魂泡成了浮萍。他和古城都不情愿又义无反頋地诀别了。庄之蝶的魂魄被儒仙牵着,在古城上空绕了三百六十五圈,穿透楼板和金瓦,目击了浮华的裸城——
一些清贫廉洁忧国忧民的;几个呕心沥血报孝中华的;美言美情美事畏寒退缩的;信仰信念信心在佛烟里升腾的;大气层专利局收缴人头吸氧费的;天地骗子协会颁发骗人术大奖的;传播官话的;编造标语口号的;策划吹牛皮广告的;倒腾伪证假钞的;贿赂高干宿娼泡妞的;倒卖人口的;为人坐胎赚钱当生养机器的;大人物握笔呼呼题词的……
庄之蝶聊发一笑,低头对这座古城说:“你成了一个巨大的泔水桶了。我生了许多遗憾,没有一丝留恋了。”他把一串冷峻的清泪洒下去,城上即反爆出一簇簇“电花”,统统弹回庄之蝶的头顶。儒仙道:“这座城正兴奋,正发烧,烧红的鏊子容不得泪珠。”
离开西京,庄之蝶顿觉霓虹满目,身上装饰极华贵,非人非兽,似飞似走,双臂缀满锦羽。天风浩浩,声如佛乐。正当疑惑间,儒仙回首笑道:“不必惊慌,眼下正置风尘仙境界上。你无法成仙,是一介俗物,原本是个情种,纵欲的寂寞浪子,从《金瓶梅》来,还要回《金瓶梅》去。”庄之蝶倏忽不见了儒仙身影,发现自己是坐在一辆黑马锦车上,身披黑丝斗篷,金风飒飒贯耳,儒仙的声音愈是宏亮:“你是个黑马王子,我给了你七个女人,他们的血肉之躯凝成香车。”庄之蝶俯首看时,依稀辨出了景雪荫、牛月清、唐宛儿、柳月、汪希眠老婆、阿灿、阿兰,七女浑然一物,黄金铸成一般,喜也喜的。悲也悲的,忧也忧的,只是徒有形骸,不得随心所欲,相互言谈。庄之蝶又神弛《废都》,演映他的人生火剧。他落下泪来,双手扶着香车,掌中竟是唐宛儿的乳房,全身立即像通了电流。香车隆隆,霓霭飞流。庄之蝶的双耳又灌进儒仙金属般的音响:“你尚不知‘废都意识’仅是我‘金瓶梅意识’的一部分,平凹代我而作,沸扬华夏,以此警世,实是《金瓶梅》的胜利。我著《金瓶梅》旨在揭示社会大浮躁、大丑陋、大虚伪、大腐败,展示人性沦丧、德行跌落、人心畸变,为警震世风,意非渲淫积垢。可惜世俗抹着华亮的油彩,数百年不敢正视我之初衷。‘金瓶梅意识’部分地幻变为《废都》,代我冲开了禁区。”庄之蝶道:“原来我是远祖《金瓶梅》的一滴精血。”儒仙道:“所言极是。你是从西门庆幻化出的支脉,单单把你定在文人圈里的。”庄之蝶不言,再看身下香车,不见了《废都》七女,吴月娘、潘金莲、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李瓶儿、庞春梅隐隐现来,清一色金瓶女子。他的掌按着潘金莲的乳房。庄之蝶与《金瓶梅》已是通了一丝灵犀。《废都》七女与《金瓶梅》七女交替变幻映现,黑马王子七香车陪着儒仙的金石之声,在空瞑中急驰翱翔。
儒仙道:“庄之蝶,你在《废都》里,曾是给景雪荫读过《金瓶梅》的,在你返《金瓶梅》途中,定要见一条水,过一座桥。这座玫瑰色桥,架在天水激湍上,由天神守卫,一旦越过,便可离开世俗。”庄之蝶道:“敬请儒仙教诲。”
儒仙现了形,拂了拂长袖,唐弢贤翁拨云夺路而至。儒仙道:“唐翁仙居不久,与我结拜为兄弟。在人间,他曾代我揄扬过一部销行数百万册的《金瓶梅故事》,那是一位勇敢的军旅作家,如第一个吃螃蟹者,代我撰成四十篇奇文。精气之文自是高雅洁净灵秀的,将‘金瓶梅意识’做了一次前无古人的弘扬,在大江南北卷起一次金瓶风暴。他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令国人瞩目。唐翁曾遗言:应将军人雅著与《金瓶梅》共存流行,做为可资研究的第三种版本。这《金瓶梅故事》也是我特意为你庄之蝶架设的归桥。你熟读她一遍,方可渡得那两色天水。”唐翁插话道:“这座桥是花了八年时间精工建成,而儒仙的代笔者仍在人间中国流放着,少人辩其是非,悟其苦心,明其曲直。愚者竟不承认这座桥是独具风采的创造。可见‘金瓶梅意识’之传播,高墙电网交织之甚。此桥,上连,《金瓶梅》,下连《废都》,是你庄之蝶回归必经之地。所以,读来勿要漏掉一字。《金瓶梅》是大封建乱世的测试剂,儒仙四百年前即为大浮躁及愚昧的亢奋奢华的腐败深掘的欲壑唱出了挽歌,也为资本主义萌芽投射了一层玫瑰色曙光,余音光影縈绕《废都》。”庄之蝶道:“儒仙,唐翁,如此说来,《金瓶》、《故事》、《废都》结成一条神秘链了,它们在证实历史现象的回旋。”儒仙呵呵笑道:“你終于清醒了。那头供你吮奶的食草牛,是《废都》最高权威的哲学家、批判家。牠生命的句号是一面鼓,被人奏出或悟出了轰响:都废了?!这恰是《金瓶梅》的忠告。你读罢四十篇奇文,怕是还要受世人一场荒唐劫。”说罢,将庄之蝶唤下七香车,携了唐翁坐上,磙滚远去……
庄之蝶双眼紧闭,立即沉在一片黑暗里,茫然中听到激湍喧啸,气势如地崩天裂一般。他觉得头皮奇痒,发丝簌簌伸长,双手摸时,已是披肩长发了。睁开眼来,正是灿烂世界。一条天水横在身前,水面十里宽,五里红炽色水,沸沸涡旋,浪激千层红,一泻万里血;五里流态水晶,啸啸扬雪,飞溅琉璃珠,满目冰凌花。两色天水齐头并流,经纬分明。彼岸便是红尘之外,庄之蝶感到彼岸的诱惑了。身下是一片金丝菊,每个瓣里都鸣响乐,乐声搭起了一座弧墙,隔断了身后高频的嘈杂尘声。金丝菊变幻成音乐沙发,把庄之蝶的心绪引到太虚境,就是那座架在天水上的玫瑰桥,从彼岸高翘起来,定睛看时,竟是一部玫瑰色封面的大书,这书渐渐缩小,悠悠地移到庄之蝶手中。翻开来看,耳旁又亮起儒仙的豪语:“勿漏一字啊。你会读出 七香车来,又会把人核化进去,这里会只剩了你魂魄之壳的。”
书里的文字便开始闪烁起来。
凤 尾
庄之蝶的容光壮严肃穆,掩了书卷,五指爱抚着书的玫瑰色,人核在完全化进七香车前,所有的思维细胞仍在跃动闪烁。摩挲自己在《废都》里的情节珠串,那深层涵蕴,与这些故事酷似一条血脉。他预感,涉过天水,便是光明圣地。
想的痴时,思维里便漫过一片白光,人核在白光里爆了一团红,消逝了。那部奇书脱手而出,扩展着身影,变作玫瑰桥,架在飞流上。庄之蝶转身来,只能见尘世间的一片景观,却不能判断。
——所有空地都塞满了人,人头攒动着,黑鸦鸦一片,黄水般的脸拥荡着,苍蝇般的嘴嗡嘤着。这个人与商品的超级市场,无限兴旺,无限繁荣,只假造出土文物兵马俑,就林林总总摆了五里方圆。行人怀里都抱着土味十足的俑,或神态慈祥的观音。八个音阶的叫卖声横冲直撞,疯魔了般,汇成令人作呕“激素”,嘈杂刺眼的声光,汽车轰鸣,脚步铿锵,破嗓吼唱,对面笑骂。望不断项链、手链、脚链、唇红、腮红、指甲红。望不尽警服、工商服、司法服、税服、保安服……皆是无可奈何的声音,无可奈何的光影,无可奈何的形状。没有不管人的,没有人服管的,都是爷,又都是孙子。
庄之蝶的眼前漫开来这人山人海,围兔子般圈起了他,闹得红尘热扑扑飞扬在空间,太阳成了天空的一块血痂。亿万经理、总裁、大款、大厨、大侃爷、食客、掮客;亿万歌星、影星、舞星、笑星、丑星、球星;亿万快活美食家、作家音乐家、显贵弟子致富家、嫖娼吸毒家、盗卖国宝家、权钱交换家、买官卖官家、坑蒙拐骗家、星相预测家…….芸芸众生不肯安分,都愿变作彩色气泡,咕咕地上冒,腾腾地飞升,无人甘寂寞。
庄之蝶被架在天水岸的草圃上,红尘落了厚厚一层。来了红、白两队歌星,白队为男,红队为女,他们腰缠万贯,都是唱腻了红歌又活得不耐烦了的。两队皆赶时髦,尽是十万元一套的演出盛装。每队百员,脸谱面具各异。两队分列於庄之蝶身前,一个大气球腾空而起,上挂垂天白绢,赫赫八个圆头金边红字:“庄之蝶阴毛大赌博”。白对首脑向大赌东道慷慨陈词:“我队看庄之蝶先生胡须茂盛,必主性慾茁旺,阴毛葱茏。”红队首领也向大赌东道讴唱:“我们细察庄之蝶博士导师、国家部级教授裆里不凸突,必主阳衰,阳物不硕,阴丝稀落。”然后大赌东道出豪言曰:“你们两队各出价一千亿元做赌注,我以庄之蝶尊躯阴毛十万根作标柱,万目睽睽下,肃穆庄严中,派国家级监毛公证员监理,现场清毛,用电子计算机记数,科学求实。过万根,白队胜;不足万根,红队胜。”红白两队闻言手舞足蹈,高喊“万岁”,表示赞同。于是草圃上展开了一块极洁白的水光丝绢,让红、白两队首领首脑验过,确认绢上无一毫毛发,净如白痴的灵魂。庄之蝶人核已无,空有个躯壳,任两队男女捉弄,被脱光了身子,仰放在白绢上,阴毛大赌东道亲自上阵,持进口特制洁阴刀,为庄之蝶阴部净皮,特别细心:一根阴毛比现代人的一百条命还要值钱。那阴毛百分之百一根不少全留在白绢上,如一蓬黑牡丹,一簇黑罂粟,一轮黑太阳。然后将庄之蝶着装抬走。红、白两队赌客大眼不眨,目不转睛,不吃不喝不唱不说,围伏在地,手里都举着放大镜,每根阴毛都手杖般粗,用镊子一根根辫析清点,清了三天三夜,多次计算认证得出结论:庄之蝶导师阴毛总计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根。不足十万,只差一根。红、白两队同时“呀——”了一声,统统惊翻在地。红队赌胜,国家级监毛公证员宣都了公证词,大赌合法。女歌星们发了庄之蝶阴毛财,把庄导师抬起来向空中抛,一边高呼“庄之蝶万岁”。
庄之蝶被抛起来,衣袋里的“中华”烟盒掉出来了。一位歌星捡起,见是一包黄土,嘴里蹦出个“土”字,就远远地掷了。白队歌星听说掷出的是“土”以为是庄导师的“大烟土”,于是疯抢狂夺,把大“中华”撕了个粉碎。“中华”碎片被纷纷吹上高空,居然凝作红云,眨眼间就落下倾盆红雨、飒飒红雹,把超级市场的人和商品以及赌徒,淋得砸得血雨不分,红艳艳的,皆如菜案上的剔骨肉。一切声音都息了,难得有大地上的这份真清静。
庄之蝶望着红雨红雹,欣慰地笑着。在红尘中人暂收了浮躁的喧哗及虚荣的繁华之后,一片静谧里,他走上滔滔的天水之岸正有那辆七香车停着。他要从玫瑰桥上磙过这诀别红尘的水了。
《黑马王子七香车》原想骑“奔马”(出版社)弛骋,竟不能如人愿。我国的出版机构是森严的审办制,过渡到注册制,允许私营出版机构存在,为期还相当遥远。在这夹缝中生存,一如我们的秦凰创编书院,明知有困难风险,明知是国家体制陈旧制约着才情智慧的发展、发挥,偏要想试试寻求夹缝中的一线生机,试试不做恶人,不当骗子,能否实现自身的价值。关本满院长负责谋求与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合作,毅然冒着初冬的冷雨,再次翻越风雪六盘山险路。出行兰州仍未果。插编了一本文化快餐《贾平凹“废都”冲浪》,又未果。两次失利,人心沮丧,平凉难久留。我们在一个雨雪交加之夜回到西安古城。何志国万里迢迢而来,一无所获,含泪返回东北老家。
又有信息萌动了心,说宁夏银川可恰谈。我有些畏叹北国朔方遥遥茫茫之途,关本满先生精神可嘉,取出他的家底钱,揣上《黑马王子七香车》,拉了我又在雨雪交加、异常寒冷的一天,坐上了长途汽车。我们昼夜二十四小时挤在车上,饥寒交迫,夜幕漆黑,冻得手脚麻木,颠簸摇晃,晕车作呕。想着远在首都亚运村的妻子,拖着重病,只身守家,为我在事业上有新的开拓,在不幸的命运中争一口气,把一身晦气抖落干净,重整旗鼓,再奏凯歌;想着《金瓶梅故事》异化本《黑马王子七香车》,为了《金瓶梅》之传播,我这个被“流放”的已知天命的中国作家,在空旷的大西北黄土高原的暗夜中奔波,伟大的中国,古老的中国,我竟不能如愿以偿做弘扬文化经典的事,为了撞开《金瓶梅》的被禁之门,我的两鬓提前霜白了;想着我不曾服输,在创作上吐着潜龙淬语,继续《金瓶梅》基础研究,沉到民间,化作草根,不停地笔耕,没曾放松过对人格文品的锤锻。我写争气之文,鸣不平之声,合起来是一部“大呐喊”,是对腐败的文化官场,中伤一个诚实多情的中国作家所做的反抗和挑战。……想到此,眼泪汪汪,心中怆然。转眼注视车厢脚落里倦缩悒怏的关本满院长,他的热怀里揣着《黑马王子七香车》的清样,我的泪水就涌到面颊上了。他也是一名坚定的《金瓶梅》传播者。
抵达银川,立即会见了出版社的熟人,又很快见了社长和总编,留下书稿。过了两天再次面谈,他们对《黑马王子七香车》又恋又难,喜忧参半,出版了读者欢迎,出版社的头上却悬着剑,掂量利害,宁可愧对下边读者,不可惹怒上边官方。那位决策的老太太要驱赶黑马。我倏而想到七个字: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便坚定终生传播《金瓶梅》的信念,且将重点创作纳进《金瓶梅》的血肉。我对关本满说:我们是传播《金瓶梅》经典的天使;我们是九十年代文化官场的两个逆子。我们没沮丧,又风尘仆仆返回西安。
到了西安就碰到古城侃家郭勇。他已把陕西摄影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游说得心摇神荡,馋涎哗哗。侃家把《黑马王子七香车》送去,等了几天,会见那主任,书稿内容没问题,选题也有卖点,能为出版社既创牌子又造福。似乎他这一关能过,就是越过三大关的两个关口了。最后等总编的态度,他很暧昧,是个老滑头,到底也没放出个响屁,很客气地将仲裁权“踢”给社长了。总编不热心,社长基本就没戏了。我断然购票回京,留“黑马”清样呆在西安等待际遇。
我离开西安不久,书的清样转给了一个独身女经理,据说颇有些神通的她年轻美丽,舞姿销魂,结识许多文化人。这有点施“美人计”了,能催生一部作品,在这腐败体制中(真君子难活也),也算“黑猫白猫论”的伟大实践了。
《黑马王子七香车》多年没有回音,真个亡在她的手里,我也无心思追觅,一本书的清样烟消云散。
我与廖春雷的故事
公元1994年,北京城里聚着相当多的“书商”,他们是出版业领域的自由淘金者,或单干或结伙,大都租房住着。一位文友介绍了个大龄书商徐某到舍下来,请我把一篇古文翻译成白话文,作为一本书的序言。文友情面,不好冷落,我用了三天,费了相当大的精力译出来。徐某来取译稿时,带来一个刚出道的大名叫廖春雷的小青年,说是军人之后,对我这军旅作家尊为长辈。那时这些“书油子”见作家就贴,擅窥时机,嘴舌功夫了的,借故登堂入室,用尽心思拉书稿,粘得你很难甩掉。徐某自取走我的古文译稿,至今不晓得云游何方。我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作家的臭要面子不设防,依然没改。人家明明是杀熟,自己却是羞于谈文论价索报酬,重契约,文章常被白白骗走,一味地宽容。
廖春雷经常到我家来,西服革履,黑发油亮,口口称师,句句温逊,出声细润,宛若女子。一张居民身份证,一张名片,证明他是重庆人,不是外国佬,他是搞书版业的,不是倒钢材的。两张片子唯独证实不了他的人品。过了些日子,他送来了一对古瓷瓶,一眼就看穿是赝品,不值几个钱的,一味拒收,又觉得失礼,其实自己何德何能博享厚礼。我料这是颇为幼稚的诱饵,他盯上了我两部书稿,即缩写《金瓶梅》之《金瓶梅故事》,、扩写《金瓶梅》之《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我迷恋传播这两部书,他迷着这两部书的经济效益。那时节我的心理状态也极易被“书油子”利用:为以为这些抵京混出版业书油子,因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要比官办的出版机构确实有更多的真情激情和热情,并非明骗暗骗处处骗,他们大都对全国出版机构很熟,知道如何讨好社长总编和责编,更知道如何吃小亏占大便宜,再加上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能拉到作家不愿直接出版社的好书稿(因出版社的稿酬低得令人寒心),故这批中国出版业的异化物,在转型期都成了各出版社觅求经济效益、倍受青睐的掮客。我坐在家里“坐享其成”,不受奔波之苦,不瞧出版社的敖漫面孔,何乐而不为;况且明文同我签了约的,稿酬从优,样书数百,精平两种版本销行。这样的允诺的确刺激作(坐)家们。
我终于答应了廖春雷取走两部书的复印稿。《金瓶梅故事》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拟在内蒙古出版社出版。不久,廖春雷来我家说,《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托一书商带到内蒙,与另一部书稿同放一个手提箱内,不慎丢失。在告诉我这一消息时,还将《金瓶梅故事》打好的清样拿给我看,我还对篇目排法及字体字型做了调整。无可奈何,只好再复制一份《大荷殇》的书稿。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廖春雷的最后一面,从此与他再也联系不上,电话呼不出,登门找不到,人去楼空,不知上天入地,蒸发了一般。我手里空留着他签名盖章的收稿手据及“诺言”——这两部书稿的证据,百无一用。
中国地大。你要想捣鼓一部远避作家讨稿酬的书,只选一个远避作者的出版社和远避作者的行销区,即可告成。我的两部书稿命运如何,我至今茫然。他如果以此两部书发了大财,那是不义之财,是要受上苍报应的;他如终未跑到书号,应把书稿还我,给我讲明白,买卖不成仁义在,说不定我们反成了忘年交。他为何去而不返?
丁丑年初春,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病逝。那一天我去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回来,在地坛西门换乘108路电车。车上塞得满堵堵的,上车的人又多,我奋力挤上车去,觉得胸部一只手动了一下,待我扶稳站牢时,自我判断是被偷了。急摸胸前大衣内袋,所带的钱已被偷光,连车票也买不成了。我抬头一看,暗自大惊,面前最大的偷钱嫌疑人,正是西服革履黑发油亮的书商廖春雷!当时潜意是闪过:踏破铁鞋屋觅处,如今混成人摸狗样的小偷了,恰恰又偷了爷,咱新旧账一起算。盯住他直喊出一声“廖春雷!”我这一喊,他惊得全身抖了一下,瞪着慌恐的眼应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我叫廖春雷!?”一听这既粗又闷略带沙哑的声音,我倒惊得愈是睁大了盯他,立即明白:这是个与书商相貌神态穿着打扮酷似酷肖,恰又同名同姓的人,真乃拍案惊奇也!肯定他不是书商,而小偷肯定是他,我的感知不会错。我就冷冰冰对了他一句:“我当然认识你!”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他以为我是便衣警察,早就盯上了他这个惯偷。他愈是露出慌惑,我愈是不眨眼地盯着他。小偷说:“干嘛老盯着我?”我说:“不盯你盯谁,盯得就是你!”小偷语软了:“人家还以为我是小偷,你被偷了哩。摸摸兜里吧。”我下意识摸大衣外兜,感觉确有一把钱。总不过几分钟的事,钱被小偷从大衣内袋经手转到外袋,且是在我目不转睛盯他时做完的。我领教了神扒高超的“偷艺”了。我用眼神原谅了他。车在蒋宅口停站,“廖春雷”推拥着下了车,抖一抖夹杂银丝线的西服,还向我油滑的一笑,招手说了声“谢谢”。听了这两个字,刹那间想起了那个廖春雷的两个劣瓷瓶,那其实也是两个字:“谢谢”。
中国人多。其中相貌酷肖者多,酷肖又重名者亦非少数。两个廖春雷都向我伸了手,这着实令我玩味再三,真乃偶然的必然,必然的偶然。缩写《金瓶梅》之《金瓶梅故事》和扩写《金瓶梅》之《欧阳泰亨的女人们》,分明是被廖春雷明偷的,在公交车上,光天化日下,口袋里的钱又分明是被廖春雷暗抢的。明偷暗抢,一直是中国人的一大风景线,我遭遇两个廖春雷明偷暗抢,该是风景线上的亮点罢。
韩英珊《金瓶梅》基础研究考略
此文,作者曾以化名“啼血杜鹃”发表
考略小引
韩英珊自少年时代即对《金瓶梅》有特殊的兴趣。他在军旅生涯二十载后,有幸读到原汁原味的《金瓶梅词话》,立即有了对这部巨著进行基础研究的想法。数十年来,他的基础研究围绕三个版块进行耕耘,且都有了硕果。第一个版块系《金瓶梅》精华情节的提炼。以缩写之法,对巨著重新打造,不失原作神核风貌,又有所创新,终完成了学术性和小说相兼的新文本《金瓶梅故事》 ;第二个版块系《金瓶梅》精华情节的释评,以“菡翁小札”的散论形式,探讨巨著的思想与文学成就,尤其是潜在的极为宝贵的人性与美学的特质,终完成了《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 ;第三个版块系《金瓶梅》文化创意,以唯美型通俗小说的形式,在《金瓶梅》大树上嫁接出一棵奇异之树,开出一簇奇异之花,这部书即是《欧阳泰亨的女人们》。这《金瓶梅》基础研究的三版块,各有异处,各美其美,相映共存,是《金瓶梅》传播史不可躲过的事实。史料求真,不可疏漏,不可亵渎,不可惧怕。韩英珊《金瓶梅》基础研究三项成果,已在数十年中广为流传,其中《金瓶梅故事》、《欧阳泰亨的女人们》至少有十四个版本发行流布。韩英珊的学术研究历经艰辛与磨难,“考略”他这一段路的印迹原形,是对历史负责,面对历史,应该敬畏、诚实。文字简略,确是考来的,读罢会生思虑。切不可耻笑嘲讽历史,她尚未来及清理!
1981年7月
《金瓶梅》缩写本作者韩英珊,在峨嵋电影制片厂修改电影文学剧本,《湘江文学》的编辑以手相预言他的事业曰:“赫然炫文胆,名高不在诗,人王怒双目,并瓦两呆峙。悟透语则明,当明自会明”。高手寡言,再无赘语。韩英珊数日苦思:自己以诗小誉九州,文胆擎诗却无大名,名高在何?蓉城夜雨,闪电雷鸣,突然灵动在心:“人王怒双目”乃“金”字也;“并瓦两呆峙”之“并瓦”乃“瓶”也;“两呆”乃“梅”也。这是《金瓶梅》!“人王怒”,惊动皇权也,“并瓦”为高端为上冠也,“两呆峙”延待对峙不相容也。自己的事业与《金瓶梅》有关,“关”在何处?茫然·中韩英珊去游峨嵋山,在一寺专探金瓶玄机,占得第二十六签,僧人在一页黄裱纸上为他手书云:“名与利今虽损,若遇时便返本”。读后更是茫然,他与《金瓶梅》虽从少年时代便有因缘,曾拥有且观览过两种版本,但几十年来守口如瓶,何谈因《金瓶梅》而名高天下,又名利双损?依旧茫然混沌,隐忍一腔忧郁,他摇头喟叹,权作游戏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生福 ……
1982年4月
在北京西山高干别墅,韩英珊应邀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编写长篇回忆录《新疆五十年》。西山榆叶梅盛开,一次陪老人闲适散步,兴致所至,谈起《金瓶梅》来,老人开言便有高见卓识,建议他研究鲁迅和郑振铎对《金瓶梅》的评论,仿照国外《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和国内《东周列国故事》的榜样,浓缩《金瓶梅》原著,创作一部普及和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小说”。此语如雷贯耳,使韩英珊立即望到了《金瓶梅》文化创意的一重新天地!老人说,如有此志,必须烂熟原著才是真起点,浓缩成一本小著,还要看文学功底,还要剥离糟粕,还要从丑里提炼美,像俄罗斯文学里的《当代英雄》,法兰西文学里的《茶花女》那样小巧精美,壮丽可爱。韩英珊在北京西山别墅的榆叶梅丛里,被老人点燃起缩写《金瓶梅》的熊熊心火。
1982年8月
苍天有情,大地有缘。韩英珊在渴盼读到《金瓶梅》原著时,意外地遇到了线装书《金瓶梅词话》的复印本二十一巨册。复印本正在朋友间暗中编号排队传诵。得朋友优惠,借来通读一次,又细读一遍,再两册一组,借阅品赏,采撷萃取,终把《金瓶梅》精华尽揽于怀,烂熟于心。加上自己的想象,重组情节,细描人物,忠于原著,大胆创新。全身心投入再创作,达废寝忘食的程度。
1983年元月
《金瓶梅》缩写本三十七篇十五万言杀青,交文化艺术出版社主持人周明先生。正当贵社编辑《论金瓶梅》一书,周明先生想将缩写本压缩为几万字附于书后,韩英珊不同意。于是书稿送国务院文化部有关领导审读,争取出版单行本。
1983年10月
《金瓶梅》缩写本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单行本无望,由周明先生亲自奉还韩英珊。
1984年7月
《金瓶梅》缩写本,以《金瓶梅通俗故事》为名,交山西省太原市《城市文学》文艺社,主编刘作舟热情关注,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决定在当年第十二期《城市文学》开始连载,并拟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签定合同,出版单行本。此举震动了文化界,官场出面阻拦。韩英珊不得不将已辗转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书稿取回。
1985年初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的最初稿本杀青,韩英珊请著名小说家刘绍棠为书稿命名,敲定《银字儿金瓶梅》,拟编入那时他正主编的“大众文学丛书”。
1985年5月
《金瓶梅》缩写本冠名《金瓶梅演绎》,由陕西省剑魂文艺社出版发行,全国征订了三百万册(实际向包销发行的订户印发了二十万册)。全国性查禁愈演愈烈,宁夏某县将缩写本堆到广场浇上汽油焚烧,大火熊熊盈天。查禁中,剑魂文艺社收到上千封群众的支持、声援信函。在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下,文艺社向中宣部、国务院文化部写了长篇申诉报告,保护中华第一缩写本的尊严。国务院文化部主要领导人被文艺社的申诉激怒,训斥道:“我不管什么版本不版本,不让你出就不能出!”
1985年6月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450期)反映《金瓶梅》缩写本出版事,直送中央政治局,触动了“政治老人”。剑魂文艺社被迫解体。以刘志孝(流扬)为主编的编辑队伍:王德芳、关本满、韦克家、郭勇、马小玲、伍都盈、强景斌、张潮溢、张胜利、鞠萍、袁安旦、高廷智等,皆遭“覆盆之冤”。韩英珊在北京默泣着向他们遥致军礼。
1985年11月
中央军纪委、总政治部联名向全军发出红头文件,通报韩英珊缩写《金瓶梅》事,且将编辑、出版、发行责任一并罗织于他一身代为受过。此系官僚体制的“经典之作”,文件写手袭用“文革”手法,颠倒是非,编造罪名,无限上纲。从此,韩英珊的一切待遇便“定格”在1985年,成为忍受无形血刃数十年的变相流放者。韩英珊深受“官僚文化的历史性错误”迫害,特别回忆起四年前的手相预言和峨嵋卜辞,感慨万千,顿悟了那句“人王怒双目,并瓦两呆峙”是何等惊心动魄!他不以为厄运是《金瓶梅》带给自己的,不畏与强势“呆峙”。开先河式的缩写本无错,只是“人王”说你错,不错也错。在人治时代,缩写《金瓶梅》本是一件文化事,学术事,一旦政治化,被推进官场,成为政客们的棋子,便注定难逃厄运。韩英珊坚信那句“名与利今虽损,若遇时便返本”的卜辞,被封埋的金子终久是金子。惟其公允的历史和时空,在审判所有害人者的同时,也重塑所有的受害者。
1985年12月
韩英珊内心蔑视官僚文化的迫害,转而去拜访居京城北海附近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先生。将印行全国的第一缩写本呈上,聆听高见。当时叶老刚刚投书上海《文学报》,尖锐而又热情地提出了关于世界名著缩写本的编辑出版问题,以《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为例,强化了一个论点:缩写文学同样可以成为名著。叶君健先生读罢《金瓶梅》缩写本,写信给韩英珊说:“你搞了一件大工程,不会是白白劳动的。压缩本很得体,在语言上还尽力保持了原有的风格,这是一般的缩写本难得做到的。”韩英珊心领神会,更加坚定了信念:一定把《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打磨成《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那样的经典。
1986年5月
《金瓶梅》缩写本,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以剑魂文艺社版《金瓶梅演绎》三十七篇原文为母本重排,更名《西门庆》出版发行。
1986年夏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第二稿,更名《乱世婵娟》拟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已在《光明日报》登载了出版消息。作者应邀驻出版社修改了作品。因责编在三审过程中,两次丢失稿件,韩英珊愤而撤稿放弃出版,以示抗议。
1986年9月
韩英珊通过一位乡兄,拜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知名作家),转递了一封致中央胡耀邦总书记的信,阐明《金瓶梅》缩写本绝非黄色之作。信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对《金瓶梅》应深刻揭示其思想真谛,不可以瑕掩瑜,并以“淫书”囚于死牢,使国人难见原著真面目。尤其不该因袭历代封建统治者强行封杀的态度,而应开发《金瓶梅》多元的精华部分,以昭彰共产党人的英明胆识与气魄,向全国全世界释放《金瓶梅》卓异的审丑美学光辉。此信适逢总书记身陷“逼宫”的困境,辞职在即,朱仲丽只传达了总书记文化秘书对他的深切同情,并没使中华第一缩写本改变厄运。
1987年10月
韩英珊在增订、重写《金瓶梅》缩写本之后回忆道:“我点燃了一支‘阿诗玛’香烟,独自注视着书稿,深吸一口,吐着阿诗玛化成的柔美的烟圈。纵横着两眼热泪,让喜悦、苦涩、哀怨任其在腮上流淌。我打开录放机,听新凤霞在《无双传》中演唱的大段反调,一种悲壮之美在心中印染出奇妙的幻境。我是在顾影自怜吗?不是!我是在哭泣,我是在向八十年代的“文化专制”这堵高墙嚎啕,让中国再现一次孟姜哭倒长城的神话!我总想:古老的《金瓶梅》在美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写了人性原恶之丑,张扬了美学的审丑,它能撬开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真正复兴、辉煌、跨越,绕不开《金瓶梅》命题——反思并精炼沉重的传统文化。”
1988年3月
《金瓶梅》缩写本,由作家出版社冠名《金瓶梅故事》出版。首印三十万册售罄。淡玫瑰色封面,八幅白描插图。“内容提要”曰:“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词话》的缩写本,作品以凝练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将百回大着缩写为四十篇故事,再现了原著风貌。作品集中反映西门庆家族经商入宦的兴亡史,描述西门庆与一妻五妾的荒淫生活,塑造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孙雪娥等众多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连缀了大量触目惊心的冤案及上流社会达官显贵的腐败场景,使这个充满血腥气的家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崩溃的缩影。”韩英珊在“后记”中特别强调缩写本“严肃、健康、洁净、凝练、通俗、忠于原著神核风貌,削删冗枝及污秽描写,又有缩写者个人的创作风格”。作家版的《金瓶梅故事》之普及,客观上确立了韩英珊开缩写《金瓶梅词话》之先河的文学地位和学术地位。
1988年4月
国家图书局局长召见作家出版社总编、常务副总编,追问《金瓶梅故事》出版经过。总编说明:这部书是经过三审大关,又由出版社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出版的。作者将古本一百回拆散后,重新组织四十回,将一百万字原著浓缩为十七万字,既剔除了性描写又保留了原书的框架,实非易事,它的内容与淫秽无关。一周后,国家图书局局长在下令全国新华书店停止发行和销售《金瓶梅故事》的同时,还越过主管上级中央宣传领导小组,上书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控《金瓶梅故事》是低级下流之作,他特别想让“政治老人”勾起对当年批示的回忆。国家图书局同时上送中宣部一份报告(新出图字349号),公然指出韩英珊的《金瓶梅》缩写本“纵欲淫乱,数十处涉及性的描写,文字粗俗,格调低下,不堪入目”。“《金瓶梅》的内容不宜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普及,有关此书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影视剧文学剧本等均不得出版”。
1988年5月
国家出版局局长邀请《中国文化报》副总编阎刚、著名作家刘绍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许觉民和青年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四位专家,集体论证缩写本。他们一致认为:《金瓶梅故事》与淫秽挂不上钩,缩写《金瓶梅词话》相当之难,作者能再创作到如此程度实属不易,作者与出版者对打破“金学”的垄断做了有益的工作,应该给予肯定。论证结果实出国家出版局局长意料之外。中国作家协会也召开了党组书记会议,认真研究《金瓶梅故事》,一致认为没有问题。
1988年6月
作家出版社总编从维熙以《文化扫黄与文化禁锢》为题,公开致书国家出版局主管人,阐明出版《金瓶梅故事》的意义,声明“将保留此书被查禁后依照宪法申诉的权利”。对此,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汇报》(第274期)及上海《文学报》均予以摘印、报导。
1988年12月
《黄河学刊》发表李怀仁教授的重要论文《中国缩写文学的硕果》,全面评价《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金瓶梅故事》对“金学”的新贡献。
1989年1月
《文艺报》发表著名作家、学者、编辑家唐弢的重要论文《读金瓶梅故事》,首次提出在《金瓶梅》传播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三种版本(原本、洁本、缩写本)并行说”。强调完成缩写本难度最大,最需要思想和文学功力,因它是一种再创作。此文编入《唐弢文集》第九卷。
《金瓶梅》缩写本由江北文艺出版社,以《剑魂》文艺刊本(《金瓶梅演绎》)为母本,更名《金瓶梅》(高唐人撰稿),出版发行。
1990年岁末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第三稿更名《裸塚》。刚封笔,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谢不周发电报来急索。待到来年春节前夕,才将大捆书稿快件寄至长沙。编辑部很快审理完毕,做出反应,来信说:“总的印象很好,立意谋篇现代意识感很强,整体结构也很严谨,语言颇见特色”;“确属有探索性有意义的作品,十分赞赏作家的文学修养、大气魄”;“应是当代严肃文学中有较大影响的一本书”。然而书稿送省局审定时,编审委员们很是为难:放行吧,有险;放弃吧,有憾。权衡再三,暂缓出版。书稿终被婉言谢辞,由长沙退回北京。
1991年8月
《金瓶梅》缩写本,由海天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的《金瓶梅故事》为母本,重新排版,置换封面,出版发行。
1993年6月
《金瓶梅》缩写本由中原农民出版社,以剑魂文艺社出版的《金瓶梅演绎》为母本,更名《金瓶梅奇观》出版发行。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第四稿更名《潘金莲野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首印三万四千册。出版后即被盗版,现后有《潘金莲》(单册和上下册两种)、《潘金莲艳史》及与原著同名本多种。曾被东莞旗峰论坛网站连载。
1993年9月
韩英珊第二次重写《金瓶梅》缩写本,删掉各篇标题,添龙头,增凤尾,冠名《黑马王子七香车》,以秦凰创编书院的“平民文学丛书”征订,首次定货便达七万册印数。然而在陕西、甘肃、宁夏三地谋求出版,均未果。
1996年6月
韩英珊第三次增订、重写《金瓶梅》缩写本,先后联系包括京城在内的各地出版社数十家,恳请出版,仍未果。
1998年10月
《金瓶梅》缩写本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的《金瓶梅故事》为母本,换名[金瓶梅词话]出版发行。
2002年9月
《陶城报》发表韩英珊的文章《“视觉新闻”备忘录》,陈述他缩写《金瓶梅》“是出自爱国热情,求是精神,自信是光明磊落,净化古典,传播国粹的开拓性劳作”。目的是揭示:《金瓶梅》的真谛在于官场、市场杂交时代世态炎凉的大写真,充满鲜明的当代性,最能引发读者的反思与觉醒。文中指出“《金瓶梅》全面暴露了中华封建帝国资本主义萌芽后,社会世相的腐败及人性丑恶”,“《金瓶梅》的九分精华,一分糟粕俱禁,是中华文化灾难性的失误”,“至今并未消解的顽固的禁封意识,是民族精神中愚昧的一面形成的”。《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的出版虽二十年风云不息,荆棘载途,韩英珊坚信“中国在改革,中国是活水,行行出英才,振兴复兴,好景在前面,现代人浮躁,急功近利,追逐时尚,崇洋薄古,冷漠传统,皆是暂时的病象,朝霞都满天啦,旭日能不出来吗!”
2003年5月
韩英珊对《金瓶梅》做了小说美学的审视,认为对《金瓶梅》的启蒙价值、艺术造诣、美学贡献,中国人尤其是官场人,知之甚为浅薄,却又成见极深顽劣不化,始终不肯跳出“淫书怪圈”。伟哉壮哉的《金瓶梅》世界,对不愿、不敢亮丑的“民族自尊”进行狂飙式的颠覆,中国人尤其是官场人,竟然数百年麻木不仁,蒙昧不开,无所反思。《金瓶梅》的亮丑之美,可以沐浴当代读者,自觉地纯净民族心态,与丑对峙,而且化丑为美。基于这种亮丑之美的审视,开始第四次增订、重写《金瓶梅》缩写本,六十一篇杀青。
2004年5月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第五稿,更名《潘金莲情结》,由华文出版社分上下两卷出版。
2004年7月
《齐鲁学刊》发表李怀仁教授的论文《缩写文学的一朵奇葩》,进一步探讨韩英珊缩写《金瓶梅》的学术、文学成就。
2005年9月
韩英珊连续两次挂号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本人,恳请逐字审读《金瓶梅》缩写本及《金瓶梅精华论》全稿,终不得回音。
2007年4月
韩英珊对创作《金瓶梅》缩写本做了如下小结——
“我是开缩写《金瓶梅》之先河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经受了《金瓶梅》传播史上最新也是最大的一次风潮洗礼,我不愧是《金瓶梅》的一线光芒。我想学习兰陵笑笑生的榜样,恭奉一个特立独行的版本,然后把自己含蓄掉。
“我可告慰包尔汉·沙赫德拉老人的在天之灵:您是《金瓶梅》缩写本的总体设计师、奠基者。那个《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式的缩写本,我已经完成。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被中国强悍的皇权奴性情结和顽劣的官僚文化所迫害,被投入长达二十余年的精神炼狱和变相流放。我以为,《金瓶梅》一定要进行涅槃,再造一部缩写本与原著并存。这个缩写本就是要证明:《金瓶梅》具有当代性,不是淫书而是美矿,几百年来禁封《金瓶梅》是一种全民族的自我蒙蔽和愚化,是旷日持久的文化灾难。涅槃《金瓶梅》而生舍利子《金瓶梅精华论》,也是涅槃了我自己。
“中国的国民性极缺亮丑之美。极需亮丑的文学艺术陶冶性灵,蔚成乐于正视丑恶的大美德,铸造化丑为美的大勇敢。以此来高扬自我批判、制欲自律的民族精神,消解虚伪的自尊和最易狂热的浮躁心态。
“《金瓶梅》及《金瓶梅精华论》在中国的命运,说明当代社会仍散发着《金瓶梅》气息,说明官僚体制和僵化的意识形态阴魂封冻,坚冰难化。然而《金瓶梅》美学必定沁出涓涓春水。”
2007年8月
韩英珊创作长篇诗评《丕植诗歌美学风貌札记》期间,因小札诱发了灵感,想到一种灵气十足又犀利率意的“学术小札”,又进一步想到,《金瓶梅》缩写本从开始创作,即是对该著精华情节的提炼与研究,具有学术性。只是没把提炼研究的所思所想记录成文。再一想,包尔汉·沙赫德拉老人希望完成的“学术小说”层次,其实他还没有抵达。遂动手将六十一卷精华情节都补全《菡翁小札》,使每一卷都呈鸾凤交汇之像。
2007年9月
韩英珊将《金瓶梅精华论》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大型史典开创人、兼容文史哲多种天赋的中国著名文化实业家魏丕植教授评价,得五字评语:“真大手笔也”。《金瓶梅精华论》也旨在向全人类呼吁——“红尘纵欲何时了”!
2012年8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学术著作、《金瓶梅故事》的61卷释评本《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版本大气,封面金黄绛紫交映隐衬壁画,庄重华贵。
2018年孟春——孟秋
韩英珊第五次增订《金瓶梅故事》,补二十篇,《金瓶梅》缩写本终以81篇告竣。
《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将第五稿定名《欧阳泰亨的女人们》。
奇遇呼噜胖子
公元1995年,我被请到河南省平顶山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的活动。那时已是暮秋时节,我住在华宝宾馆,有一天夜里,从郑州来了一位推销烟酒的经理,与我同室,他睡觉打呼噜,震得床板及灯罩直颤,我实在无法入睡,处于礼貌,体谅他半夜赶来,一身劳乏,不便叫醒他,再说我这是包间,临时安排他借住,只好睁着眼辗转反侧到天明。这位郑州经理,只消半夜呼噜,就把我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二天他很早就出去办事了。我也顾不得许多,把门反锁做起白日梦来。等他回来,我也补足了觉。相互侃谈,很快就熟了。我寻个机会说起打呼噜,他“哎呀”一声,说忘了向我道歉了。他说凡是到外地出差,都是开单间房,就是为打起呼噜来山崩地裂,老给失眠的人提神儿。他已和宾馆讲好了,一有单间即调过去。委屈我了,不好意思。
我们互通了姓名。他才三十多岁,当代美食就把他美成一百公斤的大腹便便者了。走起路来一颤一颠的,却不显得迟笨。人混到有些相知,我乐意递给人家几句幽默。于是他便被我戏称其为“呼噜胖子”。他经销烟酒,自己是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他的呼噜打得十二分精彩,说话也是口若悬河。他的知识面很广,肚里装得社会新闻也多。我是写小说的,愿意与各种长相各种性格的人交往侃谈。我很快喜欢上他了,心里舍不得他般走。第二天晚上,我到楼下医务室要了一块药棉,在宣布入睡前,我将耳朵塞得严严实实。不一会儿,呼噜声又从那床上传过来,仍是惊心动魄的响,像山谷中的闷雷轰然磙动,像几百颗手榴弹联串炸开。我实在耐不住了,索性把他摇醒。他睁眼来翻了个身,见我双耳上的棉塞,他会意地摇头一笑,说声对不起。我也一笑,说随便聊聊,等我困到极处再睡。一说聊天,他立即精神起来,他已知我是作家,说聊聊文学吧。一聊竟聊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呼噜胖子爱看闲书。公元1993年秋天,他出差到驻马店,办完了事要回郑州,在车站等车时,想买本闲书到车上打发时光。一个卖书刊的小伙子,高声吆喝着卖《金瓶梅》,买者蜂起,把《金瓶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呼噜胖子想买都挤不上去。没多时,人群骚动,先是吵起来,后又动了手。原来卖《金瓶梅》的小伙财迷心窍,见行情不错,突然抬了价,有人就抨击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也是卖书的傻子遇到了买书的蛮子,夺了他手中的书,向空中来了个天女散花,可巧就落到了呼噜胖子怀里一本。更巧的是,那卖书的怕把管理人员招来惹大麻烦,竟不与那蛮子理论,鼠见猫般遛之大吉。呼噜胖子没花分文白捡了一本“天书”。仔细看来,书叫《金瓶梅奇观》,朱红色封面如凌霄花的汁水染成,衬白线构图,压搪金书名。上了火车,他一口气读下去,抵达郑州时就读完了。
说来也真巧,天涯逢香草,听罢这段趣闻,我断定:这本《金瓶梅奇观》,十有八九是我的那部“剑魂版”的《金瓶梅演绎》(《金瓶梅》缩写本首版)。我就问他,《金瓶梅奇观》开篇从何讲起,结尾又因何而终?呼噜胖子说,记得是三十几篇故事,开头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会,结尾是吴月娘在济南府的什么寨悬梁自尽。我想,这无疑是我的作品了。
呼噜胖子一听说是我写的书,腾地坐起来,瞪眼愣了片刻,惊羡地说真想不到作者就和他同住一室面对面,像在做梦。他还说自己喜欢看书却不懂文学,不敢评说,只感到语言简洁优美,内容健康真实,人物形象几笔几划就描出来。原以为有床上事,读完了,不是大失所望,而是大喜过望,很正派。他买过许多杂志读物,读完就扔了,唯独你这本没舍得扔。不是讨好你,咱们刚认识,是天作合。听到这话我真高兴,真幸福。我就把缩写《金瓶梅》的坎坷之路、悲壮之象复述给他听。他眼神里溢满了敬慕。他说他是个生意场上的人,最敬的是你们这样的作家。我谢了他的美意,又问他,那本《金瓶梅奇观》可还收藏在家?他说,一年多来,数不清在多少亲朋手中传阅了,仍在朋友手里。我请他将《金瓶梅奇观》相赠做个纪念,作为版本收藏。他欣然答应。我能得到这样一个新版本,实在太意外、太难得、太幸运了。看来,十余年间,世上还会有许多我未发现的版本罢。
我们交换了名片。天不早了,我请他快睡,他请我先睡。我哪里还有睡意!他见我又点燃了一支烟,就明白了。没过几分钟,他的呼噜又晃天摇地。我听着呼噜声,闭眼暝想,心津着甜蜜。农村里该是半夜鸡叫了……
第三天,宾馆通知他搬单人间,临别,他说愿意和我住一起,只这可恶的呼噜破坏了伟大的友谊,并让我放心,回到郑州就把《金瓶梅奇观》寄到北京。可巧,他搬出后,我因急事提前回了京,未及向他告别。不久即收到他的挂号邮件,这部凌霄花颜色的文本,虽然经历了众多人翻阅,倒还齐整。翻开目录一看,果真是盗用《剑魂》版,连八幅插图也如数照搬,细读内文,无一字改动。再看版权页,系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河南省长垣县印刷厂印制。1993年6月第一版,印数为15000册。我给呼噜胖子通了长途电话,表示谢意并请他到出版社找那位责编代问其详。回说,责编果有其人却断无其事,被开涮的责编很气愤,出版社一查书号,也是假的。
我是一个凡人,面对自己被盗版的书,既有隐隐的喜悦,又有受辱的懊丧,心中难免生出对文化官场的鄙视,生出对自己能力低下的遣责,生出一介文士苍凉的哀痛!我找出《剑魂》,对照《金瓶梅奇观》的版式,真是佩服书商们像蚊子叮吸作家鲜血的残酷与恶狠!十年来,文化官场把认定为缩写《金瓶梅》的“始作俑者”,给戴上荆冠,迫使我成为一条潜龙。然而,文化官场往往对盗版书的惩治,失去当年围剿原创者时的奋勇和昂扬。我宁可忍受盗版者侵犯我的著作权,署名权、获得报酬权,经济损失不计其数,也要向历史表明:赝品时代只有在民间活着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
诗人小说家王群生小记
在宜宾召开“神剑”文学座谈会,重庆著名诗人﹑小说家王群生先生应邀列席。他是我的好朋友,晚上我找他去畅谈。一进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沙发上写小说。已有了厚厚一本草稿。他说是一部历史小说,叫《上帝鞭折钓鱼城》。我翻那小说匆匆观赏,他的字迹和我那位“一枝笔”朋友相同,也是“群魔乱舞”派,是只有出版了才可拜读的“天书”。我们一谈就入了正题。
他说我缩写了《金瓶梅》,文化史地位不容怀疑,迟早会被承认。历史上这样的事多啦,批人的整人的痛快一时,被批被整的流芳百世。就占这个山头吃这碗饭罢,从《金瓶梅》可拉出许多情节和人物进行纯文学演绎。哪个山头垒高了,垒出奇景来,也会被人仰视。我们谈得投机,言来语去一夜未眠。
他从在北京与冯德英住在一起,一个修改长篇叙事诗《红缨》,一个修改长篇小说《苦菜花》说起,几乎谈到了他结识到的文学界的所有名流。他说歌剧《红湖赤卫队》韩英在狱中所唱的那大段歌词,那种构思与句式,完全脱胎于他的长诗《红缨》。我以为,他无意指控人家抄袭了他的作品,只是向我标榜一下他的作品影响之深远,释放一下心中的自豪感。他的健谈善侃,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我比他小六岁,他是很有资格的老大哥。
谈到一种文学景观的形成,还真不能忽视权力人倡导之功。诗人、编辑家王致远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期间,颇重视倡导长篇敍事诗的出版,自己也有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敍事诗《胡桃坡》传播。有权威出版社的权威编辑家热心长篇敍事诗的出版,不少敍事诗得以面世,在文坛形成了气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诗人在努力攻克长篇敍事诗。敍事诗一度成为创作时髦。中国诗坛上长篇敍事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 《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射虎者及其家属》《漳河水》《白兰花》《复仇的火焰》《扬高传》等代表作,结成了一道二十世纪中国敍事诗的彩虹。文学史是伟大作家、伟大编辑家、伟大作品的纪念碑排列成的。一个重要作家能创造一个文学时代,卷起一场文学革命大风暴。这似乎是个定律。文学界却也是时刻追着时尚与虚荣的,也有许多混世魔王和俗不可耐的小人,更有许多疯狂的豪夺和无耻的荼毒,小人常常有权,庸人常常挡道,故大作家难以产生,大作品难以问世。
王群生的的弃敍事诗而转长篇小说创作,也是时尚使然,生存所迫。都不写敍事诗了,也就无从振兴了。世上无敍事诗,世人对敍事诗愈是生疏冷漠。室内已被我们两只“烟枪”吞云吐雾,污染得伸手不见五指,打开一扇窗子驱雾,见一缕晨曦抹上肩头。我们又打开一包香烟。话题又转到我缩写《金瓶梅》的事。《金瓶梅》被禁着,禁区里分明是埋满了地雷的,禁区是个雷区。闯禁区者,一蹚上雷,就响了,或死或残。明知其危,毅然蹚进去,用雷响来震醒还不太糊涂的人。这真有些刘胡兰面对铡刀、董存瑞举炸药包、黄继光堵枪眼的壮烈了。他很认真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是个数千年愚化很深的国度,民众惯于逆来顺受,缩着脖子忍着活,看到真理也不敢说出来。带头撑乾坤的少如凤毛麟角。所以,我必经历好长一段的沉默。当我被作为文物发掘出来时,光华才会汇入到中国文化的辉煌里。其实被历史潜藏起来更神秘。我笑着说,王群生你成了预言家了。他说诗人都是预言家。那晚我们没睡,天明后还要到重庆。
在火车上我们面对面坐着,这位重庆侃爷竟然无一丝睏倦。一路里车轮磙磙,隆隆轰鸣,他一路里讲不完文学界的故事和笑话,乐得我直冒泪花。
梅 棠 雨
我想用“梅棠雨”这三个字(后亦用“裸魂之魔”)来概括“金瓶梅基础研究体系”,是对《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意象性提炼。你想,细雨如丝,落进梅树,催着梅花散开初春温馨气息。小雨如珠,轻叩海棠树的碧叶,蹦跳着沐浴了鲜红黄亮的海棠果,夏日便好看得若处女的花裙了。春夏的雨汪汪着美,娇娇嫩嫩的,那秋天的成熟之美更为惊心动魄。灵感一闪,有了“梅棠雨”这三个字,多香多甜多魅人的雨呀!这“梅棠雨”里含着我在文化界的一波三折、大起大落、荆棘载途,二十余年的精神炼狱——我毕生文学大业中难以消解、磨灭的烙印,不屈的叛逆与抗争。向世人告白:在古典名著《金瓶梅》传播领域,我是一头早醒的舞狮。这“梅棠雨”还有更深的意蕴。春夏之雨岁岁抢先赶到人间,使万物萌绿,一丝一珠,都是大地的启蒙者。“梅棠雨”深潜着启蒙天使的美意。梅指金瓶梅。棠唐是谐音,隐我“高唐人”的笔名。梅还指我金瓶梅精华情节之提炼与研究。雨语是谐音,隐我对金瓶梅美学的探觅语丝。总之,《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经历二十余年风雨洗礼,最先接受了历史与读者学人的选择,成书的过程即是一部苍凉故事。
我做为传统禁封意识的叛逆者,心中储满了岩浆,颇为羡慕宋江醉酒题壁。自题108言挂于东墙,自重、自勉、自塑、自慰、自砺其锋、自得其乐——
英年风华正茂,气盛胆炫,开缩写金瓶梅之先河,披靡神州,感铭在现代封建废墟上涅槃出一轮文学太阳。百姓学者嘉奖,官僚体制迫害,变相流放二十春秋。矢志不渝,泪滴血凝,花甲清朗,罄六十一卷冠名梅棠雨。美文能传播久远,历史必回酬雷电,胞弟英凌作奇卉彰我心声。
诗圣艾青有名言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也是如此地热爱着我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这片广袤的土地。这个伟大民族塑造着三大景观:悲壮的历史;火热的当代;辉煌的未来。当代人在无气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并证实历史的悲壮时,在还写不出取信于天下的历史教科书时,应羞于说自己必然辉煌。处在发展机遇与多元挑战共存的时代;历史的悲壮不断叩击今朝,消费和浪费混淆并联合倾吞资源的时代;真善美与假恶丑亮剑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公民,自从深悟了民族心底的沉重和遗传在党政肌体的大封建基因,就从未觉得自己光荣过,骄傲过,自豪过。尤其我从事《金瓶梅》基础研究,缩写《金瓶梅》经受了通报全军、“暴尸”全国的洗礼后,对“实事求是”的口号再也不愿喊了,一喊便有莫名的耻辱感。我们有太多的高兴事,太多的不幸事,我们敞开大门搞改革,国土之门要开,历史之门也要开。开历史之门,诊断史病,萃其精华,舍弃糟粕,弘扬传统。免得我们像狗熊掰棒子,一路空唱丰收歌。也便于评说着历史面对现实,批判着现实走向未来。我们真有了如此民族性的开阔胸怀,便不难发掘出《金瓶梅》启迪全民族的特殊价值来。
对《金瓶梅》的缩写和文化创意(指长篇小说《欧阳泰亨的女人们》),我永远无悔。历史上的文人志士为传播《金瓶梅》已付出过智慧和生命代价,他们是为了抢救这部文学珍品免于被彻底殉葬。《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客观上给某些当代政治家和一些文化官场人物提出了一个大问号,鉴别出他们的弱智和胆怯。我一直以为《金瓶梅》不但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记得诗圣艾青有一首《镜子》诗——
有人喜欢它
因为自己美
有人躲避它
因为它直率
甚至会有人
恨不得把它打碎
当代某些政治家和一些官场人物,面对《金瓶梅》,就“恨不得把它打碎”,倒不是因镜子平面有精液淫水,不然,《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是擦净了的平面镜子,却为何依旧被打翻在地?分明是他们心里阴暗,怀着鬼胎,他们躲避,“因为它直率”之言之象刺耳目,直率坦明了封建世相。如果完全不是这样,只是怕污了中国老百姓的心,怕百姓染上淫荡,淫了党风、国风,那可真是小瞧了也是污辱了当代中国百姓;再说,当代淫荡成癖者群,绝非是中国老百姓层面,而且当代淫者也不是捧着《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成癖的。这就只能返回命题:某些政治家和一些文化官场人物害怕展示封建黑暗,既是咄咄怪事,又非咄咄怪事!
中国人似乎有这样的经验:很清楚很简单的事,只要纳入官场程序或有官场插手,就绞在一团乱麻里、浊流里,终闹得涕笑皆非,欲哭无泪,往往多少年都解决不了。不是国人没办事能力,是因体制陈腐、党政扯皮,是权力腐败,不容释放这种能力。一个人的奋斗既是有益的,也是有限的。我也想过,《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在中国是一根敏感的文学神经,有可能最终引发中国社会高层次的思想启蒙;在新的思想启蒙中得以彻底解放,再一轮接受艺术标准的严酷考验。眼下乱世,国人大都追求物质,沉迷名利,没心思解读《金瓶梅》的大意蕴,中华第一缩写本无幸当红。
我是个太老实太善良的公民。性格决定命运。我生肖小龙,也只能做一条潜龙。而今社会人,如尘埃悄落,潜龙静卧者太多太多,只因如柳絮杨花、浮名拥挤者太多太多。做潜龙的好处是:有将火煅的语言文字淬火的功夫。有读我长篇小说《狼荒》者,著文说我是“沉潜得不浅的作家,是位真货色的作家,《狼荒》是一部真货色的佳作”。难得他用了“潜”字,可见品我之深。“潜”之景观是美丽醉人的,“潜”功更是不易得到的。我是条小潜龙,我潜着看人间,潜着俯视社会,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品尝真善美,细察假恶丑,放胆剖析自我,大胆批判社会。没有神不守舍的浮躁情怀,没有追名逐利的疲惫与烦恼。我庄严肃穆地读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伸出心灵之手抚摸历史大大小小的伤疤及大大小小的里程碑与花环,欢呼赞美之余,也叹息、垂泪、反思、寻根、自悟、自强、发奋。我常冥想,我们这个民族是东方巨龙,恰恰不似我易潜易沉,这条巨龙腾跃得太急骤太慌张太匆忙太狂热,每片鳞甲都欠缺素质的光斑纹络和能量。而且舞起来就直奔灿烂炫目和大气磅礴。我担心巨龙的耐力。公元1958年,中国巨龙舞得热昏狂放,三年绝粮,饿殍遍野,留下一片狼藉;公元1966年,中国巨龙又一度登场,舞得领袖成神,经济衰竭,留下千古浩劫。这条巨龙的一代代舞龙人,总是甘不得寂寞,总是极容易点燃起非理性狂热。当巨龙腾舞之时,看动地摇天之状,哪一次不是全民族喝采唱颂;当巨龙息舞之后,观满目惨烈之象,全民族又在那里发呆犯傻自我愚化。这个古老的民族创造了深厚的封建文化,渗透到每个社会细胞,迄今还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中国公民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动员起全民族的合力,改造并彻底批判了它。全民族反封建的任务远没完成。对于新的时代,这份悠久的封建文化史,恰恰不是当代中华民族的荣耀,而是最沉重的包袱:在接受新思维新思想时,还必须痛拔封建劣根。封建劣根是当代中华的天敌。《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遭受的磨难史,恰恰嵌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上,显示了社会动脉的硬化与栓塞。
中华这片土地,仅漫长的人治时代,就可写出世界第一流的悲壮辉煌的史诗。几千年的人治之方换汤不换药,就足以证实历史情结的强悍与冥顽,多少个伟人豪杰被它同化,葬送了半生风流。真正驱赶大封建阴影之时,美好的法制时代便向中华民族招手。东方巨龙的中国一定能腾飞进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最佳理想境界——如同我的长篇小说《狼荒》所述:“真假共存,以真主宰;善恶共存,以善主宰;美丑共存,以美主宰”面对历史,面对当代,面对未来,我愿以《金瓶梅》中华第一缩写本的绵薄之力,有助于诱发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敲开民族传统之门,请中国作家第一流悲壮辉煌的史诗,经这道敞开的大门去风靡世界。
在半个世纪里,我这条小潜龙似乎是为《金瓶梅》活着,而且我被紧紧系在《金瓶梅》现象或潘金莲现象的情结中,社会人大都向钱看,无暇回首广阔悠远的历史画面,那些被渲染得灿烂处已是目不暇接,谁还注意灰暗中因《金瓶梅》身陷囹圄的潜龙隐人。我讨嫌张扬,性情温善,半个世纪里没欺负过人,没结下过仇人,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一路里忏悔着,约束着言行,充满着理想与斗志,狂言要把自己雕塑成艺术品。当然,都如我做潜龙,世界就僵化沉寂了。活跃着的人和光耀着的事,也并非都是浮躁,正气自在人间,看你识也不识。好在全民族并未尽然忘却了忏悔,即使缺少忏悔的热情,还总有鼓呼忏悔的青年志士。忏悔是逃避不了的。能忏悔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最有智慧和战斗力的民族。如今文学界一阵阵发起呼唤忏悔之声。在一片享受青春和潇洒暮年的物化环境里,仍廻荡着崇慕高尚、敢讲真话、追求真理、探索真谛的强音!往事并不如烟,许多青年忏悔了,许多知识分子忏悔了,忏悔着反思历史,忏悔着矫正过失,忏悔着聚融感情.我也誓把忏悔写进小说里。
《金瓶梅》与我难分难舍,但我能否与《金瓶梅》同在,这要看我的德智品位能否被历史接纳,不是只凭我的主观愿望。我对《金瓶梅》美学价值和启蒙价值的预言,更是要接受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检验。无论聚焦我国的《金瓶梅》传播与研究,还是目睹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金瓶梅情缘”,至今依然是无限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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