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漫谈李商隐细密内敛的诗歌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大变革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契机和舞台，在分崩离析的古中国版图内，为“救时之弊”，各家学派均以巨大的生活热情和无畏的理论勇气，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生发表各自的系统性的主张，在向统治阶级推介自己理论的时候，互相展开开放式的争论和吸收，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宏阔开放的文化精神的根基。

秦汉时期，汉民族和封建文明形成，新兴地主阶级以朝气蓬勃、雄姿英发的精神面貌开拓和创新，北击匈奴、西开丝绸之路等壮举使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中国宏阔开放的文化精神全面形成。蜿蜒万里的长城、“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吞宇宙的汉大赋、囊括3000年眼光恢宏的历史巨著《史记》等等都是典型代表。

到了隋唐，这种宏大的文化精神已经登峰造极。通过对门阀地主阶级的残酷打击，世俗地主阶级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庶族寒士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托，以博大的胸襟广泛吸收古今和外域文化，文学、音乐、美术、佛学、历法、建筑甚至服饰等各类文化都呈现出高度宏阔开放的特征。李白来自天上的浪漫主义诗歌、“灿烂而求备”的绘画气派、色彩艳丽的唐三彩、“起于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以肥为美的审美取向等无不堪称标志。

但是，物极必反。唐朝后期，已见不到积极进取的边塞诗，也见不到雄奇飘逸的张旭狂草，朋党之争和宦官乱政使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封建文人诚惶诚恐，心事深埋，于是，精神空间走向萎缩，心绪和情思指向细微、幽妙和朦胧，其文学作品在潜心摹写自己心象的同时，将其客观化，将难以直白的心象渗透或依附于物象，令人在揣摩中产生许多联想，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从宏阔向细密的转化。这种转化在文学上的标志是晚唐杜牧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司空图的文学批评理论和词的初步发展等。

杜牧的诗注重对历史和个人过去的反思，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讲求文学主题的多旨性，而产生于初唐的词在晚唐开始发展并走进闺房中。这些都是文化内敛的表现。这里，我仅探讨一下李商隐的诗歌艺术特征，并简要分析这种艺术形成的根源及其深远影响。

1、婉曲的诗歌表达技法

李商隐诗歌善用比兴、象征和寄托等婉曲的艺术手法，把心象熔铸于物象。

比兴和象征手法本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诗歌创作手法。《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之一就是比兴，“桑之落兮，其黄而陨”（《卫风 氓》），用桑叶喻人，同时由言桑兴起对人生的感叹，这样的现象在《诗经》中比比皆是。楚辞中的比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达到比兴与象征的融合，比如屈原《离骚》中有这样的句子：“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意思是博采众长，多方吸收营养，“江离”、“辟芷”、“秋兰”等芳草比喻和象征高超的才干，诗人以这样的句子兴起后文。楚辞中这种象征式的比兴手法对李商隐的影响很大。

在李商隐的手中，比兴和象征手法已被运用得出神入化，形成了融心象于物象的特点。他不仅把比兴和象征手法融合在一起，而且还把寄托手法融合进去，从而使心象与物象熔铸为一个整体，来表达诗人深细隐微的人生体验和感觉。请看其名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诗人四十七岁时的作品，表达了他思华年不胜惘然的情怀。诗人以锦瑟起兴咏叹人生，以锦瑟比喻华年来咏叹人生，诗摹写了锦瑟所奏的迷幻、哀怨、清渺的音乐意境，以此象征不堪回首的梦一般的华年经历，锦瑟又成为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这样，诗人就通过比兴、象征手法，使锦瑟这一物象熔铸了诗人刻骨铭心回首华年的心象，同时又寄托着诗人的感伤，托物寓意，托物言情。

通过比兴、象征、寄托手法的运用达到寓心象于物象，在李商隐的先代也曾有过，但李商隐表现出迥异于前人的精神状态。

汉代《古诗十九首》多用比兴、象征或寄托手法，融情于景，言近旨远，但抒写离情别绪的“古诗十九首”却并不婉曲细密，特别是诗中的景物如浮云、银河、明月、奇树等都显得大气，显示出汉代宏阔的时代文化特征。魏晋时期，曹操也是一位善用比兴、象征和寄托手法创作诗歌的高手，《观沧海》看似纯粹写景诗，海水、山岛、草木、秋风、日月星辰，实际上客观世界和诗人主观世界的有机结合，是比兴、象征和寄托手法的有机结合，但是诗中透出的是英雄豪气，是宏阔逼人的“汉魏风骨”。杜甫、白居易也多用比兴、象征和寄托手法，但是像杜甫那样容易“感时花溅泪”的句有细微心致的诗人也在诗歌中呈现出宏大精神，不仅有气度非凡的长篇系列“三吏”“三别”，而且不时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豪情不亚于李白的诗句。略早于李商隐的李贺是象征手法运用得极为成熟的诗人，其心象与物象的融合程度也极高，但是其诗中心造的神仙幻境，美丽奇妙的幻想境界激起读者的神往，李贺因而成为汉唐宏大文化精神的最后继承者。

同是以心象熔铸物象，李商隐的诗歌典型的反映了汉唐宏大文化精神的萎缩，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重大转型。诗人的内心体验极其深入细腻，诗人的心灵经外物触发出现一连串的心象序列。《锦瑟》中，当锦瑟的弦引发诗人对人生的感慨时，蝴蝶、杜鹃、明珠、美玉等意象蜂涌诗人的心中成为心象序列，共同见证了诗人不堪回首的华年。不仅如此，在李商隐的作品中，心象与物象已难以分辨开来，诗人的幽曲细腻的心态我们只能细细体会。《夜雨寄北》中有一句诗“巴山夜雨涨秋池”，物象“秋池”已不是普通的物象，它成为诗人心的替代品，池中不断溢出的秋水正是诗人那难以收拢的相思之情。“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比李白的“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朦胧幽曲得多，“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又不知比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细密了多少倍。

2、朦胧的意境和主题

由于比兴、象征、寄托手法的运用，李商隐的诗歌多呈现出意境朦胧和主题恍惚的特色。

盛唐诗多兼具高华明朗和含蓄蕴籍，李商隐继承了盛唐诗风，但把高华明朗发展为绮密瑰艳，把含蓄蕴籍发展为对朦胧意境的刻意追求，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诗人复杂细密、矛盾愁怅情绪借助自己诗心的巧妙生发，铸造成朦胧凄艳的诗境。同是描写爱情，六朝诗人靡艳，比如萧纲以妻妾午睡入诗，有“梦笑开娇靨，眼鬟压落花。□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的句子。同是描写爱情，李商隐则执着缠绵，郁结不解，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在朦胧瑰艳的诗境中显得凄美幽妙，耐人寻味。试看《锦瑟》，抒情主人公独坐瑟前，瑟音飘渺，若隐若现，他与庄生同梦，梦中的蝴蝶翩翩舞起飘摇的人生，远处有杜鹃哀春的悲鸣之音隐隐传来，勾起人无限伤感，推开窗户，水天相接的海面虚无缥缈，而沧海遗珠的画面多么空远凄清，海边蓝田善上的烟云就如同隔世般扑朔迷离了。全诗情思细密含蓄，意境恍惚，使人为之低回。

当然，李商隐的朦胧凄美存在着病态成分，是一种“神经衰弱”的阴柔美，但是，正是这种阴柔美标志着以阳刚美为主要特征的汉唐诗风的转变，标志着汉唐宏阔文化精神的内敛。

除了意境朦胧，李商隐的许多诗歌还具有主题恍惚的特点。《乐游原》只有二十个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小诗可以看作是表现了诗人对人生蹉跎、岁月不回的感叹，对年华已逝的忧怨，意同《锦瑟》；也可以看作是表达了对所谓“元和中兴”之后的唐代社会表面繁荣危机四伏的忧虑，对唐帝国大势已去的痛惜，也隐含了对“隔江”犹听“后庭花”的统治阶级的讽刺。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更是题外有题，这些无题诗大多和爱情诗相似，多描写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阻隔、失望与徘徊、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我们把它们作为爱情诗来欣赏时，其艺术价值很高，但是，我们一联系诗人的身世又感到它们有别的题旨，或借贫家老女无媒难嫁渴望得到贵族引荐做官，或借早熟少女的幽怨寄托诗人对出仕前途的忧虑，或借女子爱情失意寄托诗人在牛李党争中政治失意的怨愤，等等。比如下面一首《无题》诗：“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从字面上看，诗是写一位待嫁的姑娘因等不到结婚的好消息而失望归去，联系李商隐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首向宰相令狐绹陈情的诗，诗中请令狐绹推荐自己进翰林院。李商隐曾经跟令狐绹一起从令狐绹的父亲令狐楚学做诗文，后在令狐绹的帮助下登进士第，可以说，令狐绹既是李商隐的青春之友又是李商隐的恩人。在晚唐牛李党争中，令狐绹是牛党官员，但是已做了进士已跻身于上层政治社会的李商隐却毫无政治眼光，他或是一时的政治利益所动，或是为美色所迷，鬼使神差娶了李党官员王茂元的女儿为妻从而使令狐绹主动疏远了他，以后仕途不顺。为了仕途，李商隐厚着脸皮写了许多诗向令狐绹陈情，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但是令狐绹心已冷，没有理会他，李商隐只好失望的走了，据史书记载，李商隐求令狐绹无果以后，就到西南投奔东川节度使流仲郢去了。

李商隐的这些主题不确定的诗歌要求读者用细密曲折的心来欣赏，因为诗歌中所描绘的是诗人细密曲折的心理活动。当然，主题朦胧给理解带来一定困难，但是，有意识的大量创作多题旨性诗歌在李商隐以前从未有过，这些诗同李商隐的其它许多作品一样宣告了李商隐对汉唐千余年宏阔文化精神的革命。

3、细密的心理空间

文学表现心理情感，这在文学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不同时代，文学所表现的心理情感是不一样的。原始文学表现的是类型化心理或原型意识，固然有细腻之处，却千篇一律或流于空洞，这些文学的代表主要是神话作品或以神话为题材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作品，战胜大自然是主要主题，塑造神一般的英雄形象是主要目的，总的说来其精神是宏阔的；先秦和汉唐文学或表现豪情壮志，抒发诗人建功立业的情怀，或描写祖国大好河山，抒发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或用鸿篇巨制描写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表现诗人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民生疾苦的关注，这些作品的精神主流是宏阔开放的。

李商隐所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由恢宏开阔的开元盛世和精神气儿犹在的元和中兴向衰颓逼仄的境地的转折时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颓后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汉民族由进攻形势开始转向防守自保形势。李商隐的诗歌正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心态由盛世时的开放外请到衰世时的收敛内向的变化历程，也正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由面对世界以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所谓“随物以宛转”向面对自我以表现社会在主体心理上的微妙投影为主所谓“于心而徘徊”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体会诗人的“于心而徘徊”。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同是表现男女深情，《诗经》、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多用直白式或治丧言槐式的语言以及细节性的动作，曹植多用不厌其烦的气氛渲染和精雕细刻的衣貌描绘，宫体诗多用肉麻的女子形态点染和弥漫着脂粉味的闺房描绘，而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则主要靠极其细密婉曲的心理描摹。在一个秋天，连日阴雨，诗人在巴山下的馆舍独居，思念远在北方的妻子，无法排遣的愁情就像那秋雨中水池的水面一样一涨再涨，不断溢出水池的秋水正如诗人思念的心无可着落，读者的心随着诗人的这两句诗而深陷凄凉之中，然而诗人笔锋一转，描绘了一幅将来夫妻团聚后在西窗下剪烛夜谈，聊起此“巴山夜雨”时思念之情那痛定思痛的快感，诗人的天真情愫给与读者另一种感受，读者释怀了，至此，诗人带领读者走过了一段忽南忽北，跨越时光隧道，穿越不同情感体验的曲折而又细密的心灵路程。这短短的四句诗所展示的心理物质不亚于白居易的《长恨歌》。

李商隐成功营造细密的心理空间仍然得益于他的融心想于物象的写法，得益于他对比兴、象征和寄托手法的综合运用。《夜雨》中“秋雨”这一物象就象征着诗人的愁情，比喻愁情的连绵和弥漫，而且兴起诗人对悲喜交织的情感的描写，此外，“秋雨”也寄托了诗人对妻子深厚的现实感情和许多期待感情。正是这种细密曲折的心理描摹使李商隐走出了一条迥异于前人的诗歌创作道路。

4、李商隐的细密诗歌艺术的渊源

李商隐内敛细密的诗歌艺术根植于先秦汉唐宏阔开放的文学传统的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学中点点滴滴的内敛细密因素，同时又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诗人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分不开。

（1）前人文学创作对李商隐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楚辞中比兴与象征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影响了李商

隐的诗歌创作，屈原、曹植借男女之情寄托政治遭遇的写法对李商隐的“无题”诗的创作有所启迪，徐陵和庾信的宫体诗影响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创作，杜甫的“沉郁顿挫”影响了李商隐曲折隐幽艺术风格的形成，“长吉体”以心象为主体的主客观结合也为李商隐所刻意模仿。

但是，李商隐对前人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他吸收了前人诗歌创作中有利于他营造细密精神世界的东西，而抛弃了宏阔的一面。他学习屈原等前人的比兴、象征手法，却抛弃了屈原的浪漫主义；香草美人到了李商隐的诗中不是只寄托政治理想而有了更复杂的寄托；他学习宫体诗对爱情心态的刻画却丢弃了其低级的趣味；他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其作品却远比杜诗清冽，虽然曲折却能很顺当的流出山谷；他学习李贺，李贺的心象是附着于物象上的，李商隐的心象是与物象熔铸在一起的，而且他还把李贺的气冲云霄的情怀拘进胡同曲巷。

（2）唐代诗论对李商隐的影响

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已苦于“言不尽意”，“言征实而难巧”，想到了是否可以在提炼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使意义产生于语言文字之外，到了唐朝，这种追求含蓄追求文字的以少胜多追求多题旨成为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自觉行为。

王昌龄提出“含思落句”说，并以自己的名作《长信宫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为诗歌的含蓄美树立了典范。刘知几提出“生子约文”的“用晦”说，他举例说：“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明白无误的要求诗歌含蓄，后又进一步提出“二重意”说，认为诗歌的题旨可以不确定。

李商隐对本朝的著名诗论烂熟于心，有意识的追求朦胧，不仅在题旨上追求，而且在意境上追求，力求以最有限的文字表现最丰富的最有层次的心理生活。

（3）晚唐社会现实对李商隐的影响

唐代后期，朋党之争愈来愈激烈，而李商隐生活在最漫长最激烈牛李党争时期。李商隐早年与牛党的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关系密切，依附他们等第入仕，后来入了李党王茂元幕府。李商隐的思想上具有庸俗的一面，为了谋生和升官，他对牛李两党态度暧昧，甚至两面讨好，终于深陷两党之争的夹缝中不能自拔。为了不至于得罪任何一方，他的作品往往大量用典，广泛采用比兴、象征、寄托手法，不仅意境朦胧，而且诗意晦涩。

唐代道教盛行，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深受其影响。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出现志怪小说；从初唐到中唐，人们对鬼神将信将疑，所以出现传奇小说。晚唐时，人们对神仙世界的信仰已经幻灭，如果说神仙境界激起了李白真心追求的热情，寄托了李贺心中的欲念，那么，对于李商隐来说，神仙境界主要是用作构筑瑰丽朦胧诗境的材料，并且与人生寄托结合在一起，使诗歌的内敛更具艺术化。

此外，在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唐代后期儒学复古主义盛行，李商隐对此深为不满，他在《元结文集后序》中说：“恐始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从而反对“不师孔氏为非”。这种面向未来离经叛道的精神表明李商隐具有打破传统思想的勇气，这可能是李商隐能够把诗歌艺术从心外拉入心内营造戏迷内敛文化的思想基础之一吧。

5、李商隐细密诗歌艺术的文化启蒙意义

李商隐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政治由进攻型到防御型的重大转型时期，体现了中国文化形态的相应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直至今天。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直接影响了晚唐五代词的产生。词产生于中唐时期，那时主要作者有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等，词的题材很广泛，格调也或高远或清新，后来的花间词和李璟、李煜等人的词放弃了中唐词的思想传统，继承了宫体诗的脂粉气，同时，花间词也借鉴了李商隐爱情诗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特点，从而不至于滑进宫体诗低级庸俗的泥潭中去。花间词开辟了“词为艳科”的词的发展之路，北宋婉约词始终居于词的正宗地位，婉约词的创作获得巨大成功，涌现出宴殊、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婉约词大家，这些，李商隐也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婉约词在创作上进一步提升花间词的艺术品位，更靠拢了李商隐的内敛瑰丽和真情。

宋代患武如虎，实行文人治国和极端中央集权体制，终于导致内忧外患，中国历史正式由汉唐一千多年的扩张文明进入以后近一千年的收缩文明，封建士大夫的心态也由汉唐的放眼世界，积极进取，兼容并包转为营造淡雅生活，追求内心感受，中国文化适应了这种变化，宋代最大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诞生即是标志，而晚唐李商隐的诗歌艺术正是这种变化的先锋，它启迪了江西诗派，江西诗派虽然转益多师，但其内敛的诗歌创作精神是和李商隐一致的。

清初，李商隐研究出现一个高潮，研究成果对王世震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等文学理论都有很大影响，这些诗论虽然追求的目标不尽一致，但是它们在崇尚细密和尊重内心感受等方面是一致的。

20世纪30年代的李金发象征派诗歌、戴望舒现代派诗歌和80年代的北岛舒婷顾城们的“朦胧派”诗歌的创作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很大影响，但是它们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李商隐诗歌艺术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这三个诗派的共同特征是有意识的使用象征手法表达主体内心对生活的细密体验，追求心象与物象的有机融合，追求朦胧意境和主题的不确定性，这些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恐怕只有李商隐的诗歌最具备和最鲜明。

笔者在本文中从李商隐诗歌的婉曲手法、朦胧色彩和细密心理空间营造等方面探讨了李商隐诗歌艺术的风格和主要特征，并简要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从而论证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从汉唐宏阔开放状态向宋以后细密内敛状态过渡时期李商隐诗歌艺术承上启下的地位。当然，在这一文化转型时期，除了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特点，还有杜牧的诗歌、花间词、南唐二主词等均体现了时代文化特征，这一时期的书画雕刻艺术、建筑园林艺术、服饰饮食艺术等其他文化现象也不可能不染上时代文化色彩，但是，这些研究笔者还没有系统去做，还有待于今后做大量而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