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往事
暑天的杨凌是火热的,我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不敢出门。我的心情却是无比高兴的。昨天学校办公群公布了今年将受到县政府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我赫然在列。当了多半辈子老师,还是第一次享此殊荣,说不激动肯定不是真心话。这时突然妻弟的电话响了起来,他告诉我,在我的名下有一个违法抑或是犯罪记录,什么名堂我是忘了的,但评优所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肯定是不能开了的。
我立即便僵住了。
在妻弟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一个大概。说是2015年在粮食局下面的一家蛋糕店被盗,我被牵扯其中,也许是所谓的嫌疑人吧。可2015年我还在襄南,很少进城。即使真的进城作了案,派出所至少应该向我本人调查取证吧!到现在4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有了犯罪记录的我竟然不知情!
报案人叫师军政,我立即便想到粮食局下面确实有一家蛋糕店,店主小名叫四十,是我朱川亲房哥的邻居,一直呼我二爷的。于是便打电话向我的堂哥求证,师军政就是四十无疑。于是便马上打电话给四十问情况,他告诉我他的店那年确实被盗,他也确实去城关派出所报过案。但报过案后便没了下文,派出所到现在也没有给过他任何答复。
我又打电话给发小,让他帮我去城关派出所问问情况。他答应我下午就去问。可我却再也坐不住了,便立即去请假赶回通渭。
坐上高铁时已是中午12点40,应是午睡时间,可平时坐上车一闭眼就能熟睡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把2015年的事情又想了一遍,便记起那年我的摩托被盗,小区监控拍摄了偷盗的全过程,并且盗贼的脸面非常清晰,于是便满怀信心地拿着视频资料去城关派出所报案。到派出所后一位民警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问询被盗过程,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在审犯人,完了又让我在笔录材料上签了字。难道当时我签字的材料有假?可我是看过材料后才签的字呀,难道……我联想到网上所传的一些冤案,头皮便不由一阵阵地发麻。
到通渭后便立即联系发小,见面后即对他说了我的怀疑,他断然否定,说民警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发小电话央人去派出所查问,却很久等不来回音,于是我便回家拿了身份证去派出所询问。刚进城关派出所值班室时发小的电话响了,他告诉我确有其事,并且我是做了笔录的。我便越发肯定我的猜测了。便就没有了勇气去问。我是胆怯的,又是易怒的,深怕自己在询问的过程中因情绪激动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便央发小来陪我一起去问。发小很快地便来到了派出所,他告诉我说他所央之人说事情肯定是有的,也许是我对发小有所隐瞒,幸亏发小深知我的为人,便坚决地否定了那人的说法。发小认为我们应该去找所长打问,但楼上楼下几趟没有找到所长,最后来到值班室,才知值班室的民警之一就是牛所长。
我们说明情况后牛所便打开了电脑。这时大厅里进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人,和发小认识。他们握手后发小把我们来派出所的目的对那人说了一遍,那人便去了值班室。听其他人对他打招呼的称呼,也许此人就是所长。
他们问了我的身份证号码后,便立即找到了当年的被盗案记录。但除了报案材料外,就只剩了对我的结论,名词很专业,我昨天还记着的,今天却怎么也记不起了。我们从派出所出来后,发小还取笑我,让我一定熟记这个名词,说这是我的最值得炫耀的职称。我却给忘了。当时值班室内有三名民警,他们说的话我在窗外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诸如没有传唤材料,没有问询过程,案子也没有破等等,最后的结论是让联系当年的办案民警把对我的记录撤了。他们让那位戴眼镜的所长联系,所长说他和那位民警没共过事,说话不好使。于是牛所便给那人打了电话。并告诉了我们当年办案民警的名字,叫冯卫民,似乎已成了陇川派出所的所长。
我们快到家时妻弟又给我来了电话,说对我的记录还没有撤。我又骑车匆匆赶往了城关派出所。牛所还在,我说明来意后他让我联系冯本人,“不然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他的电话呢?”他说。“你不要紧张,肯定会撤销的。你要相信,你没有做的事情,他肯定是不会安到你的头上的。”也许是见我满头大汗,口干舌燥的可怜样子,出于同情,牛所便安慰我道。
离开派出所后又给冯打了电话,他说他给襄南的赵所长打过招呼了的,让我去找赵所长,肯定会给我开,后台已经撤销了。我告诉冯我亲戚刚去过派出所,人家说还没有撤销,不能开。他便让我亲戚再去一趟看看。妻弟下午已去过好几趟派出所了的,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妻弟再打电话,便让冯再催催。
“你让替你办事的人给我打电话,我给他们说。”冯用一种似乎是救世主的口吻对我说。在给冯打电话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一定要心平气和,决不能动怒,但我却还是没能按捺住怒火,虽然布衣之怒是决不会有一丁点作用的,但我却确实是怒了的。“人家凭什么要打电话求你……”我一生气说话就结结巴巴且语无伦次,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责怪冯无缘无故地让我背了四年多的“犯罪”记录,现在却没有一点歉意。当然我说话的语调确是提高了的,也确实象在和人吵架。“那你去告吧!”冯打断了我的语无伦次,盛气凌人地说道。
“象我这样的人,又如何知道去哪儿告呢?”
我回了一句。“县公安局,市公安局,随你去那儿。”冯不屑地说。“屁大点事……”冯又念叨了一句。随即便挂断了电话。我当了半辈子的老师,从来沒离开过书本和教室。屁有多大,我确实是不知道的。但我刚接到妻弟打来的电话时,确确实实感觉到这事比天还大。但我又能怎么样呢!象我这样无钱无势,生命比蝼蚁还要贱的小民。又能拿人家一个派出所所长怎么样呢?
只要把这个“犯罪”记录给我取了,我被冤枉就算了吧!我想,于是便又低声下气地给冯发了短信。他旋即回了短信,告诉我记录已撤销。
今天妻弟去襄南派出所时,记录确实是撤销了的,也很顺利地开到了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但他同时又告诉我,记录虽然撤销了,但人员属性尚未变。也不知人员属性是个什么东西,确实是应该问一问的了。
今天妻在去襄南办事途中,把我的遭遇对司机说了。司机是我曾经的一个学生,他便大怒了,认为我们应该向相关部门反映,让冯多少受点损失。
“都不容易,他只要把我的人员属性恢复正常,又能讨到什么说法哩!”我对妻说。
我还要急着赶回杨凌,等培训结束后再给冯发个短信吧。我想。
但这短信又怎么措辞呢!
也幸亏这次的优秀教师,不然我的后半辈子真的要顶着“犯罪分子”的头衔过完了。
我只是把整个事情经过记述一番,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人民教师顶着嫌疑人的头衔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本人竟然一无所知。东窗事发后,办案民警竟能觉着这是“屁大点事。”
2019年7月30日草于去杨凌的高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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