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高考

 〔散文〕

                          我的两次高考

                                班祖恒

众所周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是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但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我国曾经中断高考，而后又恢复高考的情况并不了解。

1977年，这是记载在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因为文革的原因而停止的高考终于解禁了。这年的12月10日，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多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奔赴考场。

第二年的春天，参加高考的这些年轻人中，有27万多人脱颖而出，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作为60后，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

我的第一次高考，是在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978年。这一年的高考，实行全国首次统一命题，分省录取，这一考试制度基本沿用到现在。

那个年代，小学实行学制五年制，初中、高中实行两年制。

我的4年中学时光，是在田林县者苗中学度过的。那个年代，学校有试验田、有勤工俭学基地，还经常到附近的生产队学农。学校筹建高中班后，由于经费短缺，师生劳动很多，经常到一公里外的砖瓦厂挑砖瓦，到附近的山上砍树做横条，到远离学校的地方烧石灰，到学习旁边的河里捞沙......可以说，那是半工半读的学生时代。

由于劳动成了惯性，学生们对读书学习倒没有了兴趣。加之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可谓新生事物。在读大学、招工招干均推荐的理念影响下，我们把高考当作一个读书必经的程序，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应对高考。

2018年7月初，我们高一班参加高考了。由于考生少，不足以设立考场，县教育局便把我们安排到板桃中学去。

从县城到者苗的公路虽然修通了好几年，但除了县供销社往公社运送物资的货车外，几乎没有车辆通行，我们只能步行了。

从者苗到板桃有好几十里，步行需要跨过几座山岭，经过好多个村屯，淌好几道河流，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的我们都是初走远路，一路走走停停，到板桃已是太阳偏西。

当晚带队的雷老师领来“准考证”发给我们，还如此这般反复强调考试注意事项。

那个年代是没有身份证的，《准考证》是考生进入考场的唯一通行证。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准考证》的左上角张贴考生的相片，《准考证》里标注考生号码、姓名、性别、年龄、报考科类等信息，右下角盖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鲜红大印。

我考的是文科，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科，没有外语，每天考两科。

得知成绩是在8月中旬，是李校长到县里开会带回来的。我的总成绩是143分，最高是历史45分，最低是数学11分。

不知道数学有没有同学得零分已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同学成绩一定不到两位数，因为在班里，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排在前三。这一年的高考，只有班长一人上线，后来被百色师专（现百色学院）录取。

高考落榜后，我回乡参加生产，与本大队的几个同学到公社正在兴建的岩谷水电站工地劳动。

大概干了一个多月，就在新学期开学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父亲来到工地，说我力气小还干不了重活，他已跟校长说好，让我回校复学。复学十多天后，李校长对我说：教育局在田林中学开办两个高考补习班，由各公社中学推荐落榜生中成绩比较好的考生去补习，我们学校包括我在内有3个同学入围，让我征求父亲意见。父亲知道后第二天便赶到学校，送我到县城补习。

补习班的同学大部分和我一样是农家子女，经济普遍困难，但同学们都懂得珍惜，学习非常刻苦。我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同桌同学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以后你考清华还是北大呢？”这位同学后来考取了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

在补习班，有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一是大冷天没有热水洗澡，如果哪天出太阳，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便冒着严寒相约到乐里河洗澡，阴雨天就没有办法洗澡了，很多同学因此身上都长了虱子，包括我邻床的同学。后来，我身上也长了虱子，现在想起来我的身上还起鸡皮疙瘩。二是当时治安不是很好，我们的宿舍没有围墙，小偷经常趁我们去上课光顾我们的宿舍，撬锁开箱偷走我们的钱物。钱物被偷后我们生活常常出现问题，又不敢再向父母要钱。

由于这两个原因，第二个学期我不再回田林中学补习。父亲知道我的苦衷，遵从了我的意愿。他只好再次找到校长，让我重回母校高二班插班。

我的第二次高考是在1979年7月。这一年开始，全国高考的日期定于7月7-9日举行，除了1983年外，一直实施到2002年。

与1978年高考一样，由于者苗中学考生人数不足以设立考场，县教育局便把我们学校的考生安排到潞城中学。

当时仍然没有班车，全公社只有供销社专门用来运送货物的一部货车。如果步行，从我们学校到潞城，虽然都是公路，但有近70公里路程，比去板桃还远。校长于是找到供销社的领导，要求帮学校把考生运到潞城。供销社的领导非常爽快，就这样我们有幸搭乘供销社的货车到潞城。

高考的监考非常严格。这次考试，我的座位在前排，也许是我的答题还不错，有个监考老师不时来到我旁边看我答卷，令我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三天上午考完试后，班主任打电话给校长，让校长再次向供销社求助。供销社领导回复说，货车外出运货物去了，回来就让司机开车来接我们，让我们原地待命。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得到消息，说供销社的货车在路上坏了，需要更换零件，修好也要一两天时间，没办法接我们了。

带队的雷老师只得带着我们沿着公路步行回校。

来到一个叫班马的屯子，已是晚上8点多，天已全黑，大家都感到又累又饿。雷老师于是向当地干部求助，生产队干部把我们分到相邻的几户人家。这里的群众非常热情，赶紧架锅煮饭做菜，解决师生吃饭问题。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吃完饭稍作休息又继续前行，到达学校已是半夜三更，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第二天，很多同学的脚底磨出了血泡，连走路都困难。

第二次高考成绩也是李校长8月份从县里开会带回来的。那时候者苗公社的干部职工到县里开会办事都是踩自行车到福达，搭乘班车到县里，回来到福达下车后又踩自行车回者苗。

那天我恰巧遇到了从福达踩自行车回者苗的李校长。他有些惋惜地对我说：“你的高考成绩只到大学边缘。”于是把高考成绩单递给我，“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250分，你只得246分。”我一看，语文、历史两科及格，数学得了28分，其他科各得40多分。

9月份，我收到了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没能上大学，但家人并没有责备我。父亲还安慰我说，做教师好，教书育人，每朝每代都需要，受人尊敬。在广西有色金属基地工作的满舅得知我因考不上大学而有些失落，便写信鼓励我：“能读中专也不错，以后通过自学和社会实践，也可以学到大学知识，贵在勤奋和坚持。”

记得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79级我们这一届，共有4个班203名学生。两年师范学习毕业后，我们分配到百色各地，在紧张的教学之余，我们都非常勤奋，有的参加函授，有的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大专到本科乃至研究生，我们都各有收获。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很多同学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科级、处级，也有厅级领导；也有同学成为作家、书法家或摄影师；更多的同学成为教育界的专家，为百色乃至广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这是至今我仍然感到骄傲的地方。

作者简介：班祖恒，男，壮族，广西田林人，广西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今日作家》网刊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