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简单而浓郁的婚事

 〔散文〕

                  那些简单而浓郁的婚事

                               班祖恒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短文，道出了当今婚宴酒席的一些现象：“红包到场人不来，酒席未散就打包；同桌不知亲不亲，吃饭囫囵不沾酒。”说的是有的人办婚宴带着敛财的目的，就连一面之交的人也邀请；有些受邀的客人也是带着应付的心理，随礼而无故不到场，即使到场酒菜也没吃几口就匆匆离席。言外之意是说，现在的人情越来越淡薄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当地那些简单而浓郁的婚宴酒席来。

那时候，农村群众普遍经济困难，婚宴请酒的人家一般视自家经济状况来确定，特别是畜禽的筹备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畜禽“有钱无处买”，群众养畜禽买卖的很少，最多赊用过后养还。因此经济条件较好的，请的亲戚范围就广些，反之范围就小些。除了手足般的朋友，一般人是不乱邀请的。

当时婚宴请客的方式很特别，不像现在写请帖，而是口头通知。婚宴临近，请酒的人家要么派专人到有亲戚的屯子，口头通知屯里亲戚中牵头的户主，届时由户主一一通知屯里所有的亲戚一同庆贺；要么利用街日赶街，通知来赶街的亲戚，如果没有亲戚来赶街，就通知同村屯的人代为转告。这些方式，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没有谁会认为不尊重。

作为牵头人，得到通知后，事先准备好贺礼，喜酒那天再邀约本屯宗族兄弟一同前往庆贺。当时的贺礼非常简单，不是现金，而是床单、脸盆、提桶、毛巾等实用的物品，而随行的宗亲，不必另行自带贺礼，偶尔买封把鞭炮或带一只自养的鸡鸭，算是对牵头人“锦上添花”了。

尽管村屯不通公路，出行靠步行，但没有特殊情况，受邀的亲戚都会悉数到场庆贺。

80年代中期，由于我外出工作，小弟年幼，母亲便决定让大妹在家留守，招婿上门。当时，从外地到我们公社任职的黄书记正好在我们大队下乡蹲点，住在担任大队干部的满叔家。迎亲那天，黄书记还特地到小卖部买来一张床单和一个提桶作为贺礼，对母亲“男女都一样”的思想和招婿上门的举动大加赞赏。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群众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贺礼除了床单、脸盆、提桶、毛巾等物品，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买来粉红布，请人绘画或绣着带有鸳鸯和双“喜”的图案，在双“喜”上粘着10元或5元的纸币，这算是厚礼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贺礼，是在堂哥结婚的时候。后来，那位亲戚给他的儿子完婚，伯父也买来粉红色的布料，让我帮他在布料上绘画并蒂莲和红双喜的图案作为回礼。我凭着在师范学到的绘画知识，还给好几个乡亲绘画过。再到后来，除了贺礼，还请唢呐或电影庆贺，这已属于带有现代元素的了。

办喜酒的人家，只要看到亲戚道贺，也不在乎贺礼多少、贵贱，只要看到来的客人多就觉得有面子、有情分。席间，来自各个村屯的亲戚互相交流，喝酒又猜码，青年男女对唱山歌，热闹非凡。

因为床单、脸盆、提桶、毛巾等贺礼大同小异，办喜酒的人家一般都用不完，于是将用不完的贺礼便保管好，待到其他亲戚办喜酒时，再选几件带去作为贺礼，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特别是畜禽筹备不够到位的人家，觉得操办喜酒的物质基础薄弱，怕招待客人不周，往往偷偷操办，宴请的范围小，大多是近亲和难以隐瞒的邻近村屯亲戚。但只要得知消息，不受邀请的亲戚都会带着贺礼前往庆贺，不在乎酒席是否丰盛。

我师范毕业工作分配时，学区把我安排到一个偏远的教学点见习，无论是从我老家还是从公社所在地，步行都要3个钟头。虽然在这个教学点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我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与我年龄相仿、来接到校的黄哥，待我如手足，成了我很好的东家。

调出那个教学点两年后，有个假期，村里有人对我说，听人说你那东家黄哥要在某月某日为他的弟弟举行婚礼，他不通知你吗？我想，黄哥可能筹备不到那么多的畜禽或者怕我走远路，有意不通知我吧？

当然，我还是事先准备好贺礼。到了那天，我便约满叔和几个堂兄弟一同前往。可进村来到黄哥家旁边，却感觉不到有举办喜酒的动静。

果不其然，到了黄哥家，也只有黄哥一人在家。听说我们是来喝他弟弟喜酒的，黄哥哈哈大笑：“离办喜酒还有三四个月呢，就是办喜酒请客的范围再小，我也不会漏你的。不过，我们兄弟有好几个月不得来往了，你来得正好！”

这就是当年我们当地的婚宴情景，方式简单而亲情浓郁。

作者简介：班祖恒，男，壮族，广西田林人，广西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今日作家》签约作家，出版有文学作品集《百叶草》、传记《弯弯的路》、小说集《市井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