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藏书楼叹

嘉业藏书楼，是每位去南浔的人必到之处。

藏书楼建于1920至1924年，采用四合院造型，中间是敞亮的天井，四周的每一个廊柱都是空心的，便于雨天排水。窗棂是“嘉业藏书楼”透雕，显示出建造者的不惜工本。

嘉业藏书楼

楼主刘承干是刘镛的孙子，辛亥革命后，大批古籍流散，他乘机大量购书，“历时二十年，费银三十万，得书六十万卷”。在藏书楼全盛时期的1925年至1932年间，藏有宋元刊本155种，地方志书一千余种，及不少明刊本、明抄本，还有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种史集。

然而，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南浔在当时是民族资本主义最繁盛的地方，刘承干在如此浓郁的商业氛围中建如此规模又如此精致的藏书楼，目的何在？

南浔地盘不大，却有密集的私家园林。《江南园林志》云：“以一镇之地，而拥有五园，且皆为巨构，实为江南所仅见。”究其成因，都是炫耀财富的产物。

南浔人用动物给当地富豪定位：1000万以上为象，100万以上为牛，30万以上为狗。“4象8牛72黄金狗”，中国还没有其他地方像南浔这样计较、炫耀财产的多寡。

南浔鼎盛于明万历至清中期，其后便每况愈下，这些园林大多建于鼎盛期之后，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提示曾经的富足。

不幸的是，藏书楼延续的仅仅是南浔炫富的风气。

何以见得？

藏书楼包裹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之中，其气势就足以令普通读者怯步。试想，一个衣衫褴褛的读书人怎么穿过花园中错综交叉的小径，再步入金碧辉煌的藏书楼？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后，中国正经历从社会制度到精神价值的巨变。新政体、新文化方兴之际，建一座公共图书馆恰逢其时。以读书人对天下事的关心，刘承干不至于没听说天下发生的巨变吧？但他仍把藏书楼定位于收藏、印制古籍，以一种高深莫测的文人雅趣拒人于千里之外。

价值观的偏差导致了决策的失误，而决策失误的直接后果就是入不敷出。到1951年刘承干将藏书楼捐给政府时，楼中藏书仅剩区区11万册。他不得不感慨：大量古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现存“宋四史斋”里，《史记》《前汉》《后汉》和《三国志》的木刻雕版汗牛充栋，只要想到它们出现的年代，我们就能觉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代皇帝溥仪所提“钦若嘉业”金匾。

藏书楼建成时，末代皇帝早已退位，而湖州是湖笔的产地，书法家大有人在，千里迢迢去请溥仪的“御笔”，又以金匾装帧，高悬于堂，令人哑然。

云南腾冲地区有个和顺村，数年前我去那里参观过，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始创于1926年，与嘉业藏书楼年代相仿。

那是间普通的小屋，书籍、杂志陈列架上，现在还添置了电脑供村民上网。别看不起眼，它却是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开放至今，每天都有村民前来阅读、上网。和顺村还办了中国最早的乡村杂志（1928年创办），除文革动乱外每年一期，发行数量寥寥，村民们却以文章上了杂志为荣。

反观嘉业藏书楼，既不是大众阅览场所，又不是书商经营之地，办不下去是迟早的事，唯留一声声叹息于今日空旷的回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