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家广：巍巍青峰铸忠魂

1903年6月，杨德林出生在滚河岸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的杨德林崇尚“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杨氏族人见他聪慧好学有过目不忘之才，就共同出资供他上学，1920年春杨德林不负众望考入武汉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尤其对一些进步书刊爱不释手。在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集会演讲中，杨德林慷慨激昂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青年学生要勇于投身革命，和民众团结一致，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挽救危若累卵的中华民族……”

1925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派留法学生程克绳回到枣阳,以开办农民夜校为阵地发展党团组织。11月成立了中共枣阳县特别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枣阳县委。1928年春，杨德林回到家乡，随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中，同程克绳余益庵一同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并担任农协会主席。同年7月杨德林经枣南农民运动领导人段曙东介绍加入了*并担任段营村党支部书记，其后根据组织安排又先后担任乌金、吴店、垱南等区区委书记。

1928年5月，枣阳县委安排余益庵与段曙东、杨德林等人到琚家湾、蔡阳铺、程家坡一带组建农民赤卫队，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们不畏艰险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工作，不到一个月农民赤卫队就发展到500余人，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至7月底开辟了以琚家湾、程家坡和翟家古城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枣阳县革命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前身），程克绳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县革委机关流动于翟家古城、惠岗、鹿头马南冲等地办公，并在琚湾、惠岗、马岗、石畈设立了办事处。1928年7月，因杨德林工作能力突出，县委通过考核决定由他接替程克绳担任枣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枣阳反动势力头子张联升勾结地主武装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程克绳、余益庵、杨德林等领导苏区军民奋起反击，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被敌各个击破，县委召开会议决定避敌锋芒，插枪隐蔽待机再起。当年底，程克绳和杨德林、张慕骞、杨秀阡、李兰州等一批领导骨干到豫南的邓县（今邓州市）、南阳、新野、唐河等地隐蔽。余益庵则与段曙东、张伯方、徐化龙、惠兴山等人扮做小商小贩，分散到钟祥洋梓镇和长寿店等地避难，革命形势一时陷入低谷。

余益庵、段曙东、张伯方等避居洋梓镇不久即被行脚经商的吴店东乡农民李名成发现，李贪图赏金返乡向当局告密。吴店团防局头子赵文朝带领一个中队，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包围了洋梓镇余益庵住处。段曙东出门查看即被赵文朝一眼认出，赵高声叫嚣道:“他就是段曙东，快抓住他!”段曙东一边与敌搏斗一边大喊“团狗子来了大家快跑!”，余益庵和其他同志闻声翻墙逃脱，躲避到钟祥丰乐河一带以种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段曙东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于枣阳县城南门外沙河滩上（段曙东墓位于今熊河风景区烈士陵园）。段曙东被捕牺牲的消息传来，杨德林悲愤交集，他深切缅怀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决定以更加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残暴的阶级敌人斗争到底。

1928年底，程克绳带领杨德林、张慕骞等经南阳特委介绍来到邓县，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热情欢迎和妥善安排，他们的到来也给邓县革命斗争增添了一股崭新的力量。邓县特区委在中共南阳特委书记郝久亭和枣阳籍干部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4个党支部和5个党小组，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100多人。

1929年7月，郝久亭主持在邓南白落堰小学召开了邓县首次党代会。会议推选李子平为中共邓县县委书记，杨德林、郭绍仪、张慕骞、左觉农为委员。县委分工杨德林负责全县农民运动工作（兼任汲滩区委书记）。会议决定立即发起邓县农民暴动，并调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唐河县委书记吴寿青到邓县加强领导。杨德林在会上宣布了暴动计划：此次暴动分为谷社、汲滩、张井、腰店和白落堰5个片，每片成立一支赤卫大队。暴动时间定于8月9日晚，暴动结束后各路队伍汇集成立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无枪的赤卫队员组成邓县赤卫总队。一切安排停当待机行动，不料连日天降暴雨，邓东地区的湍河、赵河、严陵河河水暴涨，致使这次暴动计划未能如期实现。

8月26日，邓县县委在陈炳信家中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暴动事宜。杨德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充满豪情的说：“……这次暴动成功是很有把握的。因为我们有近200名党员、3800多名赤卫队员和万余贫民会员。邓县民团头子雷云亭虽然有1500条枪，但是共产党员李振亚在民团任分队长，敌人内部还有我们的赤卫队员400多人。暴动时赤卫队员每人夺一条枪，加起来就有千把条枪。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敌人的枪支和物资是可以夺过来为我所用的。量敌量我，胜利在握！”。最后，杨德林宣布：暴动时间定为1929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一）晚一更时分，会议安排由陈炳信负责赶制4000个红色袖章并刻制新政权公章。

暴动计划下达后，由于谷社片区党支部书记刘西阁记错了暴动时间，阴差阳错的于9月2日晚提前一天发起了暴动。当晚一更刚过，刘西阁率领暴动队伍向单桥团防局扑去。不料因为起事仓促缺乏经验，进门时未能控制敌人门岗，敌哨兵趁隙溜出向附近的地主劣绅作了报告。地主武装纠集杆子队吼叫着出村追赶，暴动队员勉强抵抗一阵，最后无奈淌过丈余深的护城河进入谷社寨内才摆脱了敌人。

谷社片区的盲动彻底打乱了暴动计划，引起了全县敌人的恐慌和戒备，敌人在邓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9月3日邓县县委在张井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所有暴动队员到外地投亲靠友暂时躲避，来自鄂北苏区的干部迅速转回原籍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邓县农民暴动就此失败了。（——《中原大地发春华》，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邓县暴动”之后，程克绳带领杨德林等枣阳籍干部返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冬杨德林任新成立的枣南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初，国民党内部相继爆发了蒋桂、蒋冯大战，驻防鄂北的敌军大部调集到中原战场，枣阳县各级党组织趁机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高潮。5月14日，余益庵、杨秀阡、谢耀武等人率领红军游击队与安插在蔡阳铺团防局的内应紧密配合，一举攻下了蔡阳铺团防局，接着又连续攻下翟家古城和琚湾两个团防局，创造了“日克三镇，我无伤亡”的奇迹。随后枣阳县委又成功组织了“王畈暴动”和“新集保卫团起义”等革命行动。6月15日，苏区革命武装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张香山，党代表余益庵）。

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30年7月,枣阳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杨德林被选举为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裁判、军事、经济、粮食、文化、宣传7个科和交通、赤卫、看守三个中队，下辖西陈庄、李家冲、彭家庄、马岗、垱南、柏湾 6个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翟家古城和蔡阳铺以东的南禅庵，全苏区共管辖2.2万户11万余人。

1930年8月，时任县委书记李安愚因眼疾辞职，上级任命杨德林担任中共枣阳县委书记（兼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惠兴山、张慕骞、王泽民、程国忠为委员。县委机关先后在中雷垱、勾庄、毛寨等地办公。此后一区(蔡阳孙岗)、二区(梁集李冲)、三区(琚湾彭庄)、四区(惠家岗)、五区(枣西陈岗)、六区(槐树岗)、七区(车河)和枣北特支(唐梓山)等地党组织相继成立，党员人数也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农民运动之火在鄂北熊熊燃烧起来。

1930年11月，鄂豫边区特委决定红二十六师北上攻打唐河县城，然后再进军泌阳、桐柏，开辟以桐柏山为中心的唐桐泌革命根据地。因为杨德林曾在豫南地区任职，与当地干部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特委决定安排他先行赶到唐河、桐柏、泌阳三地与当地党组织串联，做好策应红军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杨德林来到唐河昝岗小吴庄与唐河县委书记吴寿青、县委委员赵绍廉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开展联络和统战工作，很快通过内线搞到了唐河县城的城防地图。11月29日夜，红二十六师挥兵唐河城下，在吴寿青、杨德林的接应下于当夜发起总攻，唐河县城很快被我军攻破。反动县长姜照典被我军的土炮击成重伤，民团团总史玉琨狼狈逃窜，唐河城头第一次飘起了鲜艳的红旗。

红二十六师在唐河休整期间，杨德林马不停蹄的赶到泌阳为迎接红军东进打前站。12月4日，他和泌阳县委书记魏世骅召集地下党员在城北窑上开会，研究组织农民赤卫队发起泌阳暴动的具体事宜。不料因消息走漏会场被敌人包围,县委书记魏世骅被捕叛变，王立堂、蔡玉钦、胡邦立被敌人逮捕杀害，只有杨德林和陈香斋二人在赤卫队员掩护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脱离险境。12月6日，红二十六师按既定计划向泌阳进军。当晚，此前向我军诈降的毕店镇团防头目王德方突然反水袭击红军，红二十六师身处外省情况不明，遂决定放弃攻占泌阳计划趁胜班师返回枣阳。

随着襄枣宜苏区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鄂豫边区的红色政权也日益壮大，至1931年初鄂豫边区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边区管辖范围包括襄阳、枣阳、宜城、钟祥、随县、南漳、保康、光化（今老河口）、谷城、房县、均县（今丹江口）、郧西、郧阳、竹山、竹溪和河南南阳、镇平、内乡、邓县、新野、泌阳、桐柏、唐河等23个县。

1931年4月，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开始北征。6月18日，红三军攻克房县，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以武当山为中心，包括房县、均县、谷城、保康、南漳在内的均房革命根据地，成立了105个乡级苏维埃政权，还发行了银元和纸币。

同年7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命令要求贺龙从房县回师洪湖，以粉碎敌人对湘鄂西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28日，接到南返命令的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留下军直属教导团同均房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五师守卫房县。同时成立以柳直荀为书记的红三军后方工作委员会（隶属于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均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31年5月，鄂豫边区特委开始贯彻“左”倾激进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他们以“右倾机会主义遗毒太深”“地方观念笼罩县委意识”为借口，首先对中共枣阳县委进行改组，撤销了杨德林的县委书记和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职务。10月为加强对均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特委又派出杨德林、李子宾、戴肇端、王星阶等人到房县担任红三军后方工委委员，协助柳直荀开展均房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杨德林等人到达房县后，在以柳直荀为书记的后方工委领导下，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建立了赤卫队、红色补充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和工会、劳动妇女协会、童子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配合红二十五师保卫均房苏区。在后方，杨德林和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千方百计把战备物资送往前线，为前方将士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1931年12月初，敌兴安警备旅旅长刘正增率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房县。柳直荀、杨德林召开后方工委会议决定诱敌深入，指挥红二十五师撤至县城以东30里的马拦坡。刘正增则摆出“螃蟹阵”，把两个团分别放在上当河和三教堂两地互相策应。红二十五师侦知敌人行踪后，决定集中兵力先吃掉敌人一部。红军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兵分三路长途奔袭上当河，一鼓作气击溃敌军并活捉敌川军旅长刘正增。此役俘敌1000多人,缴获长枪900余支,手枪100余支和机枪12挺。上当河战斗的胜利进一步稳定了均房根据地的基本局面，提高了红三军后方工委的威望，也有力的策应了襄枣宜苏区的革命斗争。

正当柳直荀、杨德林率领红三军后方工委在房县闹得红红火火之时，鄂豫边区的政治风向却悄然发生了变化。早在1931年8月,中央派沈宗源、谭中余、周惠莲、刘伯万、韦克铎、李政等6人随同程克绳来到鄂豫边区，并指示以沈宗源为书记改组鄂豫边区党委。沈宗源等人来到鄂豫边之后即将郝久亭和程克绳等人从主要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开始在边区不折不扣地执行国际路线和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至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便在鄂豫边区得到全面推行。

1931年12月，鄂豫边特委和边区革委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了认真开展“火线肃反”、洗刷各级苏维埃领导层和改组赤卫队的决议。沈宗源不顾柳直荀、杨德林在均房根据地开展工作卓有成效的事实，强令取消红三军后方工委，将杨德林、戴肇端、王星阶等人召回到边区参加整风和“肃反”运动。12月下旬，边区“肃反”委员会在鄂豫边区特委所在地宜城新街召开了历时七天的整风会议，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视为“怀疑对象”或“阶级异已分子”予以清除，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力或持怀疑态度者则视为“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予以清算。

一天晚上，杨德林从会场回到住所刚刚歇息，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边革交通员送来通知要求他立即到边革政治部参加紧急会议。杨德林走进会场却发现只有他一人到场，边革政治保卫局随即下令逮捕了杨德林。在随后开始的“车轮战”式的审讯中，尽管杨德林就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工作问题写出了书面报告，但是“肃反”委员会却罔顾事实粗暴的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两顶帽子。面对政治上的高压迫害，杨德林自知前途凶险性命难保，他冲着审讯者悲愤地说: “我个人死不足惜，可是我担心边区的革命事业会因为‘肃反’而葬送!我决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更不是所谓的‘改组派’，那些诬陷我的不实之辞我不想听也不愿解释。事实胜于雄辩，我对党对人民是忠是奸，天地可鉴……”

然而杨德林的满腔赤诚却再也换不来“左”倾路线执行者的信任，此时的他因为知识分子身份已经被内定为这次“肃反”运动的主要冲击对象，审讯者根本不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1932年1月一个漆黑的夜晚，经过十几天精神和肉体摧残的杨德林被秘密处决于青峰岭南麓的宜城新街庙娃岗！

杨德林——这位襄枣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这位在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这位苏区人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孺子牛”，就这样被错误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9岁！与杨德林一起被错杀的还有檀辉洲、张九卿、王泽民、赵章甫、田仲泉、胡东之、熊达武、侯达夫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中共襄樊历史简编》第1卷，中共襄樊市委党史研究室1996年1月编）

光阴似箭时节不居，直到杨德林蒙冤54年之后的198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土地革命时期被错杀干部的有关精神，枣阳县人民政府发文追认杨德林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2002年12月，著名乡土作家刘世相在其创作的《英烈赞》一书中深情的赋诗讴歌杨德林烈士，其诗曰：

投身革命忙不息，摧枯拉朽鏖战急；

苏区激浪风雨骤，枕干握戈不臾离。

打倒土豪杀恶霸，发动农民分田地；

世纪沉冤终得雪，满腔碧血染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