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二十一章 一·四静坐

《乱世情缘》第二十一章    一·四静坐

蔡梓权

（上接《乱世情缘》第二十章 大联合。）

两派大联合大会开过后，大军的曾总指挥和不少常委们随即去参加两派大联合筹委会工作去了。我照样回大军指挥部和没有去参加两派大联合筹委会工作的副总指挥老文议事，和大军的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正常操持大军日常事务。曾总指挥和有关常委们只是不定时回大军看看，了解一下情况，顺便通报一下有关大联合筹委会的工作情况。

但几天后，去参加筹委会工作的曾总指挥和其他常委们都陆续回到大军来，一个个尽发牢骚，满腹怨气，他们都不愿意再去筹委会了。他们说，两派大联合筹委会对于大军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圈套。军分区派员主持各界筹委会的工作，但他们信任的、重用的都是“支派”“革联”的头头，重要的职务全安排给他们，议事研定工作找的也是他们，而大军参加筹委会工作的人员在筹委会里纯粹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和摆设，无职无权，无事可做，饱受冷遇和奚落。原先军分区领导承诺大联合后随即收缴两派的武器，要求两派全部上交所有枪支弹药给军分区，现在却不能践诺实行。军分区有关领导也提出了收缴两派武器的动议，但“支派”“革联”头头强硬不从，倒蛮横提出，必须待大军上交完所有武器之后，他们才能把武器上交给军分区。军分区领导也默许、纵容了“支派”“革联”的提法和做法。大军要求军分区的是同时收缴两派的武器，而且真正的大量的武器是在“支派”“革联”一方，我们的所谓武器主要是一些自制的手榴弹、地雷、土枪之类，如果军分区不同时收缴，如果“支派”“革联”不同时上交所有武器，大军怎么能先行上交这些自卫武器呢？这个重大事项就僵持着，陷于无解。

更为严重的事态是，从全省到各地，名义上两派实行了大联合，但这仅仅是省城和地区所在的县城在表面上暂时停止了几天两派武斗，而在广大基层的县、镇乡（公社），尤其是广大的乡村，“支派”“革联”肆意挑起的武斗不但没有消减，反而越演越烈，“支派”“革联”对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的迫害、镇压、杀害越加肆无忌惮，越加残忍血腥，越加无法无天，越加滥杀无辜。外地发生的“支派”“革联”血腥镇压“打派”战士和群众的恶性事件不断传来，各地《告全国同胞书》披露的事实令人不堪卒读。本地区各县、乡发生的“支派”“革联”恣意挑起的武斗同样越来越频繁，各地遭受迫害、逃难而出的“打派”战士和群众纷纷来到大军反映被迫害的事实，寻求救助和庇护。我和大军的工作人员每天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接洽、抚慰、安置各地前来求助的人员。逃难而来的人员络绎不绝，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大军的承受能力。我们又发动周贝村的群众尽力支助，接待逃难的人员；同时，多次组织人员走上街头和深入各组织发动募捐活动。尽管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乐善好施，尽力捐助，募捐所得不少，但与大量逃难人员的巨大需求相比，毕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持续为继。我们多次把有关情况上报军分区，要求军分区采取严厉措施，严禁“支派”“革联”挑动武斗，残害“打派”、大军战士和群众，要求军分区严惩武斗组织者和杀人凶手，坚决维护两派大联合的大局。军分区领导口头应承，但一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我们十分无奈，深感无能为力。

危难不断加剧，武斗越加繁密，日月依旧运行，时而绵密、时而稀落的枪声送走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1967年，没有喜庆、屡添愁苦的文化大革命第三年——1968年的新年悄然而临。元旦刚过，大军指挥部的常委们不再去什么大联合筹委会了，又回指挥部来一起开会议事，研究当前的局势和斗争的计划。

常委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我省、地的两派大联合已演变成支持“支派”“革联”的军区、军分区实力人物玩弄两派、搪塞中央大联合要求的一场政治权术和乌龙把戏。就本地而言，军分区完全没有履行对大军提出的实行大联合的三个条件的承诺，没有收缴发给“支派”“革联”的武器，没有强力制止“支派”“革联”挑动武斗，没有给予“打派”大军参与大联合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当前，“支派”“革联”越加嚣张，镇压“打派”的武斗越加惨烈，“打派”大军的险境越加危厄，其根源就在军分区，在其仍然执行支持“支派”“革联”、打压“打派”大军的错误路线上。怎么办？

会议决定，再组织一次学生到军分区静坐，由我任总指挥；大军发动“红工总”、“红农总”全力支持，做好声援、保卫、保障工作。决定于一月四日开始静坐，就定为“一·四静坐”。

按照大军指挥部的决定，我迅速开展“一·四静坐”策划、组织和部署工作。有了四个多月前“八·一六”静坐的经验，我只用半天时间就把有关策划工作基本完成了。

“一·四静坐”的目的在于，发动和组织“红革总”学生举行静坐请愿和游行示威，向军分区和社会大众明确提出“打派”、大军要求实现两派大联合、反对武斗、反对迫害的政治诉求，扩大宣传影响和舆论效应，团结“打派”和支持“打派”的群众，凝聚人心，争取广大群众支持，促使军分区认识和改变支持“支派”“革联”、打压“打派”大军的错误路线，回到平等对待两派、维护两派大联合的革命路线上来。

由此，我策划“一·四静坐”行动提出的政治要求是：

1、坚持两派大联合，坚决反对支一派、打一派。

   2、坚决要求收缴两派的武器弹药，反对武力镇压和政治迫害。

   3、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严惩武斗挑动者和杀人凶手。

   4、平等对待两派，推动两派大联合顺利实施。

根据这些斗争目的和政治要求，我们由“八·一六战报”编辑部人员为主的大军指挥部的写作班子马上拟写好给军分区的《请愿书》。这些政治要求马上印发大军各组织，组织人员写标语张贴上街；同时，这些政治要求也成为届时“红革总”游行和静坐时的政治口号。

我们计划“一·四静坐”行动的时间为五~七天，要求“红革总”各学生组织安排好日常工作和静坐活动人员，轮班接替，做到日常工作和静坐活动两不误。大军和“红工总”、“红农总”据此安排相关组织和人力，积极做好声援、保卫、保障工作，全力支持，确保静坐活动顺利进行，努力取得如期效果。

相关工作按此规划迅即传达部署，抓紧实施。

1月4日中午，“红革总”带领所辖城区各“打派”组织学生全员参与，发起了数千人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城区主要街道游行了一遍，沿途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众多群众追随观看，景况十分轰动热烈。游行完毕，队伍集中到军分区大门前。我向军分区有关领导递交了大军的《请愿书》，要求军分区主要领导接见并迅速答复大军的政治诉求。军分区人员回复说，领导需要研究才能答复。我们当即宣布开始静坐。“一·四静坐”即行开始。我们的同学们群情激昂，斗志昂扬，口号铿锵，步调一致。很多群众围聚而来，有的同学对群众发表即席演讲，娓娓道来，声情并茂，打动人心，赢得了听众阵阵掌声和喝采。

“红工总”有关人员很快到现场布置好遮阴御寒、提供开水等设施，“红农总”有关人员迅速到现场及周边开展警戒保卫工作。“红革总”的头头和学生们按照分工，有的与军分区进行交涉，有的积极向群众开展演讲宣传，有的静坐呼应。静坐活动有条不紊地持续开展。

与“八·一六静坐”时的激烈情况相比，“一·四静坐”与军分区的争斗则相对缓和得多。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提出的政治诉求不是企求军分区某一个主要领导口头应承一下就可以很快解决的，它涉及到军分区执行的路线和政策的转变，非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和过程才行；况且，上头如不转变，军分区本身也很难转变，急不来。我们的目的重在提出诉求，尽力争取，既争取军分区领导，更争取广大群众，尽量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民心，静坐就是一个很好的舆论平台，我们要充分用好这个平台，发挥它的最佳作用。另一方面，这几个月来，与军分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在争争斗斗中也互相认识，有所了解了。就我而言，我也逐渐认识了军分区甘司令员、梁参谋长和两三个科长，并请他们先后来大军参加过一些会议或活动，看来他们对大军的态度都比较友好，好像也比较赏识我，曾当面称赞过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对军分区主管“支左办”工作的孙主任，我们仍然认为他“支右不支左”，他是支持“支派”革联、反对“打派”大军的错误路线的重要主导者，态度强硬。我们依然视他是我们的对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大军安排的负责与军分区开展谈判的谈判小组人员与军分区领导和科长们的联系比较多，人也熟了，关系也不错，虽然在谈判交涉时原则问题必须坚持，但谈判的语言和方法也相应平和多了。我们的静坐人员依然如常在军分区门口大声集体呼喊口号，要求军分区领导接见答复问题，甚至有两次强行进入军分区大院里游行示威，但与军分区领导和战士们都没有再像“八一六”时那样发生一些激烈的冲突。当然，我们提出的政治诉求并没有得到军分区实质性的答复和解决。

颇具声势的“一•四静坐”坚持了几天，在社会上，在广大群众中形成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提出的政治诉求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虽然军分区没有明确地表态支持大军，但也肯定这些诉求是理性的，没有偏颇，肯定这些工作是要努力去做的，不过，他们需要时间，需要细致做好两派头头和群众的工作，需要一个过程。军分区领导要求我们把静坐学生撤回来，他们承诺，一定会改进工作，促使两派大联合在两派平等的基础上有效推进。我把与军分区领导的交涉情况向大军指挥部作了汇报，大家认为，静坐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再坐下去，耗费学生组织和大军的精力，徒增学生们的疲惫，看来也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收益，应当适可而收。于是，一致同意结束静坐行动，回归正常的斗争。

1月10日下午，我在军分区门口向学生们和聚集而来的群众们发表了一通演讲，阐述了“一•四静坐”的意义，再次陈述了大军的政治诉求，表达了我们的斗争方向，以及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这个讲演博得了学生们和群众们的阵阵掌声。然后，我宣布，“一•四静坐”胜利结束！前后坚持了七天的“一•四静坐”行动在平和中落下了帷幕。

我们当地搞静坐，“支派”“革联”虽时出骚扰，但有军分区就近抑制，他们不致造成大的武装暴力事件。但“一•四静坐”刚结束不久，我们地区八个县中的一个离地区所在地一百多公里的邻县中靠近邻省的一个山区乡镇——梨村却发生了该县“支派”“革联”集中全县民兵武装进攻围剿该乡镇“打派”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武装暴力事件。梨村“打派”组织中也有一些民兵人员，他们依靠自己有限的枪支弹药顽强抵抗，与进攻的“支派”民兵对打了两三天，双方互有伤亡。后“打派”组织终因彼众我寡，弹药不支，不得不全线撤出，带领着两三百名“打派”民兵和群众逃到邻省一个山区县城，暂且落难栖身。

战况一开始报到大军，我们心急如焚。一方面，急报军分区，要求其急速派员前往制止“支派”“革联”对梨村“打派”的进攻；另一方面，也想组织人力急赴梨村驰援。但驰援方案未出，梨村“打派”已撤出逃到了邻省。我们深感无奈，痛感没有武装、没有实力的窘困之难。残酷的斗争现实告诉我们，企求军分区抑制“支派”“革联”不得打压、镇压“打派”、大军，乃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已。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卫，要寻找武器，奋起抗争，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

我校“革野”有一个来自梨村的高三同学，叫黄梅章，他回在梨村参加了“打派”组织的抵抗行动，也随撤退人员一道撤出梨村逃到了邻省。这时，他从邻省山区县城潜道赶回学校，和两个同学一起急匆匆到大军找到我。他说，梨村“打派”组织撤退人员中带出了多支民兵用的老七九步枪，也有少量弹药。他们去到邻省山区县城，正愁这些武器无所匿放。黄同学建议，由他带我和几个同学前去，劝说他们把枪支弹药交给大军。他认为，我是大军主要头头，副总指挥，有威望，让我去说，他们会听从的。这样，大军就可以得到几支步枪了。我想枪心切，当即同意了，叫他确定人员，尽快出发。

很快，一天后，黄同学约好两个同学：高三同学梁耀溪、张国松，加上我和我的警卫员陈贤辉，确定我们五人一同秘密前往。他们找和借到了五辆自行车，分好每人一辆，各踩自行车去。我们秘密碰头开会商议。黄同学说，从我们所在地正常通往梨村过邻省的公路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现在这公路已经被“支派”“革联”全线封锁。他们沿途多处武装设卡拦截，查枪查人，如查到没有携带证明信的，一律不准通过；尤其是如被查出是“打派”组织成员的话，就立即抓捕，乃至杀害。因此，我们不能走正常的这条公路。必须走另一条路，就是他潜回的那条路。这条路要途过相邻的另一个县，路程是差不多，但途中必须徒步行走上山15里、下山15里的连自行车也走不了的高峻崎岖的山路，才能进入邻省前往那山区县。这条路比较难走，但目前“支派”没有注意，还比较安全。特别是因为我一同去，目标大，所以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我们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全听他的。

第二天一早动身出发。大家用的自行车，却全是有问题的。给我的那辆，说是“革野”“兵管”的学校的公车，十分陈旧残破，居然只有前掣、没有后掣的。当时我也还分不清前掣、后掣的功能和作用，反正有车就好，拉上就走。上路以后，走平缓的路还好，没什么问题。逢到上坡，可拉着走；但骑车下坡时，车速越来越快，一刹车掣，前轮掣死，后轮风转，人就翻车跌落路边了。我也记不清这一路上车倒人翻了多少次，反正，有一次，高长坡翻车，我给翻滚出几米外的路边，回头看，车倒地，前、后轮扭成了九十度角，后轮还在飞速的转。幸好，我翻车跌倒很有艺术性，每次跌翻，都没有受伤，爬站起来，搞好车子，马上就走，不至碍事。

途中经过邻县，以及天黑时经过深山里的农场，我们都得到了当地“反派”组织的帮助。深山农场的“反派”同志们盛情地留我们吃了晚饭，还派人送我们走了几公里，引我们走出了山中的岔路，带上径直去往邻省的公路。这样，我们在这一天里一直车行、步行十八、九个小时，终于在翌日凌晨2时左右去到了邻省山区县城梨村撤退人员的所在地。总算平平安安，谢天谢地！

第二天，黄同学引领我和大家一同去见梨村撤退人员“打派”组织负责人，我代表大军对大家表达了慰问和致意，他们表示了感谢。但谈及需收集枪弹交给大军之事，他们都犹豫、推托起来，一方面说持枪的民兵不肯交，另一方面认为即使把枪交给你们这几个学生，在“支派”团团包围，四处封锁严查的境况之下，你们也没有办法带得出来，白白弄丢了枪支，弄不好还使你们丢了性名。我们好说歹说，说了半天，他们终是不肯答应。我们无效而退。

头头说不动，我们转而找一些带枪的民兵个人。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兵们更加不敢答应把枪给我们。我们应承由他们自带枪支，我们保护他们出来到大军来，他们也不肯冒险出来。我们做了一天一夜的工作，一点效果也没有。

过了一天，终于有一个年轻的民兵被我们的精神感动了，他偷偷地告诉黄同学，他撤退时带出来的那支枪已经被头头们统一收藏起来了，是没有办法拿得出来的；但他在撤退之前包藏起100多发步枪子弹，收藏在老家房屋的泥砖墙洞里。如果你们敢去取，他就把收藏点告诉出来；如果不敢去取，那就算了。黄同学回来告诉我，我认为，应该去取。随即与同学们商议，大家都认为，值得去取。一方面，“支派”人员不会想到居然会有人这么快敢进梨村寻找枪弹，他们不会格外戒备；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些枪或子弹回去，不枉此行；而且，100多发子弹，对于大军来说，是一笔多大的军需品啊！

我们迅速暗地里找到那年轻民兵，问明那些子弹藏匿之处，问清楚进村的路线，以及有关注意事项。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人不声不响拉车上路，长驱30多公里的山区公路，直奔梨村。

到达村边，黄同学与我，带上陈贤辉，我们三人进村；梁耀溪、张国松留在村边警戒防卫。我们进村之后，没有碰到什么人，顺利地去到那民兵的老家，找到那藏弹墙洞，取出藏弹包袋。黄同学迅速脱一件衣服把包袋包裹好。然后，返出，会合，撤离。五人又驱车30多公里，返回邻省山区县城。此行十分顺利。

回来后，我们悄悄告诉那民兵，子弹顺利取出，谢谢他。大家也不声张，若无其事。

休息了一天之后，我们觉得再待也无用，决定返程。于是，告别梨村的“打派”人员，我们原路驱车130多公里，带着这140多发子弹的收获，平安顺利地回到了大军。此行前后用了五天时间。

大军指挥部见我回来，又得到这140多发子弹，好一阵高兴。

（未完待续，下接《乱世情缘》第二十二章 兵管粮修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