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丽以则”

　　沈祖棻先生是现当代著名的女词人、诗人和学者。她的词，以深婉典丽之笔，书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动荡、灾难和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忧生忧世，“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沈祖棻［临江仙］八首汪东评语），被比作现代的李清照。她的新诗，力图“用情丝和思绪系上灵活的笔尖，去做灯光，照亮每个灵魂的暗隅”（沈祖棻《赠孝感》），如微波涟漪，动人心扉。她的古近体诗，则将平生行事，皆付之于吟咏，旧瓶新酒，“深衷浅语”（朱光潜题《涉江诗词集》诗句），才情妍妙，文藻秀杰。

　　然而，作为学者的沈祖棻，虽曾为我们留下过深入浅出、曾引领一时风尚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和《宋词赏析》等著作，但这毕竟都是讲稿和授课笔记，且未能全部完成，在我们赞赏它的同时，终不免时兴“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那么，除此之外，沈祖棻先生是否还有学术著作存世呢？回答是肯定的。近由郭时羽策划、张春晓主编的《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的出版（包括《七绝诗论》和《手钞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中华书局，2019年，以下简称《手稿》），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沈先生似乎缺少学术专著的遗憾。

知能并重的传统

　　知能并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故研治诗学者多能诗，而能诗者亦往往于诗学多有会心。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创作实践越丰富，越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会越深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聚集了一大批能诗擅文、学问渊博的教授，像王伯沆、汪东、吴梅、胡翔冬、汪辟疆、胡小石等先生，他们多出身于晚清民初的士大夫家庭，国学基础既厚，旧体诗词亦好，主张知能并重，课余组织诗社、词社，每春和景明或秋高气爽时节，常率弟子登豁蒙楼、游玄武湖、踏访牛首等名胜古迹，饮酒赋诗。风流俊赏，一时传为美谈。

　　七绝诗的创作最见人才情。清王夫之说：“才与无才，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姜斋诗话笺注》卷二）沈先生早年就读中央大学，选修汪东先生的词学课程时，便以一首习作《浣溪沙》称名于词坛。词曰：“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汪先生评道：“后半佳绝，遂近少游。”尤其末句“有斜阳处有春愁”，委婉深刻地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识者激赏，至有“沈斜阳”之称。此后沈先生更专力于词的创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949年后，她又转而倾力于古典诗歌的创作。我们曾对现存四百多首沈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做过统计，惊讶地发现，其中七绝诗的数量竟占了近三分之二，充分显示出其创作的才华。

　　1934年春，胡小石先生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开设“唐人七绝诗论”课程，讲授的重点就是从作法入手，对唐人七绝诗抒发今昔之感的多种类型，进行归纳分析，所论甚精。老辈学者的风范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胡先生在课堂上的精彩讲授，在沈先生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沈先生对七绝诗创作情有独钟，并撰为《七绝诗论》，若就其学术渊源来看，无疑出于胡小石先生。

　　作为诗人而兼学者的沈先生，与胡先生一样，也对七绝诗的作法特别重视。《手稿》中设有《格律》《制作》两章，即详述七绝之作法，示初学者以轨则。尤其是《制作》一章，在全书中所占篇帙最大，归纳七绝勾勒之法24种，与胡先生的研究一脉相承，而又踵事增华，多所拓展。可以说，胡先生和沈先生研究七绝诗的著作，都是“诗人”的学术著作。他们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增加了其研究的深度。

流露着诗人慧心的《七绝诗论》

　　《七绝诗论》是一部分体诗歌研究的专著。全书计六章，依次为：渊源、家数、特质、格律、制作和类别。除最后一章不知何故缺略外，其他五章皆内容完整。第一章讨论七绝诗的渊源，辨析诸说，平正通达。第二章论述七绝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家作品和风格流派，梳理七绝诗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准确精到。第三章综论七绝诗的艺术特征，卓有识见。第四章缕述七绝诗的句法和声律，细致入微。第五章则详论七绝诗创作中的转折勾勒之法，更是多有心得。至于第六章《类别》，以意推测，当是从题材和主题角度对七绝诗所作的论述，惜已缺略。可以说，这是一部体例完备，材料翔实，论述缜密，充满着诗人慧心的七绝诗研究专著。

　　胡先生讲授唐人七绝，认为七绝创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时间上的差别即今昔对比来抒发情感。“为划清时间之界域，每用相对性之文字说明之，称为‘勾勒字’”（《唐人七绝诗论》，载《胡小石论文集续编》219页）。依这些勾勒字的不同，胡先生把它们分成16格，即16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是没有勾勒字的，这就是“无勾勒字可寻，而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一类（《胡小石论文集续编》273页），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15格。在“无勾勒字可寻”的一类作品中，胡先生列举了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曰：“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见图一）花不自由。”却没有讲它究竟怎样“意在言外，耐人思索”。十分巧合的是，多年后，先师程千帆先生回忆起胡先生对自己的教诲时说道：“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略）。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从程先生的回忆可知，胡先生确实认为这是一首“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好诗，而理解这首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贴近古人的心灵。

　　诗人思想情感的抒发，在实际创作中自然并不限于今昔之感的对比，勾勒之法的运用也不限于时间意义的表达。沈先生认为：“文无常法，而以有法为常。”七绝诗“以短韵取远致，兴惊波于尺水，亦自有其法”（《手稿》115页）。这个法就在其“篇章字句之转折勾勒处”（《手稿》123页）。七绝诗篇幅短小，即首即尾，要追求以少胜多、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立意，而所立之意的表达则多靠转折字句领起和突出，故沈先生拈出“转折”字词，示学者以法。同是谈勾勒，较胡先生所论，更着眼诗意的转折，也就更通达、深入，最是经验之谈。这些字词有“如今”“唯有”“最是”“不及”“犹”“又”“欲”“更”“却”“无端”“不知”等等。像上述柳宗元的那首诗，沈先生就把它归于“欲”字格下，认为以“欲”字勾勒，诗意的转折重在末句。诗前两句扣题，是诗人想象曹某经过象县的情景，后两句是酬答见寄。柳宗元此时贬居潇湘汇流之处的永州，既承友人远道以诗相寄，诗人就想着应该在潇湘之上采些（见图一）花赠给友人，以表谢答。然诗意至此却一转：想去采花，但可惜没这个自由呀。这里当然并非真的是说连采（见图一）相赠都做不到，而是暗用《楚辞·湘夫人》“登白（见图一）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的诗句，谓难以与友人相见，抒发的是其长期贬谪、抑郁不平的心情。诗“以采（见图一）起兴，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情，他描写的是一件小事情，而反映的是一个大问题，又写得委婉曲折，沉厚深刻，不露锋芒，和他当时具体的身份、环境恰相符合，可以说纯用兴体”（《唐人七绝诗浅释》，204页）。沈先生在讲课时的这个分析，补充说明了诗中对比兴寄托手法的巧妙运用，也补充解释了这首诗为何“意在言外，耐人思索”的道理。既点出诗意转折之所在，又能以诗人之慧心去体会作品，给人的启发也就多。

以词为生命

　　抄校典籍，是古人的用功之法。《手稿》中又收录了沈先生《手钞大鹤山人校清真集》（卷上），并录有汪东、黄季刚和汪楚宝批语，让我们见证了这种历来读书人的用功之法。

　　沈先生出生于晚清苏州的一个士大夫家庭，是家里的长孙女，颇受能诗文、擅书法的祖父的喜爱。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她自幼就喜爱古典文学和儒家思想文化，进入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受教于汪东、吴梅、黄季刚等先生之后，更显示出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才能。汪东先生一生虽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然在词学、书法绘画、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仍多有成就，尤其是其词作，师法周邦彦，颇为世人称道，汪先生自己也最为看重。他曾与沈先生谈道：“观堂虽极推美成，然晚岁始知其妙，我则异于是，服膺清真数十年如一日，且平生志业，每托之于倚声，求知后世，则吾词庶乎可也。”（程千帆《梦秋词跋》引）

　　沈先生既以词受知于汪东，尤以词为生命。曾自言：“受业向爱文学，甚于生命。曩在界石避警，每挟词稿与俱。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处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上汪方湖、汪寄庵两先生书》）其情至真至切，读之令人泪洒衣襟！

　　沈先生又曾与程先生论古今第一流诗人，“无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伟大之胸怀，至纯洁之灵魂，至深挚之感情，眷怀家国，感慨兴亡，关心胞与，忘怀得丧，俯仰古今，流连光景，悲世事之无常，叹人生之多艰，识生死之大，深哀乐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夫然后有伟大之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灵、情感之反映及表现，是为文学之本。”（《致卢兆显书》）由此我们体会，沈先生所以视词作重于生命，是因为其蕴含着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承载着其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终不渝的眷恋和热爱。接续文脉，传承薪火，无论其《七绝诗论》，还是手抄郑文焯校《清真词》，皆当以此视之。

　　胡小石先生曾说过：“盖凡（文学）艺术价值之高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就本体言，譬如参天之松与在谷之兰，各有其美。就工力而言，又如狮子搏象，固用全力，搏兔亦何尝不用全力耶？”（《胡小石论文集续编》209页）学术研究也不例外。我们惋惜，惋惜以沈先生的才学，竟未能给后人留下她本应留下的学术著作；然我们又赞叹，赞叹其现存数量不多的学术著作，无一不是精品。

（作者：巩本栋，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