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灯笼，又见灯笼。当阳台上轻盈着的灯笼掠过我的脸颊，记忆恰似平地忽起的大风把我掳到从前。

小时候，平常日子清苦，计划经济下有限的肉票、蛋票实在满足不了我们噌噌往上蹿的营养补给，肚子里浅薄的油水艰难地接济着成长的需要。但是，生活再清贫，过年的回忆却是温馨的。农历十二月，按祖训“廿三祭祭灶，廿四掸掸尘”，可实际上离除夕还有半个多月，家家户户就忙于清室扫庭了。为了让母亲一门心思“密密缝”，她手里的新衣能快点成型，我早早就对掸尘扫庭这过年的必经程序生出些许责任感，把老屋的镂花窗格和老祖宗留下的镶骨漆床擦得贼光水亮，就连灶头上贴玉皇大帝‘特派员’——灶神的地方也让我抹得一尘不染，免得灶王爷嫌咱家既穷又脏，到天帝面前去说三道四。

老墙门刷干净后挂上纸糊的灯笼，年的喜气扑面而来。腊月廿三拜过灶君，过年算是开始了。“体面与不体面家庭的区别在过年这个传统节日里，更显得清晰和易分了。”余秋雨先生的话道出了贫困时期过年与面子的关系，我母亲也认为就算不为面子，过年也该让孩子们穿戴一新，毕竟孩子们体面的光亮能照耀新年和以后的日子。于是，母亲差不多年年赶在初冬日夜飞针走线，用黑不溜秋紫儿叭叽或者蓝哇哇黄橙橙粉嘟嘟的低廉而又保暖的棉布，做成立领中山装、翻领列宁装、盘扣斜襟衫或搭襻和平裤。这辈子拥有过的唯一一件灯芯绒上衣，还是我母亲在我七岁那年用范政委家的蝴蝶牌缝纫机为我缝制的。当留着母亲慧智和体温的新衣试穿于身时，幸福感涨满了我的童年。

腊月廿九小年夜，街上形态各异的彩排楼和花灯红火了，扑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从存德堂到海边码头，市中心沿街两旁被照得透亮，用火树银花不夜天来形容也不为过。除夕夜，年味达到了高潮，弄堂里飘着阵阵肉香酒香炒货香爆米花香。年夜饭是过年重头戏，猪头、羊腿、牛尾巴、鹅胗、鸡脚爪纷纷登堂入室。再穷的人家也要顾及面子弄一桌素食，烫一壶黄酒。大年夜米饭得干的，忌讳喝稀饭，怕来年穷得像薄粥一样“清水漉漉滴”，用饭前大人斟酒把饮豪喝，屁点大的孩子也可以喝两口米酒或黄酒助助酒兴和年趣。每回年夜饭我都松开勒紧的皮带，就着美酒香味风卷残云般地打扫饭桌。我十四岁前，母亲总说我吃起饭来像后山挖土，可见我的吃相一定很猴急很难看。正月十五，母亲包的汤圆和盛放（下锅前）汤圆的清末民初景德镇花卉托盘，一概温润如玉；不管汤圆是芝麻白糖拌猪油还是后来的芝麻核桃肉一起剁碎后再拌白糖猪油，家人都习称“猪油汤团”，咬一口馅子汩汩流出，白米粉的糯和馅料的细香透酥，粒粒让我尝到了过年的甜适蜜意。直到正月出头，春节的味道才从我的味蕾里渐渐退去，而屋檐下的灯笼还红彤彤的。

如今，我们依然年年过年，丸子还是那丸子，枣儿还是那枣儿，虾还是跳跃着进锅，梭子蟹依旧腌出甜香味，一切似乎没变，一切又好像都变了。不变的是食物和煎煮食物的程序，变化的是我们的肠胃和肠胃以上的心情。当我们每天过着好日子，为再也不会对春节怦然心动而发出叹息时，那孩提时过年的热闹和富足便注定留在记忆的深处，那灯影憧憧笑声融融的春节的往事，便注定会在一世的想念中重现。可惜，日见式微的年文化难以重现往日辉煌，在力挺文化八宝饭的今天，要想采用独善传统文化来巩固中华民族年文化的集体记忆恐难成全。但我深信，这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情感的春节不会被圣诞节谋杀，传统佳节起码在当代不会作古。当然，我们这些两鬓映雪的老人，对传统年节的想念，与其说放不下孩提满满的忆念，不如说想念母亲的味道，想念一壶米酒温热老街古宅的乐趣。　

“过年啦，放炮啦！”

“过年啦，放炮啦！”

楼下的孩子蹦蹦跳跳，大的牵着一挂鞭炮，小的领着一盏灯笼，我分不清那喊声是来自他们还是出自我的内心。这时，北宋王安石闻名天下的诗歌《元日》在耳际回响：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又见灯笼

又见灯笼……

屋子里播放的电视节目里，欢天喜地的人们拎着红彤彤的灯笼，正唱着王文公的七绝《元日》，我跟着也轻轻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