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浩：非连贯的“疫情日记”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河北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获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等。

11月7日（进驻）

繁忙的一天。为《长城》杂志的专栏赶一个稿子，写了4000余字，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约稿设计了提纲。晚上7点，钉钉铃声，学院的会议。停下手里的活儿，专心听会：临时的紧急会，武建宇院长的表情竟然异常严肃：通报师大的疫情情况，学院的动员，然后请徐书景书记和张艳书记再做介绍。正在楼宇间值班、穿着一身“大白”徐书景书记的第一句话是：老师们，大家可能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参加会议……说着说着，她竟然哽咽了，不得不出现停顿，然后在张艳副书记讲话的时候也是——未等她们说完，我给办公室杜子壮发信息：“需要我，我没问题。我进。我先去洗个澡。”

我被打动了，那一刻，我产生了强烈的休戚感，我希望我能帮到他们，希望回报河北师大和文学院对我的好。我希望能替他们做一点儿，哪怕只有一点儿。

妻子回了沧州老家，我一个人在——我承认，平时家里都是由她来打点，我是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笨人，于是我的收拾丢三落四，手忙脚乱，越着急越混乱……妻子发来信息，我说在写作，有可能进校。什么时候进？我说可能明天或者后天，不知道，听着吧。我故意没告诉她实情，没告诉她我会在10点左右进校，也没告诉她学校里的疫情情况：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感觉，比我想象的，可能要重一些，传播得快一些。

9点半。我拖着厚厚的被子和皮箱向下走，路上，遇到了邢建昌老师，他把我送至了公寓进校的门口。我跟他说，你放心，我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我可能是那种福星——本质上，我是给自己打气，我承认，我的心里存在着对疾病的恐惧，尤其是对新冠的恐惧。但我也觉得不能不进，不能不参与。让一向坚毅的徐书景和张艳两位书记在会议讲话时流泪，一定是她们遇到了巨大的难，一定是学校学院遇到了巨大的难。10点多，我来到体育场乒乓球馆，上二楼：地面上已经铺好了上百个垫子，里面已经有三四位老师进驻了，我选择一个靠近充电口的位置放好了被褥。10点多钟，妻子再来微信，我告诉她今天写了什么，准备明天如何如何……她问，说好了什么时候进学校没？我犹豫了一下，说，没。还让等消息。一向，她睡眠不好，有偏头疼的病，而疼起来往往要几天不吃不喝——我决定能晚一点儿告诉她就晚一点儿。

11月8日（扫码）

六点多钟，大家起床，洗漱。小有忙乱和混乱——毕竟，这是我们进校的第一个早晨，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任务。我们属于扫码组，主要任务是做医生们的辅助，负责核酸检测时的扫码登记。大家集合到美术学院楼前，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老师进校，其中还有不少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在，心里竟有些感动。有个小插曲，在犹豫了许久之后我想还是把它记下来吧，尽管它多少让我有些羞愧。

我们排好队。学校负责我们这一组的一位负责人在队前问：“谁带的是苹果手机？咱们扫码的APP，苹果手机安装不上，带苹果手机的说一声。”有几个带着苹果手机的老师举起了手，我也举起了手。是的，我带了苹果手机，现在平时用的是它，但我也带了使用安卓系统的另一个手机，它是旧的，已经两年多没用了，本来我的操作能力就差，这一放，就更陌生了——我举了手，但举得不够高，之所以举得不够高是因为我在挣扎，犹豫：我知道，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如果我说自己带的是苹果手机就会安排扫码之外的别的工作，就会距离感染的危险少了几分，而这也不能算我说谎；但也有另一个“我”在悄悄问我：真不算说谎吗？你进来不是想帮学校和学生的吗，进来了还要挑离“危险”远一点儿的活儿，心里有没有愧疚感？你能安心吗？我犹豫着，犹豫着，把手悄悄地放下了。过了一会儿，那位负责人又站到队前问：谁还是苹果手机？我们整理分发的人数有些少，谁还是苹果手机？我承认，我又一次举起了手，然后又一次悄悄放下。他的再次询问让我心里再生波澜，而另一个“我”又一次制止了我的小心思。感谢身体里另一个“我”的存在，他让我在回看自己的时候少了些愧疚，偶而，甚至会生出些小小的自我感动。

五楼，六楼。三百多名学生。我是第一次来到女生宿舍，也是第一次看到宿舍门外学生手工制作的宠物狗。爬到五楼的时候我已经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护目镜上满是汗水和蒸汽，不得不一擦再擦。一个宿舍。两个宿舍。敲门。门打开了，两个瘦小的女生，她们从门口探了半个头：老师，我们抗原自测是异常，已经上报了，还需要做核酸吗？说实话听了她们的话我的心一凛，突然感觉到有股风钻进了衣领。要做，我们主要看核酸的结果。医生说得平静，我的心也平静了下来，我暗暗提醒自己，守着孩子们，我不能表现得……于是，我和她们同样平静地说着话，告诉她们不用担心，如何如何。做完了核酸，两个孩子向里面退了一步，朝我和医生鞠躬：谢谢老师——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知道，她们后退，是尽可能减少感染我和医生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替我们想怎么能不让我感动？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境遇中她们依然不忘礼貌，对医生和老师表示感谢，我又怎么能不感动？

“我们的孩子多好。”我对和我一起扫码的医生王一龙说。那是我的真心话。我知道，他也被感动到了。之后，王医生在做核酸的时候话明显多了起来：“你们是哪个学院？我看着嘛，这高个，就应是学舞蹈的！你唱歌一定好听，学声乐的？我以为你们是学声乐的呢！”我知道，他是试图缓解学生们的压力，他和他们说得越多，学生们的心情就会越放松。

下午1点40。还是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把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王一龙医生的认真仔细也让我着实感动。下楼——我已经没有力气下楼了，腰椎和膝盖以及脚踝都在疼：平时我锻练极少，多数时候都是坐在电脑前，而过度的肥胖又加重着它们的负担。略一放松，不适和疼痛就来了，而且是种弥漫。事后我在想，一直在校为学生们送饭、打扫卫生和看守楼宇的那些老师、辅导员该是怎样辛苦！这一天，只这一次，我就……

2点多，我拿回自己的苹果手机和外套，它们原来放在美术楼前面了。许许多多的微信电话，其中有我妻子的几条信息。我说，上午赶稿子，还有一个讲座，没看手机。没事，已经吃过饭了。关于什么时间进校，我两次犹豫了一下，回她，让今天晚上。回办公室，好着呢，没事。我没有告诉她我会去体育馆，并装做没有看到她让我拍张照片的要求。

11月12日（学校师生疏散）

早晨。简短的会议。那是我和陈爱强老师从体育馆回到学院的第二天。学校进行全面消杀。老师们要带学生一起疏散，具体安排不很清楚，只有发车后才能知道。

拖着行李箱，从文科教学楼向学生宿舍的方向，冬日的校园和未及打扫的落叶让我心绪万千。它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样子，这么多年，它可从未……路上，我看到周雪花老师没带手套，就叫住她使用医用酒精喷剂朝她的手上喷，又给白铭老师她们的手上喷。我的这一过度防护的行为遭到了周雪花老师的嘲笑，她问我，你真这么怕啊？

说实话，说真心话，我怕。而且是，特别怕。我的怕一是对于疫情本身的怕，另外的一怕是怕我妻子和亲人们担心，尤其是，我妻子。她一定会胡思乱想睡不好觉的，她一定会……我不想让自己“转嫁”给她任何的担心和折磨，而这，恰恰是我所有的“怕”中最大的怕。是故，在来到学校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半真半假地虚报着自己的状况，总是，好，挺好，比你在家里时都好。又胖了，我不得不散步减肥。没事没事，学校里基本平静，大家都好着呢，你看看我的饭菜……我怕。即使到现在，我依然会说，我怕。尤其是她完全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而一个人担心的时候。也正因如此，我再次穿上了防护服。

我被分组带领39名学生。再次发生一个插曲：我按照要求到学生宿舍敲门，学生们下楼，清点人数：39名，宿舍也对。于是我带着她们上车，并请学生张文欣帮助我清点——她告诉我，名单里有3名学生已在昨日转运，之所以我们车上还是39名学生是因为有3名学生不在我们名单里，但她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和同宿舍的同学在一起。看着那3个站起来的孩子，我心里颇有些……我说，你们坐下，我去问问，我们还是按规定来，只要允许我就会把你们带上，我也愿意为你们负责。下车，询问，一位我不认识的、但看起来是负责人的中年人告诉我，没事，都是你文学院的，我们先安顿好再说，你就带着她们走吧！我给武建宇院长打电话，他也同意了。刚到车上坐下，电话铃响起，是李惠敏老师：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谁是不是在你车上？我说是，惠敏老师马上急了：你这是干嘛！怎么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把人给我送回来！我在这里都喊了半天啦，急死我啦，怎么也找不到人……

经过解释，事情得到解决——我必须承认我的确让极度负责任的惠敏着急了。一边诚恳承认错误，一边进行口头贿赂：等我们解除了隔离，我一定请你喝酒，专门向你陪罪！大约是口头贿赂起了作用，李惠敏老师很快消了气，开始筹划未来的宴席还可以叫谁谁谁——“我知道一个好地方，你听我安排！”

说实话，说真心话，我怕。但见到那些学生们，我承认，我是另一种的姿态。我请她们给我拍照，并笑着，以胜利的手势；我告诉她们会好的，都会好的，我们会很快回到校园，老师会和你们一起面对。有同学告诉我说她上过我的小说创作学课程，我就有意和同学们调侃：大家知道我是作家吗？我老有名了，要是咱们到了地方（当时，我心底认定，我们应是去条件不理想的地方，大概率是），咱们就一起来设计小说，创作话剧——我一定要让你们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乐趣！行驶中，我告诉她们：这里是我的家，我住在哪一层；这边是学校北门，树林里面斑鸠和灰喜鹊特别多，这边是火车站，那边是……路上，我有些滔滔不绝，就差没给她们讲小说了。讲小说她们有没有心思听？我不知道，我只能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缓解。

走走，停停，而停的时间实在有些过久，甚至会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车里极为闷，热，透不过气来，有学生在咳，我站起来安抚，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会到何处，以及什么时间能到。为了能帮助到我的学生们，同时也给她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我开始打电话，发短信，向我认识的朋友求助，包括向戴建兵书记求助。我知道他和学校的领导们很忙很忙，甚至有些艰难，但为了这些孩子，我还是忍不住试图给他和他们添乱。终于，车停下来，每个人都带着一身淋到脚趾的汗水下车，走在前面的学生窃窃：我们住酒店啊，这么高大上的酒店啊！

我们住进了国源朗怡酒店。它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在我们刚刚建立的“暴打新冠之某某群”里，学生们开始活跃起来——我看着房间里专门准备下的药品，洗漱用品和体温剂等等，竟又有些小感动。各楼层建群。11层和12层均有我带着的同学，于是我就进入了两个群。里面有医生医护，还有心理老师——乘着同学们刚住进酒店的活跃，我在“暴打新冠之某某群”里谈了几个注意事项，让她们有问题尽可以和我来说，我会尽全力，无论是哪件事、什么诉求，我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协商协调的结果告知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和父母报个消息，别让他们担心，学校和老师都在，这也是我们应当为家人做的；还有一点，我会为大家积极协调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尽最大可能为同学们解决困难，但同学们在群里也要积极与各位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互动，要知道，他们是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他们本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帮助表达感谢，大家适当地嘴甜一些……

“没问题，老师你放心！”“我们知道，老师，我们懂得。”

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忙乱，大大小小的忙乱，总有微信和电话，我也一遍遍地打着心理老师和医生医护以及酒店服务人员的电话……直到凌晨。可能是楼上，有女生在偶尔地咳，听着让人心疼。

朋友们的微信，电话，太多太多的关切与问候。妻子的微信。我发给她我拍摄的房间，以一种略带得意的语调调侃，比家里还……她问我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是没有，好着呢，刚测了体温，36度，洗完澡后再测，它还是36度。“嘚瑟”，她回复。“我头不舒服，早睡了。”“我也早睡。”我说——其实，我是在2个小时之后才睡的，因为有学生还没睡，她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需求。

11月19日（酒店隔离）

早上。已经有了休息时刻，一切都在相对顺利而有序地进行，同学们已经能与医生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良好地互动，而同学们的多数诉求都能得到圆满解决：体温剂不准的，坏掉的，换。送餐的时候一并送到。有低烧，咳嗽，能不能吃这药？这位同学，马上接电话，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做。老师，筷子，老师，矿泉水，老师，我们要垃圾袋，我们要……一位同学在使用吹风机的时候造成了房间断电——“别慌，略等一下，我们协调工作人员，马上到！”在无法细察电路的情况下，心理老师和工作人员协调为2位同学更换了房间。

是的可能都是小事儿，似乎都是不足道的……但我总是会为这些貌似的不足道而感动。他们在提供帮助，可以说是职责，但，他们也可以慢半拍，略等几分钟——在11层的心理老师告诉过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不太善于多说和互动，但绝对认真，负责，让人感觉塌实；12层的心理辅导老师叫杜彩红，是一名有着20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在楼层群里她可是个“话多的女人”，凡是同学们有什么诉求她会第一个搭话，真诚、热情而有爱心地提供辅导和帮助——“我的女儿也在上大学。我把你们都想成是她，要是她在向我求助，我该怎么办？”这句话，如果出现在别的语境中，如果不是我直观地“介入”了这段隔离生活，我很可能会把它看做一种有套路的“漂亮话”，但，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10余天的时间杜彩红老师也是那样真心真切地做的——这句话对我便具有了力量。我没有女儿，但在心理上，我把我的这些学生，把梁静雯、吕漪萌甚至只见了一面的何明璇，也都当做女儿来看——我承认，她们的受苦也是我的受苦，甚至比自己受苦更让我难过。

早上。那一天窗外有着一层淡然的雾霾，阳光慢慢地从雾霾透出来，然后挤出一小片光亮来。我吃过降压药，然后在桌子前面坐下来。

要有光。

在雾霾和沉郁的冬日，要有光。

在疫情消息的弥散处，要有光。

在用来隔离的酒店里，要有光。

在隔壁克制的咳嗽声里，要有光。

明媚的或者并不明媚的阳光啊

我要给你写一首蘸有泪水的诗

我要，毫不吝啬地使用我的赞美

因为……

我承认我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容易把别人的疼痛和苦背在自己身上的人，容易……在师大发生疫情之后，我大概有无数次、无数次地疼过，哭过，有时的疼和哭不过是因为一句淡淡的话，一个平时看到可能并无感觉的词。妻子发来微信，询问情况，在我半真半假地“嘚瑟”了几句之后问我：如果我在家里，你还要进学校吗？我想了想，进。还是要进的。因为……

她说她知道。她知道的其实比我以为她知道的要多得多。譬如疫情和网上的舆情，譬如我进去住的体育馆，譬如我睡在垫子上的“通铺”（因为怕她知道，我都没和我儿子说）。我们其实是在“相互欺骗”以让对方安心。“我还一直怕你腰疼呢。当时，你可以铺两个垫子，那样也许好一点儿……”

接连，接到三个催稿的电话和一个催稿的微信。他们是怎么商量好的？我向他们解释，一定，我会努力，但现在，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下，我除了今天写了一半儿的诗，真写不出别的什么来，请再给我几天时间。

这样的接连让人焦躁。都是需要自己背负的债务。

下午。在掂量了许久之后，我决定给我认识的校领导发一条信息。它是我想到的关于疫情和转运学生的安置方案。它也许天真，不成熟，无法落地，但我真地想为学校和这群孩子们做点什么。我爱它，爱他们，希望它和他们都好。这里面不包含一点儿言不由衷。也就是那天，在我给领导发过信息之后，又想了一条明年在学生中成立“志愿者”队伍的建议，我设想，让学生们志愿参与一些学校的和校外的工作，志愿地参与与省、市部门的沟通协调并完成服务规划的工作，让他们“更早地”介入社会生活，了解部门协调甚至参与更大范围的“整体规划和整体动作”，让他们体味多部门协作的难度和掣肘原因，让他们体味和理解他人之难，智慧地而非简单理想化地提出解决方案……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在疫情中，疫情后，我们终得学会些什么，体会些什么，然后改进些什么吧。

11月23日（解除隔离）

醒来的时候已经8点30，是送餐的声音把我唤起的，可我还依然觉得疲惫而困倦。11月22日一直忙到凌晨，有一部分学生已经解除隔离，我的手机一直在……需要特别地感谢一个人，一个学生，张文欣，我是在师生疏散的那天才认识得她，说“认识”其实并不确切，我估计现在见面我是认不出她来的，因为口罩的遮挡。但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为我和我所带的这些学生工作着，甚至她比我做得还要多得多。这个好孩子，如果以后能有需要我提供帮助的地方，我是一定会尽力的，无论她开不开口。我知道，11月的22日和23日，也是她最最忙碌的两天，我都能体会到她的那种忙碌感。

一位学生手机出现问题（出于私隐的考虑，我不准备写下她的名字），在群里向医护和心理辅导老师求助——她是云南人，在这时候忽然联系不到家里人，会让父母是多么多么担心？于是，我在群里搭话：老师这里有一备用的手机，是为了扫码带在身上的，如果允许，我可以把它先借给你……我把我借出手机的事情和一个朋友说了，同时向他转发了学生表达感激的回话。他在表达过赞赏赞同之后又对我提出了小小的警告：你是不是有点儿自我感动？你也读过不少的书，大概也读过像北大、浙大、西南联大学生们对老师的回忆文章——你比他们做得多吗？那些老师们，似乎没有你的这种自我感动，只觉得应当，是责任，是平常事儿……你觉得呢？

简直，是棒喝。我感觉自己在冒汗，一下子就冒出了汗来。说实话我的确有些自我感动，这些天里，我觉得自己在为这群孩子们做了这做了那，想了这想了那，真心而努力地试图为她们提供可能的照顾——但它真地不就是平常事儿吗？而且，有多少是我想做而做不到的，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我进学校，不过至今才十几天，那些一直在学校里坚守着的老师们、辅导员们和教职工们呢？比起一直在学校，后来又在方舱中坚持给汇华学院的学生们上网课的高艳芝老师呢？比起一直在学校，后来住进方舱，解除隔离又回到学校负责楼宇工作的徐书景书记呢？比起……学校里面，那样的老师、领导和职工很多，我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在。

感谢这个诤友的提醒，尽管我当时真希望他的提醒能晚一两天，让我再多保持一两天的自我感动——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挺享受它的，尽管它的里面有疼也有痛。我也由此反思我们的当下写作，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于人的需求的理解……它应是题外话了。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为他人需要本质上也是一种“欢愉”，是人的需求，在这个进校、疏散和带学生隔离的过程中，我部分地体会到了。

9点40，朋友孙彥星打来电话，他已经到达，在路口等我。

10点10分，下楼。略有小小的波折，但终于还是得以走出酒店，走进有着冬日气息的空气里。我和见到的大白打招呼，和门口的警察打招呼，和刚刚从酒店里出来的同学们以及和他们的家长打招呼，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无比地亲近，阳光、树木和街道都是无比地亲近。我也朝着酒店挥手，虽然它不会回应我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