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五章《斗争升级》

《乱世情缘》（连载）第十五章   斗争升级

蔡梓权

    （上接第十四章《“九•五”游行》。）

早在1967年7月22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接见河南省赴京代表团时，她针对当时社会上造反（打派）与保皇（支派）两派群众组织剑拔弩张、武斗升级的严峻局面，提出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前“文革”还受到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约束，而此刻提出的“文攻武卫”号召，等于是火上浇油，将全国的“斗争”升级到了两派武装冲突的阶段。9月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正式挂牌成立。随后，河南、安徽、南京等地先后成立相关组织。至此，派性武斗上升为真刀实枪的战斗。不少省市发生抢枪夺弹、武装冲突的恶性事件。各省武斗急剧升级，很快进入几达国内大范围全面武斗的态势。

在此“文攻武卫”大趋势的影响下，我们当地的两派斗争也不例外，斗争形势更加紧急。9月中旬，本地“支派”“革联”在军分区的暗中支持和授意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名为抢枪、实为送枪的“抢枪”行动，把军分区独立营的大部分枪弹武器完全占为己有。很多单位“支派”“革联”成立了以复退军人为主、据有真枪实弹武器的所谓“纠察队”、“武卫队”等武装组织。我们学校“野兵”带头参与“抢枪”，带回不少枪支弹药。“野兵”的头目挎起了手枪，不少“野兵”身背武器行走于校内外，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对方握有轻重武器的军事装备力量，我方却手无寸铁，备受威胁，怎么办?我在大军和“革野”与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我们向“支派”“革联”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要求其无条件地迅速把所“抢夺”来的武器弹药全部归还给军分区独立营。另一方面，我们马上与军分区交涉，指出“支派”“革联”名为抢枪，实际上是军分区送枪，强烈要求军分区纠正错误，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收缴全部武器弹药，责饬“支派”“革联”不得胡作非为，必须完全保护大军和全体“打派”群众的安全和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同时，大家认为，我们必须切实加强武卫的工作。“革野”要成立“武卫班”，着手开始研究制作手榴弹的工作。大军要组织一些有制枪制弹工艺基础的能工巧匠，开始研究制作地雷、自制刀枪、火药枪等武器的工作。这些工作都秘密进行，不得公开张扬。  

有人提出，“支派”“革联”名为抢枪，实际上是军分区送枪给他们，我们可以学习这种做法。负责铁路军管的野战部队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可以与军管部队商量，也用这种方法让他们送枪给我们。我不同意这个方法，我认为，军管铁路的野战部队支持我们，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做法使部队为难。后来大家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和军管铁路的6993部队一个营部进一步加强联系。我直接去到6993护路部队营部，得到营长、教导员和战士们热情接待，军民双方真挚融洽。营长看到我头发很长，他笑着说，小鬼，你忙得连头发都不理呀！马上叫来一个战士，动手帮我理发，理完发再谈事情。谈完事情又留我们在营部食堂吃饭。我们很感动。那些解放军指战员一再表示对我们的支持，说关键时候他们会随时保护大军和“打派”群众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军。

我地区“支派”“革联”“抢枪”之后，其他地区“支派”纷纷上演类似的名为抢枪、实为送枪的“抢枪”闹剧，自省军区，至军分区，至各地人武部，地方部队自上而下支持“支派”、压制“打派”的“支派不支左”行为越加明显。中央和中央文革要求我省各地军分区主要领导和支左负责人赴京到京西宾馆集中开办学习班学习，我军分区司令、政委和支左办孙主任一起被召集到北京去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召集我省两派谈判代表赴京谈判的人员范围扩大到地区一级，我地区两派各排出三人赴京。我大军选派三人，其中我校“革野”负责人陈“军长”和战校“长缨”的负责人一起选上了。我校“支派”“野兵”的负责人也作为“支派”“革联”的谈判代表赴京谈判。

上头开始谈判，下边当地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对方恃强凌弱，其大字报极尽诬蔑、谩骂、攻讦之能事，充满火药味。零星武斗时有发生，“支派”打人、伤人、捕人之事件时时报到大军来。大凡有事，我在大军，必报军分区居中调处。我们除了用大字报对之及时予以揭露、谴责，根本无法有效回击对方的强力挑衅和攻击。这时候，深感毛主席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的同志感嘅地说，“夺权就要夺军权，不夺军权等于零”。我深以为然。但怎么样取得武器，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弱势状况，我感到毫无办法，深深苦恼。

10月10日下午，地区“支派”“革联”多名武装人员在城区一菜市场持枪围攻、击杀我方一名自城郊进城卖菜的“打派”观点的20来岁的陈姓青年农民。这年轻的农民小陈无端被杀，陈尸于菜市场！这是当地“支派”“革联”自“抢枪”后第一次公开地于闹市区无端枪杀手无寸铁的“打派”农民群众的恶性案件。“双十”惨案震惊整个地区，充分暴露了“支派”“革联”凶残杀害“打派”群众的狰狞嘴脸和罪恶行径。

对此野蛮无辜的枪杀事件，大军上下对死者极为悲痛，对“支派”“革联”的罪恶行径人人义愤填膺。大军指挥部决定，“红工总”、“红农总”、“红革总”、“机关革联”一起发动，组织城区“打派”群众举行运棺大游行暨追悼会。“8.16战报”编辑部几个文笔连夜赶写出就“双十”惨案对“支派”“革联”的《强烈抗议》，大军就此事件发表的《严正声明》，并拟就了拟通电全国的《就“双十”惨案告全国人民书》，又帮我写好了准备在追悼会上宣读的悼祭被枪杀的死难者小陈的《祭文》。同时，大军将此游行暨追悼活动通报军分区，强烈要求军分区严加辖束“支派”“革联”，不要冲击、破坏游行队伍和追悼活动，不要造成新的流血伤亡事件。军分区予以应允。

大游行之时，城区“打派”群众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干部有数千人参加，规模盛大，群情悲壮。“红工总”调来一辆大卡车承装棺木，死难者小陈被装殓到“红农总”购置的那副高规格的大红棺木里，棺木上覆盖着大军和“红农总”的大红战旗，棺材周围布饰着青松、翠柏和白花，整个场景置缀得异常肃穆庄重。

游行队伍环城游行一周后，回到五灯坡宣传台前集中召开追悼会。宣传台周围聚围着数千群众。我上到宣传台，按照议程凛然正气地大声宣读了对“支派”“革联”制造“双十”惨案的《强烈抗议》，宣读了大军就此事件发表的《严正声明》，又宣读了即将发向全国的《就“双十”惨案告全国人民书》的通电，接着，又满腔悲愤地宣读了悼祭被枪杀的死难者小陈的《祭文》。《祭文》里引用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一个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激励“打派”战士们要化悲愤为力量，勇于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去夺取斗争的胜利。我含着热泪宣读完这些文稿，台下的群众以激愤的口号声大声呼应着，不少同学流下了眼泪。后来“8.16战报”的同志们都称赞我的讲话饱含感情，声情并茂，宣传鼓动力大，感染力很强。我说，是你们的文章写得好。

如果说，在徒步串联时，我目睹了我们队一个同学因病去世，这是我有生以来直接见到的第一个死人——我在班里为她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那么，现在，时间刚过了不足十个月，我又目睹了第二个死人——我们本派的战友、年青农民小陈，而他是被对立派无辜枪杀的。我身为大军的负责人，为他主持了一个数千人参加的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暨追悼会。我和同志们一样，深切感受到了当前斗争的严酷和危险。我们心里充满了革命的义愤，正气凛然，也无所谓害怕和恐惧，枪杀和迫害吓不倒我们。而我更加感觉到肩负责任的重大。我不是顾虑自身的安危，而是考虑大军的生存，考虑我们的同学和广大“打派”群众的安全和未来的命运。

活动结束之后，大军指挥部开会研究，一致认为“双十”惨案是当前本地文革中最重大的严重恶性事件，这起恶性事件的发生，与军分区“支派不支左”，偏护“支派”“革联”，“送枪”给“支派”“革联”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大军决定要派负责人上京，直接把“双十”惨案的《强烈抗议》、《就“双十”惨案告全国人民书》的通电，以及“支派”“革联”获当地军分区支持名为抢枪、实为送枪的“抢枪”恶行，并残暴杀害“打派”战士和无辜群众的暴行等材料送上北京，呈报中央文革和我省赴京谈判代表团，力求引起中央重视，责罚“支派”“革联”，纠正军分区支左错误，以使“打派”赢得中央支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根据大军指挥部决定，我和一中“红革会”一名负责人两个学生以及由机关革联派出的两名地委干部共四人一起赴京。我们的赴京费用由大军支出。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二次上北京。第一次上北京是串连，趴车上京；现在是乘车而去，肩负着沉重的使命。

乘坐慢车，历时七天到达北京。我们首先赶到京西宾馆，找见我地区大军参加赴京谈判代表团的我校“革野”陈军长等人，由他帮助找到我省“打派”赴京谈判代表团的负责同志，面陈我地区军分区支持“支派”、“支派”“革联”所谓“抢枪”、“双十”惨案“打派”群众惨遭杀害等事情。省“打派”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要，事实清楚，他们表示一定要向中央文革和中央首长呈报，把我们的有关材料递报上去，争取中央加大对我省“打派”的支持。

接着，他们帮助我们联系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学习班的我地区军分区的领导，军分区司令、政委听说我们来北京反映情况，马上和支左办孙主任一起来会见我们。

会见时，军分区司令、政委和我们热情握手，我也握了；但孙主任递手给我，我却不肯与他握手。孙主任说，你怎么了？不愿意和我握手？我说，你支左犯了错误，使得“支派”“革联”乱杀我们的战士和群众。你必须改正错误，我们才能握手。场面一下子有些尴尬。司令、政委圆场说，那你们把情况说说吧。于是，我们把“双十”惨案等事情向他们汇报了。司令、政委听后，都表示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些事项，严肃处理肇事者。并叫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按中央要求，做好支左工作。但对怎么支持我们“打派”和大军，他们依然是含糊其辞。

至此，我们把上京的主要任务完成了。一中“红革会”的负责人老陈同学说，我们到清华大学去吧，我们学校有一些校友在清华大学，他们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所在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及所属的首都红卫兵组织也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可以顺便把情况向他们说明一下，而且，可以节省在外住宿的费用。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去到清华大学，得到这些校友们热情接待。我们向校友们以及他们请来的所在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说明了我们地区当下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双十”惨案等情况，校友们及其红卫兵组织对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表示坚决支持，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他们的宿舍里，给我们饭票到学生食堂打饭吃。当时清华大学学生食堂每周的食谱是，主食两天吃面食，两天吃米饭，三天吃粟米做的窝窝头。蔬菜主要就是胡萝卜。我们吃起来觉得挺香。我特别喜欢吃窝窝头，人家一般每顿吃两个就够饱了，但我每顿需吃上五个。老乡校友们既惊奇又赞赏，特地多给我几张饭票，让我吃个饱。

在清华大学住了两三天，顺便看看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到满校园更多的喋喋不休的长篇论战，看到很多大字报记述报道的诸如青海西宁、黑龙江伊春、四川宜宾、湖北武汉等多个省市、地区发生的令人怵目惊心的武斗事件、群体伤亡的流血事件，以及众多惨不忍睹的枪战暴力惨案，相比之下，我们的“双十”惨案只能算小巫了！看到这些报道，心情止不住越加沉重。

几天后，我们决定返程。出到北京火车站，却只买得到第二天晚上发车回程的车票。看到有不少旅客一伙一伙地躺睡在火车站里候车，我们商议一下，为了节省开支，决定不去找招待所住宿了，当晚大家就在火车站二楼地板上睡一晚，明天自由活动大半天，下午回到车站集中候车吧。

当晚我们四人就在火车站二楼地板上躺下睡觉。大家和衣而卧，鞋子不脱，睡作一排，我和一中“红革会”负责人陈同学同一头，两个地委干部同一头，随身携带的小帆布包塞垫在头下且作枕头，既舒服又安全。这几天来很累，大家很快入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被地委干部老杨、老谭叫醒了。老杨气急败坏地说，他在半夜时，觉得穿着皮鞋睡不舒服，就把皮鞋脱下，放在头枕旁边。现在发现皮鞋不见了，被偷走了。怎么办呢？他十分懊恼。

大家考虑，只能等上午商店开门营业后，让老杨和老谭两个人一起去商店买一双新鞋。但老杨是一个堂堂的地委干部，不能没有鞋子穿着打赤脚去商店呀。怎么办？

我说，要不我把我的解放鞋让给老杨穿，等你们买新鞋回来，我再穿回吧。

大家说，哪你怎么办？

我说，我就打赤脚。我们打惯赤脚的，不要紧。

于是，我把自已穿着的解放鞋让给了老杨穿上，他和老谭出去找商店买新鞋，我则打着赤脚和陈同学一起走到火车站附近的大街上走走，逛逛，又看看街上的大字报。

没想到，在北京的整个大街上，人们都是穿着鞋子走路的，真的没有一个打赤脚的行人。我打赤脚走路居然成了一道北京街头难得一见的景致。无论我走到那里，都会有旁人驻足观看，指指点点，好像看到什么怪物似的。有一群小孩，居然一直跟着我俩，围哄着，聊笑着，尾随着走过好几条大街，使得沿途的人们更加好奇议论。我也觉得好笑，但心中十分坦然，我俩自己走自己的路，也不理会他们以及表情奇讶的人们。

下午回到火车站，见老杨、老谭已买鞋回来了。老杨把解放鞋给回我穿上。我们说起打赤脚上街遇见的趣事，大家一阵好笑。老杨和老谭都说，只有你敢打赤脚上街呀！

晚上，我们登上火车踏上了归程。又是坐了七天七夜，终于回到了学校。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六章《缴获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