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甫跃辉：写作是作者与这个世界的对话

作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作家王安忆，甫跃辉从起点上便不同于一般的“无根写作者”，走的始终是很“正”的纯文学道路。

毕业以后，甫跃辉来到《上海文学》做编辑，业余时间写小说。自2006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短篇小说集《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散佚的族谱》等。

甫跃辉是云南保山人。在上海，他从自己的生活状态出发，较早地塑造出一系列“沪漂青年”形象，这也成为他在当代作家中一个异于常人的标志。

11月1日，甫跃辉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名家作家谈”第六期，以“和世界对话”为主题，分享了他独特的文学创作理念，也从编辑的视角为青年写作者带来一些写作建议。本次分享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担任主持。

写作者永远能发现普通里的特别

甫跃辉的写作涉猎广泛，尝试过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等。他形容自己最初的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写作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他说不清楚，也讲不明白。

甫跃辉在高中时期开始写诗，他认为自己错把“写诗的冲动当成了写诗的才能”，于是在大三转而去写小说。“那时候我觉得真实的世界不是那些吟风弄月式的东西，只有那些粗砺的、屎尿横流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特别想去写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才想着要去写小说。”他形容自己那种观念上的转变就像是“自己造自己的反”。

“我发现很多人刚写小说的时候都会写到故乡，写到自己的生存状况，我也是从这个框架里面出来的。”甫跃辉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而言，故乡都是一种宝贵的写作资源，不能轻易丢弃。

他谈及自己的故乡云南保山。“我的老家虽然非常偏远，但同样跟这个世界紧密相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以一种什么视角跟世界交流？通过写作，你会发现故乡是一个很好的、与世界对话的途径。”

离开故乡后，来到上海的甫跃辉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一种呈现状态。“如果不写作的话，我们会习焉不察，就像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觉得很多东西很自然。”他说，“比如我看到上海的地下通道，总觉得这边的路不踏实，踩到哪儿都心虚，但一个长久生活在上海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同样的，有一次，我有几个北方的朋友去云南，他们看到龙舌兰等植物，说那简直长得像外星生物。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会想，这有什么嘛，那些是多普通的植物。每个人生活里的‘普通’，在别人眼里都可能是‘特别’。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永远能发现普通里的特别的人吧。”

“小说的对话”与“话剧的对话”不一样

甫跃辉也写话剧剧本。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复旦团委的辅导员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写一篇关于复旦的话剧剧本。一开始他还心有抗拒，但后来还是决定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不写，以后就很难有这样一个力量促使我写类似的东西。”

“开始写作之后，我又觉得要把这么多东西在话剧舞台上呈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在甫跃辉看来，无论是话剧还是小说，对话都承担着两个功能，一个是塑造人物形象，另一个是推进情节发展。

但话剧的对话和小说的对话又不一样。“话剧要更多地借助现场的表达状态，比如肢体动作、停顿。而小说中则有更多叙述性语言，可以写到一半跳出去介绍。”他举例：“在小说中一个男孩和女孩约会聊天，作者写一两句话之后，可以忽然跳出去交代人物的背景，介绍人物的老家、经历和性格等等，然后再跳转回来。”

“这其实是因为小说作者的叙述权力过大，他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把人物晾在一边。也因此小说更容易呈现作者的主观判断，为人物下定义。”

甫跃辉以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小说《恶童日记》举例。小说中的双胞胎兄弟过早地认识到成人世界的残酷，决定用极端、残忍的方式锻造自己的体魄和心灵。“两兄弟决定将自己的日记交给对方评判，评判的标准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一个德国纳粹士兵给了他一条毯子，不能写‘这个士兵人真好’，因为说不定这士兵刚走出去就杀了一个人。”

如此，人们不能直接对一个人做判断性的表达。那么判断性的话语是不是就绝对不能说了？甫跃辉认为也不是。“他可以在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对话里，借他人之口说出‘那人真是太好了’。这两种语言的运用有着微妙的区别。许多写作者都忍不住这一点，写‘这个人和善地笑了一笑’，为什么是‘和善地笑’而不是 ‘奸笑’，作者无形之中就为人物定了性。”

甫跃辉还指出小说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真相，因此很多小说对话不会在现实中发生，必然经历了从“生活表达”到“艺术表达”的加工处理。比如在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结尾，只有寥寥数语却隐含了巨大的信息量。“小说出现护士的字眼，会让读者意识到故事的场景在医院。一个人说‘你出去’，那么剩下是不是还有个人、出去的是谁、他进去干了什么…… 作者没有说，他省略了很多东西，而这些在现实中远远不能用两句话解释。”

写作应在符号之外

面对眼前的青年写作者，甫跃辉建议他们要更多地表达人事之间的模糊地带，尤其是那些半明半暗、没法清楚定义的部分。“如果只是简单地歌颂一个好人、鞭挞一个坏人，其实是一种很浅薄的判断。作家应该对人的复杂性有一种理解，这样笔下的人物才能够立得起来。”

“当然写作最初可能很困难，但一旦开始动笔，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源源不断地跑到笔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状况、对故乡、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不断地加深，不断地改变，从改变又建立，建立又改变。”

有学生提出，现在的作家可能普遍面临一种困境——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同，越来越体现不出自己的地域特色。对于这个问题，甫跃辉表示“写作应该在符号之外”。

他说：“我们今天通过各种文艺作品达成了一个共同的想象，但后面的文学作品是要破除这些想象的。我们既要建立想象，又要破除想象，既要建立起自己的写作风格，又要不断地走出去。永远是同一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那会把整体的复杂性遮蔽掉。” 

至于好的语言应该如何锤炼？甫跃辉建议不妨从写诗开始，“写诗对语言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未必要去成为一个诗人，但在写诗的过程中，你慢慢会注意每一个字要如何讲述。‘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两字之差未必一定有高下，但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对字词的理解会变得更深刻。”

此外，甫跃辉还从文学编辑的身份出发，为现场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提出建议。首先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投稿没有捷径可走。其次，编辑和作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误解，两者之间要进行有效的沟通。摆正自己的心态，保持平常心，时间才是最严格的的评判者。最后，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不必迷恋顶级刊物。毕竟只有“写作”才是写作最好的老师，只有在写的过程中，人们才会逐渐认识到写作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