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一天，亲戚们组织去山里野炊，五六辆车，二十几号人。从六十多的老者到刚入世的六个月大的幼儿，再到我这样已经半度人间的中年，在山谷的小溪畔，安营扎寨，煮肉烤鸡，一阵阵欢声笑语，在清澈见底的溪流陪伴下，“哗哗”打着节拍，溶进了孩子们的甜蜜记忆里。山谷对面的坡地是一大块麦子地，一位大妈从早上割到了下午，二位心软的姨娘嘴里念叨着，拿着饼子、烤肉和矿泉水给她送去。一位姨夫，常常忆苦思甜，提议去割割麦子，我也表示很乐意去试试。到了麦地，姨夫和大妈一面聊着天，一面熟练的割着麦子，一看就是个老把式。我也拿把镰刀，割了起来，动作不是很熟练，刀起麦落，一把麦子拢在手里，心里充满了获得感。一捆成型，再割一束打腰把来捆扎，可是打腰把的确是不在行，只好央求大妈帮忙了。休息下来，回到帐篷里，看着对面大妈起伏割麦的熟练动作，过去的记忆逐渐漫上心头。家里没有种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我能记事开始到初中时候，大约种了十年的麦子。因为父亲在外做生意的缘故，收割麦子的工作都是由母亲来完成。六月流火，麦穗就像是被太阳着意点化，颗粒饱满，黄灿灿的，为自己的成熟低下了喜悦的头。母亲和奶奶常常趁早抢收。刚开始大家都是用手拔的，我从小就记得母亲拔麦子的情境。母亲双手拢住一束麦子，拔起来用鞋帮子磕掉根上的土，放到一边，踏着被麦根拉起的鱼鳞一样泛起的土疙瘩，拔下两三束，搭成一捆，再拔下一束扭成腰把，捆起来。等到了要回去的时候，把五六个麦捆子围成一圈，上面交叉盖上根部弄成扇子状的麦捆子，一个个头戴大斗笠，威武雄壮的麦朵立在地里了。有了麦朵子，对于我来说是最欢喜的。母亲顶着太阳拔麦子的时候，我便躲在麦朵子的阴凉处，捏土块折树枝盖房子玩。有时候，干脆进了麦落子里面玩。不知什么时候，大家不拔麦子了，改成割麦子了。母亲也有些许时间，坐下来歇息，给我编织我最喜欢的蚂蚱笼子。不擅长编毛衣的母亲，编起笼子来一下子心灵手巧了。笼子像带螺旋楼梯的别墅，用黄中泛绿的颜料装饰，亮光透气，更难得的是母亲编出了一个提手，提起来特别顺手。我跑进荒草丛中，捉能发出“呲啦，呲啦”声音，我们叫做“扯红布”的一种蚂蚱。“扯红布”个头大，翅膀确实有些发红，它的声音是翅膀摩擦大腿发出来的。把它放进笼子里，拿回家去，我给它喂西瓜粒，放进带着露水的新鲜西葫芦花，可是它不但不扯“红布”，而且死在麦秆笼子里。到了野外，到处都能听见“扯红布”的声音，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书上说的“自由自在，快乐歌唱”吧。收割麦子是一家人的事情，而将麦子碾成麦粒儿归仓却是需要左邻右舍、里里外外的通力帮忙了。将麦落子拉到麦场里，落成一家一个的麦垛子，晾它两个月，待到中秋前后麦子经过风吹日晒之后，干燥到麦草碰不得火星的时候，就可以将麦落子摊开在麦场中央，碾场了。大家坐在麦场的阴凉处，看着拖拉机像蛮牛一样，拉着石碾子在麦草上转圈飞奔，就像狮子进入羚羊群。刚开始还傲娇斜立着的麦落子被压的越来越扁，越来越圆，在我看来拖拉机手在给我家做来年的大饼，拖拉机的轰鸣声分明就是母亲炒菜的声响。二十年过去，我依然觉得那声音悦耳动听。长成少年的我，此时拿着暖水瓶给帮忙的邻人添茶倒水，茶叶和着拖拉机的声响在杯子里跳舞，大伙看着乐乐呵呵的说着家常话。等到石碾子碾了一个小时，羞涩的麦粒终于离开了藏匿了一季的麦壳，大家伙上去挑去麦草，底下是麦壳和麦粒混杂，看上去就像发酵的面团。接下来，两三人借着风势或者吹风机的帮助，将它高高扬起，麦壳被极不情愿的吹走，麦粒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一处。碾场事毕，拉麦回家。东家照例要招待帮忙的邻舍，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没有满汉全席，有的是味足量饱的大盆子菜和大碟子里堆的满满的凉面。西红柿炒鸡蛋、炒洋芋丝、凉拌豆角，大家伙吃着笑着，把肚皮撑得的像饱胀的花朵，直到盆子见底。母亲平日爱逛庄稼地，每每看到麦子，就凭经验说麦子品种，什么“一三五”之类，我不知道她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只有一个品种她不说我也知道，那就是“一百颗”。因为这个品种的麦子，苗高叶长穗大，曾经有好事者数过，麦粒确实超过了一百颗。有一年，我家的“一百颗”获得了丰收，装麦子的时候，我抓袋子，母亲的铁锨角无意中碰破了我的食指，伤口很深。大伙戏谑母亲，说她太高兴了，有了“一百颗”，儿子的手都不要了。母亲笑着，给了几块钱，让我去药铺包扎。食指上的这道疤痕，就像一枚印记这过往记忆的戒指，一直伴着我，跨越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大概那年之后，地膜玉米的普及之下，我们村庄再也没有人种植小麦了。母亲拔麦的动作，“扯红布”的声音，拖拉机的碾场声，还有吃的满福的大盆子菜，都融进了我的血肉里，成为了我灵魂的一部分。回忆起来，苦累流逝，顿觉连那时的汗都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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