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缘

和《北斗星》杂志是老朋友了。从1999年刊登我的诗歌《祖国在我心中》起，我就是她的忠实读者和作者。由此，我逐渐熟悉了《北斗星》杂志和主编滑富强老师。

说来很有意思，我的《祖国在我心中》诗稿最早刊登在1999年9月23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当时，还不知道有《北斗星》这份杂志，当然也就谈不上给《北斗星》投稿了。想不到在1999年的12月份，我收到了北辰区文联寄来的一本《北斗星》杂志，里面刊登了我的诗歌《祖国在我心中》。纳闷之余，更多的是感动！细读《北斗星》上的文章，水平都很高，这充分说明主编杂志的人一定是位文坛高手。能遇上这么好的编辑是作者的福分！以后，我试着给《北斗星》杂志投稿，有的被采用发表。

由于我给《北斗星》杂志投稿以诗歌为主（有的是组诗），几年下来，竟发表了几十首！作为一名作者，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滑富强老师，由开始投稿时的感动升华为现在的感激！因为，我除了寄稿外，没有和滑富强老师有过任何文稿以外的书信交往，也没有通过电话，更谈不上谋面了。我们之间似乎神交已久，我把对滑老师的尊敬感激之情全部倾注在文稿上了，努力写出自己较为满意的文章，认认真真地抄（打）好后，寄（发）给滑老师。滑老师也把对作者的情感全部倾注在文稿上了，对稿不对人，只要是好文章就能发表。

闲暇时候，也曾对着自己一篇又一篇散发着油墨香的文章发呆，心里思忖：滑老师真好！应该找个机会和滑老师见上一面，当面表示一下感谢之情才对。但转念一想：这样以文会友，保持着自然的距离感不是更好吗？！找缘不如巧缘，我相信有和滑老师见面的一天。

2003年夏天，天津市作家协会在蓟县九山顶举行端午节诗会，邀请全市各区县的文学骨干参加。我作为静海县的唯一代表也忝列其中。诗会之余，组委会组织大家攀登九山顶。九山顶虽没有泰山黄山的雄伟奇俊，但最高峰也海拔1078.5米，是天津市第一高峰。九山顶一峰突起，直插云霄，四周群山环抱，如众星捧月。这里，原是清东陵皇家的风水宝地，取名太祖山。这里山高林密，峡谷幽深，峭壁林立，沟壑纵横。登山，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那些老作家（尤其那些身体有病的老作家）来说，就有些困难了。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义务担当起照顾、保护老作家一起登山的重任。

一位60来岁、面目慈祥的老作家引起了我的注意。途中，他多次拒绝几位年轻女作家的搀扶，坚持自己攀登。可离山顶越近，山路也变得越陡越险，这位老作家明显感到有些吃力。见此情景，我便上前搀扶老作家登山。老作家性格倔犟，只在山势险要处，才肯让我搀扶一下，绝大部分山路坚持自己攀登。

终于登上山顶。我们欢呼雀跃，纷纷合影留念，我和老作家一时间竟忘了互通姓名，直到诗会结束。

后来，北辰区的女作家水荻打电话告诉我：“知道那位登山的老作家是谁吗？”“他是谁？”潜意识里，我的心中一下跳出了那个名字。“他就是滑富强老师！”尽管我有些心理准备，但一经证实，我还是后悔不迭。终于有了和滑老师当面接触的机会，却来了个对面不相识！是命运捉弄人还是好事多磨？总归是一种遗憾！

一别三年，这种遗憾直到2006年才得以了却。

2006年11月，天津市第十五届“文化杯”全国散文大赛颁奖大会在东丽区宾馆举行。我的散文《相思红豆》有幸获得大奖，也有幸被邀参加这次盛会。签到处，获奖名单中，滑富强老师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用不着别人介绍，几经周折，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滑老师：“滑老师，您还认识我吗？”“哦，你就是那位搀扶过我的年轻人。”滑老师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我就是静海的张庆昌。”我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喜悦，赶紧自报家门。“哦，你就是张老师，那次爬山累得我气喘吁吁，也没来得及细问，抱歉，抱歉。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作者，知道怎样和编辑结缘，懂得如何用文章和编辑交心。”滑老师快人快语，拉我一同坐下：“有些作者，稿子刚寄来就打电话急着催问，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是好的稿子，就一定会用。”

终于有了向滑老师当面学习、探讨的机会，不知怎么的，我事先想好的一肚子感谢之类的话，此时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只感觉到，我和滑老师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在我面前，滑老师亲切地就如同一位老父亲。窗外，寒风骤紧，而我的世界里却充满了暖意。

滑老师仔细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写作情况后，满怀深情地说道：“你工作虽然累点，但时刻不要放松写作，要勤奋勤奋再勤奋。要我写，写我！”说完，滑老师又意味深长地用力攥了攥我的手，那分明是一种鼓励和期待。瞬间，一股热流涌遍我的全身。是谁讲过：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爱和被爱！我很幸运，能拥有这份关怀！窗外，似乎有雪花在飘舞，而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早已化作洋洋洒洒的雪花，抖动着轻盈的翅膀，飞向无限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