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三章 “八•一六”静坐

《乱世情缘》第十三章  “八•一六”静坐

蔡梓权

    （上接《第十二章  大军》。）

“红工总”、“红农总”于7月底、8月中旬相继成立之后，我和大军指挥部按照拟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抓紧筹备成立全地区各学校“打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革总”）,以及地区直属机关干部“打派”联合组织——地区机关干部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机关造总”）。我们正在抓紧这两项工作，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骤然打断了这个工作进程。

8月16日上午，我通知我校“革野”、县一中“红革会”、战校“长缨”，以及银校“红旗”、财校、农校等城区学校主要“打派”组织负责人二十多人来到大军指挥部开会，商议筹备成立地区各学校“打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革总”）的事宜。与会同志经过热烈讨论、民主协商，大家一致同意尽快把“红革总”建立起来，并讨论了“红革总”领导机构的组织和领导成员推荐人选，同时议定了在8月底成立的日期。就在会议行将结束之时，突然，大军农民常委、刚成立的“红农总”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老文领着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闯进会议室，对着我大声说，“赶快去救人！”

我惊问，发生了什么事？老文叫那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向我们说明事情的原委。原来这解放军战士姓黄，周贝村人，他原来也从我校毕业，三年前考上了设在我省一中心城市的有名的陆军步兵学校，该校学生在读即有军籍，因而他本身就是正式的解放军战士。该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全校军人学员大多数参加“打派”组织，他们是明确地公开地支持我们大军的。这种来自于解放军的对于大军的支持，就是对于我们的莫大的支持和激励。黄战士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午，他和同为步校学员的另一名姓钟的解放军战士一道，到军分区想找一些同乡战友商量事情。谁知在军分区遇到一个军官查询，得知他俩是陆军步兵学校的学员，知道他们是“打派”观点的，就质问他俩来军分区是不是来进行“打派”串联的。要查他俩的证件，刚好钟战士没有带学生证，那军官就讥讽钟战士是“冒牌货”。钟战士气不过，与那军官吵了几句。那军官暴怒起来，不由分说，当即喊来几个战士，扭住钟战士，扯掉钟战士的帽徽、领章，把钟战士禁闭关押；还说要联系陆军步校，查实钟战士如确是学生的话，也一定要学校给钟战士一个处分，甚至开除。黄战士带有学生证，因而得以让他回来。黄战士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救钟战士出来，否则的话，钟战士一定会受折磨，或者受处分，甚至被开除的。

听了黄战士对此事件的讲述，会场上各学校学生组织负责人无不充满愤慨，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军分区对于解放军“打派”战士的人身迫害；有的说一定要想办法救人；有的说干脆冲进军分区把人救出来；有的说，大军赶快作决定吧，要快，晚了就不好办了。

我当即与在场的大军常委----县一中“红革会”负责人陈同学、战校“长缨”负责人吴同学，以及老文，还有银行学校的小杨、财校的小李、农校的小梁等大军委员们紧急商议一下，随即作出决定：一、大军一定要采取相应行动要求军分区放人。二、先派出大军谈判小组人员立即与军分区有关人员相谈，要求军分区马上放人。三、如果谈判不能成功，一旦不得放人，各学校要迅速发动学生，组织“打派”学生队伍，于下午二时发起游行，后集中到军分区门口，进行集体请愿，要求放人。四、如军分区坚持不肯放人，就由请愿转为静坐。各学校组织学生分批轮换参加静坐，一定要坚持到军分区放人为止。五、如转为静坐，要求“红工总”组织工人发动声援，“红农总”要组织一些青年人在静坐场地周围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止“支派”乘机惹事捣乱。对这几个决定，与会同志们一致表示同意，随即散会，各自分头开展工作。

我马上派出正在大军指挥部的大军谈判小组成员“二黄”----我校“革野”的高二年级的黄同学和县一中“红革会”的高三年级的另一个黄同学，立即前往军分区与有关人员联系相谈，要求军分区马上放出钟战士。但“二黄”很快反馈回来，军分区态度很硬，说这事不需要我们管，不同意释放钟战士。这结果在意料之中，我们随即派人员通知各主要学校，迅速发动“打派”学生，组织学生队伍，统一于下午二时开始举行游行，后集中到军分区门口，实行集体请愿要求放人。

下午2时许，我校“革野”队伍第一个到达军分区门口。军分区门口的两扇大铁栏门紧关着，一排解放军战士在门后站立把守着大铁门。我们这些红卫兵学生与战士们隔门站着相对，学生们大声呼喊着集体请愿要求放人的口号，战士们毫无理会。不一会，战校“长缨”的大队人马到了，县一中“红革会”的队伍来了，银校、财校、农校等很多学校的“打派”红卫兵队伍纷纷来到了。四、五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密密层层地围在军分区门口外，周围有很多群众在围观。“打派”红卫兵们群情激奋，口号声震耳欲聋，熙熙攘攘的人群把军分区门口外的街道几乎塞满了。

我和县一中“红革会”的陈同学、战校“长缨”的吴同学等各学校“打派”组织负责人都在军分区门口进行现场指挥。我们向军分区有关负责同志表达了红卫兵集体请愿，要求释放钟战士的要求，但军分区有关同志很冷淡，置之不理。相持了一段时间，我和陈同学、吴同学等碰了一下头，决定将请愿行动转为静坐。于是，指挥各组织的红卫兵战士一律就地坐在地面上。各组织同学们继续呼喊口号，或集体诵读毛主席语录，或高唱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曲，有的同学在向围观的群众进行宣传说明。战士们士气高昂。

在军分区附近，距离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城区货物装卸运输合作社，该社几百名装卸工人全部都是“打派”观点或支持“打派”观点的，这是我们的铁杆据点。我召集各学校“打派”组织负责人集中到装卸社二楼开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集体请愿放人未果的情况，大家议决马上成立“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就把装卸社二楼作为“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所在地。与会同志一致推选我担任“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县一中“红革会”的陈同学、战校“长缨”的吴同学担任副总指挥，其他有关学校组织负责人担任指挥部成员。正开着会，工作人员告诉我，高音喇叭安装好了，叫我试着讲讲话。我说，行，“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马上发表一个《严正声明》。我不拟书面稿子，接过话筒，略一思考，即作口述宣讲，对外宣布“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成立，并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

在《严正声明》里，我代表“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向军分区提出了“八•一六”静坐行动的“五点严正要求”：

一、迅速无条件释放遭受无理羁禁的解放军钟战士。

二、有关人员承认无理羁禁解放军钟战士是错误行为，并向钟战士赔礼道歉。

三、军分区领导到场接见参加静坐的红卫兵，肯定“八•一六”静坐是革命行动。

四、军分区领导肯定地区革命造反大军是革命“左派”组织，支持大军的革命行动。

五、承认军分区“支左”工作犯了方向性错误，要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一边口述宣讲，旁边即由一同志作笔录，与会同志们在一边听一边思考；我口述完成，《严正声明》也随即在会议中获得一致通过。宣传组马上刻写传单，将《严正声明》印发出来，迅速向广大同学和群众散发。

接着，我与同志们一起研究了持续下来需要做的相关工作。我说，集体请愿，得不到放人的结果，这是原来就考虑到了的。现在转为实行静坐，静坐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严正声明》的“五点严正要求”，把静坐要达到的行动目标和政治诉求也提出来了。可以预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奏效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为此，要求大家认真抓好以下工作：

一、《严正声明》里提出的“五点严正要求”是我们静坐行动的纲领性要求。大军谈判小组“二黄”同志要以此为依据，主动与军分区有关领导相谈，争取得到理解和接受。各组织要采取多种方式，对《严正声明》和“五点严正要求”开展广泛宣传，使我们的战士明确目的，鼓舞斗志，坚持斗争；使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明白我们的诉求，理解我们行动的合理性，支持我们的斗争。

二、静坐是当前斗争的重要方式，要与街头宣传、游行集会宣传、演说、辩论、散发传单、写贴大字报等多种方式、方法有机结合，实行多种斗争方式综合运用，做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争取人心，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三、统筹安排人力，统筹安排日常工作。各组织可以分时段安排人员轮流参加静坐，不要使战士们过于疲倦，影响身体。统筹安排好本组织的日常工作，努力做到静坐和日常工作两不误，以静坐促进日常工作，抓好日常工作保证静坐顺利进行。

四、推动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静坐由红卫兵参加，由“红工总”发动工人群众大力支援，请“红农总”组织人员加强静坐场地周边地段的安全保卫工作。

五、由谈判小组与军分区领导交涉，明确军分区对保证静坐学生和人员的安全负有重大责任，请他们约束好“支派”组织和人员，不要前来干扰、捣乱、破坏，不要危及参加静坐学生的人身安全。

与会同志们对我的这些工作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同这些工作。

同时，根据同志们的提议，决定由“革野”、县一中“红革会”抽调写作能力强的笔手成立编辑部，立即创办《八•一六战报》，作为“八•一六静坐指挥部”的宣传刊物。有的同志又提出，如静坐不得成功，就升级进行绝食静坐。我首先不同意，我说绝对不要绝食，我们要吃饱肚子干革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绝食损害身体，这是赔本的买卖，不能做。大家赞同我的意见，否决了绝食的建议。同志们经过商议，就上述的各项工作很快达成了共识，形成决议。随即散会，迅速地将有关决议传达贯彻到各组织的各项工作之中。

事情实属突发，原先毫无预设和准备，一切唯有随机应变，相机而动，而事件的演变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从事发到请愿，到静坐，到开会，前后仅三几个小时之间，我们凭藉在装卸社开一个会议，成立一个指挥部，口述一个《严正声明》，提出“五点严正要求”，一下子，就把一个原先单纯要求放人的突发事件转变成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政治诉求，有所有学校全体“打派”学生参加、参与范围涉及广大工人、农民、商界等各行各业，乃至扩展到全社会的声势浩大的静坐行动，尤其是，“五点严正要求”里明确地提出了当前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性症结问题----军分区的“支左”路线问题，由此，这一个突发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具有轰动效应的严肃严峻的政治斗争。

静坐指挥部派出的谈判人员与军分区有关人士紧张急迫地进行着谈判交涉。在静坐场地上，静坐红卫兵们呼喊口号，诵读《语录》，唱歌，宣传，演说，辩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各组织轮换的红卫兵队伍一来一回顺便进行游行宣传，散发传单，扩大影响。

当天下午，“红工总”就安排一些工人食堂蒸了好几担馒头、面包，加上菜汤，送到静坐地点，给静坐红卫兵解决晚餐，声援我们。晚上，“红农总”安排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静坐场地四周进行警戒保卫。第二天，崭新的《八•一六战报》随即刻写蜡板、油印出版。以后，天天如是。

我处在这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最前列，一下子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最为突出的角色。作为静坐行动指挥部的总指挥，我必须在静坐现场临场指挥静坐人员的各项活动，与军分区有关人士交涉、辩论，阐述我们的有关诉求；在静坐指挥部接洽各方人士，回答、阐明、宣传我们的主张，争取群众的支持；同时，要协调处置各方联络、后勤供应、人员调配、安全保卫等多方面事宜。我处在风暴的中心，忙碌辗转，几乎几天几夜不曾稍稍合眼，但也不知道累乏。当一个人的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和奋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坚定的信仰和正义的事业会赋予他用之不竭、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会甘愿为之奉献其全部的力量，乃至一切。劳累、疲乏之类，算什么呀！

到了第二天下午，地区卫校一个名叫王铁锤的中年教师来到装卸社指挥部，指明要面见我，了解一些事情。我接待他。当时指挥部里人很多，我找到一个凳子请他坐下，我就坐在旁边一个斜靠着的汽车轮胎上听他提出问题，然后回答他。可是我说着说着，刚说了十来分钟，连自己也不知道，我居然坐靠着这汽车轮胎就睡着了。后来同志们告诉我，王老师见此情境，十分感动，说，你们这些红卫兵真的是在拼命干革命呀！这种革命精神很令人感动！他叫大家不要叫醒我，让我好好睡一会。他说，他回学校一定要拉起“打派”队伍，迅速参加到大军中来。后来王老师回到学校，第二天，就发动组织起一支两、三百人的大队伍。他亲自带队来到静坐现场，声援并参加静坐，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自静坐开始以来，其巨大的震动性影响一下子轰动了当地城乡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大量的人们迅速了解了我们发动静坐的原因和“五点严正要求”的合理诉求，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我们。天天都有大批“打派”组织、众多市民、学生和群众，或者几十人、一两百人地集队，或者三五成群地自发地前来静坐场地声援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个组织发表和张贴造反声明，支持“打派”观点，成立“打派”组织，参加大军。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打派”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大军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打派”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大军成为一股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正确革命方向的政治力量迅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迈上了地区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舞台。

事态的迅猛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其规模、程度和影响也使军分区领导始料不及。大军的号召力、战斗力、有效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令人们刮目相看，促使军分区领导同志也看到了我们的力量。军分区派出有关人员亲自来到装卸社----我们的“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与我和指挥部成员相谈，接纳我们的意见带回去提交领导研究。

两天后，陆军步兵学校派来七个学员组成的一个小分队来到静坐现场声援我们，并直接与军分区交涉。这样，被羁禁的陆军步校学员、解放军钟战士得以平安释放，军分区有关人员也说明对其羁禁的做法不妥，表示道歉。军分区主要领导甘政委亲自来到静坐现场接见全体静坐红卫兵，说明了情况，要求大家不要再静坐，回学校正常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说明不会追究同学们参加静坐的责任。

静坐行动的近期目标已经达到，我们认为军分区有关人员和甘政委的态度是诚恳的，采取的放人、道歉、领导接见的做法是好的；但对照“五点严正要求”中的政治诉求，我们认为军分区做得还不够完全、完满，因为军分区没有明确肯定“八•一六”静坐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大军，没有承认“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与我们提出的完整的“五点严正要求”还有相当大差距。大家感到不够满意。

“八•一六”静坐行动指挥部进行了研究，决定静坐还不能撤，一定要坚持“五点严正要求”完全实现才撤。静坐必须继续坚持，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转向军分区的“支左”路线问题，对象人物就是军分区主持“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孙主任。大家认为，必须通过更多的接触、沟通、交流，甚至斗争，争取他转变态度，促使军分区“支左”由支持“支派”转为支持“打派”，支持大军。

军分区“支左”办公室的孙主任，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北方人，身材中等，瘦削，其貌不扬。他在这几天也到静坐现场看望过静坐的红卫兵，上场回答过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我与他在场上面对面地辩论过几次。他讲话声音不高，柔言细语，而富于鼓动，原则性强。我们强烈要求他明确表态，肯定“八•一六”静坐是革命行动，支持大军，承认前段时间“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他讲了很多话，但对这些要求坚决不松口。我们交锋多次，毫无进展，双方形成了僵局。

有一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我和一百多名高、初中红卫兵学生仍然坚持端坐在露天的静坐现场，人人被大雨浇淋得浑身湿透，但没有一个同学走开、走散。军分区战士奉命打开大铁门，邀叫红卫兵们进军分区里的房子避雨。但我们这些红卫兵没有一个人起身进去；相反，大家顶风冒雨，斗志愈加旺盛，高喊口号，高声歌唱，齐声诵读《语录》。我看着同学们的这种顽强斗争的高昂热情和坚强意志，内心十分感动，同时深为忧虑。我尤其担心那些初中的年纪小的女同学，她们柔弱的身子，怎么能经受得住长时间的疾风暴雨的狂吹猛打？我担心她们吃不消，致成生病；更揪心雷电的闪击会致成同学们人身事故。

我和谈判小组人员商议，向军分区提出，强烈要求孙主任马上出来会见全体静坐同学，立即答应我们的要求；要不的话，要淋雨就出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淋雨。军分区派一个科长出来搪塞应对，我们坚决不答应，非要孙主任出来。那科长说，孙主任病了，病得很重，确实不能出来。我说，只要孙主任出来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全部都可以撤走，答应一句话就这么难吗？他病了，可以躲着不出来；但他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么多学生在淋雨。你看看这些年纪小的女学生，一个个被淋得浑身湿透，她们会受寒生病的；而且同学们都在冒着雷电闪击的危险呀！他的命重要，难道我们这么多学生的命就不重要吗？

我们下定决心，坚决要求孙主任出来，后来甚至提出了最后通牒，孙主任再不出来，我们就要全体人员冲进军分区游行示威。那科长生气了，他对我说，如果孙主任出来，身体出现危险，你敢负责吗？我说，我负责！他说，你敢签字吗？我说，我马上签字！我当即写了责任书，坚决要求孙主任马上出来，如因此出现生命危险，由我负全部责任，然后，签上我的名字，把责任书交给那科长。讲实在，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也不容我多想，反正，我是觉得，关键时刻，为了大家，为了斗争的胜利，该负责就负责，该担当就担当，我必须义无反顾，无所顾忌！或许，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吧，我豁出来了。

那科长原先仅是威胁的意味，他没想到我居然会当即写签责任书，也有些发愣了。事既如此，他只得把我写签的责任书呈报上去。过了好一会，他传话下来，孙主任同意出来，到军分区门口旁边的接待室直接会见我和两个谈判代表，时间十五分钟。好！

孙主任是由几个解放军战士用担架床扛抬着进接待室的，一个军医背着药箱、拿在急救设备随同陪护着，几个平日与我方谈判的科长和几个起保护作用的身材高大的解放军战士一起随护在旁边。

孙主任平躺在担架床上，微微睁开眼睛，语气轻微，招呼我们靠近床边。他与我轻轻地交谈。

“我病得很重，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出来？不知道这样做有危险的吗？”

我说：“我知道您病了，很对不起。但我们不能不请您亲自出来，希望您答应我们提出的几个要求，明确表态肯定‘八•一六’静坐是革命行动，支持大军，承认‘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这样，我们立即就可以撤走，同学们就不必被雨淋了。”

孙主任说：“甘政委前天接见你们时已经讲了，不会追究同学们参加静坐的责任，已经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你们就不要再静坐了，赶快撤出，让同学们回学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说：“大家认为这样不行，必须请军分区明确表态答应这几个要求才行。您还是明确表个态吧。”

孙主任说：“这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我个人不能表这个态。要不，你们叫同学们先进入分区的房子来避雨，你们继续要坐等雨停了再坐也行。”

我说：“科长们刚才也叫过了，同学们宁愿受雨淋也不肯进来避雨。我们需要的是军分区明确的表态支持。”

孙主任说：“你要为同学们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说：“如果您的生命出现危险，我要负责。您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一旦同学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你们军分区必须要负责。”

孙主任见如此，知道谈不拢。可能他也累了，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一个科长走上前来对我说：“你们是乱来，怎么能说我们‘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

我说：“你们一直支持‘支派’，压制‘打派’，明显地支一派，打一派，怎么不是方向性错误？”

另一个科长说：“你们来静坐，是‘反军’，反对解放军。既然反对我们，又要我们支持，你们怎么解释？”

我说：“‘反军’的帽子套不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不是反对你们，我们是希望军分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真正支持‘左派’，支持大军。这决不是‘反军’。”

又一个科长说：“你怎么敢说你们就是‘左派’？”

我说：“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派’观点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我们大军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这几天刚认识的那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左眼受伤失明的军分区梁参谋长，他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上前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小家伙，就是什么总指挥吧，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怪不得！”颇有赞赏的语气。

会见时间结束，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不过，暴风雨也很快停了。孙主任生命没有出现危险，我们全体同学也平安无恙，谢天谢地！

我们谈判小组的“二黄”对我说：“看到你写责任书签字的时候，我们实在也有些担心。”“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是很难负责的。”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反正，大不了把我抓起来，关起来，‘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不要紧。”他俩说我是为了大家舍命相争、舌斗群雄。后来他们把这些情况向静坐的同学们说了，同学们都挺佩服。后来人们互相传说起来，少不了渲染、夸张的成分，把我也传得挺神乎的。    

我在那几天的宣传讲话中，“八•一六”这个词是讲得最多的。后来，战校“长缨”那伙通信员们纷纷学我讲“八•一六”时的语音、语气，亲切地把我叫做“八•一六”。慢慢地，很多“打派”的学生和群众也都知道这个外号，大家都把我称作“八一六”。我校“革野”的同学往往也有叫我作“司令”的，而对方“野兵”、“支派”的大字报上，则把我直称作“军长”了。

暴雨夜那次会谈之后，静坐指挥部与军分区“支左”办的谈判依然继续，但都没有什么进展。军分区不肯明确表态，我们不肯撤走，双方继续僵持着。

到8月23日晚上，城区“支派”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组织武斗人员，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铁器、砖头、石块，前来袭击静坐场地，企图驱散静坐的红卫兵。我方“红农总”的守卫人员在静坐场地街道两头勇起反击。我得悉情况，一方面叫人告知军分区，要求即刻传令“支派”，制止“支派”进攻；另一方面，我随即带领几个年纪稍大、身强力壮的高中学生赶到战事紧急的东头宁屋角增援。一会儿，“红农总”更多的守卫人员赶到，大家奋起自卫。对方见我方人员越来越多，坚决抵抗，他们不能占什么便宜，再冲上来投掷几轮石头、砖块，也退下去了。我方只有个别守卫人员负了轻伤，静坐学生完全没有受到伤害。这是当地第一次发生的以木棍、石头为武器的原始形态的武斗。斗争显得更加艰险了。

而形势急剧巨变。8月24日深夜，一个特大喜讯自北京传来，在当天中央首长接见我省两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讲话称我省“打派”组织是激进派，“支派”组织是保守派。由此，我省“打派”组织成为中央表态支持的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喜讯传来，我们的静坐场地的全体红卫兵沸腾了，大家热泪盈眶，高歌庆祝！我们直抒胸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们深情寄望：“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革命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第二天，大军发动组织全城“打派”组织和群众大游行。游行大队伍集中来到军分区，要求军分区全面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

在此情况下，军分区领导表态，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肯定“八•一六”静坐是革命行动，支持革命“左派”大军，承认以前‘支左’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等。就此，大军研究认为，“八•一六”静坐行动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决定停止静坐，所有静坐红卫兵成功撤出，回归各学校。

“八•一六”静坐行动就此完满结束，前后历时大致十天。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四章  “九•五”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