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二章 大军

《乱世情缘》第十二章   大军

蔡梓权

    （上接《第十一章  机务段会议》。）

第二天上午，我去到周贝村第十三队队部——刚刚建立 的“地区革命造反大军”指挥部所在地。此地距离学校约两公里，步行约需二十来分钟，不远。周贝村是紧靠城区、范围不大却人口密集、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城郊村庄，与城区相隔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精耕细作、青青绿绿、四时轮作收获的蔬菜地。十三队是村庄南面很靠近城区的一个生产队。大军的农民常委老文就在十三队队部等着我。

所谓十三队队部就正是老文的家，这是一个在周贝村十分普通的建于五十年代略显陈旧的、约八、九十平方米面积、二层结构的农家砖瓦木楼房。一进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约二十来平方米的小庭院，对面中间有一间厅屋，厅屋两厢的几间小房屋就住着老文老少一家人；有一个木楼梯上楼，二楼是一个木板搭建的楼房，中间是一个厅，环厅有几间用木板隔开的板房。老文四十来岁，能干，随和，有威信，他一直任十三队的队干，这里二楼一直用作十三队的队部，所以人们都惯称这里为“十三队”。老文确定这里用作大军指挥部，十三队的队部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老文叫几个年轻人搬来几张大方桌，十多条长条木凳子，很快把指挥部布置好了。

过了一会儿，战校“长缨”派来担任联络、通信、宣传工作的十多个初中红卫兵战士来到了。这群初中学生是“长缨”精心挑选派来的骨干战士，有男有女，他们大多十五、六岁，人人满腔热情，干劲十足，充满朝气和活力。他们大都骑着自行车来，随车还运来了刻写传单需用的蜡纸、钢板、铁笔、油墨、纸张、油印机等全套宣传用品、工具。看着这群年轻人口齿伶俐、动作精灵、勤奋能干的劲头，我和老文都格外高兴。

我和老文一起与这群战士们开了一个会。我和老文都发了言，战士们结合即将开展的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发言和讨论，大家明确了我们身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每人各自的工作和任务；建立起指挥部内部必要的如通信组、宣传组、资料组、接待组等工作组织、工作机构，落实好人员分工和工作地点，并讨论拟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然后，大家马上各司其职，分头工作，有的外出联络，分发宣传资料和传单；有的动手刻印蜡纸，印刷新的传单；有的拟写相关材料；有的热情接洽来访者……指挥部的工作很快运转起来，大家热烈、紧张、积极地开展工作，呈现出一片热情洋溢、团结战斗的工作氛围。

我很快拟定出大军指挥部常委值班轮值安排表和主要会议制度。主要内容是，我每天到指挥部值班，老文家在这里，也等于每天值班，其余七名常委每周分别轮流值班一天。在正常情况下，每周召开一次常委工作会议，研究当前主要工作事宜；特殊情况可即时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们很快反馈，都表示同意这个值班安排和会议制度，遵此执行。

此后，我每天都到大军指挥部值班，主持日常事务工作。接洽各方来访人士，联络相关组织和单位，收集有关信息、材料、资料和情况，对重大事项作出相应处置，研究有关事情。有时，我也和“长缨”战士们一起，刻写传单，抄写大字报。大家在工作中认真，紧张，活泼，愉快。每天中午，大家回家吃午饭，我走路回学校饭堂吃饭。饭后大家又来，继续工作到下午。有时工作累了，乏了，一般地大家就在方桌上伏桌休息一下；或者把两张长条凳并在一起，仰面躺下小睡一会；或者干脆铺两张报纸在楼板上，躺下睡一下。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毫无怨言。

大军指挥部工作的开展，改变了过去地区“造总”无人理事，杂乱无章的状况，它很快成为了地区“打派”组织的联络中心、信息中心、宣传中心和组织中心，真正成为地区“打派”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中枢，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我白天到大军指挥部工作，晚上回到学校，就与“革野”领导班子江同学、黄同学以及其他同志一起议事，研究学校“革野”的工作和活动。他们有时也出到大军来找我商量事情。我们相互间团结协作，配合默契。学校“革野”的工作顺利开展，“革野”回校的同学越来越多，很快恢复到一百来人；而且，也有不少新的组织和同学加入“革野”，我们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在大军指挥部的工作中，我与“长缨”的战士们、与各位“常委”同志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团结协作，相互间关系融洽。凡事我多听取大家的意见，用心思考，再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定，工作和活动的成效比较好。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工作和学习中逐渐成长。我很快地适应了大军指挥部的工作，也逐步熟悉了相关的人员，初步掌握了开展工作的程序、方法和步骤。同志们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肯定的评价，所谓威信或者说权威就是这样逐步地树立起来的。

作为核心小组组长和大军指挥部日常工作主持者，大军常委工作会议一般由我主持召开。我在会议上，就大军当前的工作和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意见。

关于加强宣传工作。我强调，我们要大力加强宣传“打派”的观点，这是大军当前要抓好的主要工作。要加强正面宣传，充分肯定“打派”观点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的观点；要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宣传群众，以理服人，绝对不要象“支派”那样歪曲事实、仗势欺人、强词夺理、强加于人；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学校的红卫兵和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深入基层，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深入机关单位，深入学校，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最大范围地发动广大群众，相信广大群众是会认同我们的观点的；宣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分发传单、写大字报、演讲、辩论、谈心交流、搞文艺宣传演出等等，各组织可结合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大力扩大宣传效果。

关于健全组织、充实大军的工作。我认为目前大军指挥部还只是一个空架子，我们必须在充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抓紧做好健全大军组织、充实大军架构的工作。大军指挥部各个常委来自各个战线，我们可以按工人、农民、商贸、干部、学生等主要战线，把本战线的各个“打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相应的分战线组织机构，从而壮大力量，健全组织，充实大军。为达此目的，当前，在注意做好大军指挥部和各组织领导成员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的基础上，应当公开宣传大军，亮出大军的旗号，宣传大军成立的意义和作用，宣传大军的观点和主张，让广大群众清楚、明白，得到鼓舞，鼓起信心和勇气，理直气壮地展开斗争。

关于开展对外联络工作。我认为，大军作为一个地区“打派”组织领导机构，必须认真开展对外联络工作。要派出代表人员，上北京，赴省城和主要中心城市，到周边主要城市和本地区所辖各县，与支持我们的组织和各“打派”组织建立联系，加强联络、沟通、交流，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尤其是对本地区所辖各县的“打派”组织，更要加强联络，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构成合力。

关于争取军队支持的工作。我认为，在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之后，军队已经更多地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从目前情况看，军队也似乎分为两大派，野战部队支持“打派”，地方部队，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之类大多支持“支派”。在我地区，军分区明显是支持“支派”的，而驻我地方铁路负责军管工作的野战部队则明确是支持我们的。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密切与驻我地方铁路负责军管工作的野战部队的联系，多开展慰问、拥军、联谊等活动，及时汇报我们的工作，增进双方的了解，争取部队的有力的支持。对军分区，我们要多做工作，多联系、沟通、交流，促使军分区领导和解放军更多地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真正的左派，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关于发动募捐、筹集经费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远远不如“支派”。“支派”有地方财政经费的支持，他们不缺钱；我们却一无所有，一分钱活动经费也没有。且不说所有人员包括各级领导到一般战士，所有人的工作，统统都是义务的，从来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就是宣传工作所需的纸张、笔墨等用具的开支，除了搬用学校的、单位的东西，要购置的话，就是靠群众的赞助募捐，或者个人掏钱自付了。我们筹集经费的渠道极少，只靠红卫兵上街宣传发动群众赞助募捐，尽管很多群众多次赞助捐款，但大多数群众毕竟经济能力有限，每次捐得钱款不多，数额又不确定，杯水车薪，极为困难。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又确实十分难以解决。

我在常委会上提到的以上这几项重要工作及有关办法和主张，常委们在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基本上是赞成我的意见的。大家也补充了不少意见，使之更加完善。议项形成决议后，随即作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布置各组织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和落实。我校“革野”对这些工作给予了全面的支持和配合，适时安排所需人员，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和活动。比如，在校内外大力加强宣传工作，宣传大军成立，派出骨干人员陪同各战线常委深入各基层开展工作，派出人员到各地组织开展联络工作，派出人员与军分区和驻铁路野战部队建立联系等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取得了较好成效。各战线、各组织的工作和活动都迅速地热烈有序地开展起来。

对于筹集经费问题，白冰提出，他所在的地区文工团“打派”组织，可以命名为“大军文艺一团”，由他们多编排一些反映“打派”斗争的节目，到城市、县城、乡镇多搞募捐演出，并计划到外省一些城市去演出，既发动募捐，又扩大大军的影响。同时，他认为，我校“革野”文艺力量比较强，可以与一中“红革会”、战校“长缨”的文艺骨干同学一起，组织“大军文艺二团”，配合开展文艺演出，这样，就可以扩大宣传效应，又可以多发动募捐。常委们一致赞成这个办法，随即贯彻。

会后，以我校“革野”文艺骨干为主体的“大军文艺二团”很快成立，配合“大军文艺一团”开展宣传募捐演出。文艺宣传演出所至，普遍形成热烈的轰动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也募集到广大群众热情赞助的不少捐款。所有捐款都上交到大军指挥部。我校“革野”随即派出高二年级的吕同学、王同学两个人，到大军指挥部负责办公室工作，专门负责财务收支工作。

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上，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逐步地向有利于“打派”的方面好转。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大军的各项工作克服诸多困难，迅速地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打派”的宣传工作日益广泛地开展，逐渐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大军的旗号打了出来，使广大“打派”组织和群众得到莫大的鼓舞，形成了良好的影响；与各方面、各层次的对外联络初步建立起来；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等各战线、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发动起来，更多的人们认同“打派”观点，成立“打派”组织，加入到大军的行列中来。

在大军成立刚刚一个月之后，七月下旬，大军所属的工人战线的“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工总”）宣告成立了，人数据称有一万多人。十多天之后，八月中旬，农民战线的“红色农民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农总”）又宣告成立，人数号称有两、三万人。我全程参与了这两个总部的策划筹组过程。“红工总”和“红农总”这两个总部分别在地区体育场召开了各自的成立大会。每个大会召开之时，“打派”组织的群众们擂鼓舞狮，鞭炮齐鸣，人们呼喊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群情激扬，场面非常热烈，振奋人心。

每次大会开会时，我都到会参加，并在大会上代表大军发言表致贺辞。在贺辞中当然不乏宣传鼓动之辞，也表达了慷慨激昂的气概。对于我的讲话，“革野”的一些同学称赞说，我讲得很有道理，有鼓动力，有气势。白冰也称赞说，我的讲话朴实，实在，感染力强，有风格。我想，当一个人身后有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支撑时，无论是谁，他都会表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和豪迈的气概的。猛然间，我对历史传说中描述拿破仑登临阿尔卑斯山时的豪言壮语、壮志豪情以及英雄形象好像有了颇为真切的理解。

大军的工作和斗争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往日的无为疲弱的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番奋发竞进的崭新局面和蓬勃兴起的发展势头。同志们都称赞我工作扎实，有魄力，有办法，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老梁和老李来过两、三次指挥部，直接给予我和同志们悉心的指导。他俩对我和大军的工作以及成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就像毛主席最近指出的那样，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我深深地感到，广大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好。我由衷地体会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认清自身的利益诉求，以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为之奋斗和斗争，这就是革命。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巨大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哲学。我们工作起来更加满怀信心，浑身充满力量。当一个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的时候，他心里会是充实的，满怀信心；当一个人认识到集体的力量的时候，他会信心倍增，浑身是劲；当一个人认识到自身的工作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命运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倍增正义感和神圣感，他会愿意为此革命事业舍弃个人的一切。

这段时间工作确实十分忙碌，会议多，接访各组织、各单位的领导和各方面群众多，处理相应事务多，往往时间也较长。好几次我中午赶回学校，过了吃饭时间，饭堂工人早已下班，领不到饭了。我只好出校外饮食店花一角六分钱吃两碗素粉，或者去城区那个“果然”饭店花上一角八分钱吃半斤米饭，加一碗青菜蛋汤。当时我们在学校高中生每月伙食费是6.6元，国家每人每月供应三十斤大米，学生早上吃的是三分钱一份的一两米左右的白粥，中餐和晚餐各是九分半钱一份（柴、米、油、盐、菜都在这九分半钱里面）的四两多米的饭和少量的青菜，甚少有肉吃。我在校外饭店吃饭，每吃一顿的花费就几乎吃了在学校一天两顿饭的开支了。每月我大哥给我的连同伙食费在内的全部费用是7元钱，交了学校6.6元伙食费，剩下的余钱只够到“果然”饭店吃两顿的饭和青菜蛋汤罢了。

有两次我到“果然”饭店吃饭，刚巧碰到白冰也到那里吃饭。他看到我吃的这么简单、节俭，颇为感慨。聊起来，他知道我过了时间回校吃不上饭的情况，也知道我经济拮据的状况。当时他并没有说什么，但后来，逢到将近吃午饭的时候，他就踩着一辆很新的当时十分罕有的高档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来到“十三队”——大军指挥部来等着我，等我办完事，就让我坐上车尾，接我到他所在的地区文工团，到饭堂打饭给我吃。地区文工团就在周贝村附近，隔着一条公路，离“十三队”仅一公里多的路，不远。开始时，我要把吃饭的钱粮给回他，他不肯要，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了。文工团里那些“打派”的演员们问白冰，我是他什么人？白冰说，是我弟。我在心里，也把这个慷慨热情、热心助人的兄长看作为自己的大哥了。后来，不但是午饭，连同晚饭，白冰也常常接我到他那儿去吃。有时他有空的时候，还专门杀鸡做汤，加菜招待我。他待我如同小弟，我是十分感谢他的。

革命，就是一群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人群聚集和组合而共同奋斗的事业。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革命目标，使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而本来素昧平生的人们走到了一起；在秉持共同的信仰，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的斗争进程中，同志之间必然会产生超乎一般人际关系的战友般的友谊和感情。赖有志同道合的奋斗，才会有战友般的真情厚谊，其无比珍贵的价值，绝不是庸俗的金钱所能衡量的。我感到，正是革命和工作，使我认识了这样的好同志，这样的好人，并得到了他们无私而诚挚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是对我的工作的无言的肯定，给予我莫大的激励；同时，我对这些无私帮助的感激、感恩和感怀之情，又化作为促进我无畏艰困、努力工作、奋然前行的强大的动力。

后来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较之“革野”早期，我校几个领导曾先后出过地区“造总”工作，却宥于事情难办，无果而归；而我到大军指挥部工作方一个来月，大军的工作和斗争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显著不同呢？

深长思之，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其一，我能坚持。坚持，就是“韧”，我或许比别的同志更有韧性和韧劲，就是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对认定的信仰、主张、工作及其责任，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无畏艰难，绝不轻易放弃。应该说，别的领导同志到地区“造总”工作时与我刚到大军时，所碰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或许都是差不多的。而别人认为难办，退却了；但我坚持下来，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就终于把事情办成了。

其二，我比较务实。务实，就是实事求是，凡事从实际出发，积极结合具体情况探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也就是积极想办法解决实际面对的困难和问题。这是一个工作态度，也是一个思想方法。我做到务实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因而想出的办法就比较切实，具有针对性，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实践证明，我最近对斗争所提出的做法和措施是符合实际，比较有效的。

其三，我做到集思广益。集思广益，就是注重充分听取大家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是一个工作方法。我注重团结所有的同志，能够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全体同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团结战斗，众志成城。这就形成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力量源于集体之中，办法也来自于集体之中。

以上这几点，或许可作为个人的主观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必须在具体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所谓“具体的客观条件”指的就是个人所处的客观的历史的时代的形势、环境和条件，简单地说，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时势”吧。“时势”从客观方面规定了当时历史和时代发展所需要的人及其可以发挥的作用，而人则在其“具体的客观条件”下开展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时势的发展，成就相应的功业。

从客观条件来说，大军初创的时候，形势险厄，环境恶劣，人员力量锐减，较之地区“造总”时期，其时势的艰难程度实乃更甚。但经过同志们艰苦奋力，顽强斗争，大军终于较快地扭转了劣势，推动了斗争向有利方向发展。在这其中，我的工作当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想起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所谓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想，首先应该是“时势造英雄”，是客观的历史的时代的形势、环境和条件——“时势”规定了当时的历史和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它就必然要造就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就成为所谓“英雄”；然后才是“英雄造时势”，就是这样的“英雄”在具体的时势条件下通过其个人与集体的努力，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从而推动了时势的变化和发展。

具体而言，是当时我地区文化大革命和两派斗争发展的“时势”需要产生“这样的人”，它就必然要造就一个“这样的人”，而“这个人”刚好凑巧就落到我身上；因而我在这“时势”中就发挥了需要我发挥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当时斗争和时势的发展。我算是“英雄”吗？当然不能算是。我之平常至极，连我自己都深知自己绝对不会成为“英雄”——我充其量就是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而已！我完全明白，我之所以一下子就作到“地区革命造反大军指挥部常委”、“核心小组组长”这个可谓大军初创时期的一把手的位置，这并非因为我真的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才干，而是被大家借着我们学校是“省级重点高中”、“地区最高学府”这个名气硬推上去的。我自觉这只是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深知自己并非就是适合这个位置、能够干好这个工作的人。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我虽不贵但还是有的。人家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知道自己大不了就暂时充当一下需要我做的“猴子”罢了。当然，我也想到，这个“猴子”，或者说，“这样的人”，或这个所谓的“英雄”，即便不是我，必然也会有如此类似的“猴子”，或人，或“英雄”，应运而生的。这就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者也是我“宿命”——“命中注定”吧。

很快，“红农总”成立之后刚过两、三天，8月16日，一个偶发的不经意的小事竟然引发成为我地区文化大革命 的一件挺大的事件。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三章   “八•一六”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