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七）惠师的碰壁

（七）惠师的碰壁

1957年七月的一天，我收到惠民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被录取了，考试不容易，取得了好成绩；为难的是去不去？从读书那天起，就不愿意当老师。去了，这一辈子就定在教育上了，这是我不认可的。

找到三大爷，三大爷说：“去吧，考试不容易，先把知识学到手再说。”我觉得有道理，也就认同了。

57年八月的一天，从宁津乘汽车经过乐陵，再转车去惠民。路程不远，交通不便，走了两天。惠民是个偏僻的县城，刮风，满城尘土，处处尘霾；下雨，道路泥泞，满地泥水。没有高大的楼房，没有宽阔的马路，不让人喜欢。

惠师是一所老学校，前身是渤海一师，培养了大批的抗日干部、解放军干部。开学典礼大会上，学校王校长说：“惠民师范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举了很多例子。校长梁登山，兼任山东党校的校长。

新生四个班，我在四班。课程有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等，和中学差不多。另外有心理学，教育学，是专业课了。

学习生活开始了。有许多不如意。虽然学校高了一个层次，但老师的授课水平不如初中老师，听课乏味。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不高。  不过，对我来说，是好地方。经济上没有压力了，不交伙食费就有饭吃。吃饭在餐厅，餐厅里有许多圆桌，大家围着圆桌吃饭，边吃饭边说笑，很有乐趣。穷人的孩子觉得是上了天堂。

但是，我必须非常节俭，才能过得去。58年开学，仅仅带了7元钱（家中无钱），坐车花了3元，还有4元；就是这4元度过了一学期。什么也不敢买，连作业本，也是从家里带来的旧书，翻过来订成本子。裤头，背心更不用说买了。

58年是三面红旗时期。大搞勤工俭学，成立了化工组，缝纫组，瓦工组等。一个班几星期轮一回，轮到勤工俭学，一停课就是一周，学不到知识。

大跃进，刮起了五风。那时出名的民歌是：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墙上的标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学校活动很多，什么除四害，下乡参加水稻改革，帮助农民秋收秋种，很少坐在教室里安安稳稳的读书。

学毛著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各班组织学毛著小组，讨论交流心得体会。我最感兴趣的是《矛盾论》《实践论》，多次写体会，在校报上发表。有一次，学校组织的交流大会，我的《谈实事求是》的发言稿，得到领导的表扬，自己心满意足，有点飘飘然了。  

58年的寒假，回到家乡，参加队里劳动。

腊月二十八的夜晚，人们刚吃完晚饭，大喇叭就叫起来；“干活了，浇麦子去！”

寒夜，北风呼啸，天上没有星星，黑得像黑锅底。人们慢沉沉地走出家门，提着围灯，扛着铁锨，到干活的地里去。

地里隔不远处就有个亮光——那是浇麦子的围灯。寒风呼啸声中，传来“嘎啦啦，嘎啦啦……”，水车咬链子的声音——那是在浇麦子——其实光有水车的嘎啦啦的声音，没有水流出。

我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棉袄，戴着破毡帽，跟队长在一架水车上。我说；“水车链子搭在架子上，光嘎嘎的响，不出水，这是浇地吗？”

“都是这样，人们干了一天活，不歇歇那行。再说，井里也没水啦。”

“咱回家睡觉去不好吗！干吗，受这个罪？”

“不行，没听到那口号吗，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一会儿大社来检查，没人干活，要挨批挨斗的，说你破坏大跃进，你受得了！”

“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吗？”

“说是说，做是做，不挨批挨斗就行！”

说着说着，大社主任李世普来了，问到浇麦子的情况，队长向他做了汇报，我对李世普说：“人们干了一天活，水井也没水，为了应付你们检查，干拧水车，干耗劳力，劳民伤财呀！”

“什么？”走到我面前，“大跃进是三面红旗，是上级的指示，你说劳民伤财？”

“你们是瞎指挥!和毛主席的教导不符。”我气愤地说。

“你这是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

说着，抡起手来给我一巴掌，我胳膊一抡把他挡回去，他差点倒地，气急败坏地说：“把他捆起来，带到公社去！”跟他检查的两个人，拿起绳子就来捆我，我说；“没有逮扑证，不准随便捆人。”我用力一推，把那两个人推了个趔趄。李世普大声招呼；“把他带走！”队长云明哀求说；“这是孩子，不懂事，原谅他吧！”

“他破坏大跃进，是坏分子，绝不能放过！”

到了公社，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锁上门，像犯人一样，关押着。

第二天，我“被扑”的消息，像飞一样传遍各家各户。哥哥知道了！心疼得要命，早饭后，提着饭盒来到公社。一进门，先给我一撇子，大声地说：“你疯了!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敢抗的事，你敢干？”

“他们是错误的，瞎指挥！干拧水车，劳民伤财！”我愤愤地说。

“人们都知道，就是你能耐！这件事闹大了，你的学校知道了，把你开除了，咱受得了吗！”

哥哥这一句说到要害处，我最怕的是学校开除。

我不吱声了！眼泪流了下来！

第三天三大爷来了，找到李世璞。他和三大爷熟识，曾经一起南下抬过担架。

三大爷说：“孩子不懂事，看不清形势，叫他认个错，回去吧。”

世璞说：“我也是吓唬吓唬他，咱们是老同志了，能过分了吗？”

我跟着三大爷回来了。

春节过后，我回到学校。心里嘀嘀咕咕，很不安静，等着写检讨。日子一天天熬过，学校没有反应。自己暗暗地高兴，认为躲过了一场。

两个月之后，班内团支书找到我，问起寒假被关押的事。我想，坏了！学校知道了！不能不说了。团支书说：“你把事情写成材料，准备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他告诉我，“你做得对，公社来了信，为你平反。说你是斗五风的勇士。”

最终，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这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但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也不办这样的傻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