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考

　作者： 张朝金（陕西）

　　（一）

作者创作照

　　1977年，考试制度恢复，我初中毕业，面临第一次应考（考高中）。

　　“应考”，对于我来说，仿佛舶来的“洋货”—新奇、陌生，还有几分畏惧在心中。没有经历过，更别说经验了。头一年应考，人们（包括老师）大多对考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以务农为生的父辈看得更轻。普遍心存：“能上了上，不能上了回乡务农”的短视心理。 甚至，一些家长认为：“一个‘修理地球’的农民，识文断字就行啦，学那么多文化能咋的？”

　　应考那天，考卷发到手中，个个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监考老师看着着急，再三引导，娃们仍然一头雾水，仿佛被老鹰惊着了的一群鸡仔儿，一动不动的。

　　无奈，改为开卷考试。就这样，娃们还是“狗看星星一片麻”：答案明晃晃摆在面前，却不识得；公式原理就在手边，却无论如何也套不进去，无法运算。老师无语，偷偷点拨：或点点参考的内容，或指指答案的页码，或耳语其中的关键词。可能沾了“开卷”的光吧，我勉强应试过关，欣喜地接到了人生第一份《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红彤彤的，如同印着大红“囍”字的奖状，毛笔写着“xx同学：已被中村中学录取”的醒目字样。我高兴地将《录取通知书》举过头顶，高扬空中，飞也似地直奔公场给父老乡亲报喜。

　　乡亲头一次见到《录取通知书》，顿时一片欢腾。一边纷纷嚷嚷地传看着，一边嘁嘁喳喳议论着，肚里有点儿墨水的，还拽文嚼字地送上几句祝福语，让我感动不已。便在心中暗立志向：“一定要读出个好成绩！”

　　（二）

　　开学了，我第一次出门。母亲搀扶着病重的父亲送我到村口，再三叮嘱：“好好读书，不负家人。”

　　十年“文革”，学校已今非昔比：教室紧张，课桌短缺，教材人手不到一册，老师也是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教材有了，却是过期的“暂编教材”。打开课本让人目瞪口呆，不仅装订粗糙，还错误连篇。每堂课，需要花费一大半儿的时间校对，教学任务完不成，老师只好采取“蛙跳式”授课，学一节跳一节，常常有“学一漏十”之憾。

　　1978年，教学慢慢走向正轨，统考频次明显增加，学校划分了“快慢班”。“快班”成了香饽饽，学校重视，老师待见，学生也都飘飘然，拼了命地往前赶；“慢班”无人问津，冷冷清清，人人都在熬时间、“混毕业”，不求上进。

　　原本我在“快班”的，一场病耽搁了大半个学期，课程被撩开了一大截儿，撵不上了，进了“慢班”。最终，因学习“欠账”太多，无缘“金榜题名”，遗憾的名落孙山，只好回乡务农。

　　（三）

　　黄土凸中学任教的义文哥（母亲义子），耐心劝导母亲：“妈，娃是个读书材料，务农可惜了啊！”“妈，娃得复读去，学费我来任”。渐渐的，母亲心儿活泛起来，我也有了信心，决心跟着哥哥去黄土凸中学复读考中专。

　　黄土凸中学是一所公社中学，在全县排名靠后，算不上“重点中学”。哥为了关照我，也为了辅导和监督我的学习，把我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仅有20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张办公桌占去了大半个空间。哥为了给我隔出一个安静的小房间，将双人床一解两半，靠南墙角儿支一张单人床，靠北墙角儿盘一个小灶，前间他办公，后间供我学习和食宿。

　　晚上，我与哥同桌，他备课我学习。一盏马灯映照哥弟两个人，哥不时用余光扫我一眼，咫尺之间容不得我半点儿懈怠和走神儿。夜深了，瞌睡虫悄悄爬上我的脑门儿，眼皮打架似的。“砰砰砰”一阵剧烈地敲桌声惊醒了我，将我的心神从周公那里召回。就这样，哥哥如同熬鹰一般，生生把我熬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孩子。

　　转眼，应考时间到了。那天云雾低垂，罩子（雾）一直漫延到山根儿沟渠里，白茫茫的，似一朵朵的云，又似一团团的絮，蓬蓬松松，铺天盖地的。凌空抓一把，云雾扭成一股“雾龙”，顺着手势上下翻飞，一扭一摆的。我默念着：“乘龙上九天”的谶语，期愿是个好兆头，考个好成绩。

　　“滴铃铃铃……”开考的铃声响起，考场一片寂静，只听见紧张地喘息。我必竟是补习生，情绪还算稳定，仅用一个小时圆满落笔。然后，自信满满地交卷了。

　　考完，哥一一核对了答案，高兴得捧着我的脸揉了揉，说：“考得好，看来我们熬出头了。”说着推车子送我回家，急切切给父母报喜。

　　母亲得知，喜极而泣，撂下手中的簸箕，三步并作两步疾步奔回家里。急急忙忙爬到奄奄一息的父亲耳旁，大声喊道：“他大，睁睁眼吧，仨儿考上学啦！”双目紧闭的父亲，听到这个惊天的喜讯，吃力地抬起沉沉的眼皮儿，混浊的眼珠缓缓移动到我的脸上，嘴角微微上扬，欣慰的吧唧了一下干瘪的嘴唇，好像要说什么，喉咙里哽了哽，又咽了回去，微笑着睡去，永远离开了我们。原来，父亲提着一口气，是在等我考试的消息。

　　父亲五期那天，一家人冒雨给父亲上坟。义文哥裹一件雨衣，推着车子直奔坟地，老远扑倒，跪地膝行到父亲坟前，放声哭告说：“大，仨儿被商洛师范录取了，您可以瞑目了。”全家人转悲为喜，母亲心疼得一把把我搂在怀里，面向父亲的墓碑大声哭喊道：“他大，听到了吗，咱娃考上了啊！”

　　送我上学的那一天，义文哥格外高兴，特意请了一天假，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把我带到城里，为我置办上学用品。而后，选了一家喜庆的饭馆坐下，美美地点了四菜一汤，为我践行。吃饱喝足了，笑容满面地送我上了远去商洛的班车。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大巴，走出大山，心潮澎湃，一遍遍幻想着大学的样子和自己的未来。

　　迈进大学校门，映入眼帘的商洛师范好大好大呀！有大图书馆、大教室、大食堂和大操场，处处看到的是乡村学校没有的模样。晚上，我第一回躺在心目中的大学宿舍，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中好似“哗啦啦”的丹江河水，久久不能平息，对未来憧憬不已。

　　忽一日，有个姓杨的老师找到我，开口便问：“你是中村中学毕业的吗？”我不明所以，信口答到：“是啊！”杨老师先是一愣，又喃喃自语似的，说：“同学，今年不录高中生啊！”我猛一惊，呆了。过了半晌，反问道：“去年可以啊？去年咋都可以呐？”杨老师满眼同情地说：“是的，但今年不行啊！”我几近漰溃地哭喊着，问：“老师，那咋办呀？”他木木讷讷地安慰我说：“还有机会的，来年再考吧！”我一下瘫坐在地上，天旋地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秋雨连绵，淅淅沥沥，我的思绪无边无际，心里苦闷到了极点。看看刚刚收拾一新的宿舍，梦想着在这儿放飞自己，谁成想，仅是一场梦而已。

　　我将何处去？脑子一片空白。痴痴傻傻地回到家里，搬梯子上楼，昏昏沉沉地睡去。两天两夜过去了，我依旧昏睡不起。妈妈焦急，捎话义文哥回来劝劝。哥带了各式二样我爱吃的东西上楼，一不说，二不怨，三不劝，默默地陪我坐着，温情地凝视着我，疼爱又坚毅地抚摸着我的手背。

　　三天头儿上，我被哥的坚持和温暖打动了，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放声大哭。哭够了，沉闷地“嗨”了一声，不声不响地背起背篓进山了。哥默默陪着我，一字不提与考试有关的话题，总是扯一些闲谝儿、说一些笑话儿、讲一些励志的故事。慢慢的，我心中火熄灭了，情绪也好了许多。哥见风使舵，说：“莫悲观，明年一准儿让你上学去。” 我眼前一亮，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四）

　　新一年，我的补习生涯再次开启。哥趁热打铁，选准我的短板弱项，让我一遍遍练习、演试易错、易忘和容易混淆的试题，以期达到“熟能生巧”。

　　又到了应考时间，我抱着势在必得的信念，再一次走进考场。

　　月余，邮递员骑车进村，高喊：“张xx，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健步如飞地跑过去，高兴地应道：“我的，是我的。”接过信，撒腿跑回家中。打开一看：“山阳县重点中学录取通知书”映入眼帘，我脑子“嗡”的一声，傻了眼。母亲轻声细语地追问：“娃，是录取通知书吧？录取了吗？”我一声没吭，扭头就往外跑。母亲紧追几步喊道：“夜黑啦，哪去呀？”我头也不回地丢了一句：“您甭管，找我哥去啊！”

　　我不顾一切地奔向公路，沿着恍恍惚惚的路面狂奔。学校熄灯铃敲响的时候，赶到了黄土凸中学。我一头撞进哥的办公室，近乎暴怒地吼道：“哥，咋会这样？咋会这样嘛？”哥仔细看了看《录取通知书》，一切都明白了。脸一沉，转身找校长去了。校长解释说：“为保升学率，县中优先录取，这是政策。”哥无名火直冲脑门儿，对校长没好气地吼道：“啥毬政策，日弄人嘛？”回来却勉强堆着笑脸，好言劝我，说：“也好，烂中专有啥稀罕的，咱正好明年考大学。”

　　哥为打开我的心结，又分析了上县中的好处：“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哩！”“何况县中升学率高，考大学还是有把握的。”听到这些，我放弃顾虑，立志“上大县中，奔大前程”。

　　然而，不久包产到户，小脚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孤儿寡母生活不易。每每想到这些，我的脑子乱作一团，课堂上时常走神儿，学习成绩每况愈下。

　　年底，二哥探亲回家，建议我到部队去。我抱着“走出大山，建功立业”的梦想，参军入伍，开启了军旅生涯。

【作者简介】张朝金，笔名今朝，“文学之乡”商洛人。中华作家网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库一级会员作家，中国作家网注册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在军地省（军）以上刊物、知名微刊发表作品100多篇，并有作品入围《中国好文章》，荣获全国原创文学大赛一等奖，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