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连载) 第一章 自投罗网
《乱世情缘》(连载)
第一章 自投罗网
蔡梓权
(上接《乱世情缘》前言《一个老三届中学生的传奇人生》。)
我在迷迷糊糊中,只感觉浑身疼痛,头颅像要撕裂一般,胸口处在剧烈地疼。全身骨络,从头到身,到手,到脚,无处不在作痛。我在疼痛中苏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原先暴打我的一群人全走了,我独自躺在房间的地面上。估计这一群对立派的同学们痛打我一顿,将我打昏在地,就走了。我抬起右手,摸摸剧烈疼痛的右胸脯,右胸肋骨处剧痛异常,就像年初头部中弹受伤时伤口剧痛那么剧烈。我想,坏了,可能打断肋骨了。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在这个时候给打断肋骨,怎么得了?谁会理你呢!
我抬眼看了一下窗外,正值酷暑的阳光火热地高照着,正午稍偏的阳光斜偏一线照进房里,热得很。校园挺静,估计是午饭后午睡时间。肚子很饿,但负责看守的我们同班的那个同学没有送饭给我。在打我之前,我就听到他在门外对他的伙伴介绍说,这家伙吃得很多的,一顿能吃三盅饭,饿饿他。他原来就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是了解我的。听说他现在荣升为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了,他说到做到。
我躺着,也不想起身。反正房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床铺,就是空空的一间房,估计是刚刚空出来专门供关我用的。这里是学校正对校门、相距约五十米外的一幢长型二层土木结构、中间通廊式办公楼,坐北向南,占地约四百平方米,在楼中间方形十字通廊的顶部建有一个方形、正对校门的一面竖挂着一座约一米径的圆形大钟、上盖尖顶黄瓦的钟楼,这一幢颇显古朴的建筑,即称之谓钟楼。在这个占地一百八十多亩、校舍阔敞、环境优美的校园里,这个钟楼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这里就是学校的决策中枢之所。平时这幢办公楼是学校领导、教导处等重要人员和部门办公的地方,现在被我们的对立派占据着,成了他们把握校门要冲关键部位的重要据点。我现在所在的这间房,就在二楼背着校门的一侧中间的一间房,房间唯一的一个窗口对着的正是钟楼背面相隔约五十米外的二年级教学大楼。
我回想起上午从火车站回到学校的情景。
我是自受伤后为躲避缉捕在外流浪养伤半年之后,自己乘坐火车回来的。本来回来之前,曾接到一封匿名的我认为肯定是自己同学的来信,但我后来至今几十年一直无法知道给我写信的同学到底是谁,这个谜底看来永远无法揭开的了。信中叮嘱我千万不要回来,说本地天气太热,你的身体肯定经受不了的,你还是在外地转转,一定要等天气适宜了再回来。我也明知同学匿名用暗语写信,肯定当地斗争情势十分险恶,但我实在思乡心切,思念战友,思念亲人,思念家乡;再有,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残酷到如此程度。我依然幼稚地将严酷的派性斗争、政治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理想化。于是,我还是不顾一切危险地回来了。可以说,我真的就是自投罗网。
天刚亮的时候,火车到站。我下车出站,在出站口,背枪把守、肩带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接过我的证明字条,一看姓名,二话不说,就把我扣留下了。将我带回车站内,他立即打电话报告,然后马上安排一辆三轮车送我回到城里收容站。收容站马上通知学校,很快,我们班那生活委员就领着我们班上的对立派的十多个同学来了。
我一见他们,很高兴,马上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但他们都不理会我,不应不睬,毫无表情。他们和收容站办完领取手续,生活委员拿着一根绑人用的绳子,领着大家走到我跟前,喝道:“跪下!”我说:“有话好好说,为什么要跪下?”我不肯跪。他说:“你跪不跪?”我说:“不跪。”他说:“不跪就打。”我说:“你打也不跪。”他火了,将那绳子折几折成为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就抽打起来,一边抽,一边说,“你跪不跪?”我站着,不躲不闪,任他抽打,就是不跪。当然,也不想还手。
他抽打着;我站立着,不再说话,就是不肯跪。他越打越火,越抽越起劲。有几个分派以前和我挺熟的同学不忍看下去,纷纷别过脸去。有几个同学凑着吆喝:“你跪下去,赶快跪下去。”我仍是挺着不肯跪。我的同桌是随同他们一起来的,他突然上来从背后一把抱住我,靠着我耳后轻声说:“你跪下,会打死你的。”我知道他是不忍心看着我被痛打。说话间,他的两腿膝盖从背后猛然一顶我的两腿膝弯,我再也站不住,腿弯下倒下了。几个人一涌而上,按住我。我们的生活委员展开绳子,一套,一扣,一勒,一扎,很熟练地就把我反绑双手绑扎起来了。“起来!走!”生活委员牵提着绳子,满脸胜利者的气概,押着我,走上了大街。
一群同学跟着,拥着。有的人兴奋地喊:“活捉军长了!”“活捉大军军长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封作“军长”了。更多的人看过来,有的人围上来,有的人高兴,有的人叹息,有的人摇头。我昂首而行,心里又响起了为《革命烈士诗抄》里那首《戴镣长街行》那首诗谱写的歌:“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在外地流浪时,也碰见过一些当地的胜利者押解着一些失败者游街示众的情景,当时我就想过,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有这种境遇。现在,居然这么快就变成现实了。一路被押解着游街示众,回到学校,就把我关进钟楼上这间房子里来了。
关在房里不久,突然,房门被打开,我们班那生活委员领进来二十多个学生。这伙同学估计是高二、高三年级的,一个个彪形大汉一般,大都比我们高大壮硕。我看一眼,都不认识。他们每个人手里都带着家伙,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拿着铁杵,有的拿着鞭子,有的螺旋形的鞭子上好像还套着一个胶管似的东西。好几个人穿着尖头皮鞋,大热的天穿皮鞋,肯定是特地穿上的。一看这架势,我就想起小说《红岩》里说到的渣滓洞、白公馆那些严刑拷打革命者的歹毒的牢头狱卒,往常只有在小说或电影里才能看见的情景,现在居然活生生看见了。我的心头一紧,也不出声,等着。
“军长,你回来了!”幸灾乐祸的一声问候。
我不做声。
“你跪下!”他们好几个人厉声斥喝。
“为什么要跪?有话好好说,不需要跪。”我说。
“你不跪是吗?”一个大汉抡起木棍,拦腰一棒,就把我打倒在地。
“打!”“揍他!”“踩扁他!”……
这一群人围涌成一圈,棒打,鞭抽,拳击,脚踢,轮番上阵,一边吆喝,一边痛打。我倒在地板上,毫无抵挡之力,只有任由他们左抽,右打,击过来,踢过去。我就像一条给扔到油锅里的鱼,一下子被打过这一边,一下子又被踢过另一边,翻来覆去,滚来滚去,打得过死去活来。我咬紧牙关,闭着眼睛,顶着,心里想,大不了就是个死。不过,我感觉他们好像有一个默契,或者是有谁给了他们一个规定,就是,无论怎么打,无论打多重,但没有人击打我受伤的头部,连一下也没有。而且,他们打得都很到位,既狠又准,打的部位都没有打出血,即使受伤也仅是内伤,在外边不让你看得出来。这些人好像都练习过打人的打法,要不怎么都这么熟练,这么配合默契。就这样也不知他们打了多长时间,反正,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从那以后,在后来的好多年里,我曾经多次地回想起这个情景,忆想起这么一些同学,想想,这么一些本来享有很高声誉的被人称为“半边大学生”的省级名牌高中的年轻学生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为如此的手段残忍、冷酷无情、手法精到的得力打手呢?难道派性斗争的胜利,政治舞台上的得势竟会使人变得如此疯狂、如此残酷的吗?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也设想过,如果胜利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我们会像他们这样子对待失败的一方,失败一方的人,尤其是自己的同学吗?会像他们这样子去打人、斗人吗?我想,我们不会,我们不会这样,我决不会这样!试想,在那年8.23中央第四次接见肯定我们这一派、否定他们那一派的时候,可以说,那正是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优势之时,我们也有过人多势众的辉煌时期;此前或此后,我们也曾经组织过批斗别人的斗争会,我们的战士也捉过、关过对立派的人,所有这些时候,我们打过人吗?没有,从来没有,连一下也没有。事实上,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一次都没有,一下也没有。我自己不打,在我所辖的范围内,我也坚决禁止打人,尤其不准许打被捉到的对立派的人。即使被人批评说我右倾,我还是坚持的。虽然我们也参加过武斗,但我们几乎从来都是被人打,被人斗,被人包围进攻的。人家武力强大,有枪有炮,有轻重武器;而我们只有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火药枪,一打起来,只有奋力抵抗,被动挨打而已。尽管如此,对于有时偶尔抓到的对方的人,我们决不侮辱,决不打斗,而是尽快联系军分区,由军分区领人归回对方。即使战场上敌对的双方还要讲“俘虏政策”,何况文化大革命双方仅仅是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组织而已,为什么要如此歹毒地欺凌人,非要置人于死地呢?
不过,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段精辟论述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是呀,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恃强凌弱,弱肉强食,这就是最基本的法则。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失败者只有任人宰割,胜为刀俎,败为鱼肉。胜利者可以随意剥夺失败者的自由和权利,可以任意凌辱失败者的人格和尊严,可以随时摧残以至毁灭失败者的身体乃至生命。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明,这就是人们所崇尚的何等高贵的文明呀!
且说我正在这么想着、想着的时候,午睡起床的钟声响了。架在钟楼后面一棵高大的桉树上、基本上正对着我这间房的窗口的学校的大高音喇叭播放起洪亮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接着,对方学生的播音员正气凛然、字正腔圆地播读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我知道,这些内容都是有所指的。在对方看来,文革中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两军国内战争的继续,他们就是革命党,而我们就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派了。一下子,我感觉,浑身更加疼痛,右胸脯肋骨处稍鼓起肿突,更加剧痛了。肚子更加饿了。是呀,从早上到现在下午了,早过了早餐和午餐时间,我可是滴水未饮、粒米未进啊。
我站起来,到窗口前站着,遥看对面的高二年级教学楼,心中不禁一阵欣喜,正对面的一楼正是641班,那正是我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心中的她所在的班!嘿,周身的疼痛全消失了,肚子的饥饿无感觉了。我定睛凝神,放眼俯瞰那教室里,在一班同学的人头上寻找我心中那锺情的倩影。我终于找见了,我终于看见了她!从教室的第一个窗口看进去,第二排座位第二列中间,那就是她!她正在专心地听课,我看见她那美丽的侧面,还有她那披到左肩后的那根美丽的发辫!能这样看到她,我很满足,猛然间,似乎面临的一切危难苦痛全都无所谓了。我甚至感到有点侥幸,感谢老天,让我住进这么一间可以天天看见她的房间,尽管是囚禁的囚房。
突然,门锁声响,房门打开,我们班那生活委员进来。他没有送饭送水来,而是领着我们学校军训团的陆团长和两三个我不认识的领导来了。陆团长我认得,因为去年四月他带领军分区的军训团来学校组织我们开展军训,我们听过几次他作报告。他人很干练,报告很动人,给我们留有很深的印象。但他与我们这些普通的学生没有直接具体的接触,此前他并不认识我。
生活委员对我说:“陆团长来看你了。”我从窗口走回几步,走到陆团长跟前,鞠了个躬,说:“谢谢陆团长!谢谢您和大家来看我。”陆团长说:“你能自己回来,这就好。”他看一下房里,说:“怎么没有椅子?”他转过身,叫生活委员到别的房里搬了张椅子过来,让我坐下。他们就站在我面前,对我进行询问。
陆团长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我如实作了回答。他问我怎么受的伤,我如实作了说明。他问我们二·六武斗打败之后,去了什么地方,我一一告诉了他。
突然,陆团长问我:“你家是什么成份?”
我说:“小贩。”
“不对。”陆团长说:“你家的成份是地主。土改时漏划了,四清时补划定了,你家的成份就是漏划地主。”我说:“我家的成份,土改时划为小贩,四清时,初评错划是地主,但还没有经过复查评定,不能说是划定了。我们也在要求复查更正。”陆团长说:“学校已经派人去你的家乡查过了,你家的成份确定是地主,不用复查了。你们公社已经开有证明到学校来了。”他继续说:“你这种人,本来就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也怪不得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军派,你们本来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你们的本质就是反对革命的。”他一口说定,我因为自己的行为牵连到家里而难过不已,倒反无言而止了。
陆团长说,你参加反军派,做坏头头,跳得很高。你是有野心的。现在你是整个地区造反大军最大的坏头头之一,又是学生中最大的坏头头,大家不是叫你作“军长”吗?你们搞静坐,搞武斗,反对革命委员会,做了很多坏事的。我觉得一两句话也说不清,简直无由分说。
陆团长继续说,你现在回来,一定要好好地彻底交代清楚自己的所有错误,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起来,还要揭发别的人,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明白吗?我点头,“明白。” 他说,明白就行。
然后,陆团长转过身来,对一直站在旁边聆听不做声的我们班的生活委员说,你们要搞个书桌、椅子来,给些纸和笔,让他好好写交代。也弄个床铺吧,让他在这里住下来。你们要按时送饭来,不要让他到饭堂去,同学们愤恨,会打他,不安全。
估计陆团长也知道有同学打我和没有送饭给我的事情。他没有提,我也没有说。
他临走之前,我说,我希望回班里,什么时候能让我回班里去呢?陆团长说,你什么时候写完交代,就什么时候回去。他这句话激起了我很大的希望。我想,我争取十来天写完,写完就回去。但这个希望完全是落空的,我到后来,一直到班里同学毕业离校,却始终不能回到班里去。
不过,陆团长他们走后,我们班那生活委员马上搬了个书桌、椅子来,拿来一叠稿纸,一支笔,给我作写交代用。
到晚餐的时候,他送饭来给我吃了,还附带送来一盅开水。
晚上,他又搬来一张小木板床。他叫我告知家里人送被席蚊帐来用,我不想叫。于是,每到晚上,我就睡在这张小床上。暑热的天,晚上无被子也可以;但我们学校的蚊子多厉害呀,我只好穿着长衣、长裤,头上再覆盖一件单衣,用袖筒来套盖鼻孔。当然,也睡得很熟。
要说起来,我这个睡觉的本事还得益于去年大军初创时期,在大军指挥部——造反楼工作时形成的习惯。那时,在所谓大军指挥部工作的主要是我和十来个初中学生,他们是由城里一所初中学校的学生红卫兵组织“长缨”战斗队安排来作我的通信员的。指挥部里只有两张乡下农民用的四方桌,几条一米来长、几寸宽的条凳而已。平时大家就开高音喇叭进行广播宣传,印刷分发传单,联络相关组织和单位。累了乏了,将两条条凳并靠在一起作床,躺下就睡。条凳不够用,干脆铺两张旧报纸躺在地板上照睡。我们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没想到后来我们地区的地委书记居然暗地里派地委干部深入到我们造反楼,看到我们这些学生们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这些干部很感动。回去后,他们向地委书记汇报了这些情况,地委书记也感动了。就在那年11月,这地委书记亲自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我们这个组织。这地委书记告诉我,他们是为我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这是他发表声明支持我们这个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话是在他发表声明之前,我作为大军委派的代表去到地委与他见面相谈时,他直接对我说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陆团长叫我要把以前做过的事情写好交代交出来,我是愿意这样做的。一来我早就有心做这个事情。在受伤之后我就想过,如果我伤后残废了,上不了战场,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就写作,把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和活动写出来。这是一个夙愿。二来我从来就认为,两大派只是两个观点不一致、有矛盾的群众组织,不是敌对的誓不两立的两个政治派别,我历来主张联合,不要对抗。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可以公开的,不是什么阴谋诡计,无须隐瞒什么东西。三来我知道,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可以说,没有什么事会没有人说到的。我亲历很多事情,由我说明我们做过的事情,澄清一些事实的真相,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总比让人糊糊涂涂、不明真相要好。四来我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事情既然作了,就应当勇于担当。是是还是非,是对还是错,是正确还是错误,是进步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反动,自由后人评说,历史自然会有正确的评判。我是乐于写好这些交代的,何惧之有!
(未完待续,下接第二章《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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