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信

由于所处家庭的特殊关系，我认识并接触了许多作家诗人，其中不乏名家大腕，如陈忠实、贾平凹、京夫、方英文、朱鸿、孙见喜、杨乾坤、庞进、赵发元、郭匡燮等人，亦有普通作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是父亲的朋友、同事，亦是我的长辈和老师。在这里我要深切怀念一位学者型作家-----李高信。

提到高信，我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早春，鹅黄的柳絮将阴郁的天空渲染成盎然的绿色，刚从寒冬中走出的人们，仿佛穿行于屋檐下的春燕，开始了一年新的忙碌。记得那天早上，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地区文创室一个叫高信的人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地区文创室拟出《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要我把刚发表的小说样刊寄给他，具体事宜速与丹凤文化馆联系。挂断电话，我一阵欣喜。但同时又觉得蹊跷，我的小说刚刚发表，他是怎么知道的?再说高信是何许人也?

带着疑问我找到了位于丹江边的花庙院内县文化馆，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高信，原名李高信，1942年出生于商县(今商州)，作家，研究员，商洛地区文创室主任。自1959年发表作品以来，创作出版了许多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在省内外颇有影响，是著名的学者型作家。上世纪的80年代，文学是件令人敬仰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作家身上闪耀着熠熠生辉的光环。所以，在那时不要说发表作品，仅凭爱好文学就能令人刮目相看，难怪那时小伙谈恋爱，爱好文学最能打动女子的芳心。若要是有作品发表，更能引起轰动，于是，当我的小说处女作《省悟》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文学家》发表后，作为地区文创室的主任，他自然会知道。

说到我的小说处女作，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十年动乱结束后，拨开乌云见晴天，人们赢来了文学的春天。那时，我与哥哥受父亲的影响，都喜欢舞文弄墨。一天下班后，我回家里看望父母，正好遇上哥哥在读一封退稿信。信是《文学家》杂志社的责任编辑孙见喜老师寄来的，它不是铅印的那种，而是用钢笔一字一句写成的，那种龙飞凤舞的钢笔字写了满满一大张，期间除了指出作品的不足和应改进的地方外，还有热情鼓励的话语让人感动。哥哥说，虽然他的稿子被退回来了，但那是他收到的所有退稿信中，最负责任的退稿信，由此可以看出在那时，孙见喜老师就是个富有责任心的好编辑。听了哥哥的感叹后，我也将自己的一篇小说习作，按照信封上的通讯地址，寄给了孙老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篇稿子很快被选用，也就是这篇小说引起了高信的注意。

从文化馆回来，我按照要求将86年第六期的《文学家》(双月刊)杂志连同个人简介、照片，交给了文化馆，开始关注起高信这个名字。果然，这是一个不俗的名字，《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散文》《读书》等，一些大型报刊上常常都能看到他的名字，尤其是《鲁迅笔名初探》获1987年陕西社科成果奖后，他的名字便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那部《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在乎，这除了我和父亲的作品同时被收录其中外，还有对他执笔的那篇序言，更是不知读了多少遍。

而真正与高信先生谋面却是十几年后的事。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仲秋时节，一天中午我刚要关门下班，突然单位领导喊我说，教育出版社来了几位客人，你给安排个地方吃顿便饭。由于已到饭点，几个相对好点的饭店都没地方了，我就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订好了餐，等客人走进包间的时候，才发现一行4人中，除了司机小张和常来单位的业务员外，还有两个年龄比较大的客人我不认识，其中一位高个、魁伟，尤其是那副俊朗的脸盘上，一双睿智的浓眉大眼炯炯有神。这时业务员便向我介绍道:这是李老师，社里的审读室主任，是咱陕西文化界的大名人。接着他又给客人介绍我，李老师，这是办公室的刘主任刘丹影。业务员的话音刚落，那位被称为李老师的客人说:我知道，老屈他娃。他的话让大伙纳闷，明明是刘主任怎么就成了屈...?他接着说，这其中的缘由，你们就不懂了。来，坐叔跟前!出于礼貌，待我坐下后没有直问他的大名，而是试探性地问道:

李老师，看来你和我爸很熟?

不但很熟，我们还是好朋友呢。

是吗?

是的，不信你回去问你爸，就说高信问候他哩。

啊!你就是我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大学者高信叔叔呀!

大作家、大学者不敢当，却是你真真正正的高信叔。

几句简单的对话，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鉴于他不胜酒力，象征性地举了举杯后，俩人便叙谈起来，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和你爸不但是好朋友，还是患难兄弟。1962年我从商县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柞水银行工作，因爱好文学被调回地区群艺馆，不久，就因莫须有的原因，我和你爸先后被调出了商洛地区，他到丹凤鹿池蹲点，我被调到商南，虽然离开了心爱的单位，却对自己心仪的事业没有放弃，你爸致力于戏剧的研究与创作，我则扑腾于书海里不能自拔，尤其热衷于文化随笔的探索，特别是鲁迅笔名的研究。那部被引起反响的《鲁迅笔名初探》的文稿，就是在那时写成的，期间还得到了你爸的帮助。记得有一天，我带着初稿从商南来到了丹凤鹿池村让他提意见，在冶炼厂（母亲工作单位）的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你爸后，两人便沿村边小路来到了龙潭沟的水库下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就着丹凤葡萄酒边饮边聊，不觉得一瓶酒就见了底，借着酒力你爸对我的初稿提了许多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留在了丹凤成了文化局长，我又回到了群艺馆担任文创室主任，后来他调地区文化局工作，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成了上下级的朋友加同事，直到1991年我调到了教育社，虽然离开了商洛，但两人因共同的爱好读书，同为省图书评论协会理事，便时不时地在年会上谋面叙谈。

谈到文学创作时，他鼓励我，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多想、多练，只有写的多了才能提高。从你的小说来看，起步不错，但今后的创作之路还很长，也很艰辛，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好好写，争取超过我们这一辈。

正聊得起劲，客人已陆续离开饭桌，这时司机小张来催，我本想留他住下，可他还有其它任务要去商南。临走时，除了要我代问父亲好外，一再邀请我去西安他家里玩，并约定在我的创作取得成绩后，一定要我告知他，若是有书籍出版，他要给我写书评。只可惜，我们的约定，竟成了一种遥远的思念。

丹凤一别后，我除了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的爱好，按照高信叔的教诲，埋头读书，埋头写作。同时跟外关注他。一次，在与父亲的交谈中，我便提到了和高信先生邂逅的事。父亲说，你高信叔是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型作家，是商洛藉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协会员。他虽然程度不高，仅有高中文化，但他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努力，被世人所瞩目。不仅在鲁迅研究方面收获了较大成绩，出版了《鲁迅笔名探索》、《鲁迅木刻形象百图》等著述，研究的触角还涉及现代文学、漫画、连环画、书籍装帧等诸多艺术门类，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得到了方成、张乐平、丁聪、华君武等著名人物的支持，并与之有书信来往。受其影响，他的《长安书声》、《常荫楼书话》、《书房写意》、《民国书衣掠影》、《新连环画掠影》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书界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父亲还谈到了他俩交往中的一些趣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在《西安晚报》开辟了《寄寞庄杂记》专栏后，便产生了欲购《鲁迅全集》的念头，费尽一番周折后，还是没有购全，尚差第二集而成为遗憾。一天父亲去高信叔处闲谝时，谈到了他四处求购鲁迅全集第二集之事。高信先生听了父亲的话，哈哈一笑，老兄啊，你真走运，我这里恰恰多了一本第二册。父亲有点不信，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老兄，我骗你干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就从书架上取下了那本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父亲抚摸着那本1981年出版的书，如获至宝，硬要给他掏钱。高信叔却说，就是再珍贵，也不能收你老兄的钱。再说，人一生聚少离多，说不上什么时候咱弟兄就分别了，这本赠书全当是个念想，以后不在一块了，你要是想念小弟，取出来一看仿佛见到了我。说毕，他在扉页上写到:“超耘兄购八一版《鲁迅全集》未成完璧，余处适有第二卷复本，因此特赠。古语云:宝剑送壮士，红粉赠佳人，此之谓也。高信1990年2月6日。”  

而今，真像高信叔说的那样，他已于3年前告别了他心爱的世界，留给老父亲的不仅是那本赠书，还有深切的思念与无限的惆怅。每每想念他了，就取出那本赠送，让无声的眼泪默默流淌。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在丹凤工作期间，忽然对杨度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欲写部戏剧来歌颂他，却苦于手头没有杨度的资料，便想起了朋友高信，于是写信向他求救。高信很快就给他回复了篇目索引，请父亲查找。一是邵传烈《关于杨度》，二是川岛《北大1922年讲义风潮与杨度》，三是李淑一《杨度策划过太湖革命运动》。由此不难看出高信叔既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个重情义讲感情乐于助人的大好人。

父亲的一番介绍，让我更加敬仰这位老前辈，为此，我更加关注他的一些动态，若要是碰到他发表的文章，都一一收藏起来悉心研读，其中就有较大影响的《散文》杂志。

对于爱好散文写作的人来说，《散文》的位置不可小觑，她是国内散文杂志中的“大哥大”。自从我走上了写作之路后，《散文》杂志是我每年必订的刊物之一，从86年第一篇习作发表至今，我订阅《散文》已有30多年。在2011年的年初，从我收到的第一期杂志上，突然发现在该杂志的封二上，刊有高信先生收藏的民国时期的书衣影印件，并配有设计家的介绍文字，让我欣喜不已，原来他除爱好绘画艺术外，还对收藏感兴趣。欣喜之余，我便将每一期的杂志连同他的其它文章一起，当作珍贵的史料永久收藏。

而对于先生那次的盛情邀请，我本应早该去西安看望他，但没有成行的原因是，自己虽然每年都要利用节假日去西安与父母团聚，却由于工作的关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不多，这样，每次去西安都是来去匆匆，加之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没有什么建树，几十年来，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式的重复自己，始终走不出小文人的藩篱，拿什么去面见先生。2014年我的 散文集《鸟语》出版后，心想这下可以去面见先生了，便筹思着利用年底放假去西安与父母团年之机，带上自己的拙作请先生指正，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过年的时候，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高信叔于当年的12月27日在西安辞世，享年73岁。

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不已。按说我应去西安参加吊唁，送叔叔最后一程，以了却我在他生前没有去看望的遗憾，只因我在下乡送书途中不慎发生大腿骨折，正在医院治疗而未能如愿。

若要在作家和学者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选学者不选作家，是因为作家这个行当太好混了，尤其是在作家满天飞的当下，只要有点天赋，只要能将方块文字排列组合起来，就能拼凑出一篇不错的文章，就可混个什么会员啥的，从此就可美其名曰为作家，甚至还可以冠名为著名。而学者就不同了，它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后天的努力和勤奋，如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变成学者型作家的话，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就像高信叔叔，他不仅创作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有关对鲁迅笔名的研究，在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称他为学者型作家并非空穴来风。悲痛之余，在叔叔去世三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来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并遥祝叔叔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