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八千年的中亚华夏文明史

          “华”的发音多记为“阿”，极少记为“亚”，如“亚述（华胥）”。“萨克（zak）”是“sak”今天的写法，即“夏”的古读音，几乎没有发生音变。“哈萨克”即“华夏”的记音。

                                  
     
        哈萨克草原，以“华夏”命名的大草原；哈萨克族，以“华夏”命名的族群；哈萨克斯坦，以“华夏”命名的国家。
        为什么“华夏”会出现在中亚？其中有什么联系？早在上世纪初，安特生在“仰韶文化”与“安诺文化”比较中，从“彩陶”上似乎看到了一些关联。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
          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

                                    
           
         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试图证实刘长山的发现并确认发现地点。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从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借来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及同类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在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政府批准的同时，在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
          从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直到1924年10月踏上归程，先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发现并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其中包括齐家坪、朱家寨、半山等遗址，并获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因此，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仰韶文化是指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的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以渭水河谷为中心，范围由陕西省宝鸡市向东延伸至河南省。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
           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半地穴式，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

                                 
         
        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仰韶村遗址是以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乡仰韶村而得名。典型的仰韶遗址有半坡、临潼姜寨、横阵、元君庙、史家等史前遗址，皆位于中华台区域之内。仰韶文化是以中华台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

                                    
         
         安诺文化，是中亚土库曼斯坦铜石并用时代彩陶文化。因最初1904年美国考古学家彭北莱（1837～1923）在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处发掘的安诺遗址而得名。分布于该国南部科佩特山北麓平原。
          年代为公元前5千纪初至前3千纪初。居民主要经营农业，有引水灌溉工程，主要作物有小麦和大麦。家畜饲养业相当发达，有牛、羊、骆驼和猪。房屋为单间或多间的土坯建筑，后者由若干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包括一间住房及附属的储藏间。各个聚落还有兼作崇拜中心和集会场所的房子，屋内设祭祀的灶火，墙壁或地面施以红、黑色的几何纹单彩或双彩。墓葬常散见于聚落之内。死者为单人侧身屈肢葬，有的尸体以赭石染色。有的无随葬品，有的随葬有少量饰物、容器或祭肉。
          晚期在聚落边缘的地面用土坯筑起椭圆形的集体葬墓室，墓顶为叠涩的券顶，面积一般为5～6平方米，每座墓内葬二、三人至十数人。陶器为手制的平底钵、碗、罐。彩陶为深褐色的单彩或红、黑色的双彩，绘出三角、菱形、方格、十字、平行线等几何纹及山羊等象生纹。不施彩绘的陶器胎呈灰色或红色,器表常磨光，间或施划纹。屡见红陶人像和动物塑像，人物塑像多为女性，推测系丰收女神。
           此外，还发现陶纺轮和陶车模型的轮子。工具有石制的镰刃、镞、锛、锄、掘土棒坠环、磨盘、磨棒、臼、杵、红铜铸造的针、锥、别针、斧、刀、镞、矛、凿，骨制的刮刀、磨光器、针、锥、叉等。饰物有金、银、红铜、宝石制成的串珠和垂饰，以及红铜制的镜、镯、环等。
           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并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 指出了仰韶村的位置。安特生发现这些石器、陶片来自豫.......并且将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纹饰进行了比较研究，与仰韶彩陶相似于在欧洲和西亚以及中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的陶器。这类陶器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欧的格雷西亚，俄国南部的特里波列和以及中亚的安诺地区都有发现，这些地方的彩陶虽然各有特点，然而在制作工艺，花纹图案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

         为此，安特生特意写信征求英国考古专家赫伯森的意见，赫伯森是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他观察了仰韶部分彩陶残片以及安特生关于安诺和特里波列彩陶纹饰的比较图，同时征求了其他专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红陶器带黑色彩纹的仰韶彩陶与中东和欧洲的彩陶同属一类。并且提出：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源头是中东的两河流域，因此在中国的西部特别是新疆地区一定会留下传播痕迹，很有希望发现相同的彩陶。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安特生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于是认为，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赫伯森的启迪下，为了验证彩陶西来的假设，安特生决定首先从青海，甘肃的河谷地区入手，寻找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存，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由于历史原因，安特生博士始终没有能够进入与西亚地区有着更广泛联系的新疆进行考察。此后，西方史家也就没有更有效地向东方进行探索。
         由于历史原因，那些笃信“炎黄子孙，一脉相传”神话的中国的历史学家，始终把眼光局限在传统的中原地区，坚持彩陶文化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并把安特生的科考结果与中国神话故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为由洋人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已经证明了炎黄神话传说的真实和可靠，没有必要再去深究这种文化的起源与传承。至今仍陶醉于中原中心论与五千年的历史，没有向西再跨一步，稍作探究。
         那么，“仰韶文化”的彩陶与“安诺文化”的彩陶的相似性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近一个世纪了，安特生之后，再也没人探索了。值得肯定的是，安特生的研究是正确的。“安诺文化”就是“仰韶文化”，属于同一文化。安特生大胆的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推测，而至今尚未见到中国史家提出过“东去说”。安特生及后来的西方史家并没有解决为什么是“西来”？怎样“西来”？中国史家仍固守于传统的自我中心，比较忌讳与西方文化扯上什么关系。
        其实，中亚的历史，也是华夏的历史，“安诺文化”自然也是“仰韶文化”向西传播的一个见证，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华夏”是何时传入中亚，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大约在公元前七千纪至公元前五千纪，这两千多年里，中华台上的部落内部逐渐产生阶级分化，公元前五千纪以后，有明显的奴隶的出现。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这一时期生活比较平静，人口增多。由于缺少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或记忆，其原因并不明朗。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有大量的人员向外迁徙。
             这一时期向西迁徙分三条路径：南路是从青海南下云缅，经印度进入西亚，典型的是苏美儿人。南路多以“夏母（苏美儿）”为族群标记。但“夏”的读音弱化为“su”，称“华夏”为“Asu”，由于他们记忆中“华夏”在东方，渐渐以“Asu”代表东方。后来演变成亚洲的名称“Asia”（华夏）。北路是进入蒙古草原，经过一段游牧化之后，进入中亚，再向欧洲及西亚扩散。北路多以“夏妈”为族群标记，如萨尔马特人的“萨尔马”即“夏妈”，这是北路西进的标志。此后在北方形成的“萨蛮教”，即“夏妈教”。但象马萨格泰人的“马萨”则是“巴夏”的音变，则更古老。
         中路是指经河套、阿尔泰与天山一带西迁进入中亚。这一时期中路西进的部落多以“华妈”或“华母”为族群标记，多记音为“阿马”、“阿姆”、“哈姆”等。中亚的阿姆河，实际就是华母河。这一时期进入中亚的以中路为最多，北路稍有迟后。
          原来在中华台，以今灞河为界，灞河东边是华胥氏，是华夏主族，灞河西是赫胥氏，也称大夏，帝喾时将二儿子实沈安排于“大夏”即指今白鹿原一带。这些西迁中亚的部落仍沿袭当年在中华台的体制，形成华胥氏与赫胥氏两大部落群，但统一的称号仍是“华夏”。这一形制至少形成于公元前六千纪前后。
         此后，他们在中亚接纳不同时期西去的各个部落，经过一段融合后，再向中欧北欧、印度河流域、西亚、地中海沿岸以至非洲进行扩散。除了一些部落仍以自己的族称向西方迁徙外，以华胥氏名义出现了哈梯、亚述、阿卡德、阿息、安息及突厥等。突厥自称“阿史那（Ashinas）”，“阿”为“华”的变音，“史那”是“夏”的记音，“阿史那”即“华夏”，这是其部落总的标记。
           突厥也自称“Asil”即“华胥”的记音。突厥的族源来自中亚华夏中华胥氏部落群。以赫胥氏名义出现的有赫梯、可萨（赫夏、大夏）、哥特、喜克索、南非的科萨人等。哥特人，实际是赫头人。夏，本义为“头”读sa，约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出现了另一读音“tou”，“哥特”相当于“赫头”，即“赫夏”。此后，有些部落将“夏”与“头”并用，如粟特、沙特、凯尔特。突厥是单用“头”来代替“夏”的，“突厥”是“头克”的变音。
         中亚是华夏文明向世界传播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明基地，在现代人类的形成和华夏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华夏人在中亚以“华夏”的名义，至今至少经营了八千多年，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了西方各地。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十分重要的中转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