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连载）前言

《乱世情缘》（连载）  前言

一个老三届中学生的传奇人生

蔡梓权

我一直想写些东西，写写我们经历的“文革”， 写写我们的同学、老师和亲友，写写我们历经的活动、斗争与事件，写写我们经受过的波折、艰困和危难，写写我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写写我们对生活、人生、社会以及历史的认识、思考和感悟。

所有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了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历程，我的历史，也就是我业经走过的路。写写这些东西，既是对生活的回顾，又是对人生历程的反思，也是对当时社会和历史的纪实，形象点说，也可叫做回望来路吧。这段历程，这个来路，既然走了一遭，期间际遇一些人和事，自然就会有一些历练和感悟。努力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于我而言，自觉是一种责任。对于已逝者，可是一种切实的纪念；对于后来者，也可作为一份分享，一种启迪，一个提示吧。反正退休了，趁着还能想，还能动，还能写，那就抓紧去做吧。

我于1949年出生，而且正是10月，正可谓“新中国的同龄人”，生逢其时。在这个时间前后三几年出生的人，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大体上正在读高中或初中，我当时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当时的高中、初中各三届学生，后来被统称作“老三届”学生。这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平和和欢欣，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困苦、艰难和挫折，我们都共同经受。往往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的淘汰品”。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要结婚生子的时候开始实行晚婚晚育，从乡下回来安排进小厂小企，刚过中年就不得不下岗失业”。这的确也是很多这一代人的人生历程写照。

但无论怎样，我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比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染病、因武斗、因斗争而不幸死亡的同学来说，我虽然在武斗中头部中了枪伤，在后来斗争中被打折了肋骨，但毕竟活下来了。虽然其后被关押斗争经年，后又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多年，但打倒“四人帮”之后，我还是得以安排做起民办教师。后来于1977年底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终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其后努力工作三十余年，在教育工作上也取得了人们认可的可喜的成绩。有同学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在当年胡捕滥杀的情况下，你能活下来，就算很不错的了。又得以做起教师，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教师岗位上居然能创立一项人们广泛认可的新的教学方法，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呀。

有的同学慨叹说，在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劫难之后，能取得如此卓著的工作业绩，此生足以自豪矣！很多同学都为之而高兴，称赞我为“老三届”同学争了光，并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不少了解我的曲折经历的同志都说，你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你本身就是传奇！

说起传奇，大凡传起来就奇。而有一些事情，也不得不叫人不奇。你比如说，在文革武斗的时候，双方对峙。我正在做着一件事情，一个同学过来叫我离开，他上来在我的位置接替做我的事情。我离开刚走离去几分钟，对方的狙击手开枪打过来，这个同学即被击中头部，伤重而亡。我有两个同学都是这样为我中弹殒命的，我一直认为，他俩就是替我而死的，否则，死的该是我呀。此其一。

其二，我头部中弹受伤，也说不清这一枪怎么打得这么准——枪弹从鼻梁右侧打进去，贯穿左脸颊，通过左耳道，击穿左耳背而出。据部队医院抢救我活过来的医生说，如果打偏一厘米，那就没法救了。同学去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医生说，出院？三个月他能起床就算好了。可是我刚十天就起了床，不到一个月，住院才二十八天就自己坚决要求出院了。当时我自己实在不把受伤当回事，以为算是衣服被打穿个洞，补上就行了；还是一心想出院又去战斗，根本没想到会有伤遗病痛的事情。这个任性真的遗下了往后几十年的伤遗后患。不过尽管伤遗病痛了二三十年，后来又经过三次手术方基本痊愈。但可喜的是，几年之后，脸部的那个着弹创口原有的一寸多长的那个伤疤，居然完全消弭不现了。外人完全看不出我受过如此枪伤。而且，几十年过来，除了伤遗致成左耳完全聋了，其他一切我一如正常人，多重多累的活我一样地干，包括在乡下时那些极其繁重的体力农活，照干不误。就这么奇。

其三，正是受伤之后，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美貌非凡、才艺俱全的女同学来到了我的身旁。因为我伤重住院，动弹不得，组织上安排她和另一个女同学留下来照顾我。后来另一个女同学回去了，她即自己留下来照顾我。这个女孩子的美丽，我说过，整个人世间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能歌善舞，本来文革开始之前，北京来的中央主办的东方歌舞团对她经过面试已经决定要录取她了的，但旋即文革开始而不成。她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俩本来不相识，就因为这样而相识，相知，相慕，当时不敢谈到爱。到后来我被关押斗争时，她才明确表示接受我对她的爱，即使人家要判我20年，她也会等着我。我被关押斗争了一年，后遭遣送回家乡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作为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看待。在乡下，有五年时间，我连生产队的社员会都不准参加。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一无是处，家徒四壁，贫病交加，穷困潦倒。而在我回乡四年后，在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她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孑身离家，乘坐着我借来接她的一辆自行车的车尾，悄然出走。我前后化了六天时间，骑一辆自行车来回驰程五百多公里，跨境四个县，接她来到我家乡与我结婚成家。我们在一起，就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异常艰苦而又自觉甘怡的农家生活。

这是认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和共同理想，而敢于舍弃自身优厚的一切，无怨无悔地执着追求，不为任何权势、名位、钱财所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一个极其平凡而又不乏伟大的既普通又崇高的现代社会中鲜见少有的女性，这是一段真实的患难相依、忠贞不渝、艰辛而又甘怡的美好姻缘，它比起那些历史的、文学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天作之合、患难夫妻、美满姻缘之类的爱情故事，自然一点也不会逊色。

其四，我在乡下插队务农前后十年，成了一个辛苦而不麻木的新型“润土”。我说过，我是一块种田的好材料。有文化，能劳动，不怕苦，这是最基本的本钱。我自小在一个小圩镇上长大，本来不懂干农活，但很快，农民能做的活，我基本上都能做，而且大都做得很好。我起早贪黑，忙里忙外，赶出完队里的工，又赶忙自留地上的活，一天到晚，从不知休歇。当地很多贫下中农评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勤快的人。

我是死心塌地作农民的，用后来人家时髦的话来说，叫做铁了心一辈子作农民了。我认为，几亿农民能够过的生活，我同样能够过。我从不企求、不期望、不奢想人家会安排我干什么别的。生产队的竹子、树木，全是集体的。别人都是擅自砍竹砍木，只有我年年栽竹种木。当时，连在哪个地方种一棵龙眼树，到六十岁时在树下一边放牛一边看孙子，我都作了规划了。我犁田耙田，播种插秧，除草培土，施肥杀虫，收割打场；养猪养鸡，种瓜种菜，走圩卖菜，买油买盐，借米还粮。过的就是贫寒农家的劳苦生活。看着在犁头耙齿间细碎重合的泥土，有时会想想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看到田间陇野原色四时的变换，有时会思索社会与历史的更替；由瓜菜价格的起落沉浮，更加切身体验到农民“多收三五斗”的辛酸和苦涩。

我们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但我们没有消极沉沦，我们在苦难之中坚持学习与思考，生活与成长，憧憬与追求。繁重的劳作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和体魄，苦难和艰辛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最底层的负重和高压，更加锤炼了我们的坚忍、坚毅和坚强。苦难必有曲折，曲折自多历练，历练本身就成了传奇。

诸多的苦难好像都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怪不得延绵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叫作“十年浩劫”。现在看来，这场“浩劫”也相当于2008年发生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它本身就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大地震。大难临头，谁也躲避不了。大到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包括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学生，在天崩地陷的重压之下，谁能躲避得了？这就叫做“在劫难逃”、“无一幸免”。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命运，包括我们自己。

试想，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按正常发展的话，我夫人或许真的就进了东方歌舞团，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名演员、艺术家；我也许该会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或许就会增加这么一个数学家、研究人员；当然，既然命中注定，无论怎样，咱俩总还是会在一起的。而很多同学，很多人的命运或许都会好很多，这当是可以肯定的。只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文化大革命居然还是发生了，我们的故事就有了现在这么一个版本。

不过讲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可能也没有谁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是一场大灾难。大多数的人，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都是热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加这一场大革命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些中学生，大家满腔热情，风华正茂，血气方刚，都是乐于经风雨，见世面，意志风发，斗志昂扬，志愿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保卫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当时的我们年轻气盛，后生可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幼稚误以为成熟，冲动化成为狂妄。谁曾想到，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竟会演变成“武化大革命”，人们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武斗，流血，死人，而自己倒反几乎被打成“反革命”的呢。

历史有时候真的是被颠倒的，特别是当一些事件被某些主控势力人为操控的时候。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其本来的真实的面貌，则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力量。但无论怎样，一经既往的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及其过程，就已成其为历史了，无论它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被颠倒的历史。历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往往就体现在这里。

实际上，很多事情确实是事出有因，起于偶然，但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往往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这就叫做，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辩证法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吧。

细想起来，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可能是身居其中的人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或者说，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和后果。且不说从中央到地方高中层各级的官员和人士，就看社会下层、低层的一般的干部和平民百姓，当时被斗争的人、被打倒的人、被打败的人，固然不会有谁希望得到如此倒霉的屈辱的结果；就看当时那些整人的人、斗人的人、取得胜利的人，他们可能会心安理得、趾高气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一番，但到头来，文革“处遗”下来，很多人也不见得好到那里。这么一场自上而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么一次及至所有民众纷争扰攘的大斗争，这么一次遍及全国几达内战的大动乱，这么一场全国人民无不深受其害的大灾难，谁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当然，就像当年有的评论家曾经说过的那样，遭受文化大革命祸害最悲壮、最惨烈、最长久的民众群体，莫过于“老三届”这一些青少年学生了。这一批曾被高捧为“革命小将”、“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年轻人，这一批刚届成年、初涉人世、几无社会和生活阅历的初、高中学生，大家满腔热忱，血气方刚，肩担道义，舍生忘死，投身革命。辩论造反义无反顾，武斗冲锋无所畏惧，被斗挨整首当其冲。结果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残的残了，斗的斗了，判的判了。连累父母，殃及家庭，贻误自身，波及后代。他们被捧得最高，被摔得最重，被整得最久最痛。可以说，这一批人的人生境遇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伤害是最惨最苦最久的。

有的评论家说到，被错划的“右派”后来得到“摘帽”了，被打倒的老干部后来得到平反了，在文革中被处理的大学生后来也得安排工作了，他们总算恢复了名义，工龄照算，工资补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应有的一定的补偿。可对“老三届”这一些青少年学生，对这一代人，有谁替他们说过些许公道话，有谁给过他们公正积极的评价，更别提什么政治或经济的补偿了！

文革的痛苦经历，化成为影响这一代青少年学生们一生的挥之不去、讳莫如深的梦魇般的政治幽灵，化成为一片莫大的政治阴影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们。文化大革命这一个时代的历史的错误，为什么非得让“老三届”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一辈又一辈地无奈地、无辜地背负着这一个无形的沉重的十字架枷锁呢！

风依然在吹，水依然在流，时光依然在流逝。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时间过去40多年了。当年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大都已年届花甲，发白双鬓。岁月催人老，时间也在使人遗忘。文革早已过去，它可以过去；但文革不应当被遗忘。只有不遗忘才能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现在，回望来路，写写当年，为的就是这样的初衷吧。

                           2010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