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子，我一辈子的哀痛 | 曹启章

　　那是1980年8月16日的清晨，“噢哇——噢哇——”，几声亮亮的，脆脆的婴儿的哭叫声划破了县医院原本的宁静祥和。嗬，那是我的小儿子来到了人世间。

　　当护士将我爱人和才生下的小儿子推进病房后，顾不得民间有关男人三天不得进产房等禁忌的说辞，在产房外等了觉得好长好长时间的我，便急不可耐地推门闯了进去。哈，我看见了，看见了我那刚刚出生的小儿子：湿漉漉，黑里泛黄的头发紧贴在脑门上，头比大人的拳头大不了几圈儿，额头上布满皱纹，脸庞红滋滋的就像蒸熟了的红薯，咋看都像个小老头。他被紧紧地包裹着，只有两只小脚丫子不安分地胡乱蹬踏，哭声一阵比一阵紧，一声比一声响。饿了？还是冷了？

　　儿子！望着他那张怪兮兮的小脸，我内心立马充满了生为人父的激动和遐想，觉得此时的小儿子比阳世上的任何东西都要无比贵重。“娘不嫌儿丑”，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没过几天，他就随着妈妈出院回到了家里，迎接他的是从山东老家赶来的慈爱的姥姥和另外几个亲戚。大家你抱抱，我亲亲，都夸小家伙长大了保准是个回头率很高的美男子。

　　“唰唰唰！”，眼皮子一闪，小儿子就到了过“百岁”的日子。此前“抓周”的形式我俩没再举行，唯恐他抓的物件不理想造成我俩思想上的负担。按规矩过“百岁”日请客前照例要给他起名字。按照我们家族里的辈分，他这一辈是“林”字辈，应启“曹某林”才对。但自诩有点文化的我，硬是第二次违背族规，给他起了个“曹恒明”的名字，因为大儿子的名字叫做“曹恒亮”。亮亮明明，明明亮亮，多么响亮动听的名字哟！俩娃的名字深切地寄托了年轻父母对他俩未来人生路途上的无限憧憬，也希望他俩像太阳一样热烈，光明，充满青春活力。

　　“百岁”过后，小儿子越长越俊秀了，一对儿眼睛又明又亮，修长修长的眼睫毛一眨眼睛就扑闪扑闪地遮住了黑葡萄般的眼仁儿。奶脂样的脸上长着小巧挺直的鼻子，小巧的嘴巴，俩酒窝儿一左一右，一笑就更深了。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俩心里比灌了蜂蜜的冰糖水还要甜百倍，香百倍，一有空闲就一手领着大儿子，一手抱着小儿子满校园里游逛，似乎很有些夸耀的意味。有一回，我将他带到老家，刚走到巷口上，一个下地归来的中年女人一见就惊呼道：“哎哟，你这抱的是画片上的娃娃吗？”。小儿子降生后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又快乐地过着，过着……

　　哪知到了1982年，原本生活很平静的我却遭遇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更遇顶头风”的厄运。这年的农历2月18日，我那刚刚跨过花甲门槛的，为全家人的生计操劳了一生的妈妈，因患恶性病症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没有了，家就像垮掉了一大半儿，我们兄弟姐妹痛不欲生。丧母的哀痛还没过去，紧接着我那两岁多点的小儿子又不幸夭折了。这一年当中突然的双重打击，使我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小儿子真可怜呐。半岁前我俩没发现他有啥明显的病症，很正常，活泼机灵，也开始“咿咿呀呀”地“说话”了。每当我早上出门给他打招呼：“明明再见！”时，他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还非要挣脱姥姥的怀抱大概意思是要跟着我去。下班回来，只要他醒着，一准就奓着两只小手要我抱抱，抱在怀里后他会用小手摸摸我的脸颊，然后将他的小脸蛋紧紧地贴上来。

　　小儿子半岁后就明显地感觉有些不正常了。首先是脖子软耷耷地直不起来，头当然更没法抬了。其次是不会坐，即便是拿衣物或被子前后左右垫着围着让他坐，他也会翻倒。我俩着实慌了，赶忙抱去医院诊断，医生说是脑瘫，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可能。怎么会是脑瘫？我俩根本不信，再三去就医诊断结果依旧是脑瘫。

　　，也就像有无数把利刃在我俩的心上割啊，剜！剜啊，割！那份疼痛哪，简直就是疼彻肺腑的，用任何语言表达都是苍白无力的。多少个白天，我俩满面愁云，六神无主，精神恍惚，吃不下饭；多少个夜晚，我俩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眼睁睁捱到东方发白。多少次面对亲朋好友们探询，狐疑的眼神，我俩强作欢颜，不愿吐露实情……还有多少回我自问，我的小儿子咋会得了这种病？是不是我坏天良遭到了天谴？但仔细反思自己的过去除了念书就是工作，不骗不偷不抢更没放火杀人，是清清白白的呀。也曾一度，我怀疑就像有人说的，如果祖坟里葬了不该葬的人，很有可能会使后人遭遇某种不幸。本来我是个不迷信的人，一直认为那无非是骗人的昏话罢了，但为了小儿子我宁愿相信一回！

　　于是，我遍询家族里的耄耋老人，但他们都说祖坟里所葬之人没啥问题，既没有上吊的，也没有投河的，更没有为非作歹被政府枪毙的。怪了，抑或是近亲？那更谈不上。我是地地道道的青海人，爱人是远来的山东姑娘，我俩相隔千山万水呀！思来想去就是没有个准确的答案。我俩愁肠百结，寝食难安，整日以泪洗面。从此，家里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不时前来探询病情的家人、亲朋好友。万恶的病症就像魔兽用巨掌毫不留情的攫住了我俩的心弦，疼哪，疼！

　　直到有一回在闲聊中，同教研组的王老师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医院照X光检查身体会带给人诸多危害，尤其弄不好还会造成脑部伤害。哦，我这才恍然大悟，小儿子的病症终于找到了！那是1979年底，学校要将我爱人和几个合同工转为正式工时去医院做了体检，其中照了两次X光，当时我爱人正好是怀有身孕。天哪，很有可能就是那两次X光照造成了婴儿的脑瘫，毁掉了我的小儿子！既然查明了病因那就抓紧治，哪怕是砸锅卖铁！

　　那时候，我是湟中一中的一名语文教师，爱人在学校总务处上班，俩人的工资很低，加起来都超不过1000元，还要顾着5口人生活。但为了搭救小儿子的性命，我俩就每月匀出一半的钱来看病买药，一半的钱用来维持生活。没钱，大医院进不去，也看不起，只好找私人大夫甚至到“赤脚医生”处看病抓中药，每回一抓就是一大包，一大包，就跟兽药的剂量差不多，直灌得小儿子上吐下泻。时间长了，小儿子就产生了抗逆的心理，只要一喂药他就拿舌头顶住汤勺硬是不肯往肚子里咽，喂药时常常喂出大人一身汗。

　　平日里，只要一有闲暇就打听哪个地方有好大夫，哪里的药便宜些。只要有人推荐了好大夫，便宜药，不论刮风下雨，炎阳喷火，也不管天黑天亮，抱上小儿子就走。路远时为省钱就央求认识的司机给搭个便车捎带一程。路近些，就徒步前往，坑坑洼洼，跌跌撞撞，泥泥水水，全然不顾。

　　由于一半的工资都买了药，所以一家5口人的生活质量也就每况愈下，白菜、洋芋、萝卜、大头菜、胡萝卜是家里的主打菜，一年要吃掉两三麻袋洋芋，冬天腌上一大缸酸菜，还腌花菜。面，也舍不得买好一点的，尽拣便宜的，甚至吃过掺了麸皮的等外面。肉，除了在重大节日里买上三五斤解解馋外，其它时间里只能是个奢望。顾了小儿子的病情也就相应地亏欠了大儿子。不要说让大儿子由着性子挑着拣着买自己喜欢的零食吃，夏天5分钱一个的冰棍儿也只准他一星期里吃一回。大儿子也很乖巧懂事，吃过规定的冰棍儿后绝对不提再买第二个。

　　有一回，我有事去街上大老远就看见一段矮矮的墙头上坐着两个尕娃，其中一个很像我的大儿子，走近了果然是他。他正和另外一个尕娃轮流你一口，我一口的抿着一个冰棍儿。见此情景，我心里很酸很酸，也惆怅了好一阵子。

　　198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塔尔寺照例举行祈愿大法会，白天开放各大经堂，跳阿卡社火，晚上上下两个花架摆出名闻遐迩，璀璀璨璨的酥油花。那天，我手里攥着家里仅有的5块钱也抽空去转转。转了一上午，又累又渴又饿，眼瞅着路边里小摊贩们高一声，低一声叫卖的香气四溢的卤牛肉、手抓羊肉，还有热气腾腾的粉汤、拉面、面片，口水就止不住在嘴里打转转，那5块钱在手里几乎被攥出了水，但就是不敢花，还想着在集市上买点便宜管用的药啊。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俩拼尽了全力，小儿子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愈加严重了。以前还能勉强咽得下几勺勺米面糊糊、开水和药，但到1982年的下半年就不行了，水、药基本上咽不下去，人也瘦的变了形。人饿肚子时想吃饭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啊！病入膏肓的小儿子只要一闻到饭味儿，只要一见到碗，不管是空碗还是盛了食物的碗，紧闭着的眼睛瞬间就会睁得大大的，无神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一眨也不眨。他太饿了，他太想吃饭了！但就是咽不下去。每每这时，我俩的心就像被刀子戳着，疼啊！爱人天天以泪洗面，下班一回家就抱着小儿子哭啊哭，亲啊亲……

　　那是腊月里的一天，天空浓云密布，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傍晚，我将奄奄一息的小儿子抱在怀里，对面的饭桌上搁着一只冒着微微热气的碗，里面是姥姥准备凉一凉后还要给他喂药的开水。

　　突然，小儿子的眼睛睁开了，两眼紧紧地盯着开水碗好一阵子。渐渐地，他的眼睛闭上了，头在我的肘弯里垂得更低了，两只小手也放开了，全身慢慢地变凉了……

　　天塌了，地陷了，我的小儿子走了，饱受了两年病痛折磨的小儿子永远地走了，他是从我的怀抱里走的，直到现在我依旧忘不了他临去前渴望吃饭的那种渴求的眼神。

　　爱人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撕心裂肺。我把渐渐变硬的小儿子轻轻地放在床上，噙着泪，骑上自行车连夜去老家叫来大哥和木匠，赶做了一口小小的松木棺材，把他埋在了蚂蚁沟里一面小山坡上。小儿子走的时候，头上戴的是姥姥亲手做的虎头帽，身上穿的是碎花的紫色小棉袄，脚上穿的是姥姥亲手做的虎头鞋。

　　小小的坟头堆起来了，前面点了一堆火，熊熊地。站在坟堆旁，我木呆呆地望着满天乱纷纷的鹅毛大雪，哽咽着说，“我，我把一个儿子撂这里了！”大哥默默无语，前来帮忙的同事们静静地伫立。天地无声，四周寂寥，唯有鹅毛雪片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哨儿风此起彼伏肆虐呼啸……

　　小儿子，我一辈子的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