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着力破解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

蓦然回首，中国新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近年来，梳理、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论著不在少数，而贺仲明的《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一书尤其值得珍视。此书致力于梳理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总结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经验、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误区，其意在于重建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形态和民族精神。有此等高远的学术抱负，且又能付诸切实的文学研究，这在当下环境中难能可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贺仲明一直以百年乡土文学研究和新时期作家心态研究驰名。按照他在本书后记里的说法，他之所以近年来着力于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研究，是因为他在长期的乡土文学研究中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号称为中国乡村和农民而写作的中国乡土文学实际上离中国的乡村和农民相距甚远。这不仅是指文化精神上的隔膜，而且包括艺术传达与文学阅读之间的断裂。乡土文学如此，整个新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百年中国新文学取得了骄人的实绩，但与历久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许多中国读者乃至西方汉学家大抵会有这样一个尴尬印象，即中国新文学比较西洋化，与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学精神有脱节之嫌。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文学史判断，贺仲明决意探究百年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在他看来，本土化与本土性不同于民族化与民族性，虽然二者关系密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通，但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民族化与现代化构成一对命题，而本土化与西洋化组成另一对命题。显然，相对于民族化来说，本土化的概念和立场带有更为强烈的中国色彩。提倡文学的本土化，实际上是对文学民族化的强化与深化。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语境中，像贺仲明这样努力破解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正是对我们时代的文学命题所做出的深刻回应，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这部论著主要从“道”与“器”两个层面来破解中国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这里的“道”，主要指文学的思想内容层面，包括思想、文化、伦理、精神、心理等文学内蕴，即文学的形而上世界。所谓“器”，主要指文学的艺术形式层面，包括文体、语言、叙事、风格、结构、形象等方面，虽不如形而上世界显得高大上，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审美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道”的本土化层面而言，此书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国新文学中对“爱”和“个人主义”等思想与伦理所进行的本土化表达，认为中国新文学家普遍未能创造性地转换中华民族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因而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与拓展空间；同时又通过对废名、孙犁、周立波、莫言等乡土作家的作品分析，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族乡土文化传统和民间乡村自由精神，由此揭示中国作家未来努力的方向。就“器”的本土化层面而言，此书的分析更加深入，更能体现作者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和独到的文学史眼光。在他看来，废名和周立波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本土化健将。可惜在他们各自的文学时代里，以及后来者眼中，他们的文学本土化成就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误解和忽视。而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还文学史以公道，让真正致力于中国故事讲述的新文学家名垂青史。而涉及新世纪文坛中大放异彩的“江南三部曲”，作者则给予了理性的批评。他批评作家格非在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中未能成功地塑造出充分本土化的人物典型形象，并对其中的原因予以辨析，指出格非未能跳脱出早年理念化的先锋文学经验，这妨碍了他在先锋文学本土化转向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虽然笔者是欣赏“江南三部曲”的，但依旧觉得论者言之成理。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力量。

这部论著还专门论述了中国故事与文学传统的问题。关于中国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牵涉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转换的问题，而且牵涉外国（西方）文学传统与新潮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中落地生根的问题。换言之，现代化与本土化其实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相对而言，此书主要立足于新文学的本土化（民族化）立论，而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从新文学的现代化（现代性）角度考量，这就难免会引发误解或新的偏向。好在作者自身很清醒，他在附录的《关于文学本土化问题答客问》中提醒自己要避免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因为一切关于文学本土化的论述都是建立在文学现代化的基础上的，没有现代化的文学本土化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提倡文学本土化时也需要审慎地防止陷入本土化误区，不能把文学本土化过于神圣化和绝对化，那样会导致对百年新文学本土化成就的讥评。实际上，百年中国新文学在本土化或民族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客观深入地加以理论总结和提升。

（作者：李遇春，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