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人：《红军姨母》第二十章：五七干校 有去难归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了。这一年，党号召广大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变质，毛主席提出的有关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省级行政机关单位，各厅、局都在省内各县市建立起自己系统的干部五七干校。然后，组织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那里参加劳动锻炼。省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建立在博罗县。一九六九年四月，苏明第一批下放到博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博罗县座落于广东省粤东地区，人少地多，属于红土地带。这里地处山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省卫生五七干部学校就建立在离博罗镇十多公里的郊外。

　　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既是党的号召，苏明第一个报名到五七干校去锻炼。她把孩子放在广州，离开丈夫，背起简单的行李，跟随着第一批下放干部，坐上开往博罗县的汽车。

　　到博罗五七干校一看，名义上是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十多间用茅草搭起来的茅屋。每间茅屋内，都安放着四张睡床，这些床都是用树木一支一支捆织成的，凸凹不平。干校没有办公桌，没有运动场，唯有在每间茅屋的角落里，整齐地放着四把锄头、四对粪箕的劳动生产工具。

　　干校的第一天起，苏明就扛起锄头，每天与大家上山开荒种甘蔗。多年不参加体力劳动的苏明，中午收工回来，四肢累得像散了架，不想吃饭，只想睡觉。傍晚收工回来，先到职工集体食堂吃饭，每个人分到一大碗大米粥和两个蕃薯，然后，回到宿舍提水桶到临时挖好的水井打水洗澡，冲去身上的汗水污尘。完后，回到那昏暗的房间宿舍时，其他的三位女同志都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此时，唯有苏明老是睡不着。此刻，她不是不累，说实在的，她确实也是很累，真想早早睡去。可是，当刚躺到用树杆捆织成的木床上时，那大小三个孩子的影子又出现在她的面前，叫妈妈要吃的，要水喝的情形。对孩子的想念之情，每个母亲都有一份割断不去的情感。但是，苏明对自己的孩子，却多了一份牵念之情，多了一份疼爱之心。因为，她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与经济困难年代出生的。她们的出生环境、生长的童年比不上其他同志的孩子的童年那样的快活幸福。所以，在心里总象欠孩子一笔感情债。如今，孩子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自己却来到这遥远的山区劳动，不能在她们身边照顾。对此，对孩子们的想念之情，总是撩绕着她的心，使她久久不能入睡。

　　山区的夜晚，没有歌声，没有笑声，四周显得沉默可怕。只有那些孤独的鸟，在寻找不到吃时，深夜站立在树枝上“呜呜”地叫，伴随着这一批从城里来的干部投入梦乡……

　　苏明在五七干校干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拾粪。因为，种植甘蔗、种蕃薯，都需要牛粪或猪粪。对此，对拾粪这项工作是重中之重。对于种甘蔗、种蕃薯、拾粪等工作，苏明在不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她经常与母亲一起干，更多的时候是与表姐美向姩干。因此，她对种甘蔗、种蕃薯、拾牛粪等项工作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种甘蔗、种蕃薯是集体行为，拾粪是单独行动的工作，这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博罗县人都是讲客家话方言，然而，苏明是海南人，讲海南方言。她在海南参加革命工作时，琼崖纵队战士们绝大多数是海南人，在开会、作战、行军时，大家都习惯讲海南话，很少甚至不讲普通话。从调离海南岛来到大陆广州后，才渐渐学讲普通话。可是，年龄大了，咬音不准确，造成发音不标准。这样，使她讲的每句普通话都带着浓厚的海南方言。所以，每当她与别人讲话时，别人都不能够听懂她的普通话，一起生活久了，许多人都是靠理解去领会她所说的意思，与她进行语言交流。

　　因此，由于语言交流方面有困难，她挑着粪箕深入田园、村庄拾牛粪时，一整天都没有讲一句话，人们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她。一次，她一个人来到下坡园拾牛粪，在返回的路上，竟迷了路，不知道如何才能回五七干校？在路途中一连问了五六个人，他们都表示听不懂，有的揺了摇头就走开了；有的默默地走开了。这样，苏明只好挑着一担牛粪在山上转了一个大圈，直到夜晚九点左右，才回到干校。她累得腰酸背痛，精疲力尽，第二天，她就病倒了。

　　在博罗五七干校干了一年多时间，当她对这里的环境渐渐熟悉时，一九七0年七月，省卫生五七干校搬到了韶关。这期间，许多人在五七干校劳动二三个月都返回广州了。可是，苏明一直在五七干校干了一年多时间，她都没有接到轮换的通知。这一年，苏明已有五十岁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吃树皮吃野菜，患病得不到医治，使其身体一直都十分虚弱，加上她在干校的艰苦劳累与想念孩子的思想精神压抑，患上了心脏病。这时，她考虑到许多同志都轮换回广州了，而自己又患了心脏病，要求调回广州。但是，厅主管人事工作领导不同意，把苏明正当要求说成她是怕苦怕累的表现。看来，苏明要按照正常渠道调回广州是十分困难了。于是，她便向组织提出退休的请求。这位领导说：“退休可以，但不能回广州。退回老家琼山，可以！”苏明一听到回老家琼山，脑子一下子就快要爆炸一样，难受极了！

　　苏明回想起自己的身世，那痛苦的眼泪就一滴一滴的流掉出来。十三岁时，她就先后失去父母，成为一位孤儿。为了生活，到处流浪，投亲靠友，维持生活。十五岁就参加我党地下交通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参加*，一九三九年参加琼崖纵队。参加革命后，老家的房屋，早已被日本鬼子烧掉了。她没有亲人，没有家，如果回老家如何生活呢？回老家，这不是等于自找灭亡吗？她对这一无理的安排，拒绝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这样做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组织上才同意她调回广州。但是，那位领导人又节上生枝，提出一个先行条件，就是必须退休。

　　善良、朴实的苏明，不知道这是某领导的阴谋，为了能够回到广州，与孩子们一起生活，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她只好答应退休。于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十岁的苏明，她办理了退休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