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妹子

川妹子

文/徐恩华

（一）

  人们都说巴蜀是天府之国，可不知为什么，正当天地开始大变样的时候，在一个如墨如漆的五更天，妈背着只有一岁的妹妹慕娟，拉着六岁的我，跟在担着两个大麻袋的男人身后，悄悄地逃出了生他们养他们的村子……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爸爸李幼云。当鲜红的曙色洒在蒙蒙的晨雾上时，“东方红”号江轮拖着深沉的步调向富饶的天府之国发出了无限痛惜的道别，记得当时，谁也没有什么表示，我只是默默地看着爸爸和妈妈，连妹妹也没哭一声。我们一家人似乎感到一阵轻松和自由，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长长地吁了一口多时未能吐出的积气。特别是爸爸抓着栏杆，仰首凝视着红日升起的东方，他那神情就象巴不得一口气把巴山蜀水抛得远远的。

在船上的两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紧张,也很狼狈,坐着的时侯,总是担心挡了别的乘客的道儿,站着的时侯,总是担心碰脏了姑娘大姐姐的衣服，因为那两个大麻袋很不得体，究竟不适合做旅行包，更何况是在三四层楼的“东方红”江轮上呢！它简直是我们拮据的标志，所以，每当我们坐着或站着的地方，都会形成一个宽适的圆形地盘，尽管特别小。我们走得很匆忙，连一个红薯也没有带上，看见人家吃苹果，我馋得直流口水，加上肚子一折腾，我更想家里的红薯，想那装满红薯的地窖。当一个和爸爸年龄相仿的男人扔下一个啃得差不多的苹果时，我象见了蟠桃一样，一下子把它抢到嘴边。然而，冷不防重重的一巴掌打来，苹果掉在甲板上，我懵懵懂懂的，望着爸爸那副寒酸而又愠怒的脸，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爸爸把我搂在怀里，坐在麻袋上，留下了一串负疚的泪珠。大概是我们的泪水提醒了人们，那个男人拿出一个鲜红的大苹果，向我的小手递来，爸爸苦笑着死活不肯收下，还是妈妈出面解围，领受了人家那片朴素的心意。但我并没有啃上一口，只是把它拿在手上，几次递到爸爸那干裂的嘴唇边，然而，他并没有开口。他是在生我的气？还是在想什么呢？直到今天，我才明白，那天，在“东方红”江轮上，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无意中伤害了她的爸爸、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的自尊心。

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出村子的时候，爸爸大概没有考虑，在江轮上，安静的当儿，想起这，他似乎很迷惘。所以，当一个川西妹子递给我一个大红薯时，爸爸那愁容满面的脸忽地露出惊喜的神色，好像沙漠中渴得半死的人见了水一样，“妹子下湖北不？”

“是啰！”

“不是找那个……”爸爸接着问道。因为当年那阵子，很多四川女子因为温饱问题顺江而下，出嫁到湖北沿江一带的鱼米之乡。

记得当时那个大妹子脸红了，没有说话，可不象我，而是笑了，我不解他们深意，只记得那妹子一个劲地夸湖北是个好地方，金水河畔有的是大米和鲜鱼，男人小伙帅的不说，浑身有的是力气，那时，爸爸的确是神往了，我只是好奇地盯着她鼻孔左边的那颗大黑痣，觉得那痣恰到好处，美得可爱。

现在想来，我们一家人最终落脚金水河畔的鸡子湖，与那位黑痣妹子的鼓动不无关连。

（二）

爸爸在一个叫鸡子湖的塆子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当时，已是秋收将尽时节。虽说已是分田到户了，但走集体化的生产队仓库还在，经爸通融几趟，张组长总算让我们一家四口人安下家来，土灶和薄铺，虽在同一间库房里，却也相隔甚远，可以说是互不相干的了。然而，这也算得上个家么？哪一点比得上坝子坪那三间青砖布瓦屋呢？还有那满窖子的红薯。我真不明白，爸爸妈妈仅仅为了三顿白米饭就抛弃了家园，远道他乡谋生？

简单的家安定下来了，爸爸成天率领全家人到秋收完的稻田里拾稻子。除了妹妹绑在妈妈的背上，一天下来，一家人三双手竟能捡七八十斤稻子。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稻子，面对顿顿大米白饭，妈妈的笑容多了起来，爸爸更加神气。睡觉的时侯，虽然不免叹上几口长气，但他们的谈话毕竟比江轮上要多，也不至那样窘迫。那时我想，世上竟也有如此的好地方。大米真好吃，我真高兴，整天跳着，蹦着，同塆子里的孩子们游戏着。想来也真好笑，一个天府之国的女孩子怎么一下子同鱼米之乡的小伙伴乐上了呢？而且是那样的融恰。然而，正当我玩的高兴的时候，爸爸的脸色却变得十分阴沉难看了。

就在我们来到鸡子湖的第一个春天，妈妈腆着的大肚子放了下来。我又升了一级，多了一个小妹妹，我真高兴，亲着她那可爱的小脸蛋。也许是重了一点，她竟哭了，兴许是怒骂她的大姐我。正当我逗得起劲的时候，一根只烧了梢的棉梗“碰”地落在我的头上，我不理解，也无法明白，我是什么惹恼了爸爸，让他生出那样大的恼怒，泪水巴哒巴哒地落在我的小手上，只有两岁的小妹妹慕娟呆呆地站在屋子中央，出神地望着她的爸爸，和妈妈睡在一个枕头上的男人，“他为什么越来越凶了呢？”我当时这样问自己，“餐餐有白米饭呀！”

的确，春天到了，爸爸操起了烧砖的旧业，一家人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加上又添了一朵小花，爸爸应该高兴才是啰，怎么会常常将两道并不恶煞的浓眉皱到一块去了呢？我只知道妈妈并没有象张组长家的泼妇那样，动不动就骂男人，哪一顿饭不是端到爸爸的手上？那一盆水不是妈妈送到爸爸的脚下？不过，有件小事倒是叫我犯疑，即便是每当我把张组长两岁多的小男孩带回家玩的时候，不光妈妈有了笑色，平日不语的爸爸也凑过来逗了他:“姓什么啰？”“跟我姓李好呗？”“天天买糖你吃！”……

及至小男孩走后，爸爸妈妈都象收音机挖去了电池似的，沉默不语了，显现出黯淡的神色，尤其是爸爸整天摆着一副阴沉的脸。如此这般，很有几次，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倒在简单的床铺上，两眼痴痴地盯着那破旧的屋顶，想什么呢？只有顺从的妈妈知道，可她当时并没有告诉我。“您累了吧，爸爸？”那时，我就学着妈妈关心爸爸了。可是，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把我的小手抓住的意思，更没有江轮上那样的表情，他的手冻僵了似的，他的心也象结了冰块儿。当我倔强地摇着他的手、要他答话时，他很不耐烦地把手抽了回去，侧着身子睡了过去。

那年的春天似乎特别长，秋天却来的格外的快，转眼就是开学的日子。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样，别提我有多高兴，整天雀跃着，期待着九月一日的盛典。然而，当我的小伙伴们把花花绿绿的课本朝我挥动的时候，我懵了，急忙问妈妈，我哭了起来：“我要上学，我要上学呀，妈妈！”可怜的妈妈的答复却是无声的泪水，我更加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妈就不能痛痛快快地答应我上学呢？“不要添新衣服，没有书包也行！”我哭着央求妈妈，而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我的头，说不出话来。

（三）

那年秋天，我终究未能上学读书，没事的时候，我就背着最小的妹妹到处逛逛，因为妈妈的肚子又大了起来，看她那吃力的样子，我以为就是因为这才没答应我上学的。看到妈妈吃力地劳作的样子，我就想起了回家就躺在铺上的爸爸，我担心他病倒了，他是全家的脊梁啊！于是，我也时常到他做砖烧窑的工地上去看看，每每去的时候，都带着两个妹妹，也好让妈妈轻松一下。这是离塆子有半里路的大土墩子，上面还有几座快要踏为平地的大坟堆子，没有一颗树，没有阴森可怕的气氛，四周显现出极其沉静的景致。大墩如同永远躺着的先人。在这里，爸爸为张组长及其他几户人家烧砖箍窑。每当我领着两个妹妹来看他干活时候，他总是好象没看见一样，一声不吭地揉着手中一大团一大团的泥土，做着他的砖坯，他只是在二妹喊“爸爸”时他才默默地看上我们三个一眼，聊作答应，而后又继续着他手中那漫不经心的泥活。即使是三妹哭了，爸爸也不曾过来把他抱一抱、哄一哄、亲一亲，他唯一能够表示关心的动作便是远远地抛来一颗不曾加工的泥丸子。

爸爸渐渐地萎靡，我倒渐渐地习惯起来，他很少说话了，我也知趣地不去问他这问他那了，我以为不惹他生气比什么都好。我倒是时常把张组长那两岁的小男孩领回家中，和平常一样，爸爸照例追问他姓什么，“跟我姓李好呗？”妈妈呢？站在一旁，摸着她那又腆起来的大肚子，叹口长气，苦笑几下，摆了摆修长而又发黄的头发，显出无奈的神情。可有一回，这小男孩的回答叫爸爸非常失望，竟是“不跟你姓！”我猜不透是真假，爸爸当时气呼呼地吼道：“给老子滚回去！”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发如此大的脾气，我赶紧把未满周岁也没起名的三妹抱在心口，只见爸爸痴迷地盯着妈妈再次鼓起的大肚子，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有手指微微颤动着。

那年的国庆节刚过，稻子虽未成熟，却呈现出丰收的景象，我也期待着能拾到小三丘一样多的稻谷。可是，就是在那个天刚破晓的清晨，妈妈发现爸爸不见了，而我却天真地安慰妈妈道：“爸爸兴许赶集称肉去了。”因为，刚到鸡子湖的那年秋天，爸爸见妈妈的肚子不同上次地大起来，曾经特地起早赶集称过一回肉。然而，不同的是，这回是悄悄地走的，如同我们悄悄地走出川府之国的坝子坪一样。

这天的幕色比任何一天都黑，黑得叫人格外心焦，我站在大路边，领着一声不响的二妹，四下张望，每当路的尽头走来一个颤悠悠的小黑影，我的心居然一下子紧张起来，但愿是我那愁容满面的爸爸。没有爸爸，我们娘儿可怎么过活呢？月牙儿升起来了，散落着清冷的寒光，星儿也冲着我俩眨眼，可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哪儿去了。路上有的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大，然而，他是别人的爸爸。妈妈好像忘记了我们姐妹俩，当一钩月牙儿带着几颗孤冷的星儿在夜色中疲惫地移动时，我搂着两岁多的二妹绝望地回到那空旷而寂寞的家。其时，虽然妈妈早已把晚饭做好了，但是，她没有动口吃饭的意思，只是凄苦地低头坐在土炕上，摸着她的肚子，痴得象个木偶。我把二妹放下来，妈仍不理会我们，更不问我们上哪去了，怎么不记得回家吃饭，只是默不作声地把两个小妹妹搂在她那并不宽裕的胸怀，凄凄地瞧着我：“晓娟娃，你要是个男孩子妈该多好啦!”我不明白，妈妈怎么会无端无尾地冒出一句不明不白的谜语来。我猜得着吗？七岁的小女孩能明白吗？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学，尽管不懂得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天夜里，我很想爸爸，幻想他怎样向我们走来，所以睡的很晚。第二天，照例醒得很早。妈妈先是坐了起来，悄悄的，一声不响，显然是怕惊动了我，我不便打扰她，只是蜷缩大腿边。可是，几颗苦涩的泪水滴破了静穆与空旷。我不知道妈妈会想些什么，我更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叫她露出笑脸。早饭很快就烧好了，头天晚上不曾动过筷子，大概是饿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妈妈比任何一餐都吃得快，好象要去赶集似的，然而，刚放下碗筷，她就领着我们出发了，到什么地方去？太阳刚刚挣脱地平线，象个熟透了的蛋黄，三妹拍着白嫩的小手笑了，甜甜的，似乎知道那玩意很好吃。“就往那边找吧，也许能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我们走啊，找啊，问啊，直到傍晚，我们追赶的那个太阳终于不见了，因为我们的方向与它正好相反，当我们拖着酸软的双腿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家时，才确信一天的奔波没有得到丝毫有意义的消息，哪怕是爸爸躺在什么路边、草丛中。坐在地上，我痴呆地仰望着空旷的旧屋，蓦地升起一团怪想，有爸爸多好啊，尽管爸爸很少同我说话，甚至有时冲着我或妹妹无端地发火。

就在爸爸走后的第四天，我们得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塆里一个沈二婶的女人在县城的汽车客运站里看见了李幼云。种种迹象表明，我的爸爸，是有意撇下我们母女出走了。关于爸爸李幼云出走的原因，沈二婶说得很婉转，我记得张组长的女人却说得很含糊：“恐怕是找会生雀雀的去了。”那时，我还很小，听不懂。妈妈呢？大概也不懂，记得她听了这话便把头低下来，两只手放在肚子上，指头变着戏法似的，竟没有滴下一滴泪点，没有肯定与否的意思。

（四）

我开始恨爸爸，诅咒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丢下大小四个女人，他的妻子和女儿！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倒想他的时候居多，时常幻想着他为我买回一只小花书包，吼一声，“拿去！上学！好好写字！”或者早上从集上回来，冲着妈妈笑道：“七妹，看呗，这猪腿肥不？”妈是怎么想的，她并没有告诉我，也不会告诉我。只记得那天她听了“雀雀”的话后，就径直回家了，没有继续领教村妇们的卓见。回到屋里，他瞧着爸爸换下的泥巴衣服，流下了酸楚的泪水。出人意料的是，妈妈把那些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除了一件没找着的条纹衬褂。收下来的时候还将那些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挑一块最好的布包了起来，好象过了几天爸爸就要穿似的。

“爸爸怎么走的那样突然呢？”每当天要亮的时候，我恐惧不安地想，“雀雀”的话对吗？如果是，那么，爸爸也许早把我们娘仨丢在江轮上，或者城里的人海中了，何必要等到他为红砖卖尽了力气之后呢？我终于长大了一点，这种疑问的正确性终于得到证实，虽然带有相当成份的推测。就在爸爸出走的当天下午，羊角湾的黄满爹在爸爸工作地附近放羊，曾经看见爸爸蹲在水边洗了四块光亮的小东西，便问是什么玩艺，“李师傅一边用件条纹褂包了那东西一边回答说，‘小石子蛋，给小孩玩的’。”最后，黄爹还拍着脑门补充到：“该死不？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是金货咧？”后来，几个好奇的男人拾回一些十分精致的瓷片，这大概就是装那四块亮东西的小坛子。直到那天，我们才听几位老人讲起那墩子的传闻：很久以前，一个大户人家舍不得离开这个鱼、藕、菱、米丰多的好地方，打算世代居住下去。为了防止水患，他们每年要把屋台加高一层，多少年后，终于给后人留下了一墩一潭。至于关于坛子装了金子埋入深深的土层里的解释也不无令人信服的道理，荒湖芦从，先前是湖匪出没的地方，为了防止遭受洗劫，不得不把金货银货用坛子装起来，埋在地下。主人倘若遭受劫杀，金货银货便永远埋下去了。坟呢？大概就是湖匪的刀下鬼。一个个冤死的魂，他们还在这儿吗？索命？我们娘儿可是从川西来的，路远着哩，不会是湖匪的后代，爸爸也不会。然而，我又听说过什么“湖广填四川”的，我终于不敢往下想了。我疑心妈妈是湖匪的后代终于有了佐证，虽然不能完全肯定。爸爸是不是那大户人家的后代呢？我甚至荒唐地以为妈妈的不幸和爸爸的出走是冤魂和湖匪的因果报应，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爸爸有多大的善处？妈又有多狠的恶？我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与迷茫。我们不便想得更多了，生计也容不得我们去问那么多的为什么。

砖坯虽做的差不多了，也干到了火候，可没经过焙烧还等于是泥巴，这样，即使人家张组长给钱，我们也不好伸出手来。看样子，爸爸留给我们的是一道残局。虽然妈妈的肚子又大了一点，但她决意收拾这残局，接过即将到手的钱，以维持生计。

妈是那样的自信，鸡子湖的乡亲是那样的惊诧。原来，妈的坚毅和自信是她昔日的泪水铸成的。关于这些往事还是好心的沈二婶含糊其词地告诉我的。那也是我懂事以后的事。至于她怎么会得知妈那不为鸡子湖人知晓的隐私，我倒是亲眼目睹了许多。那年秋天，一家四口初来乍到，虽然能够拾到许多稻子，但拾菜是不可能的事，买吧，不是爸爸所能力及的，好心的沈二婶早就看在眼里，经常送来一些小菜，每每转身回去的时候，总要叮嘱几句什么的，“还要什么，尽管说，“大忙帮不了，小事是做得到的”，“唉，先前我也这样为难过呢！”

当时，帮这类小忙的也有张组长的女人，尤其是她说服了男人，将组里一块剩下的菜园无条件让给我们。来往多了，沈二婶便成了妈在鸡子湖的知心人。对妈的知心人沈二婶来说，妈有什么隐私呢？更何况都是女人，或许有点相似的经历。妈做姑娘的时候，在一家公社砖瓦厂做工，每当分到重活时，那个叫李幼云的小青年就上来帮他，然而，那个叫田七妹的姑娘倔强得很，总是执意不接受，大概她以为进得厂来就该干得起活路，更主要的是妈看不惯李幼云不自然的殷勤劲儿。可是，人心毕竟不是铁，尤其是怀春的女人。在一个暴风狂雨的深夜，李幼云把只有挣扎而没有呼叫的田七妹搂进了被窝里。他对那个七妹更殷勤也更大胆，次数多了，七妹更找不出几条硬帮帮的理由，只好认了，打算为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那时，我不会明白，我、二妹、三妹,还有妈肚子里的那个，都不是砖厂那个小青年所期待的种子。听说先前有个发明叫典妻什么的，联想起来看，爸爸将它发扬光大。按现代爱情观点来说，妈只不过是为奴隶的母亲而已，他们哪有爱恋可言呢？尽管本能地共同生育了我们三姐妹。

妈凭着过去在砖厂的见识和我八九岁的能耐，在张组长等乡亲的帮助下，箍好了小窖，点了火……小窖升起了雾气和烟云。那雾和云升得很高，飘得很远，我感到无限的轻松和快意，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爸爸，希望他能在很远的地方能够看见这曾识的雾和云。“他是否也在想我们娘儿四个呢？还有妈那大肚子！”我悄悄问自己。火点着了，雾和烟云升起来了，而妈也累得支撑不住了，她瘫坐在地上，眼却瞅着那升起而又飘远的雾和云。我想，妈也许和我一样在想爸爸。果真这样吗？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老是摸着她的肚子，能摸出什么名堂来？“雀雀！”这是后来才听懂的。

（五）

那年的秋收比头年还要好，田里的稻穗沉得好像随时会断线似的，望不到边的黄穗，黄得比爸爸的金子还要亮，的确是个悦目怡人的好秋天。妈更忘不了那个摸了无数次的秋天，就在那个秋天，妈摸出了一个长着“雀雀”的红苹果，甜悠悠的，妈似乎没有经历任何痛楚，她当时是欣慰地笑着的脸色，而且显现出一种母性的自豪感。

秋收时节，我们又拾回一堆堆稻子，张组长又照数付了红砖钱，我们娘儿终于走出了拮据，领略到了富足和拥有，妈那险沉抑忧的脸也焕发着光泽，变得红润动人，她还经常刻意梳理一番，男人们看了便想入非非也不能称得上是一种罪过，打扮的祖宗就是叫男人瞧的呀！小弟弟更是逗人喜欢，笑起来，宛如树枝上颤动着的红苹果，妈总是狠狠地亲他一口，问我道：“象你爸不？”我很不以为然，“他没有胡子”，他总是望着我笑，尤其眼神不象”。其实，爸爸一走，他的模样自然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开始淡化甚至消亡起来，毕竟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学龄前的孩子。

然而，这小少爷哭的时候居多，妈哄不住的时候，就递给我；“晓娟，把他抱到外面去看看。”可是，外面有什么好看的呢？一只母鸡领着四只小寒鸡在觅食，远远望去，只有几颗孤伶伶的槐树。没看到什么，小少爷还是一个劲地哭着，四处张望，找爸爸么？不可能，父子俩素不相见哩，更谈不上找了！

隆冬时节，当漫天大雪覆盖了金水河畔的原野时，为了节约柴薪，一家人卷宿在单薄的床铺上。空旷的家实在是令人觉得寒冷，屋里静悄悄的，只有丝丝的寒气从每个人的鼻孔中抽出，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愿说话，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母鸡将四只寒鸡裹严严的，一头扎进短暂的冬眠，谁知道它有什么心思呢？

静寂得久了，妈顺手从床头摸出爸爸那包衣物，可是并不打开，只是默默地端详着，终于叹了口长气，把它丢在地上，然而，妈竟哭了，哭得那样伤心。最叫我不解的是，她一边哭一边下床去把那包衣物又捡了上来，拍了拍，小心翼翼地放回原来的地方。良久，妈抹干泪水，摆弄着她的手指，变戏法似的，我看不懂。她大概是用手指数计爸爸出走的天数。然而，他有多少个指头呢？够用么？哪一天才数得清呢？何况箍窖的雾气和烟云永远飘逝了，爸爸即使想看也无法看见。不知有多久，妈突然松开了双手，扯了扯被子，盯着我，“娟儿，上学不？”其时，就在妈想着爸爸衣物的当儿，我却想着妈妈从张组长手中接过的砖钱。有了钱，我就能上学，识字，写字，告诉爸爸，我们恨他，更想他，要他一定乘火车、乘汽车回来，首先亲弟弟，再亲我，亲妈、二妹、三妹……小弟等着爸爸回来起名哩，还有三妹。

翌年春天，九岁的我，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四川女娃子，插入了鸡子湖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一年级下学期的课程。那时，我只知道我是用钱报了名的，在校园里，没有一种异乡人的生疏感。然而，我根本不知道在我报名的背后站着两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位是我们熟悉的沈二婶，另一位是我们的语文教师，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我是不能破例报名上学的。那个中年语文教师姓李，虽然学历不高，但通过自学什么的，知识却渊博非常，肚里装着好几捆书，走起路来，显得不同的沉。不过，可惜的是，他不免也有过于封建的一面而没能当上我的后爸。当然，这是后话。

妈呢？她也上学吗？是的。不过讲课的是生活。没有男人的夜啊，你是那样的长，长的象条黑色的蛇，一圈又一圈地缠裹着妈。好几次，当我做完家庭作业，睡上一觉醒来时，看见妈拿着一只纳着的鞋底，很大，绣着花，和爸爸的鞋差不多。爸爸也穿过这种底上绣了花的布鞋。这种布鞋既合脚又合心，据说，家乡的女人一生只做一双这号的鞋。有时，我也看见妈妈纳鞋抽线很慢，尤其是她拉索线的时候，拉拉停停，甚至叹口气、停下来，瞧着鞋底上绣出的半朵花，是检查自己纳错了没有？不象。好长时间，她一动不动，及至最后，她才挪了一下身子，不过，她却“啪”地把鞋放下，顺手摸出爸爸的那包衣物。妈，又在想爸爸了。

“妈，别哭了，等新鞋做好的时候，我写信告诉爸爸。”我如是安慰妈妈。可是，爸爸能收到我的信吗？收到了，看得懂吗？我想会的，语文老师夸我，夸我进步大，字写的秀气，有出息。

“睡吧，妈，明天还要去换工呢！”我可怜地央求妈。

（六）

为了我们姐弟四个小寒鸡，在沈二婶的帮助下，也就是我上学的第二天，妈毅然接手了三亩水田，它紧挨着张组长家的水田。原来的包主虽然外迁了，不过也费了一番周折，才包下那块水田，这样，我们娘几个一家人的口粮就有保障了。但是，我只记得，打那以后，张组长的女人气色变了，说话也很讲究，比如说有一次，张组长的女人对妈妈说，“哎呀呐，七妹子因祸得福咧，你真正是俏上加俏了呢！”我听不懂那女人的两个“俏”字，打开字典，原来一种是漂亮的意思，另一种是货物好卖出去的意思。我疑心她研读了许多书，识字比我的语文老师还多。

妈是个女人，还是个弱得倔强的女人。张组长经常替妈把田整出来，总是很自然地说，这是顺便的事，“牛屁股后的耙，拖过去便了事。”作为回应，妈总是执意帮张组长的女人插秧，割谷。妈说，回帮了人家心里才踏实，当然，作为感谢，妈也有递给我一个酒瓶的时候，自己却忙乎乎地端出家中少有的菜肴，款待张组长。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听见有男人在安慰妈，“等段时间再说，会回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妈才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男人的女人。可不知为什么，每当张组长那高大宽厚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很远的地方时，妈竟木然了，一动也不动，连碗筷也不记得收拾。我默默地收着碗筷，升起不敢言语的奇想，“叫我打酒，何不叫我喊他‘干爸’呢？”

“纳好哒没啰？”有一天，张组长的女人竟光临我们的“大厦”，实足的寒舍。妈受宠若惊，慌忙拍了拍整洁的旧床单，算是没有十二分地委屈那女人，递上茶，也是热乎乎的。

“不乐意？他可有的是票子，金货我还见过。”

“怎么了？连教书的也看不中？”

“不，不，我没那资格，我是想等，等半年几月再说。”妈急着解释。

“哟，再等，肚子就没劲鼓来哒咧，况且，如今的男人呐，哪个不是吃在碗里，盯在锅里的馋猫，就连我那一本正经样子的老公也不是个善头咧！”当时，我听了这话，后悔妈太吝啬，怎么只知道叫我打酒呢？炸条大鲤鱼该多好！

“就这么办，见面谈谈。”那女人左手抬着妈的手掌，用右手拍着妈的手心，兴冲冲地走出大门，也许是她走的太快，吓得妈那四只小寒鸡撒开羽翼稀疏的双翅，四处乱飞，“把鸡撵撒干什么？”其时，四岁的二妹暮娟和待爸起名的三妹正认真地喂着那四只小寒鸡。瞧着那两对恼怒的大眼睛，我心中升起一片无限的怜悯，好可怜的寒鸡啊，你们真难长大，二妹、三妹，可是天天盼你们长大的，尤其是我妈！小少爷呢？我呢？何尝不是一样的心境呢？

打那以后，妈总算精神了一些，干起活来，显的很有力气，很利落。晚上纳起鞋来也比以前快，不过，仍然似乎是避着我。我又长大了一点，我懂事了一点，发现了大人的一点秘密，我很得意，“爸，你在哪儿，知道吗？”妈呢？她是那样愉快，我只听见她手中的线拉得丝丝地响，快着呢！然而，我当时没能完全猜中那绣花鞋的具体妙用，及至我在语文老师李长江的窗台前看见我妈绣的那双新鞋时，我才将这鞋的前后联前来，组成一片。

原来，学校教师任课实行跟班制，教我二年级语文课的老师，仍然是李长江老师。他平常很少讲话，不过，上课是不在其中的。服饰很讲究，走上讲台的时候，总是先吹净讲桌上的粉笔灰，然后再放上他的备课本，但并不急着打开，而是蹬一蹬皮鞋上的粉笔灰，最叫人好奇的是，临了，还要扣上那中山服上的风纪扣，按一按。李老师很关心我，只要我将小弟弟带去上学时，他都要逗一逗，问一问，“叫什么名字呀？”“哟，还没起名？”“一岁多了吧？”“让我给他起个好听的名字行不？”

“不行，你又不是爸爸。”那个九岁的小女孩我竟然脱口而出，没有一暇的思索。至今，我对当时天真的勇气感到十分怀疑。

有天晚上，李老师竟独自光临了我空旷的家，说是检查我的学习，进行什么家访的。开门的时候，妈没有平日那种迟疑的神态，“合脚不？”妈悄声问。

我不太肯定妈的所指，也不便多问，我还是个孩子，也是李老师的学生。李老师很认真地检查了我的作业，然后，还特地纠正了平日不曾觉察到的错别字“步”。可是，他并不是即刻就走，说他担心我的其他错别字倒不如其说是他的一桩心事未了——“谈谈！”我蓦地觉得妈年轻了许多，比任何时候都俏，在我所见的女人中，妈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她靠了床沿站着，虽然低着头，但我看见了她从未有过的酒窝，还有那红润的双唇。她的两只手也没闲着，老是干搓着两个衣角，似乎要搓去积年未曾洗去的余污腻质。一只闲着的脚尖儿不停地画着“8”字。大人们的话往往是深奥的，尤其是谈论那些必须隐讳的事情时候，所以，我知趣地上了床，将薄薄的被子朦了头。然而，我并不曾睡着，尽管我努力给他们以安全的感觉。

“走吧，我不会生‘雀雀’的！”不知怎的，一支烟的工夫，妈竟下了逐客令，语调既坚决又倔强。我为老师尴尬，也替他婉惜：他虽有满肚子的诗书，却不能为我弟弟取个好听的名字，竟怏怏地溜走出门。我甚至怀疑他特意为我改的“步”字是个错误，怀疑他的步子错了，自然是从他的脑子里错起的。

然而，我妈呢？她也错了？没错？为什么她哭了呢？而且哭得那样伤心，甚至用那满是泪水的手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脸，端详着。妈的确是错了，我是从李老师托我带回的那双绣花鞋上看出的，那枝花孤伶伶的，怎么没有叶呢？要晓得，没有叶，花开得了么？即使开了，她必将是暂时的，如同昙花。

（七）

妈又捡起那副阴沉的脸谱，终日只知道舍劲卖力地换工，做饭、洗衣，更多的是饲养那四只小寒鸡，因为，他们毕竟还小，他们的妈妈却早已将他们撇下了。大概不到一月，妈的愁容显得更加阴灰，那担忧的神色自然叫人怀疑起其中不安的分子。关于这，是在一个下着雪的下午才得到明证的。那是一个星期天，大雪下的正紧，我们娘儿照例卷宿在床上，不同的是，我正背着课文。突然，大门一下闯开了，连敲都没敲一下，一阵刺人心骨的寒风卷进一个气喘喘的女人，等她揭开头巾一看，是张组长的女人光临了。妈打了个哆嗦，不等妈让座，她便急着开口了，“咿呀呐，我倒把你的话听真哒咧，惹得我多了这个麻烦事。我晓得你嫌他矮哒，没得种田佬那高架子、宽胸脯解渴咧，是的不？……还说没资格！”妈连忙摇着那女人的手，“大姐，你听我说，听我说！”几乎是哭着。然而，那女人似乎没工夫理会妈的哀求，她那神密的脸色扮演出关心的态度，“我是个好心好意的咧，你莫吃了菇子忘了树恩，娟娟能上学多亏的是哪个老师？他还正教你的晓娟，再说教师是跟班走的，别说三年级，就是四年级、五年级也还是他上课的。”最后，她还特地补上一句，“人啦，要是捏在别人手心里，哪件事不该低一低头才行，就是尿撒到你的头上你还要说是天老爷下的雨。”妈无话可说了，她本来就无条件说话，她只好沉默，在沉默中品味着“手心”的份量。门外，风雪把紧紧张着的弦松了口气，雪终于小了一点，那张组长女人总算没白跑，至少没落得被下逐客令的地步，她有点得意，“别乱想了吧，听我的话，把鞋再送去，放大方点，给点甜头他。她走出门时，还扭过头来，神秘地一笑。

妈揣摸着“手心”的份量，竟瘫下了单薄的身子，整天象个寒鸡似的，时刻担心有条黄鼠狼从村边的恶林中钻出来。然而，我三年级读完了，四年级读完了，五年级也学完了上学期的课程，李老师依然是那样关心我，一个上学条件不充分的外乡娃子。妈依然种着那三亩水田，经常和那女人快活地笑在张组长家的水田里，插秧，也割谷。只是从未叫我打过酒，偶尔摸那空空的酒瓶，终于还是叹口气，放下了。妈对于“解渴”是犯忌的。

十三岁那年，我将学习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迎接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春天来的格外早，欢快的鸭儿尽情地戏嘻着绿色的河水，一群群的小同学们上学报名了。那天上午，我用做好的寒假作业夹了五十元报名费一崩一跳地奔向学校。可是，我急得哭了，原来，由于教育经费吃紧和教育地方性的色调加强，外地学生必须另加学校设施补置费和插班费八百元。望着昔日的同班同学，我哭得更加伤心了，比在梦里想爸爸哭的还要伤心得多。我恨谁呢？当然只知道恨爸爸。妈的确够辛酸的了，为了我。我不能怨她，另外，恨别人是没有理由的。我至少是这样想的。然而，叫我怎不哭呢？二妹暮娟八岁了，她天天盼望着秋天那个九月一日呢！只要我小学毕业后，她那迟到的一年级生活也将开始，可是，八百元哪，它会把妈的腰杆压断的！我们不能没有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爸。暮娟，我的好妹妹，你还没上学就失学了，比你姐姐的命运还要惨啊！我想我们属于祖国，但祖国这个角落不属于我们。见我哭得太伤心，李老师将一本早就写有“李长江用”的《新华字典》送给我，心情十分沉重地劝慰着：“既然真想读书，这里就是学校，这里有老师。”我还能哭什么呢？李老师虽然不合做我妈的男人，不合给小弟取个好听的名字，但也是个正直的老师。

我便是在“李长江用”的帮助下学习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也教二妹识些字。而更多的是帮妈干活了。自然也去张组长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在张组长家干活，每当那女人的兴致来了时，就一个劲地夸我漂亮、能干，“比七妹子当年恐怕还要强咧！”并且直言不讳地当着十四五岁的我扬言，“娟姑娘的婆家我是替她包定哒啰！”不知怎的，我听了这话就十二分的恶心，因为她说话的时候，眼睛象狗一样地看着我，舌头刁着，垂着涎。难道我身上有什么她要吃的地方？我已经开始了女孩子的害羞、多愁、善感。我觉得我必须回避她才是。

（八）

我十六岁那年夏天，鸡子湖遇上了十多年未见的特大干旱，为给秧苗上水，有时必须守得很晚，不过那都是男人们的事。妈没有男人，这样的活儿只好由她承担了。当我教完二妹识字时，我觉得夜已经深了，妈怎么还未回家呢？一个很模糊的念头在我脑海中蓦然升起。但面对二妹，我只好若无其事地说：“就学到这儿，你先睡吧，我去帮妈上水。”

月儿虽明朗，却不时地把羞涩地笑着的脸往云被里藏来藏去，我小心翼翼地走在田埂上。然而，人往往不愿如其所料的事却偏偏如其所料，而这非人所愿的事最叫人难以接受。

“我今儿坏不？”隐约听见张组长的声音。

“不，坏的是娟儿她爸！”好像妈回答。

“怎么这样说？”

“我是女人。”

“我是趁人不在。”

“我是趁人不防。”好像是妈妈的笑声。

……

“嘻嘻嘻······”隐约中，妈把头扎在张组长那宽厚的胸脯里。我一下子明白了“馋猫”和“渴”的深意，直到这时，我才将“馋猫”与“张组长”划上等号，将“渴”写在“妈”的后面，妈渴。难道这就是我敬爱的妈妈？平日里的那个田七妹可不是这样的呀！我象妈死了似的，哭得真动人，疯狂地往回奔跑着，然而，多余的秧水竟满出了田埂，我滑倒在稻田里。我真想爸爸，真想他一下子伸出一双大手将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然而，这样想是不实际的，我必须即刻爬起来，把妈抛得很远很远，一口气跑回家，将我所见到的一切写信告诉爸爸。

没多久，妈轻轻地敲响了门，二妹连忙从床上跳了下来，开了门，妈见我满身是泥水，还粘着几片秧叶，一声不吭了，不用问，她知道我就是刚才的暗探。我想，她有什么可说的？用得着解释吗？她确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为我打来一桶水，站在我面前，就象我写错了字站在李老师面前一样，等候着发落。可是，任凭她怎样哀求，我并不打算接过她的水，我想，别看我满身是泥水，我比你的身子干净的多呢！然而，竟不知相持了多久，也不知是不是我坐的太矮，妈竟然跪下抱着满身是泥的我，嚎啕大哭起来，她颤瑟瑟地搂着她的娟儿，用干渴的嘴唇狂亲着。我觉得满身是泥的不再是我，而是妈。我突然记起一只为母亲的狗是怎样小心翼翼地舔去狗儿身上的胎水，我终于怒气尽消，伸过手去，抱着妈，痛哭起来。

两个泥人，一桶水够么？夜已值午，月儿掀开了那厚厚的云被，把凝碧的金水河照得格外娇美动人，如同刚洗过的少女的肌肤。我携着妈，来到静穆的河码头，慢慢放下身子，尽情地浸泡着，搓洗着，搓洗掉昔日的烦恼。啊，妈不是今天的妈，她是坝子坪的那个田七妹，她那两堆丰满的乳房在金水河面荡溢着，在月光的辉映下，似乎溢出一道乳白色的乳汁，长长的，流向金水河的尽头，我顾不得十六岁的羞答和适才的任性，伸过嘴去，拼命地吮吸着她那白晰而丰满的双乳，妈欣慰地捧着我的脸蛋笑了……刹时我觉得，妈是个女人，还是个热血沸腾的女人，女人该得到的，她应该得到。我似乎开始怀疑世人所恭维的“干净”了。

第二天，当我见到张组长时，我又想起了“趁人不在”的坦白，“色狼？”实在有点安不上。因为他低着头从我老远的地方绕过去，就象一个调皮的小学生在路上遇着了他的老师一样。其时的神情真叫人萌生怜悯，甚至迫使我升起团团怪想。然而，为什么要“趁人不防”呢？“趁人不防”就是偷嘛！想到这，我还是有点责怪妈，憎恶的烟云似乎并未全然漂尽。

（九）

这年秋收下地的时候，稻谷猛跌了一跤，经济形势日趋吃紧，鸡子湖这个地方，已经不便呆下去了，它似乎不再适合我。我私下盘算着今后的出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妈碰到了“东方红”江轮上的那位黑痣妹子。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妈在镇上碰见了一位操着川西口音的黑痣妹子，虽是白胖了一些，但妈一下子就记起了江轮上的那个大红薯。千里之遥，异地相逢，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她们彼此询问了过去，互相介绍了一下眼前。当那黑痣妹子听了我们娘儿的遭遇时，不由得留下了真诚的眼泪。

原来，她和爱人一道做起了鲜鱼生意，经常往返省城和附近的城镇，这次是来镇上进鲜货的。他告诉妈，城里有许多餐馆招聘服务员，并建议我去干一两年在说。就这样，经黑痣妹子联系，一个叫孙福荣的女老板捎来了一张便条，除去吃喝，月薪净付三百五十元。我神住了，我的心一下子飞到那花的绿的、车水马龙、人流不息的省城。叫我心怎么不飞呢？我怕听张组长女人的“婆婆经”，也不敢见罪她，我知道“手心”不亚于如来佛的巴掌，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那三亩水田；虽然张组长怕见我，我也不愿意见他；妈呢？我也怨，并引以为羞，我怨她“趁人不防”。

听我要出远门，好心的沈二婶来了。其实，即使她不来，我也要向她道别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于我们娘儿的朴素友情，明帮和暗助。她是妈在鸡子湖唯一的知心女人。我是长女，也是长子，我放心不下妈，还有二妹、三妹、小弟，我必须托付她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

汽车终于启动了，卷起一片灰尘，飘向这平凡的小镇，也飘去了我的烦恼和忧郁，把我载去希望的乐园。我将去异地谋生，我觉得我成熟了，羽翼丰满了，踏入十七岁的我可以远走高飞。不知怎地，我又蓦地记起爸爸来，他也是坐这辆车远走高飞的吗？我是不是不再回头呢？不行，妈那四只小寒鸡还没长大呢！小弟虽喜欢喂它们，却也老是因贪玩而忘了。

（十）

这是一家中高等摆设的私营餐馆，由于它雄踞街头闹市区入口，生意尤其红火，所以必须雇员营业，而且雇用了十四五个。令我不解的是，这家老板的口音并不纯正倒也无关好奇，奇怪的是偶尔漏点川味便很快收了回去。但我是新手，不便多问，更何况王老板也极少和我讲话。因为我的专心、机灵和勤劳也用不着他另加一一吩咐，他整天多半朵在里间的办公室，除了早晨进料子，晚上顾客最多、生意最忙的时候，来到大堂，把持一下场面，其余便是抽着他的闷烟。只是在他们十九岁的儿子王志雄从技工学校放学时，他才敲一敲烟灰，漫不经心地哼道：“帮小孙洗洗碗筷。”这是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有城市青年那种特有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办起事来，很有点小聪明。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他教我洗一个倒扣一个，这样，碗洗完了，水也干的差不多了。至于我为什么要改姓孙呢？与其说我想巴结孙福荣倒不如说我忌恨我的那个爸，还有那“趁人不防”的妈。我为爸爸感到狠心，我为妈妈感到……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只觉得家丑不便外扬，我要保全家的隐私。在孙老板娘的餐馆里，我很开心，常常庆幸我小机灵的妙用。“哟，也姓孙呢，也算是自家人，叫我姑妈好了！”

我整天姑妈前姑妈后的，孙老板娘乐开了花，经常当着客人或她的独生儿子亲我的脸蛋，“干侄女俏不？”怪神密地冲着旁人一笑，“俏”的两种解释我还记得。然而，我是来卖力气的，不卖俏。但是，以十二个三百五十块计，我又不得不机灵而又有分寸地应付着“姑妈”，尤其是她的儿子志雄。不知何时起，志雄对我变得关心起来，希望我能进入城市摩登女郎的角色，“从美学的观点来说，你的天赋造就了你九成的美，而一般女孩子最多只有七成。看你，只要稍微花点工夫不就超凡脱俗了，九成和十成你自己不会比较一下？”

我当时是凄然地苦笑了，“用得着吗？”我离老板娘的位置相差的还远呢！况且王老板有次很中肯地叹我道，“你的端庄也许是你妈的化身，是吗？”是的，我象妈，我崇拜田七妹的端庄。那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美。我不要摩登，也卖不起摩登，我的家中还有妈、二妹，有还没起名的三妹和小弟，还有四只尚未长大的小寒鸡。

一年多过去了，我干得很合格，总算没有多次打碎碗碟和多次没有擦整洁桌椅的事件，更没有怠慢顾客的事情。但是，姑妈神密的眼色总叫我摸不透其中的奥秘，我只觉得她同张组长的女人一样可怕。志雄的殷勤叫我无所适从，很不自在，尤其是他的暗示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坝子坪砖瓦厂的那个李幼云可能有这一手。为此，王老板隐隐约约地骂过他，“感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放检点一些才是。”而王老板呢？更是叫我着磨不透，待我不冷不热的，瞅着我的时候，往往叹口气，神情中似乎流露着人生无限的感慨。叹什么呢？我没听他的安排吗？没有的事。我实在琢磨不透。然而，管他呢？吃饭干活，卖我的力气。把我全身的力气都拿出来总算对得住三百五十块吧。

可是，生活中，单纯往往失于复杂，天真往往失于现实。一年多来，我还不曾觉出摩登式的殷勤远远甚于坝子坪那朴素而憨直的殷勤的虚假。去年冬天，直到志雄公开向我摊牌时，我才明白摩登式的殷勤只不过是要一个农村姑娘开放那个部位而已，作为补偿，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去那与姑娘不相称的专科听命几个小时。而正当他即将得逞的这一刻，王老板破门而入了，“把事情公开定下来，做什么都行，唯独就这样不明不白就是不行！”他骂得很深沉，使人颤瑟，使人发怵，如同一位现身说法的失足者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忏悔和告诫，听者无不为之慑服。我依稀明白一点他为我叹惜的原因。

春节刚过，为了感恩，妈特意造访了王老板的餐馆。那是一个春风和煦的正午。当我指着正在抽闷烟的王老板时，妈却喊了声“幼云”就昏了过去……当我惊慌地喊来“姑妈”孙老板娘时，王老板却把妈——田七妹抱在怀里急促地呼喊着“七妹——七妹——七妹……”

我终于全明白了，话音里时常漏出川味的王老板就是爸爸李幼云。前后十二年啊，我们娘儿的确不敢想爸爸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妈，苦熬苦等了十二年的妈终于苏醒过来，站定，迈出餐馆的大门，踏上了愤懑的归程，带着她的女儿，坝子坪那样的小七妹。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抽闷烟的妙用；还有那关于“虚假殷勤”的典故——搂着田七妹亲热，实际希望得到的是传宗接代的“雀雀”。

当我和妈妈带着人生的感叹回到鸡子湖时，万家灯火依然如昔，热闹的是破眠的春虫。我为妈做好了晚饭，企图奉上我的安慰与宽怀，可得到的是无言的托辞，二妹、三妹和小弟呢？他们注视着妈的神情，拿在手上的筷子又放下了，他们在想爸爸？不？是恨？然而，我却恨不起来，是他一年来给我的恩惠和一个长者的关切迷住了我的心？说不清。我只觉得我们的旷屋仍是梦梦沉沉的。

也已经深了，叫累了的春虫早已消声入梦。忽然，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暮娟不解地抽开门闩，“啊！”我诧异了，妈也吃惊地瞪着愠怒的双眼，“王老板”来了，不，是李幼云，我的爸爸，日夜想念的亲爸爸回来了，是妈的……他提回一口深色的皮箱，沉沉的，打开一看，里边装的全是爸爸出走的传奇。

爸爸十二年前的那天下午，当他意外地挖得金砖时，突然想起了妈的肚子，“大概又是个娟子。”他对妈似乎绝望了，于是萌发了用金子换种子传宗的美梦。可是，当他用那件条纹衬衫包着四块金砖与一个不明身份的人交易时，他仅仅只得到一万伍仟元的定金，无奈中，他只好带着这笔钱财入赘了这爿餐馆，希望得到一个小志雄。不无遗憾的是，一场令人张口结舌的子宫瘤病，勾销了孙福荣的生育指标。爸爸终日只好在无奈中忏悔地抽着闷烟。

春夜更深了，也更加沉闷寂静，爸爸木然地站在屋子中央，最后将光移向我，是乞求？是哀求？我能作出怎样的表示呢？我想，你去问暮娟、问没起名的三妹吧，问还没有起名的小弟，爸爸梦寐以求的“雀雀”！可是，当他的目光移至熟睡的小弟时，他竟十二分自信地哭了，“我的娃儿……”他哭得是那样沉长，泪水中忏悔出十二年的梦。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妈毕竟是妈，毕竟是那温和善良的田七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爸爸了，三妹终于有了“春娟”的芳名，小弟的名字更好听，春望。妈呢？终于有了属于她并忏悔虚伪的“猫”。

黎明将近，布谷鸟和快活鸟唱起春歌的时刻，从妈那张薄铺传来了关于田埂的坦白和关于金砖使人糊涂的自责，“在田埂上有一次……”

“不，都怪我让金子迷住了双眼……”

（完）

一九八九年十月    于法泗洲西牛角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