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劬劳自怀珍——我的母亲蔡明珍

一、辗转多次的“家”

记忆中，最早对嘎嘎爹爹、嘎嘎婆婆（安陆习惯称外公为嘎嘎爹爹、外婆为嘎嘎婆婆、爷爷为爹爹、奶奶为婆婆）有印象是那个下午，只是忘了是哪个季节。更有可能是我那时还小，应该还只有三两岁吧，还刚刚记事，根本就没有季节的概念。

应该是我在街上与小伙伴们玩得正起劲时，突然来了个陌生人，说是把信（安陆习俗，到亲戚家告知人过世称为把信），叫我去把家里的大人找回来。

父亲出去拉板车了，母亲在畈地里忙活。

母亲回来见到来人，听他说了几句后就哭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跟着嚎。

来人骑着自行车走了，说是还要到别处去把信。

母亲哭了一会，就匆忙收拾东西，带我到街南头的食品社处坐班车。

能坐上班车（安陆称公交车为班车），对那时的我来说，是种稀罕，也是难得的可以向小伙伴们夸耀的事。所以，上了车，我就笑了。在车上这里摸摸，那里晃晃。全然没有注意到母亲坐在那里，泪流满面。

车到双路，母亲就拉着我下车。我还在挣扎，还想继续在车上坐会。

母亲说：“听话，快点下车，我们去看嘎嘎爹爹。嘎嘎爹爹走了……”母亲的眼泪又淌放起来。

我没有明白“走了”的真实含义，但也无端的觉得肯定是不好事情，就也“哇”的一声嚎了起来。

从车上下来，母亲拉着我就向一个小山岗跑去，后来才知道那是通向母亲娘家聂家水寨的山路。

从山岗上下去时，母亲和我都摔了一跤。我还没哭，母亲又哭了。我还在想母亲怎么还没有我坚强呢？等爬起来，我就见到对面天上残阳如血，晚霞似火。

当然“残阳如血，晚霞似火”这八个字是我后来读书才学到的。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无论何时看到这八个字，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跟母亲一起到聂家水寨奔丧的那个下午……

至于说嘎嘎爹爹是怎么从武汉的医院拖回来的，他的丧事又是怎样办理的，母亲又是怎样的哭天抢地的……我倒再没有更多的记忆了。

等到再大一点，母亲教我认识家族时，却是越教我越糊涂了。母亲说：“爸爸的爸爸是爹爹，爸爸的妈妈是婆婆，爸爸的哥哥是伯爷，爸爸的弟弟是叔叔，爸爸的妹妹是姑干；妈妈的爸爸是嘎嘎爹爹，妈妈的妈妈是嘎嘎婆婆，妈妈的哥哥是舅伯，妈妈的弟弟是舅舅，妈妈的姐姐是姨妈，妈妈的妹妹是姨干；妈妈的姨夫是姨爹爹，妈妈的姨妈是姨婆婆。”母亲又说：“爹爹、爸爸、伯爷、叔叔、姑妈、哥哥、姐姐都是同一个姓；嘎嘎爹爹、舅舅、妈妈和姨妈都是同一个姓。”

可是，我家里根本不是这样的啊。我的舅舅就有两个姓啊，而且还不是住在一个湾里的啊。我的爹爹也不是姓杨啊，我的两个姑妈也跟我爸爸不是一个姓啊。还有，母亲为什么还要刻意的介绍姨爹爹、姨婆婆呢？后来才知道，母亲只剩下姨妈这一个血亲了，她是把姨婆婆当做自己的亲妈啊！

发现这些不同，还是春节走亲戚拜年的时候。“大人望种田，小伢望过年”。过年了，可以穿新衣服（虽然穿新衣服的日子非常少），可以吃零食（虽然只是偶尔吃点），可以有压岁钱（虽然一个春节可能只是有几分钱），可以走人家（虽然真的只是走，累得很）……

年初一，是拜自己人（安陆称本家族为自己人）；初二开始走人家（安陆称走亲戚为走人家）……

我们家每年初一，都是母亲早早要我们起来拜年，先到自己街上家家户户的拜，然后到杨家大湾自己人家去拜，然后爸爸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个走几个小时到洑水镇熊岗村的巫家河边去拜年。一般要走三四个小时，累得身子冒汗，两腿发软，还不能休息。爸爸总是说：“走快点，巫家爹爹炖了肉，等我们去吃中饭呢。”那时候不知道“望梅止渴”这个词，但“巫家爹爹炖了肉，等我们去吃中饭”这句话总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拖着两腿不断前进。

有时也会问父亲：“为什么别的人家初一在街上拜年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走这么远来拜年啊？”父亲就笑呵呵地说：“因为巫家爷爷不是亲戚，也是自家人啊，所以初一就要去呢。”虽然还是不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同，但只要有肉吃，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巫家河边，感觉到爸爸就像是到了自己家。我们每一家都要进去拜年，而且塆里的人叫爸爸的名字好像跟妈妈跟我说的爸爸的名字又不一样。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要在巫家爹爹家住一晚，第二天初二我们就要去给嘎婆、舅舅拜年。

爸爸总是先带我们到牌楼史家塆去给嘎婆和朱家舅舅拜年。但有时母亲到这个舅舅家时又不是喊嘎婆为“妈妈”，而是喊成“史干妈”。而我这个史家塆的舅舅却又姓朱。

在史家塆嘎婆家吃完早饭（有时是中饭）后，爸爸又带我们走小路到聂家水寨舅舅家拜年。

初三就是分别到陈店黄巷村的大姑妈和到牌楼新式农村的二姑妈家去拜年。我这两个姑妈又都是姓巫。

再然后就是到高岗郭家碾盘村去给姨爹爹姨婆婆拜年（母亲的姨妈家），到双路徐家湾的舅爹家拜年（母亲的舅舅家），到江石村五家塆去给舅婆拜年（父亲的舅舅家）……

到亲戚家拜年的顺序，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但我们家这亲戚间的关系，我却很糊涂。随着慢慢长大，对爸爸妈妈的身世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再到现在的详细询问，才终于明白了。

母亲本来姓聂，1943年1月17日出生在双路聂家水寨村。母亲一岁多。嘎嘎爹爹就病逝了。嘎嘎婆婆的经历，因为母亲那时也小，也不是清楚。只是知道，嘎嘎爹爹病逝不久，嘎嘎婆婆就带着舅伯和母亲到了涂畈村（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说被家族卖的，一种说是被骗的，还有一种说是被抢的）和一涂姓老人家一起生活了半年。半年后，两人准备结婚。但就在结婚当天，嘎嘎婆婆突然暴病而亡。

     无奈，十来岁的舅伯就又带着年幼的母亲又回到了聂家水寨。两个孩子明显不能独立支撑门户，嘎嘎爹爹的一个兄弟就收养了舅伯和母亲。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清楚了。文章开头写到的嘎嘎爹爹并不是我亲生的嘎嘎爹爹，而是母亲的一个叔叔，也是母亲的第一个养父。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是困难的。嘎嘎爹爹本来就有四个孩子（也就是我后来知道的聂家的两个舅舅，两个姨妈），生活本就艰难。他收养了舅伯和母亲，家里一下子多了两张吃饭的嘴巴，无疑把自己家里原本不密的秧扯得更稀了。舅伯长到十四五岁后，一是意识到给叔叔家添了拖累，二是考虑到要支撑自己家的门户，就随着大人出去修铁路赚钱。他甚至还设想着赚了钱，带着妹妹，立起门户。再娶个媳妇，生两个儿子，好好的把嘎嘎爹爹这一支开花散叶。

但不幸的是，舅伯出去后就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回来。据一起出去的人回来讲，舅伯病死在工地上。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连个尸首也没有运回来。

舅伯一死，母亲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了。虽说还是寄居在叔叔家里。但肯定也是尝尽了亲人尽逝、寄人篱下的心酸。

不久，母亲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她成了一个引蛋壳（安陆农村有习惯，母鸡不下蛋，就用一个鸡蛋壳放在鸡窝里来引母鸡下蛋，这个鸡蛋壳就称之为引蛋壳）——双路蔡家湾，有一蔡姓人家，夫妻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希望能抱养一个孩子，为自己带来亲生的孩子。

母亲被过继到蔡家，正式改名为蔡明珍。母亲来到双路蔡家湾依旧没有改变坎坷的命运，她从一户蔡家又被过继到另一户蔡家，期间经历过一户养父母的病亡，又经历过另一养父母的离婚，还经历过养父再婚如愿生得一个儿子的亲疏有别，还经历过养母去世后留给自己的嫁妆被强占的无奈……这一段经历母亲虽然对我讲过多次，但因为我其时尚幼，始终记得不太分明。现在几次想再次跟母亲求证，母亲却又不愿多谈。尤其是母亲听说我要写出来，更是不愿意深谈。她说：“都过去了，搞那么清楚干嘛？真要全部写出来，那我就不是在报恩，而是在念过了……”所以，请原谅我对这一点只能是语焉不详了。

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们每年去拜年的嘎嘎婆婆其实是母亲的养母，她跟母亲的养父离婚后又嫁到牌楼史家塆朱家，因为她一生没有生育，在母亲出嫁后就又走动起来，所以母亲叫她“史干妈”。

幼小的母亲，经历了父亲、母亲、哥哥三位至亲的接连逝去，辗转聂、涂、蔡等家庭，我现在写起来轻松，但母亲经历的痛苦和磨难肯定十分艰难。我至今难以想象母亲是怎么熬过那段时光的，我只知道，母亲嫁给父亲时是满头白发，被人称作白毛女。后来读书读到宋朝廖行之的诗《戏咏白发》，读到“与愁添悴色，为老出孤标。髣髴生银缕，依微散玉苗”之句，便联想到母亲白发飘飘的模样……如果不是生活的泪水碱白了黑发，何以会少年白头？十几岁的容颜，几十岁的白发，又能引起多少世人嘲讽的目光？夜深人静，花季少女又会有多少次泪洒枕巾？

     母亲身世凄惨，父亲也是好不了多少。

     父亲1941年11月出生在杨兴街（后来身份证上错为1939年）。祖父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五；祖母邓氏，是江石村五家塆人，也是兄弟姐妹众多。

     1943年左右，祖父身死（祖父是哪一年死的，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父亲那时还小，还不记事）。祖父是为躲避日本人的射击而落水而亡的。后来，父亲听几个叔爷说，祖父似乎是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粮管员。曾经因为在会砦街上压骰子，一宝（安陆人称压骰子为押宝）赢了一担银元，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那次，祖父到孙店去赶集送信，在过双桥河时，日本人趁祖父坐渡盆之际，举枪射击。渡盆翻覆，祖父不幸遇难。

父亲本来还有个姐姐，未及成年。那一年，日本鬼子来到街上，祖母怕女儿被日本人祸害，就匆匆忙忙将她藏到山上的一棵松树上。等到日本鬼子离开后，祖母去看时，才发现女儿坠树而亡。

祖母带着父亲生活，孤儿寡母实是艰难。后来，祖母就带着父亲下堂（老年人告诉我“下堂”这个词，我不知道是否准确。查了下百度，说是古时指离婚。可能安陆农村是指“改嫁”。为了尽量保持我所听到的原汁原味，我还是用了这个词）到了洑水镇熊岗村巫家河边塆，嫁给了巫家爷爷。

巫家河边塆全部姓巫，没有杂姓。父亲随祖母过来后，也改了名字，这也就是我什么父亲回去拜年时别人喊他名字跟母亲教我的名字不一样的原因。

祖母改嫁过来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姑妈。姑妈其实跟父亲是同母异父。不久，祖母就病逝了。巫家爹爹后又娶了一位祖母，不过，在我记事之前，这位婆婆也是病殁了。

巫家爹爹并没有因为祖母过世而看外父亲，而是视为己出。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竟然还将父亲送去读了几年书。 

1963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年父亲23岁，母亲21岁。我不知道在那个没有自由恋爱的时代父母间是否有爱情，在至少对他们来说，彼此又找寻到了失去很久的血肉亲情。这种亲情，让他们相濡以沫甘苦相守五十多年。

父母结婚时，电影《白毛女》已经放映十来年了，妇孺皆知喜儿白毛女。母亲满头白发，竟然远近闻名：“巫家河边塆里，娶了个新媳妇，是个真正的白毛女。”很多人还为此专门过去看一眼。

父母婚后的日子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过得去的。巫家爹爹在村里当会计，对父亲母亲也从未看外，甚至因为他们凄惨的身世，更是特别看重，生怕他们有寄人篱下之感。

父亲却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本家，越来越觉得杨家在爷爷这一支绝后了，将来无颜去见九泉下的爷爷。

父亲又不敢对巫家爹爹说要回杨兴街，因为巫家爹爹对他太好了，他不能被人指着鼻子骂是“喂不饱的鹰，养不熟的狼”，不能让深爱他的巫家爹爹伤心。

父亲的心思，自然难以逃过母亲的眼睛。她既理解父亲的思家之苦；又能想到父亲走后巫家爹爹的锥心之痛。

逢年过节，父亲都要到江石村五家塆去看外公外婆，也要去杨兴杨家大湾看看伯伯叔叔，每次回来，父亲都会忧郁好几天。

巫家爹爹自然看得出父亲的忧郁，也看得出父亲忧郁的原因。只是父亲没有提出，他也不能提出。一是他舍不得父亲走，二是他提出容易给别人留下他容不下父亲的议论。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父亲母亲原本想着等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如果是男孩，等他长到一岁多了，长干水了离开父母也好养了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留在巫家河边，给巫家爹爹这一支留个后，然后再回到杨兴街去。

巫家爷爷似乎洞察了一切。他深明大义的对父母说：“你们要回杨兴街就回去，不用管我，我能理解的。你们回去了，我还有两个女儿，还有一大群侄子……你们不用担心。”

然后，又语重心长的告诫：“你们现在回去，白手起家，肯定非常艰难。但再难也希望你们坚持。你们回去是要支撑门户的，不是闹笑话的。当然，实在是在杨兴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你们随着可以回来，因为这里也是你们的家……”

就这样，1964年，父母就从巫家河边回到了杨兴街。1965年，大哥出世后，巫家爷爷又担心父母出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就叫小姑妈过来帮忙照顾，这也直接导致小姑妈没有上学，至今大字不识。

巫家爹爹虽然有心，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也是无力帮太大的忙。父母回到杨兴街，全部家当也就是一担挑子。

回来以后，父母被安顿在作为生产队仓库的一间屋子里。我曾问过父母：“爷爷当年没有房子吗？”父亲说：“当然有。只是你奶奶改嫁后，房子就被本家人处理了。”“那你们回来，为什么不还给你们呢？”我又问。“灶里退柴，可能吗？”母亲说了一句我不是很懂的话，“再说，政府都变了。能有个地方给你住就不错了。”

好在杨兴街的人对父母伸出了援手：这家给个锅，那家送只碗；这家送双筷子，那家送口水缸；这家送点米，那家送点油……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不断跟我们讲这件事：“你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缺吃喝。一口水不来，就可以渴死；一把米送到，那就是救命！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报恩——是杨兴街的人帮衬着你爸爸妈妈立起了门户。不然，哪里还会有你们？”

母亲不会写字，也没有记过笔记。但几十年过后，当初帮助她的每个人，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跟我们讲得详详细细。想见，应该是这些人事反复的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所以才记得这么深刻。

父母回到杨兴街后，当然也没有跟巫家爹爹断了联系。后来两个姑妈出嫁以后，巫家爹爹一个人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多次要接他到杨兴街来养老，他都不愿意，只是每年来小居一段时间。

从懂事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我们一家跟巫家爹爹就是一家人，他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就是他的孙子。只是，我们不是一个姓而已。

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把巫家河边当做家乡，把巫家当做是自己本家，还和巫家的几个叔爷保持着联系，当亲戚一样地走着。

每年清明，父亲是一定要带着儿孙去巫家上坟的，给巫家爹爹，给巫家几个婆婆，给巫家的本家爷爷奶奶……

二、刻骨铭心的“饿”

父母回到杨兴街后，父亲就加入了供销社的板车队搞运输。母亲在家务农加操持家务。

我很怀念那一个画面：太阳已经落山，天还没有完全黑净。我拉着母亲的手，站在马路边，看着南边的马路。时而有汽车驰过，我们还是不动。等到道路拐弯处出现一匹牲口（安陆对骡子的称呼），我就会松开母亲的手，向那边奔去，嘴里欢呼着：“爸爸回来啰，有东西吃哦……”在一队板车中，我总能找到高高瘦瘦的爸爸，扑上去。有时是一个糖果，有时是一个苹果，当然，更多时只有爸爸粗犷的搂抱……

这一个糖果，这一个苹果，当然就会成为我炫耀的资本。我会拿着它，走遍小伙伴们的家，每遇到一个小伙伴，就小心的剥开糖纸，尖着牙齿咬那么一丁点下来，然后又小心的包好糖果（或者拿起苹果，在裤胯处擦两下，努力将嘴张一点点，咬一小口），再放进口袋里，最后对着小伙伴咂咂嘴，嘴里发出“喕喕、喕喕”之声，欠他！通常来说，这一个糖果或者苹果，至少是要在小伙伴们面前“喕喕、喕喕”四五天的。虽然自己内心是巴不得一口吃掉的，但又怎么能那么容易的就丢掉炫耀的资本？！

想在想来，小小年纪就这么“作”的原因，除了小孩子爱玩爱攀比的天性外，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字——饿！

从记事起，对生活最深的印象好像就是“饿”，当时最大的理想应该就是“吃饱”。

我是教语文的，每一届学生，只要是上到新诗这个内容，我就必然要讲到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首小诗。全诗如下：

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贾平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每一个中国人见面

都问：

吃了没有？

因为人人挨饿，难得有饭吃，所以见面问“吃了没有”，就成了对别人最关心的事。哪怕是两个人刚刚从厕所出来，也会习惯成自然的问“吃了没有”，问完之后，才觉得似有不妥，相视一笑。

每讲到这里，我就会问“为什么第一句要强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呢？”，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改革开放伟大！

学生对这些大道理并不是很感冒，反而会对我回忆起小时候忍饥挨饿的事更感兴趣，催着我不断的讲下去。我也肯定会讲着讲着就游离于课本，沉醉在回忆之中，有时潸然泪下而不自知……

安陆地区是以米食为主而不是以面食为主的。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很少能够吃一顿饱饱的白米饭的，除非过年那几天。

更多的可能吃的是面食之类，而面食又不是真正的白米面，应该都是不纯的，或者是替代品。

记忆中，我应该吃过南瓜羹，吃过麸子面，吃过苦荞面，吃过菜团子，吃过草根泡，还吃过本应该是猪吃的红花草籽，还爬到街北头那棵高高的至今也不清楚是什么名字的树上摘它的果子吃……这些还是较为饱肚子的可吃之物，只是味道差点而已。我小，不懂事，饿了后就抓起身边的所有能进口的东西往嘴巴里塞过，也不会管那些草根啊、树叶啊、树上的小果果啊，有没有毒，能不能吃。结果有一次塞出问题了，几天拉不出来……

长大后，经常还有人用安陆话笑话我，说我“狗屎都能吃三泡”。还有几个具体的笑话。

因为饿，对吃就特别敏感。有一次，听到哥哥跟几个人说要去挖野豌豆。我那时小，连话都说不清楚，也不知道豌豆是什么，但知道豌豆肯定能吃。就马上跑过去，拉着哥哥的胳膊说：“哥哥！哥哥！我要吃歪豆，我要吃歪豆……”哥哥他们先是一愣，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后都笑了起来。后来街上的人见了我就说“我要吃歪豆”，笑了我几十年。

还有一次，跟着妈妈到生产队剥蒜子（将整个蒜砣掰成一瓣一瓣的），以便好秧。一个个蒜砣中，偶然会有一瓣两瓣糖化了，色为红褐，吃起来甜甜的。因为不能做种，人们剥离出来就直接放在嘴里吃了，或者给带在身边的孩子吃。我看到别的孩子在吃蒜瓣，还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不知道别人吃的是糖化蒜，也拿起一个蒜砣，连皮也没剥，就塞进嘴巴里吃，被辣得哇哇大哭。妈妈过来也没有安慰，反而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说是我偷吃了生产队的蒜砣。

因为缺少吃的，我们家好长时间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天两顿。下午，太阳还有几丈高，爸爸妈妈就把我和弟弟赶到床上去躺着，因为也只有我们两个不懂事，会哭着喊着要吃夜饭。躺着不动，消耗的能量自然也就少点，也就不那么饿了；再说，小孩子躺一躺，时间稍微长一点，也就睡着了。有时躺着躺着，自己都听见肚子咕咕咕咕的叫，也就习惯性的起来，走到水缸边，咕嘟咕嘟灌半瓢凉水，又回去继续躺，直到睡着……

睡得早，醒来自然也早，但醒了我也不一定起来，要看是什么日子。双日子是热集，我就自己穿衣起来去逛街；单日子是冷集，自然就会等着妈妈忙完来穿我起来。

热集，我们街上就热闹了，卖吃的，卖喝的，卖菜的，卖各种生活用品的，都在街道两边摆好摊。街上的人也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

我起来，别的地方不去，就专门蹲在卖油条卖面粑的摊位旁，艳羡的看着别人花五分一毛的买根油条买个面粑，惬意的吃着。我的嘴巴还不时随着别人的咀嚼而运动。除了过过眼瘾，还能闻到香气，那也算是一种享受。后来知道了一句话：“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我深以为然。

一年也总有那么几回，热集我也不会起来。等母亲忙了一早晨来穿我起来时，就躺在床上“哎哟哎哟”的哼哼。母亲就会用手背在我的额头上试试：“没发烧啊。”然后母亲就笑笑，说；“那你要怎么才能起来啊？”我就会边哼哼边说：“可能……吃个油条（也会说成是包子、面粑）就好了。”大多时候，母亲就会出门买来油条（包子、面粑）。我就边吃边穿衣服起来，感觉自己诡计得逞，妈妈真是好骗。偶尔也会遇到母亲在我屁股上扇一巴掌：“快点起来，妈妈还有事，没有时间跟你磨蹭”……

家里做的饭永远总是欠一口的，像我们这样兄弟姐妹多的，又遇到像我这样不懂事的，就总是抢饭。开饭时，先盛浅浅的一碗，这样就容易先吃完第一碗，有机会去盛第二碗；如果第一次盛一大碗，等吃完，再去盛，锅里就会没有了。而且，我吃饭基本都是不咀嚼的，狼吞虎咽的，就像是倒饭。直到现在，我吃饭依然吃得很快，吃相也难看。老婆为此骂了我好多次，但几十年前养的习惯，已然改变不了。

饭本身不够，菜里又没有多少油，有时家里还根本没有菜。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看锅里的饭，只能盛一下的，没有盛第二次的可能。我们几个孩子就会端起碗，到隔壁左右的邻居家去。

去得最多就是侯婆家里。侯婆跟一个聋哑儿子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孩子，两个大人，都能出工。相对来说，负担轻点，生活也比我们家好点。

更主要的是侯婆待我们如亲生的孙子。见我们的碗里没有菜了，就会给我们夹菜，看我们碗里没饭了，就会叫我们到自己的锅里去盛。

每次侯婆都会说：“现在给你们吃，不知道你们将来记不记得？我不在了，你们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你这个聋爷？”

1987年，我读师范，听说侯婆放牛时被牛触（安陆把牛冲撞人成为触人）了后逝去。我还半夜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场，并写了一篇《侯婆》的作文，被语文老师王美山先生当范文在班上念，那是我三年师范唯一的一次。

我们碗一端，就到侯婆家去了。妈妈倒是没有多说，只是要求我们两点：“要见眼行事，看到侯婆聋爷没有吃饱就不要去吃他们的饭菜，因为他们还要出工的；一定要记得侯婆聋爷对你们的恩情，长大了一定要报答！”

事实上，我们长大后，各自成家离开了杨兴街，尤其是我到了深圳，没有对聋爷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报答。只不过是逢年过节回家，偶尔买条烟，送几件衣服，给几百块钱，请到家里吃顿饭而已。真正对聋爷有所照顾的，还是母亲。尤其是聋爷去年中风病倒后，母亲在他侄子无暇关照时，给予了他很多的照顾。聋爷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去世（聋爷不是患新冠肺炎去世的），我们因为隔离，全部不能回去奔丧，也是母亲帮忙料理后事。写到这里，感觉很是对不起侯婆对不起聋爷！

写到吃，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老宋，我们叫他宋伯伯。

宋伯伯是安徽人，还是个残疾，有一条腿有问题，拄着个拐棍。

宋伯伯靠赶酒席为生。也就是遇到红白喜事时，帮助主家摆放一下筷子水杯，等到上菜后，就拿个碗，一桌桌的放过去，让客人多少给点钱。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个乞讨的，只是不是单纯的乞讨。

宋伯伯一路赶酒席过来，居无定所。恰好当时我们家跟别人家换了一下房子，从西边街上的一间换成了东边街上的两间，补偿了别人一些钱。还在后面院子里做了一间小厢房。

妈妈就收留了宋伯伯，让他住在厢房里。曾有人说妈妈收了宋伯伯的住宿费。我知道是没有的，因为妈妈曾说过：“连老宋的钱都要收，那是要丧良心的（安陆话即没有良心会不得好报之意）。”而且妈妈还特意嘱咐我和弟弟：“宋伯伯如果给你们钱，千万不能收，否则就是讨打！”宋伯伯后来果然五分一毛的想给我们点钱，但我们怕打，是不敢收的。

宋伯伯赶酒席，偶然会带点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回来，我们是不拒绝的。最喜欢的是他带回来的大肉。这个必须也要说明一下：当时置办酒席，每桌必须要有一碗大肉的，肥肥的，一块能有三四两，甚至半斤。这个大肉不是端出来给客人吃的，而是让客人带回去给家人打打牙祭沾沾荤气的。我有一个堂哥，特别能吃大肉，一次坐席跟人打赌，一口气吃了五块，搁不得（安陆土话胃受不了），送到医院就医。

宋伯伯带回来的大肉，会被妈妈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好留着待客，不是再放就要放坏，是断然不会给我们吃的。

但大肉拿回来的那一顿，菜里自然是有点油的，吃完饭，嘴巴上也还能看出一点点的油花花的，也是值得去小伙伴中炫耀一下下的。

对吃的盼望，除了过年，还有两盼。

一盼就是过生。一般过生日，妈妈会单独做一个蛋炒饭。米饭灰白，蛋块金黄，葱花青翠，蒜末去味，油香扑鼻……，不说吃，就是看着也是一种享受。原本恨不得连碗都要一口吃掉，偏偏还要一改平时吃饭的豪放，故意在哥哥姐姐面前一小口一小口的细嚼慢咽，当然也会象征性的舀一点给弟弟……至今，我对蛋炒饭情有独钟，百吃不厌。每逢生日，也不像别人一样呼朋唤友，吃饭K歌，收红包刷礼物，一碗蛋炒饭足矣。

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来客。来客了，妈妈怎么也要弄一两个好菜的，至少每次都会有千张的。用腌菜炒千张，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美味佳肴。客人对所谓的好菜自然也是象征性的吃一两筷子，我们在旁边也能也吃一两筷子，当然，我们还是很遵守妈妈提前的嘱咐，是断然不会将筷子伸进去的。通常一顿饭吃完，好菜基本没动，但也不是下顿就给我们吃的。妈妈会一直放着，等着下一次来客。而且还是用挂篮高高的挂起（我们也定会搭起凳子偷偷地用手抓一点点吃），怕放坏了，三两天就再拿来炒一次，等到再也不能放了，像千张已经变得黑了、硬了、皮了，吃起来像嚼得腮帮子疼，妈妈才会拿给我们吃。就算是这样的千张，我们也愿意等，也有耐心等！

除了我家以外，街上的小伙伴们还有一盼。那就是盼着街北头的供销社有汽车送货来。货来了，队长一声哨响，各家能扛会背的人就蜂拥而至，帮忙卸货。当然不是白帮忙，而是卸一车发一车的钱。有时是现场发，有时是一个月一发，又或者几个月一发。我们小伙伴对发钱不太关心，因为发的钱也落不到我们的手；但我们对所卸的物感兴趣，因为免不了会卸到吃的，大可以浑水摸鱼。最喜欢的是黑蔗糖，不像别的东西那样包装严密，弄坏了要赔偿。黑蔗糖是用麻袋装的，大人们卸出经验后一摸就知道是蔗糖。于是就借着背麻袋的机会，两手就把麻袋的外网拉开一点，用手指抠一点出来。胆小的抠了后就直接给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胆大的抠得更多，揣在兜里，还能够拿回家去化糖水喝。我也跟着这样跑了几次，妈妈从没有抠哪怕一丁点给我，更不用说抠多点拿回去化着喝。后来我就懒得去了，与其看着别人“喕喕、喕喕”的吃着欠我，不如不去，眼不见心不烦。

常年缺吃少喝，何况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家大口阔，自不必说；别人家也好不到哪去。于是麦子将熟未熟之时，街上就有人去偷熟。也就是夜深人静之时，拿着镰刀，带着袋子，到麦（稻）田里去勒麦（稻）穗回家。

爸爸拉板车不在家，妈妈是不屑去偷熟的。我们还小，还不懂去偷熟；只有哥哥大点，有可能去参与。其实哥哥也就只有十三四岁，妈妈再三叮嘱且不可去。只是因为家里窄，哥哥借住在别人家里，有一天晚上跟着别人去勒了几斤回来，被妈妈边哭边抽打了一顿，罚跪了半晚上。我还记得妈妈说的一句话：“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顺便说一句，哥哥作为老大，很早就帮忙承担家里的重担，在我们兄妹四个中吃苦最多，受累最重，牺牲最大……

不让偷熟也罢，连我们去捡麦（谷）穗也严格规定。麦子（稻谷）一上捆，还没来得及从田里挑走，捡穗人就如蝗虫一般下田了，因为僧多粥少，更因为田里还有草头（安陆人称成捆的麦子（稻谷）为草头），边检边靠近，趁人不注意就从上面狠狠的拽一把下来……妈妈是不允许我们在有草头的田里捡穗子的，说是什么“瓜田李下”，那时我也不懂。

平常年景，不出意外，家里的生活尚且是如此困难，吃口饱饭是如此之难。偏偏我们家又接连出了几件祸事（后文将详细叙说），更是雪上加霜。

那一年，生产队把原应分给我家的口粮卖了，家里更是经常断炊。常常是临到做饭时，拿着个碗或盆子到别人家去借，当然家家也少有余粮，也不是每次都能借到的。

那个中午，我也笑呵呵的随着伙伴回家吃饭。到家后才发现无饭可吃。母亲去亲戚家借粮食还没有回来。哥哥出去借米又没有借到。我和弟弟直叫饿。没有办法，哥哥翻箱倒柜，不知道从哪儿刮到了一点面粉做疙瘩我们吃。真的只有一点点，完全不成疙瘩，只能说是稀得可以照人的面粉水。就这，哥哥姐姐没有动碗，我和弟弟两个人一人两碗喝得精光……

有时饿得瘫在床上，我就会这样想：“不管怎样，今天总算又熬过去了。希望明天、后天也都能这样熬过去，这样一天天的熬，总还能活下去……”你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感慨吗？

好在，在杨兴街各位邻居的照顾下，在各位亲朋的帮衬下，更是在母亲的操持下，我们一家人终于挺过来了——对那些自己只有升把米也愿意借给我们家一碗两碗的街坊；对那些自己也没有多的隔夜粮却能支助我们家一筐一担的亲朋，对那些实在是有心无力物质上没有却在精神上给予我家很大支持的所有人……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出来，但我一直牢记母亲的嘱咐，把这些事铭记在心！

因为饿，我一直有些营养不良，长不高。读初一时，还没有家里的大桌子高，开学第一堂课，老师还以为我是哪个学生带到学校来引（安陆话带、照顾的意思）的弟弟，说要上课了，叫我赶紧出去……

我现在能长成一米七几的个子，还是因为后来家里开饭馆了，每天早晚母亲给我准备的一碗肉汤或鱼汤补的。补得太猛了，老是流鼻血，还惹得很看重我的班主任紧张起来，专门到家里来要父母带我去医院看病……

三、铭肌镂骨的“穷”

跟“饿”相伴共生的是“穷”，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家庭能“穷”到什么程度。

突然想到一个新闻。2019年9月，山西太原一所小学一年级新生学儿歌，将《一分钱》篡改为《一块钱》。原句歌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改为“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块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我姑且不管篡改者这样乱改经典对不对，也许他还觉得自己是与时俱进——“现在谁还去捡一分钱，就是一块钱，又有几人愿意弯腰去捡？”，但我知道，篡改者肯定不知道词作家潘振声在1964年应邀写这首歌词时，一分钱的意义！

我是1970年出生的，记事时肯定也是三四岁了。那也是距《一分钱》问世十年了。

我清晰的记得：那时用糖纸包着的精美的糖果，一分钱两个；那时家家户户生火必需的火柴，两分钱一盒；那时有一种叫“山羊”的烟，三分钱一盒；那时还是散装的盐，一角两分一斤……

糖果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一两个的；火柴也有时买不起要去别人家借几根签的；三分钱的“山羊”烟很多时候也买不起的；一角多一斤的盐供销社是可以一两一两的卖的……

我就经常到别人家去借过火柴签，别人家的火柴盒里如果多，就给十来根；如果少，也会给一两根。说是“借”，其实就是“给”，因为别人很少要我还的。

家里总是把火柴藏在灶顶上，避免我们拿去玩。

我却偏偏拿火柴玩火，还玩出了大事。

那次也是到别人家去借火柴签。别人给了十几根，我拿回家后私自藏了两根，想跟伙伴们一起玩。

那天，我跟小伙伴一起又站在马路边等爸爸回来。等了好久没等到，伙伴说要上厕所。

农村的厕所，都是在家外面的空地上挖个坑，上面搭个棚。我们在厕所里看到别人丢的烟头，竟然还有一小块黑黑的火柴盒的擦皮。我突然想起了藏在身上的火柴签，就拿了出来。

伙伴比我大，基本上都是他带着我玩，我只是跟着他照他说的做就是。他看我们有签有皮，兴奋起来了。赶紧捡个瓦片擦了屁股（那时擦屁股都是随便在地上建个石头瓦片擦擦的，用厕纸还是十几年后才养成的习惯），带着我到厕所前面的草堆子那里玩。第一根签没有点着引火的草，我们都很沮丧。

划第二根签时，我们两个恨不得趴在地上，用身体挡着外面的风，把火柴皮靠近引火物，“嗤”的一声，火柴签起火了。我们赶紧把引火物向上提了点，把着火的签放在它下面。

火烧起来了……我们还没高兴完，就吓到了。火越来越大，蔓延到旁边的一个草堆子。伙伴拉着我，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合作后面的沟渠里，躲着不敢出来，也不敢想象我们的祸闯得多大……

天黑了，我们两个都不敢回家，在惶恐忐忑中睡着了。直到街上的人找到我们。

我们两个人的“失踪”，等于是对“烧草堆子”这事的不打自招，生产队自然是要赔偿的。我不知道的是因为是我提供的火柴签，我们家的责任更大，赔偿的更多。

母亲没有我设想那样的打我，只是说什么“玩火自焚”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明白，大概知道是今后不能玩火。

母亲没有打我，第二天哥哥却揍了我一顿，要我每天起早点，多捡点粪，多挣点工分，弥补烧堆子给家里带来的损失。

我是很懒的，宁可被打一顿，也是不愿意做事的。事不愿意做，钱还是要想办法找的。

我就每个热集早早起来，不再是只在卖吃的那里蹲着。而是满街的走，眼睛盯着地上，妄想有人的钱掉了，我就去捡起来。我甚至设想：看到别人掉下来的钱，不能声张。要一脚踩上去，然后慢慢蹲下来，拿到手里再站起来。免得被人发现，就又被别人要走了。

可惜，无数个早上，眼睛把地皮都瞅穿了，也没有捡到一分钱。

街上没有钱，我就转移了战场，专门到供销社去，那里人多，丢钱捡钱的机会更大。

连着去了好几天，还是没有见到一分钱。倒是看到有硬币掉下来，滚到柜台下面了，自己也捡不起来。

那几天，脑海里总是硬币滚到柜台下面的画面，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在供销社旁边的小树林里，捡了一根枯树枝，拿进了供销社。

见没有人理我，我就趴在地上，把树枝伸进柜台下面，扫来扫去。刚开始，还有点胆小，后来发现售货员看到了也没有说我，只是在那笑我撅着屁股的样子，胆子就变大了。从中间柜台向两边扫去，将整个柜台下面全部扫了一遍。

还真有收获，一遍扫下来，竟然扫了1分钱，我将钱藏在身上，又拿起树枝，再次扫了一遍。一上午，供销社的三间门面，都被我扫了两遍，竟然还扫到了5分钱。

现在我都有点佩服自己的狡猾。扫出一个硬币后，我没有惊喜的叫出来，而是不动声色的将趴着的身体挪过去，将硬币压在身下，然后悄悄地用手拿起硬币藏在身上。

三间门面，两遍扫下来，我藏着5分钱，若无其事的走出供销社，才小跑着回家。直到回到家里，我砰砰直跳的心才缓缓平静下来。

经过一夜的挣扎，第二天，我到供销社花一分钱买了两个糖果，花两分钱买了一盒火柴，再将另2分钱藏在床底下。

将火柴给母亲时，原以为她会表扬我。哪里知道她很严肃的逼问我从哪里来的钱。

得知原委后，母亲带着我去供销社还钱。虽然最终供销社还是没有要那5分钱，但我还是委屈的哭了。母亲说：“不要以为那钱是你捡的。那钱还在别人屋里，你怎么能捡呢？我们家的东西，你准许别人来家里捡吗？再说，就算是在外面捡到的，那也要还给别人啊！”

后来，母亲再也不允许我去供销社扫钱，倒是好几个伙伴后来经常去扫一扫。他们扫到1分2分的钱后，也不用交给家里的，都是自己拿着买糖吃。嘴里舔着糖，“喕喕喕喕”的在我面前欠我……

我倒不是羡慕他们吃糖，而是羡慕他们手中有钱，不用交给家里的大人，哪怕超过了一角钱。

而我不同，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要交给母亲。没有交，虽然母亲不会说什么，但要是哥哥知道了，肯定要揍我的，毕竟哥哥比我们更知道家里的艰难，1分钱也是不能瞎用的。

因为手中的钱都要交上去，导致我对过年拿压岁钱也没有多少盼望了。再多再少都要交的，也只不过是在手里呆上一个晚上而已。不注意，弄丢了，还得挨一顿揍。远远没有吃一点东西实在。

压岁钱总是有人给的，尤其是巫家爹爹、两个姑妈，每年都要给的。少则几分角把，多则五毛一块。每次给，都是反复交代：“好好拿着，别掉了。拿回去交给妈妈交学费、买本子。”

本子是很少买的，除非是必须要交的作业本。笔记本是妈妈买的一张白纸，裁成本子大小，用针缝在一起的。草稿本就是捡的烟盒拆开整平后缝的，而且是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的。

学费也不是总能按时交的，也有从开学一直拖到学期结束才交的。四年级下学期吧，因为父亲吃官司的原因，一向认为“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书的母亲，实在是没有能力同时交我们四个的学费，我就没有交。

学费其实也不多，也就一块五毛钱。没有交学费，也就没有课本。好在我那时有点小聪明，小学的内容又不多，偶尔抄抄笔记、抄抄课本，成绩也还凑合。

学校老是催学费，班主任催过，主任、校长也催过。催来催去催不来，班主任也发脾气了，就把我向外面赶，说是交了学费再进教室。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回家要，只是要不到而已，在家里也是睡到地上打了好几天的滚，除了看到母亲淌下来的泪以外，也还是要到学校去的。

后来习惯了，一到班主任老师的课，我就自觉地到教室外面。起初，站得远远的，不在他视线之内，免得让他看到生气；慢慢的，胆子大了，就走近窗户，透过窗户听课；再后来，天气变冷，就不出教室，直接站到教室后面；后来，班主任干脆就懒得问我的学费，也不管我站不站起来……

那时，我有点恨班主任。后来，我也教书当了班主任，才理解了他，学校的要求，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每天放学后，他还把他的教本给我，让我回家看书。

等到交了学费，已经是冬季了。学校还没有书，就退了五毛钱给我，叫我自己去买书。那时又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书店，书不是那么容易能买到的。

后来，跟我一样迟交学费也没有书的邓同学说，他家里打听到会砦小学有书，邀我一起去买。

那是我第一次到会砦去，沿途都是山路，还下过雪，很是难走。我穿的旧鞋子有些大，里面塞满了废纸，还是不拿脚，就用草葽子缠了两道，走起来又不滑又拿脚。邓同学在鞋子外面套了个木头，我很好奇，他告诉我是木屐，很值钱的，吓得我放下了拿起来看看之心（后来才想通，他是明显忽悠我的。像我一样，家里连一块五毛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来，怎么可以有值钱的木屐？）。

吃了早饭出门，买到书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了。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还找来一张纸给书包了个书皮。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是，后来我当了老师，不管学生交没交学费，也不管什么原则不原则，他到了教室，我就把课本给他。

交学费尚且是如此艰难。穿新鞋，穿新衣服就更是奢望了。“新老大，旧老大，垮老三”，这是安陆流传的一句话。可能因为我在兄弟三个中排行老二，所以就有了个诨名——“二老垮”。 “垮”在安陆是邋遢、破烂之意。想来“垮”就是那时我给人的印象。

“垮”自然是衣着破烂，甚至是衣不遮体的。更难堪的是没有衣服穿。

六七岁，夏天的中午，我还是光着身子，跟一帮小伙伴们街前街后的疯跑打闹。一个会唱戏的堂哥总是指着我说：“二老垮啊二老垮，你可真是个二老垮……”那时不懂其意，现在想来就脸红，甚是羞愧。

有一次下午，光着身子在玩，看到街上的大哥哥们聚在一起说是到双桥去看电影，我就说我也要去。结果有个哥哥说，你要去就回去穿件衣服，别光着身子，再说晚上又冷的。

我就赶紧冲回家找衣服，又怕他们不等我走了，匆忙间从家里拿了一件就跑。等追上他们，才发现拿的是一件棉袄。但也不敢回来换，就上身穿着棉袄，下身光着，跟着他们向双桥走去……于是，我就又有了一个诨名——“二老霉”。“霉”，在安陆是“笨蛋”、“傻子”的意思。

 “二老霉”、 “二老垮”响亮而持久，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十几年前，我在杨兴教书，我们街上一个学生的妈妈叫了我一声“二老垮”，他爸爸还跟他妈妈吵了一架，说是不尊重我不尊重老师。我还特意跑到他们家去说：“叫我二老垮，我感到很亲切呢。没有什么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才化解了他们夫妻间的矛盾。

至今我对“二老垮”这个名字不以为意，想来也是提醒自己牢记过苦日子的那段时光。

衣服没得穿，鞋子也是一样。记忆中，要么是光着脚板，要么是穿着草鞋，要么是穿着哥哥姐姐穿小、穿破的能露出脚趾头的鞋子。对袜子没有什么印象，应该是没怎么穿过，只知道冬天冷的时候，拼命地向鞋子里面塞纸，拼命的跺脚。那时候最喜欢春夏，因为不是那样冷，可以不用穿鞋；也最喜欢小雨天，因为上学放学的路上，光脚走在还湿湿的石子路上，不会那么硌脚，还有点点挠脚板般的爽。

虽然被叫做“二老垮”，但对好的东西还是很向往的。

应该是八、九岁时，有一天我睡着了，却被母亲弄醒了。醒来本来要哭的，发现是母亲在我脚上套鞋。那是我看到的有同学穿过的猪皮鞋，褐黄色的，有鞋帮子，还有鞋舌头，有鞋带子，鞋底还是橡胶的……就像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的军靴，穿上去神气极了。

我想象着穿着这双猪皮鞋上学的画面，同学们围着我羡慕的眼神，自己趾高气扬的样子……在想象中含笑睡着了。

第二天一醒来，我就到处找我的猪皮鞋。自然是没有找到，我哭着、闹着，不愿意去上学，非要我的猪皮鞋……被揍了一顿。

又过了两天，父母带我去走人家，到大姑妈家去，我才又看到了我的猪皮鞋。原来是表哥过十岁生日，妈妈买双猪皮鞋送他，又怕不合适，想到我们的个子差不多，就用我的脚套套大小。看到那双鞋，我就要扑过去，哭喊着说这是我的鞋，母亲赶紧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不然那就尴尬了……好在是在姑妈家，没有挨揍。而且很快，一把零食就堵住了我要哭叫的嘴……

自此，我一直怀恨表哥，就是他抢走了我的猪皮鞋。找茬跟他打了好几次架，直到真的长大了，这个心结才慢慢解开。

穷家小户，饿着点，穿破点，还好。最怕的还有生病，而我恰好又生了一场大病。

我应该是兄妹四个中最不让父母省心的一个。最懒，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蛇钻进屁眼懒抽得抽（出来）”；最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越打越向拢跑；最滑（安陆话，调皮之意），典型的狗屎钻，惹祸精……

每天上学，很少是走的，总是别人出门好久，才慢吞吞地出门，不走街上走马路，为的是扒车。有拖拉机经过，是必定要跟着扒上去的；有班车经过，也会扒在车后的梯子上，吊着或者爬上去站着，到了杨家大湾的那个坡那里才下来，向学校走去。

也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还是总跟着车子跑累到了，反正我读小学时病了一大场，还是吐血的那种病。

母亲赶紧借了钱，带我到安陆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被称之为“痨病”的，不说是不治之症，也还是很难治愈的。而且这个病还有传染性，危害极大。

得了肺结核，不住院是不行的；但住在安陆也是不现实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母亲要出工、要照顾全家的问题。

好在赵棚医院有一个姓蔡的医生，能治这个病，而且还跟母亲认了兄妹；也恰好本家有个叔叔在赵棚医院当会计，也可以帮忙照顾。于是，我就在赵棚医院住院治疗。应该是住了一个多月吧。回家以后，又在老中医梅传兴的悉心调理下，我才渐渐康复。

但母亲一直担心着我的身体，生怕有什么后遗症。这也是母亲对我读书特别严厉的原因，怕我落在农村，做农活吃不消。

一直到我结婚了，生儿子了。儿子也很健康时，母亲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了。

前几年，老家拆了重做。我回家翻找留在家里的东西，翻出了很多粮票。就拿了珍藏起来。但不是留着收藏卖钱，只是珍藏那一段记忆……

那时物质困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没票有钱也不行。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票，都是按照人口和工分分发的。家里再穷，该发的票，自然还是要发的。

我知道我家的好多票，母亲都应别人的要求，跟别人换了杂粮。家里还能剩下这么多的粮票，只能说明家里缺粮太久了，母亲怎么也舍不得换了这些粮票；但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有了粮票，也没有钱购买……

四、防不胜防的“难”

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一家不穷的，但我家跟别人的穷法不一样，穷还因为家里的“难”。

家里的“难”事，有很多是由父亲引起的。因为父亲是一个格外善良、格外相信人的人，别说害人之心没有，就是防人之心也没有，所以常常被人算计。

先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让大家体会父亲这种性格。

应该是我读初一那一年，五六月间的一天。

那天晚上，我睡得正香，母亲把我推醒了，要我赶紧起来，把今天家里新买的那头牛赶到安陆城边的何岗村去。

我当时也就十二三岁，自然不想去，也不敢去，就睡意朦胧地说：“怎么不叫哥哥姐姐去？”妈妈说：“哥哥跟你的叔爷已经骑自行车赶过去了，怕别人天亮后跑了。姐姐是个女孩，去了怕路上不安全……”

我还是不想去，就说：“我不去。”母亲说：“你不去，那头牛死了，家里的那么多的钱就丢进水里了，响都不响……”

可能是对钱太敏感了，一听说家里的钱要丢，我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说：“我去。”

母亲哭着把我送出门，把牛绳子送到我手中，还递过来一根棍子，嘱咐道：“一直顺着大路走，到了何岗路边，哥哥会在那接你的。”

我一个人赶着牛上路，边走边哭。天黑漆漆的，偶尔有车经过，车灯一照，我就心里一喜；车子一走，我就又哭。

一直走到接近胡棚的时候，从后面来了一辆板车，是连夜到安陆去贩菜回来卖的一对夫妻。一头骡子拉着板车，男的坐在车头，女的坐在车厢。他们见我在哭，就问我是干什么的？家是哪里的？父母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告诉了她们。他们就说可怜，要我坐到他们的板车上，带我到何岗。

我有点迟疑，想坐上去，又担心他们是坏人，又不敢坐。

那个男的见我犹豫，就又说：“放心吧。我以前也是板车队搞运输的。认识你爸爸，你就坐上来吧。”

于是，我就坐到他们的板车上，将牛绳子系在板车后面。还是不放心，就又把牛绳子拽过来一点，死死的捏在手中。

板车摇摇晃晃的，让人很想睡觉。但我不敢睡，生怕出了什么闪失。就用手拧自己的大腿，就想着白天爸爸买牛的事。

一个当地的牛经纪（安陆对牛贩子的称呼），应该是跟父亲很熟的，带了几个外地的牛经纪，牵着一头牛过来，把那牛夸得像朵花一样，极力撺掇父亲买下这头牛，还拍着胸膛打包票说不是跟父亲感情好不会介绍给父亲，父亲不是能占大便宜他也不会推荐给父亲。母亲还有疑虑，对父亲说：“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不要贪便宜买上了当。”父亲说：“这么熟的人，都是附近一个地块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还能骗我？今后还不见面了？”父亲不仅做主买了牛，还真心觉得买到了便宜，留他们在家吃饭喝酒。

到何岗，天已粉明了。哥哥正在路边等我。哥哥谢了板车夫妻，给了我一块钱，叫我自己到汽车站搭车回去。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对板车夫妻的姓名，也曾叫父亲打听过，但一直没有打听到，估计并不是他们那班板车运输队的。当时他们只是为了安我的心，故意那么说的。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点后怕，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赶着一头牛，在黑夜里走三十多里地，还是很危险的。就算是现在，再让我这样走一遭，我不一定有这个胆量。

我在汽车站前喝了一碗热腾腾的萝卜豆腐汤（自此我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美味，成人后，每次到车站坐车，不管饿不饿，也都还要就2两散酒，吃两碗的。可惜来深圳几年后，再回去，特意的找也没有找到），吃了一大碗米饭，就进站躺在候客室的长条木椅上睡着了。直到中午醒来，才坐车回家。

家里已经有点慌乱了，见我一半天没回，正要请人去安陆找呢。

回家以后，问了母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母亲对新买的牛不放心，到牛栏去看了看，发现那牛病了，赶紧去请兽医。好在我们家住在街上，街上有个兽医站。兽医来看了后说这牛病得不轻，难得治，能退赶紧退。

母亲急忙叫醒父亲，要他去找当地的那个牛经纪退牛。父亲晚上陪牛经纪们喝了两杯酒，醉醺醺的，竟然说：“买到病牛，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买走了手。男子汉，吐口唾沫就是钉，哪里还有退的道理？”坚决不去。

母亲没有办法，只能叫哥哥陪着自己找到那个牛经纪家里，才打听到那几个外地的牛经纪今天可能住在何岗的一户人家，明天早上就走。

母亲回来后，只好请来塆间一个叔爷带上哥哥先骑自行车去找到那几个牛经纪，不让他们走；再让我把牛送过去后，退了。

父亲的性格，从这件事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不认为父亲的这种性格就不好，甚至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也都遗传了父亲的这种性格。只是，现实生活中，父亲因为性格，吃了很多亏，也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磨难。

父亲他们的板车运输队，是带车入队的，要自己买板车、买骡子。他们的管理也是松散的，主要是给供销合作社或者是食品所、变电站等运送物资。运输量大的话，可以组成一个车队；运输量小，也可以一个人单车运输。父亲做事认真、人品也不错，常常比别人得到更多的运输机会，也经常是单人独车运输的。

运输队工作也是辛苦的，远的到武汉去拉，近点的也是孝感、安陆。所以不是每次都能当天往返的，是需要在外住宿的。

应该是我读小学一年级前后，具体时间忘了。我跟着母亲在路边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父亲回来，母亲就很慌张，担心父亲出事。因为正常的话，父亲是应该回来的。见到好几个运输队的人，也没有问到结果。

那几天，每天醒来会发现母亲在轻轻地啜泣，显然是在担心父亲。

又过了几天，终于有人肯跟母亲说父亲是出事了。他的板车和牲口都不见了，包括板车上拉的货物。

相对于丢失的财物，母亲更在乎的是父亲的安危。货物、板车和牲口，怎么也得大几百上千块，可谓是天价。我依稀记得那时农村做个连三的土砖屋，似乎四五百块钱也就可以了。我还记得有次见父亲从孝感拉水泥电线杆到赵棚，问过他的，一次只能赚二十块。可想而知，这一次损失将对家庭带来怎样的打击。

又过了几天，我们终于在路边等到了父亲。但没见到我牵去放过的牲口，板车也不是我坐了好多次的板车了。这让我原本幻想的父亲的板车和货物没有丢的希望破灭了。

母亲问父亲财物是怎么丢失的，父亲说是晚上喝点酒，第二天醒来就不翼而飞了。母亲说怎么听人说是你赌博输了的，输急眼了，就把板车牲口带货物全部卖了。父亲本不善言谈，就再没有过多辩解，只是苍白的说没有赌博输掉。

我至今也不相信父亲是赌博输掉了。因为父亲不是做事不计后果的容易冲动的人，也不是不顾家的人。何况，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谁又能赌得起那么大的博？直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来，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父亲没有防人之心，白天走路太累，晚上喝点酒解乏，又不胜酒力。沉醉之中，被人赶着板车偷之夭夭。

好在母亲并没有过多的追问父亲，只是询问被盗后父亲是怎么处理的。

父亲说是先去报了案，又找到货主说明了情况承诺自己会赔偿，还找到供销社和运输队的队友借钱，然后又去买了辆板车，继续去拉了货物才回来。

父亲说的容易，我倒是觉得父亲不简单，短短几天能借到那么多钱，还依然能得到货主的信任，可见父亲平时的为人，还是很值得大家的信赖的。也从反面证明父亲不应该是赌起博来不计后果的人，否则，谁还敢借钱给他谁还敢放心让他拉货？

母亲没有埋怨父亲，反而安慰道：“折了财，遮了灾。只要人在就好，有人就有世界……”。

过了几天，母亲想到父亲没有牲口拉车太累，又不能拉重东西，就自己又出去借了一圈，帮父亲买了一头小牲口。

凭空一下子又多出了几百上千块的债务，父亲虽然没说，但内心的自责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原本走一趟孝感，是应该歇息一两天再去的。但经历过这件事后，父亲基本是没有歇息的，总是连轴着走，想尽快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

这样的劳累，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导致他四十多岁心脏就出现问题了，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

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汽车、拖拉机的增多，板车运输队的业务越来越少了，赚钱自然也就更难了。

母亲就跟父亲商量，叫父亲回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算了。但父亲考虑到家庭的困难，回生产队就算是拿了满工分，也还是不能解决家里超支的问题，更不用说还清家里的债务。

父亲就仗着自己读过几年书，多少有点文化，又在运输队干了几年，也还算是有了点见识，就向生产队提出来，自己出去搞副业，每年交给生产队400块钱，生产队记满工分。400块钱在当时也应该是不少的，一个壮劳力一天10分的工分，也就值几角钱的。

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做什么副业，只知道主要是在宜昌那一带。长大点才知道可能是在宜昌葛洲坝那里做小工。因为那时母亲教我唱过一首歌，一共八节，每节三句，二十四句的首字就是我们那里流行的长牌的二十四个字名——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每节的三句首字连起来，就是长牌的一个顺子。至今还记得第一节的歌词“上宜昌搞副业因家贫困/大不该别妻儿独自出门/人说那孤身外最念亲人……”“上大人”就是长牌的一个顺子，就相当于是用扑克牌抹九胡（流行于安陆的一种扑克牌的玩法）的“一二三或四五六或七八九”。

父亲搞了两年副业，应该是多多少少还是赚到了一点钱的。父母就商量，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尤其是哥哥姐姐渐渐大了，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借住在街上别人家里），就在中人的说和下，跟街对门的朱朝享伯伯换了房子。

朱伯伯是一个鳏夫，一个人住着两间屋。是个很友善、很乐意帮别人忙的人，后来他又把那一件门面房换给别人做生意，自己住到街后面去了。我们家一间房换朱伯伯家的两间房，自然是要补给他一点钱的。这个钱当然又需要父母东拼西凑扯扯拉拉的。

我们还没有品尝够换房子的喜悦，就马上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那年腊月，到了生产队结账的日子。父亲却是两手空空光身一个人回来的。

父亲一分钱也没有带回来。父亲的说法是带着搞副业挣来的钱回家途中，在宜昌火车站被偷了。

父亲不能交400块的副业费，自然也就没有工分，单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对这个就算父亲是满工分也还要超支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父亲没有交钱，对生产队来说也是带来了困扰。那些没有超支的家庭是需要钱来分红的，别人也是辛辛苦苦望过年，一年到头就指望着这一点的分红呢。生产队几次开会研究，最终决定，将本应分给我们家的口粮全部卖掉，卖来的钱拿来分红。

过年了，一个六口之家没有粒米，更别说鸡鸭鱼肉之类。更何况，还不是只有过年那几天，还意味着一直到麦子出来，长达半年之久，我们家都是没有一点粮食的。

好在好心人多，有的给一点，有的借一点，再用瓜菜顶一点，我们家也还是艰难的度过了这个难关。帮助我家的人太多太多，实在难以一一列举，但有几个人还是要特别记下来的：生产队的会计杨伦润力排众议让生产队借给我家几次粮食；做生意的高庭秀（他跟我们家认了一个干亲）将走家串户换来的粮食送过来；郭家碾盘的姨爹爹两个姑爷是一挑挑的送过来；爸爸邓家的老表也时常救济；巫家爹爹干脆把我们几个孩子接过去住……

母亲不识字，不能把这些恩情记在纸上。但她镌刻在心里，等到我们略微长大点，就总是不厌其烦的跟我们诉说……

我那时不知道“祸不单行”这个词，但知道家里接着又出了更大的事。

因为被卖了口粮，父亲就更加努力的出去搞副业，想尽量赚点钱给家里买点粮食。

一天，父亲从外面带回一个男孩，年级跟我差不多，比我长得好点，比我还能吃。

父亲说是在搞副业中认识了几个四川人。四川人说他那边穷，那里的女人都想嫁到湖北来，叫父亲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人，介绍一下，可以给介绍费的。父亲就答应了，他倒不是为了要介绍费，而是主要觉得能帮别人找到老婆，是修桥铺路一样功德无量的善事。

那个四川人就说自己回去带两个女人过来看看，先把孩子放到我家等他回来。

不久，四川人带回来两个女人。那两个女人到父亲介绍的人家一看，也还满意，就结婚了。

两桩好事，却成了父亲的梦魇。父亲还没有拿到所谓的介绍费，就和那个四川人一起被抓进进看守所，罪名是贩卖人口……

母亲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了：凭空多一个人要吃喝，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不堪重负；除了生产队的劳动、家务之外，更要为父亲的事奔走呼号；更难的是还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

可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只能一边上着生产队的工，一边求着生产队、大队部的领导出面，还求着街上教书的堂哥杨伦兴，一趟趟的去找派出所的高特派，然后又一起一趟趟的去安陆（伦兴哥帮我们家奔走，还曾受到街上好几个“嫉恶如仇”的人的指责，说他一个堂堂的教书先生没有一点觉悟。后来，父亲被无罪释放，母亲想请他到家吃顿饭，他也推辞了。他说：“仗义执言是人的本分，不需要感谢。”）……

母亲每次出门都要告诫我们，要善待那个叫博仔的四川孩子，宁可让我们挨饿，也不能让博仔挨饿。再怎么说，博仔还是个孩子，再苦再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母亲每次回来，都要教育我们：“你们的爸爸不是坏人！你们也不要因为爸爸的事在街上在学校抬不起头来，自己的腰杆都挺不直，又怎么能让别人看得起？”

父亲出事后，在白天，在人前，我从没有见母亲流过一滴泪。后来读鲁迅的《祝福》，读到祥林嫂见人就喊冤的絮絮叨叨，我很奇怪，母亲竟然没有像祥林嫂那样……

只是好多次晚上，我睡醒后都发现母亲一边在补衣服纳鞋底一边在流泪，那泪在母亲的脸上流成了河。只是从未听见母亲的哭声……我当老师以后，每次讲到“哭、泣、号”的区别时，我都固执的认为“有泪无声”的“泣”是最悲伤的，而且每次脑海中都会出现母亲那泪流成河的画面。

两三个月后，父亲就被释放了。那个四川人也同时被释放。他来我家接博仔时直说没有想到博仔还会长胖，博仔似乎也不是那么想回去呢。

父亲进看守所的事情就此结束。官方也没有给任何说法，我们家当然更不敢提任何要求，人能回来就好了！

后来哥哥当兵，顺利的通过了严格的政审，也再次说明父亲是无辜的，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何况，父亲介绍成家的那两对夫妻，到现在家庭也还是完整的，也不存在说四川的女人骗了钱跑了的事。他们现在也都是一大家子了，也再次从侧面证明父亲遭受的是无妄之灾。

只是父亲回到家的那晚，我听到了母亲的哭，是那种嚎天喊地的哭，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

父亲有难，还有母亲帮忙在抗。但母亲有难，父亲大多时候不在家，就只有母亲自己一个人扛了。

五、超越极限的“忍”

小时候不懂母亲，等读书了，自己看《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感觉到母亲就是保尔那样的钢铁战士；再后来，出现了“超人”这个词，更感觉到母亲就是超人，在我的世界里无所不能的超人。

母亲是超人，“超”就“超”在她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就“超”在她坚强的身体承受能力。

母亲身材瘦小，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但就是这小小的身躯却迸发出大大的能量。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为了多挣工分，母亲常常是跟男人们一起出工，为的是每天能多挣一两个工分——犁田、耙地、挑草头、送大粪、出水利……

男人出工回来，还可以在家歇息一下，缓口气，等饭熟了直接吃。母亲收工回家，还要照顾、教育我们兄弟姊妹四个，还要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真正的是既当爹又当妈，既主外又主内，既干男人活又做女人事……

家里本来就缺吃少喝，母亲又常常把吃喝让给我们，自然就营养不良；白天要到生产队出工，晚上才能在家做做家务，自然就睡眠不足；女人要做男人的活，还成天像个陀螺一样，自然就精力不济。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精力不济，这三样凑到一块，自然也就容易出事。

那天晚上，母亲帮我们洗了鞋子，踮起脚准备将鞋子放到瓦檐上晾的时候，睡意袭来，脚底一滑，整个身子就向左边歪去。母亲突然一下子惊醒过来，匆忙间，左手向地下一撑，在避免整个身子的摔倒。但左手腕却骨折了。

我是个男人，我没有骨折过。但我脚腕曾经扭伤过，扭伤后，一动脚的那种钻心的痛曾经让我额头冒汗、心里发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脚扭伤，我在床上躺了三天，还又是吃药，又是抹药的。母亲的手腕骨折，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休息，只是自己找了两根木棍夹着，用一根带子一缠，吊在脖子上，就照样的出工，照样的做家务，照样的照料我们……

这不是母亲手臂第一次骨折。一段时间后，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时，摔倒了，这一次摔倒的是右手腕。

右手腕的骨折比左手腕要严重。母亲到医院去拿了点止疼药，痛狠了就吃点。但手腕一直不能好，没有办法，只得到牌楼某氏骨科（为了避去打广告的嫌疑，就隐去了名字）去看看，然后又趁她一个会武术的曹家表哥来家里做客时怎么的弄了一下。仅此而已，母亲的骨折竟然也接上了，竟然也“好”了。

前年，我生了二胎。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又到深圳来帮我带孩子。去年6月，因我儿子将尿拉在塑料垫子上，母亲喂完孩子准备起身收拾时，垫子一滑，母亲又摔倒了。为了保护我儿子，母亲的右手腕又骨折了。

我带母亲到医院去拍片，医生说母亲的手腕骨原本都错位了，变形了。我这才意识到，母亲当年两个手腕骨折，都没有拍片，也都没有找专业医生接上，完全是自行愈合的，自然就没有接好，接岔了，错位了。

很难想象母亲在几十年的日子里，用这样一双错位的、变形的的手，在参加劳动，在操持家务，在抚育儿女；更难想象在双手骨折还没愈合的日子里，没有药物，没有休息，母亲是在用怎样的毅力在忍耐。

我曾问母亲：“你手腕都那样了，也不用点药，也不休息，不痛？”母亲说：“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我都管不来，那里还会有功夫去管痛？再说，痛哈忍忍也就过去了，忍多了也就习惯了……”。

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杭州那个为了接坠楼孩子跑出了超世界纪录速度的母亲，也让我明白了：爱和责任是可以让天下的母亲迸发出超乎想象的能力和忍耐力的。

相对后来的一次受伤，母亲双手的骨折就是小儿科了。

那一次，真的是把我这个上十岁的孩子吓到了。

那天好像是周末，我们没有上学。农村人是没有周末的，母亲要继续出工。哥哥姐姐被母亲安排出去做事了，我也被母亲要求在家带弟弟玩。

应该是快要吃中午饭的时候（那时的我对时间没有概念，一切时间都是与吃饭相联系），我对门的伯妈慌慌张张的跑进来说：“快点到北上诊所去，你妈妈受伤了……”。

我和弟弟赶紧跑到街北头山上的诊所，诊所里外都有街上的人围着。他们看见我们过去了，就让开一点，让我们钻到最里面去。我看到母亲坐在一个凳子上，一个医生正在给母亲的手腕包扎。母亲脸色有点白，身上到处都是血……我和弟弟就一下子哭起来了。

街上的人怕我们因影响到医生，就叫我们从里间出来，等哥哥姐姐过来。

哥哥姐姐闻讯过来，也是哭了。街上的人也就问哥哥能不能找到父亲，说母亲的手受伤严重，要父亲回来带母亲到安陆大医院去看看。

对门伯妈就跟哥哥说起了母亲受伤的经过：“今天上午生产队安排的任务是砍桠子。你妈看的时候没看准，一砍刀砍在左手腕那里……”母亲的惨叫惊动了在旁边砍桠子的伯母，她一看母亲受伤，赶紧跑过去。

母亲受伤处血流如注，整个人已经有些发晕了。对门伯妈赶紧一把死死捏住母亲受伤处，尽量止血；一边扶着她向诊所走去。一起砍桠子的人也都过来帮忙，把母亲送到了诊所。

“那个伤口啊，都像小孩子张开的嘴巴那么大！把我都吓死了……”对门伯妈说，“医生给你妈缝针时，又没有打麻药。就那样像纳鞋底一样一针针地穿，我看着都疼。不知道你妈怎么那么好的忍劲，硬是一声都没吭……”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等母亲缝好针、包扎好，就把她扶回了家里。母亲显然有些失血过多，走路不稳，精神不济，还要勉强支撑着给我们做饭。哥哥姐姐想把母亲扶到床上去休息，母亲却只是坐在椅子上，说要看着哥哥姐姐做饭。

哥哥拿着升子出去了，应该是去借米了；姐姐把手伸进鸡窝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鸡蛋来。

等饭做完了，母亲、哥哥和姐姐吃得似乎不多，只有我和弟弟吃得开心。母亲还把水蒸蛋舀了好几勺到我和弟弟的碗里，我虽然看到哥哥姐姐眼睛里有点怒意，但也还是没有拒绝妈妈舀来的鸡蛋。这时候的我，早忘了刚才在诊所的哭，甚至没有良心的想：“妈妈受伤了，有白米饭有鸡蛋吃。真好……”

也不知道是因为找不到父亲，还是因为母亲不让通知父亲，好像母亲手被砍伤后，父亲没有回来。母亲也没有休息，仍然去生产队上工。对门伯妈劝她休息，她说：“本来就年年超支，再不去出工，家里就更难了。手受伤了，分值高的活做不了，分值低点的总能做点啊。”

母亲的手后来也就是在北上诊所换换药而已，竟然也是奇迹般的好了。只是我也曾看见母亲手疼的样子，她用右手紧紧握住受伤处，额上豆大的汗珠向下滚……却从未听到母亲叫一声疼……

那时我还不知道，母亲因为过于操劳，加上营养不良，休息又不好，眼睛出现了问题，常常会突然看不见东西，街上的人都已经叫她“蔡瞎子”了。这次被砍伤，也应该是眼睛突然花了，看不清的缘故。

后来分田到户，我曾蹲在耙上耙田，没站稳，从耙上掉下来，脚被靶齿挂了一下，浅浅的一条沟，流血了。钻心的疼，我鬼哭狼嚎的。母亲却轻描淡写的随手在田里拿起一块黄土，往我伤口上一擦了事。回到家，伤口再流血，母亲也不带我去诊所，撕一小块火柴皮，或者在土墙壁上找一串吊吊灰，按在上面，说是止血效果好。血是止住了，但疼痛避免不了。我总是杀猪般的嚎。家里人都说我冤声大，一点点疼都受不了。

现在想来，母亲怎么就不怕疼呢？大概是因为，她的心思都在家庭和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对自己的三病两疼竟然麻木了！而且，一麻木就是一辈子！

那时，家里的条件不好，母亲只能用忍来面对伤痛，我们可以理解。但现在，家里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至少还是有能力保障父母的医疗的，但母亲还是固执的选择忍。

母亲劬劳顾复我们一辈子，身体受到很大损伤。最严重的是腰肌劳损和骨质增生。母亲先是不告诉我们，实在忍不住了才吃点止疼药对付一下。我们知道后都想办法帮母亲找药治疗。

那年我去香港，见到有一种德国产的治疗腰肌劳损和骨质增生的药（为了摆脱打广告的嫌疑，这里就不写出药名了，以下也就称为德国药），店员说效果很好。我就给母亲买了十盒，说是让她试试。

我托人带给母亲后，母亲说我瞎花钱，家里有止疼药和止疼膏的，疼狠了吃点贴点也就很好用，还问我这药多少钱一盒。我怕母亲心疼，就把两百多一盒说成是几十块钱一盒。

再后来，母亲主动打电话给我，说是我上当了，那个德国药一点效果也没有，今后不要买。

我信以为真，觉得香港人做生意也是变成奸商了，学会忽悠人了。直到暑假回去，到小姑妈家去玩，姑妈说：“你下次回来，帮我把那个德国药带几盒回来……”我仔细一问，才知道母亲用了德国药后觉得效果很好，就给了几盒给同样有骨质增生的姑妈。再一想也就明白了：母亲体贴我在外打工不容易，说药又是那么贵，干脆说没有效果我就不会为她花钱了。

回到深圳后，我就又买了一些带回去，但母亲很慎重的说：“那个药刚吃起来还有点效果，吃长了也就没效果了，可能是身体有了抗药性什么的。今后就不要再买了。你就帮我多买一些‘黄道益’就行……”大概她知道黄道益真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盒，而且使用时间长一些。后来我也就只是保证家里常备黄道益了，那个德国药只是断断续续的买。

毛主席去世那一年，母亲还得了一场大病，全身浮肿，浑身无力。我听诊所的医生对母亲说的是“肾炎”。我也不知道“肾炎”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剩盐”，天真的以为母亲的身体里盐太多了，有剩的。还很奇怪地想：怎么会“剩盐”呢？家里的盐明明不够啊，总是向别人借呢？

母亲还是带着我到赵棚去找了那个舅伯，舅伯要母亲住院。母亲说：“你看着我家里的情况，我能住院吗？”我还听到舅伯问母亲是要用西医还是中医诊治。我也不懂西医中医是个什么名堂，只是听到母亲问舅伯“西医中医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哪个治疗的钱要少一些？”

大概是中医诊治能断根，花钱少，母亲选择的是中医。当然这也是我长大分清中医和西医之后才知道的。

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母亲每天要用一个瓦罐煮药，倒在碗里喝。后来我得了肺结核，也是用瓦罐煮了不少的中药喝。中药都是非常苦的，每次喝了，都要在嘴里面含点糖压一压，免得受不了那种苦。但我知道，母亲是从来没有用糖压一压的。

后来，我还知道：我们那里有个习俗：谁家有人病了，熬了中药喝了，就要把中药渣子倒在大路上，让别人去踩。大概迷信的说法是让自己的病随着踩渣人踩走……

我从没看见母亲像别人一样将药渣倒在屋后的大路上，包括后来倒我喝过的中药渣。她都是将药渣倒在屋后的水沟里，有时自己去踩两脚……

母亲的肾炎拖了好久才治好，应该是除了中医的功效外，还有西医的功劳。但又不是母亲花钱用的西医，而是解放军叔叔帮忙治好的。

好像是一个下午，街后的马路上突然间车流滚滚，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叔叔，有的车后面还拖着挂车，挂车上是我们在电影上才看到的枪炮……我们小，一群小伙伴在路边上跟着车子跑，边跑边喊：“打仗哦，打仗哦……”，到天黑了也不愿回家。母亲找过来告诉我们，那不是打仗，那时部队在拉练。我也不知道拉练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这么多解放军叔叔。这么多的车和炮，很好玩。

那天睡梦中，还在追着军车跑……第二天起来，我们又在路边看到了军车，而且让我们惊奇的是，有的军车竟然停下来了。然后就有解放军叔叔从车上下来，进到街上。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像看稀奇一样的跟着他们。

当天，就有很多军人住到了我们街上，好像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军人的，我家好像也住进了两三个。他们不是住在我们的床上，而是把家里的门板下下来，铺上干稻草，垫上自己带的被子睡的。

天将黑，我们还没有吃夜饭，就听到了以前在电影里听到的军号声，就是那个一吹响，解放军叔叔就从战壕里、躲着的地方钻出来向敌人冲锋的调调。我们一群小伙伴顺着声音来到了街南头，小乡政府门前，那边的斜坡上早已整齐的坐满了解放军叔叔，斜坡前方的土台子上，挂上了白色的电影屏幕。

要看电影哦，要看电影哦！我们欢呼雀跃，没有一个人记得回家吃饭。

看电影之前，解放军叔叔开始唱歌了。一个方队一个方队的唱，此起彼伏。后来才知道，这个唱法叫做拉歌。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几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我们先是听着解放军叔叔唱，然后我们也在旁边跟着唱，声嘶力竭，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

歌唱完了后，就是放电影，连着放了两场。都是打仗的，看起来很过瘾，只是可惜忘记了电影的名字。

解放军叔叔好像在街上住了好几天，好像还帮着生产队割谷挑草头打谷子的。每天晚上照例拉歌放电影的，那几天简直就是我们的狂欢节！

也许是乐极生悲，那天早上起来，母亲突然要我们在胳膊上带一个袖章，黑色的，上面还有一个白色的字。这个字，我们小伙伴们还争论起来，有的说是“老”，有的说是“孝”。最终才知道那是个“孝”字，也才知道我们嘴里面喊了无数次“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也不清楚“逝世”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大一点的伙伴说是“死了”的意思，还被他旁边的一个大人在头上凿了一下：“不要瞎说，对毛主席不敬！”

那天，还是在街南头乡政府前的土台子上，举行了毛主席逝世祭奠仪式。细节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主席台上扎有巨大的写有一大排白底黑字的牌坊；还记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戴着写有“孝” 字的黑色袖章，不允许随便走动；最记得的是全场人的哭声，那真是哭声震天，哀嚎遍野……

我从未见过母亲那样的哭状，也从没听见母亲那样的哭声……

再后来解放军叔叔就走了，但我在家里发现了原来没有的几瓶药。母亲说那是解放军叔叔知道她病了后，专门叫军医过来给她看病后留下来的。再后来，母亲喝中药的日子渐渐也就少了，再后来母亲的肾炎也就好了……

后来母亲每次给我讲到她得肾炎的事，总是说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塆间的堂嫂、大队的妇联主任兼赤脚医生李幼青；一个是当时的生产队长江兴后。他们两个一个跟生产队说母亲有病不能安排干重活，一个安排母亲跟老年人一样做些轻松点的活。“他们两个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没有能力报答他们，你们今后有能力一定不要忘了（报答）……”母亲一再这样对我们说。

六、维护家人的“刚”

母亲就是这样的能“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真正是做到了“忘我”；但母亲同样也有“不忍”，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有时候真的做到了“舍我”。

母亲一项是与人为善的，很少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但我还是记得有几件事。

我读书了，自然是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要书有书，要本有本，要笔有笔。倒也还是可以克服。交了学费就会有书，没有书也能找本旧书，或者借别人的抄抄；除了必须要交的作业本外，捡捡香烟纸，也能做成一个笔记本或草稿本；没有新铅笔，也能在铅笔头上绑根木棍继续写字……

但有些诱惑也还是避免不了的，比如说很多同学都有文具盒或者有玻璃球之类的对我来讲比较稀奇的玩意儿。人就是这样：越是没有的东西，就越觉得是好得不得了的，就越是想得到，得不到也总是找机会拿在手中把玩很久，爱不释手，最后在主人的一再催还下才还给他。

我自然也是如此。好在我那时还有点小聪明，常常会被小伙伴邀请一起写作业，而且我写作业毛里毛糙的，速度很快，总是比别人早写完。这样，在别人还在写作业时，我就可以拿起那些小玩意儿玩玩。

那天，同样是应邀到一个伙伴家去写了作业，还一起玩了一下午。但到了傍晚，他爸爸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说是他的一个东西不见了（至今我记得这件事，但不记得是个什么玩意儿），看看是不是被我错拿回来了。他爸爸的话还算是有点含蓄，等他爸爸翻了我的书包，没有看到回去后不久。他妈妈又来了，这次直接说是怀疑我拿了他的东西。自然照例又是在我的书包里翻了一通，还在我住的房间里，旮旮旯旯儿都翻了一遍，连床底下都瞅了，还把我审问了一番，才骂骂咧咧的回去。

他们来时，母亲刚好不在家，她到畈地里忙去了，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才回来。母亲回来后，哥哥向她说了别人来家的情况。母亲把我叫过去，很严肃的问我到底拿了别人的东西没有，还问了我们一共几个人在一起玩。在得到我没有拿的肯定回答后，母亲走出去了，说是到另外几个伙伴家去问问情况。

母亲一会就回来了，说是到那几个伙伴家去问了。那个说是丢了的伙伴的爸爸妈妈并没有到别人家去问，只是到我一个的家里来问了来搜查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我得去问问……”

还没有等到母亲到别人家去问问，就听到那个伙伴的妈妈在街上骂起街来。她骂的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后来长大后听到过好多次她的骂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她站在后山顶上骂别人偷了她的菜：“偷了我的菜的，你个王八日的就听着，你个日本人打的水；没有偷我的菜的，你个王八日的就不要听……”整个街上的人都被她骂了，还没人敢作声。可见她平时之泼之辣。

母亲先是听了几句，就拉开门冲了出去……我不想叙述当时的那个场面。但后来一回忆起这个场面，我脑海里就会出现母鸡拼命护住小鸡的画面和“为母则刚”的字句。

那天母亲回来，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个说：“为什么别人只是怀疑老二，因为他总是拿别人的东西看。今后记住：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不能随便拿，更不能拿了之后还舍不得还回去。还要记住：人穷不能志短，马瘦不能毛长。不能让别人看扁了……”

过了两天，那个伙伴又来邀我去他家写作业。我不想理他。母亲却骂我：“小小年纪心眼小，还记仇！大人的事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只管玩你们小孩子的……”

后来，我们玩还是一起玩，作业也还是一起做，只是我很少再到他家去罢了。

记得生产队有种“瘟神牌”（似乎就是叫这个名字，但还是记得不很准确），谁家的猪没看管好，跑进了生产队的田里被抓到了，生产队就敲锣打鼓的给谁家送一面瘟神牌，直到你自己抓到下一家的猪进田里为止，瘟神牌才会易主。可能不光是送瘟神牌，还会扣工分的。瘟神牌是精神上的处理，扣工分可是实打实的损失，所以各家也都很重视这件事，专门安排人放猪。

我们家喂了猪之后（模糊记得我们家养猪的日子不多，总是借钱买猪娃，等到猪长到上百斤时就要卖掉还钱或是别的什么急用），放猪的任务就交给我了。我这人很懒，懒得拿根棍子跟着猪跑，总是拿着石头，扔过去驱赶它。久而久之，扔石头还很有些准头，至少十几米内扔过去，说是打头，绝对不会打在屁股上。

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就对自家的田地，尤其是街后的田地看得很严。因为家家户户的猪圈就在路边，猪一出栏，就很容易下到田地里，糟蹋庄稼。

自己家的粮食，自然就会更加用心的看管。于是，每到中午或下午，大家都干完活回家，给猪放风的时间，我就要到我的几块田地里去照照，看看是否有猪进去。

那天中午，我人有些慵懒，很不情愿的被母亲逼到田地里去看看。还没走进新塘上的地里，就看见一头约4、50斤的花猪正在我家的地里到处乱拱。我赶紧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拿在手中，悄悄地跑向地里的上沿。

我不敢高声吆喝，害怕花猪随着吆喝钻进地里，越钻越深，越钻越糟蹋庄稼。我走到与花猪相对的位置，开始用手中的石头招呼它。我第一块扔到它的拱嘴处，它立马调转了头，身子向外；我第二、第三块石头连续落在它的身上，它立马开始跑了。我又从地上抓起一把石头，边追边打，想看看花猪跑到谁家去。

等追到新塘这边靠近大路的那个小水氹边，我一个石头扔过去，正好打在花猪的头上。花猪在地上打了一个旋，倒地死了。

我一看，四野无人，吓得不敢作声，赶紧溜回了家，也不敢告诉母亲打死了猪。因为我知道，要是别人知道猪是被我打死的，肯定是要我家赔偿的；要是母亲知道猪是被我打死的，肯定也会主动赔偿的。但赔偿，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我还以为没人看见，一会别人一家就杀气腾腾的找上门来，说是在家里看着我从我的地里把猪撵出来的。现在猪死了，肯定是我怎么弄死的。要我们家要么赔猪，要么交人。

来人一大家子气势汹汹，指手画脚；母亲单枪匹马，丝毫不惧。她把我藏在身后，左遮右挡，保护着我。后来读到“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我就会联想到母亲的这个画面。

好在只是争吵，还没有动手。要不然，羸弱的母亲及我们一家还真不够那一家子收拾的。街上的人也都闻声而来，劝这个，拉那个。

没有人怀疑到花猪是被我这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一石头砸死的，有的是说花猪得了陡病暴毙了，有的说可能是天热了花猪中暑了……

那家人也没有想到花猪是被我打死的，只是坚持说是我家里在地里下了药，毒死了花猪。

他们说是下药，倒是给了我们家足够的底气，因为我们家确实没有下药。好像下午，街上的人为了调解，还专门带着两家人到我家的地里去查看的。结果这件事就无疾而终。

这个秘密始终在我心里，最终说也没有说。行文至此，很是羞愧，深觉对不起那家人。那头猪的死亡，对他们家来说，绝对也是一笔不小的、难以承受的损失。那么，他们一家人的做法，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后来很多次，我也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巧就能砸死一头猪，最后合理的解释就是打到穴道了，我也开始相信小说中的点穴功夫了。

那头猪在我眼前死去，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些怕死。怕死就导致我不敢做出太出格的事，脾气暴躁也只是虚张声势，养成了声音大，胆子小的习惯。

母亲再一次的无所畏惧，是为了哥哥。

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种田更卖力了。但因此产生的矛盾也更多了。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像在生产队那样友善了，而是变得更加自私了。特别是下秧、栽秧的时候，如果雨水不济，还会抢水、打架。家族人多的，家庭兄弟伙多的，或者是为人强横的，在这方面自然就要更强势一些。

我们家本家都在杨家大湾，只有我们一家在杨兴街，而且父亲又常不在家，自然就更会是别人抖狠的对象。更何况，这个时候母亲也开始做点小生意了，家里的光景也逐渐好转。只是这时候，人的劣根性也就体现出来了——你穷得要讨米叫花时，有人帮你；一旦你过得差强人意，甚至略微比别人过得好点，别人心里就很不舒服。这就是母亲曾对我说的“人望不得人好”的道理吧……

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十几岁的哥哥也就学着大人一样种田了。挖沟、放水，田间管理。

那一次，哥哥到稻田去看水，发现有人从我的稻田里过水，但上沿田里的缺子已经被人堵上了，没有水到我家的田里。哥哥看我们稻田的水也不多了，再放就放干了，也就把我家田里向下放水的缺子堵了。

一会，下家田的人也过来看水，见哥哥堵了缺子，就拿着铁锨要上来挖开。哥哥当然不许，说：“你要挖，先把我上沿田的缺子挖了，有水流到我的田，你才能挖我田里的缺子……”

下家人却不去上沿田，见哥哥阻拦，就挥着铁锨向哥哥拍过去，哥哥就跑。下家人见哥哥跑了，还不罢休，舞着铁锨在后面追。一直追了几条冲，满街满畈的人都看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成年男人，挥舞着铁锨，嘴里面还骂骂咧咧的，追着一个全力逃跑的十多岁的孩子……

后来还是有人看不过眼，上前拦住了下家人；也有人翻过山，找到了在地里干活的母亲。

母亲狂奔着，赶了过来，一把将吓得惊惶未定的哥哥揽在怀里，泪如雨下。但母亲马上又擦干眼泪，转过身，拉过哥哥，走到下家面前：“来来来，我把孩子拉过来了，你要拍死他，你拍呗……”那人还是挥舞着铁锨，佯装着要向母亲拍过来。围观的人赶紧拉住了他。

母亲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指着我家的稻田说：“大家看看，昨天才下的肥栽的秧，肥还没沉淀，他要过水，我家的肥水流到他们田里，要抢季节，我们也没说什么，让他过水。再看看，昨天一满田的水，现在还有多少？”

母亲又直视着对方：“再说，就算孩子不让你开缺子放水错了，那你要打他，他跑了就是了。你有必要追几条冲吗？难道还非要打死他？”

母亲有理有据的指责，对方无话可说，何况又有那么多的人围观，只好骂骂咧咧的悻悻地走了。

母亲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她倒不是要我们记住那个人的狠今后好报仇，而是这样说：“他为什么只在我们田里放水，不到上沿田里去放下来。因为上沿田的人，他惹不起，就只能赶软柿子捏。所以，你们要明白：自己强大了，才不会被人瞧不起，才不会被欺负。你们不能去瞧不起别人，但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人可以不强大，但一定要自强，要有骨气！这是母亲性格给我的又一印象。用母亲的话说：“不仰人鼻息，要不蒸（争）馒头蒸（争）口气！”所以，如果说这几件事是母亲维护孩子的“刚”，那么，后面的几件事就是母亲维护自尊的“刚”，是表明了要奋气做人的“刚”。

那年父亲搞副业钱被偷，没有钱交生产队，该分给我们家的口粮被生产队卖了，卖的钱拿来分给那些应该分红的人。对这一点，母亲也没有多大意见：“一年望到头，那个不想分点钱过年。你没钱交生产队，就不能怪别人卖了你的口粮。”没有分到口粮，家里没有粮食，生活自然艰难。那年春节，我家自然过的很是惨淡。过了春节，好像也就是买了几块白豆腐，称了几斤千张而已。有亲戚、邻居给了几块滑肉之类吧。

年三十，同样住在街上的姨妈接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吃年夜饭，除了母亲，我们全都去了。

等我们吃饱喝足回家以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去姨家吃饭吃肉。母亲说了一句我当时并不明白的话：“姨妈请你们去，是姨妈对你们有情有义；妈妈不去，是妈妈还想保存一点混得不如人的自尊。”

那时我就觉得，自尊又不能当饭吃，哪里有将鱼肉吃到肚子里划算。

春节拜年的日子，绝大多数的亲戚到我家来，都会带点吃喝的东西过来，还找种种借口不在我家吃饭，就算在我家吃饭，也是绝对不吃千张豆腐的，更不会沾荤，因为那在我们家是好菜，是属于看盘的。

对“看盘”这个词，还是到1988年春节时才知道的。在这之前，是没有概念的。只是记得，每次拜年走亲戚，母亲总是再三嘱咐我们，到了别人家，不能别人端出什么就吃什么，夹菜前要偷偷看看母亲的眼色，得到允许才可以。

88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们一大帮同学相邀到陈家中塆去给恩师陈德先拜年。老师和师娘很是客气，做了一大桌子菜，还让我们喝酒。结果，一顿饭吃了几个小时，我们喝光了老师的几瓶瓶装酒，又喝散酒；吃完了老师的一大桌菜，又上了几巡……

回家后，我把在老师家吃喝的情况，包括吃的什么菜都跟母亲说了，结果母亲骂我们不懂事，不知节制，还把老师家的“看盘”都吃了，让老师春节怎么待客？原来那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春节待客，较好一点的、贵一点的菜也就都准备不多，有的也就一两盘而已，来客后端上桌来，客人也是心知肚明，只看不吃或者在主人的力劝下象征性的夹一筷子，这就是“看盘”。

后来我参加工作，跟恩师同事，还问过他我们那天是不是把看盘吃了。陈老师笑呵呵的说：“没想到你们这帮家伙能吃能喝的，我很喜欢。吃没吃看盘我不知道，只是你们的师娘第二天就叫我到安陆城买酒买菜……”恩师说得豁达，我听着却很是惭愧。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一个亲戚，来我家拜年，吃饭时把我家的大桌子掀翻了，还说：“一大家子人，日子过得是什么鬼样？穷死烂年的……”

安陆的规矩：正月里，掀翻了家里祭祀祖宗的大桌子，是很犯忌的，也是预示着家中要出大祸的。按照一般人的做法，被掀桌子的一家肯定不能善罢甘休，不说是要拼个你死我活，也是必须要有个说法的。

父亲一向老实，只是认为亲戚喝多了而已。母亲则认为是亲戚嫌我们家穷，找茬要跟我们翻亲戚（安陆话就是亲戚间不再来往）。

母亲是个“硬气穷”（安陆话的意思是穷得有骨气），只是跟亲戚说：“你怕占了我家的穷气，不来往就好。何必要掀翻我家的大桌子？”

果然，十几年我们两家再没有来往。一直到我们兄妹四个都成人了，可以给人多少帮点小忙了。我们两家才又恢复了走动。

后来母亲也想穿了，对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家子，都不容易。看到我们家的难事，不帮吧，心里不安；帮吧，自身难保。所以，不来往也正常。”

我又问：“那他正月初几还掀翻了我们家的大桌子呢？在农村不是很犯恶、很忌讳的吗？”

母亲笑着说：“正月初几掀大桌子犯恶、忌讳，不就是一种迷信吗？你看我们家现在不也是很好？并没有因为桌子被掀翻就不得翻身呢？那还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说，别的都是虚的，奋气成人才是真的……”

 “奋气成人”，这应该是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母亲对我们最真切的期待。

七、不遗余力的“育”

“奋气成人”，不说是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座右铭，但至少也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行。

哥哥是我们四个当中对家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受苦受累最多的。

哥哥很早就协助母亲做家务，照顾我们。十来岁就开始做农活，挑草头、犁田耙地；再大点还外出打工，后又回来帮家里做生意，最后又当兵转了志愿兵，给我们三个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哥哥大我五岁，但吃的苦至少是我的五倍五十倍。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他给母亲分担了不少负担和压力。真正体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对外，他扮演着家里男人的角色，是我们的保护伞，是家庭的保护神；对内，他尽力照顾我们，督促我们的学习，可谓是“长哥长嫂当爷娘”。

哥哥是我们四个中，最聪明的，也是我们四个中唯一一个被家庭所累的。至今他虽然是我们四个中学历最低的，但又是我们四个中写字写得最漂亮的，每年家里的春联，基本是也都是他亲手写的。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哥哥是完全可以过得比现在更好的。

哥哥读初三，是老师眼中的宝，是被看作可以为校争光的学生之一。但哥哥那时已经偷偷决定，读完初三就下学，帮母亲分担家庭重担，把我们三个培养出来。哥哥的表现开始变差了，而且愈演愈烈。由开始的迟到，到逃学，再到不听老师教导……

一向以哥哥成绩为傲的母亲有点懵了，先是轻言细语的教育，再是疾风暴雨的呵斥，后是请亲朋好友的劝说，最后是恨铁不成钢的流着眼泪的暴揍。

哥哥是涂了猪油蒙了眼吃了秤砣铁了心，面对母亲各种方式的处罚，任他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坚决不好好读书。

即便是母亲气急，用铁丝将他绑在电线杆子上用皮带抽，哥哥也是不为所动，不为所变，依旧是上课迟到，甚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纵使是这样，哥哥那年中考，还是考上了赵棚高中。如果他能到高中去心无旁骛的读两年，考上大学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哥哥最终还是跟母亲摊牌了，不读书了。这对一向持有“即使是卖房，也要供孩子们读书”的观点的母亲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她坚持要哥哥继续读书，要哥哥不要操心家里的事，继续向哥哥灌输着“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的观点”，甚至说出了“你是老大，要给妹妹弟弟带好头树个榜样”这类的话。

其实母亲何尝不知道哥哥的心思，只是她不愿意以哥哥的前途为代价，来换得家庭的点滴好转。

哥哥认为如果自己的牺牲能让家庭状况得到好转，能让弟弟妹妹读书条件好点、安心点，那就是值得的。而且，他对自己的将来早就有了主张——去当兵。那时，全国人民都崇尚军人，尤其是十几岁的男孩子。军人绿是最流行的颜色，军帽是男孩子最值得炫耀的装备。我亲眼见到：在热集的街道，在露天的电影场，戴在男孩子们头顶的军帽，眨眼间就被人取下来，三转两转就不见了。失军帽的人破口大骂，无限惋惜；得军帽的不动声色，心怀欢喜。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把这种“拿”军帽的行为定义为抢劫，更没有人为丢了军帽去报个案什么的。哥哥就有这样一顶军帽，在家常戴在头上（出门就不敢戴了，估计是怕被人抢走了），挨都不允许我挨一下的。

哥哥不读书，就要跟着别人到沙市去搞副业。十几岁的孩子，用现在的说法还是童工，能搞什么副业？也就是在建筑队做个小工提提灰桶而已。辛苦不说，还挣的不多。但哥哥说：“就算赚不到钱，至少也可以为家里节省一个人的口粮。”

母亲自然是千般不舍，万个不放心，无奈又拗不过主意已定的哥哥，只得在千嘱咐万担心中放行。

哥哥到沙市搞副业，时间不久，就回来了。应该也是多少赚了点钱的，回来的原因是到了农忙季节，他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

哥哥搞副业回来后，脸上的稚气已经完全消失了，皮肤也变得黝黑了，更像是一个男子汉了。

哥哥这次回来，就没有再出去。因为母亲已经开始做小生意了，而且生意越做越大点，需要哥哥在家帮忙。

母亲先是炒瓜子放到家门口卖，然后是热集在街上摆个摊做米粑卖，再然后在家开个小饭馆（母亲的这个奋斗过程，将在后文专章讲述）……哥哥慢慢从一个帮忙者，转变为一个主力军。

尤其是家里开了小饭馆后，哥哥帮母亲买菜、清洗、当服务员，有时还要客串厨师；尤其是冷集，他还要骑着自行车，天还没亮就出发到双桥、孙店去买菜，回来照例是当小工、做服务员，天天如是，常年无休。

这样，家里做了几年的生意后，家境有了改观，1984年，我们家就改建了房子，还是当时很少见的红砖做外墙的，算是还有点气派的。

父亲也早就没有做副业了，养过一阵鸭子后，也回到家里帮忙开这个小饭店。我们三个读书之余，也能在家帮帮忙了。哥哥觉得家庭暂时可以不需要他了，这才跟父亲母亲谈了自己的想法——去当兵。

农村的孩子，无非就是两条出路——读书或者当兵。因为家境，耽误了哥哥读书，母亲是一直对哥哥心有愧疚的，这次自然是全力支持。

哥哥很顺利的在1985年当兵了。在麻城新兵训练的三个月内，哥哥就凭着一手好字当了连队的文书，后来的两年，哥哥更是在部队激烈的竞争中如愿转成了志愿兵，就农村的话说，也算是出去了。

哥哥当了十五年兵后，转业回到安陆，被安排在电信公司上班。一直担任乡镇电信支局支局长，到前两年才调回城里来。因为只顾工作，少考虑自己的待遇，至今还没有落实转业军人待遇，他也不以为意。幸好现在有个“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他们知道哥哥的事后，主动介入，要帮哥哥解决待遇问题。

至今，家里的任啥事情都是哥哥在管，老家交电费绑定的是哥哥的微信，老家有任何事情，第一时间出面解决的一定是哥哥，真正是又出钱又出力，还很少跟我们算算账。

姐姐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中，唯一的女孩子，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最受宠的，但却是我们四个人中经历最曲折的。

姐姐还不到十岁，就被生产队每年春节组织的划船队看中了，每年腊月十几就开始训练，大年初一从我们杨兴街开始，到全镇、甚至是周边乡镇去划船。

一两年后，姐姐就成了划船队的主演。撑篙、坐船、唱歌……样样她都在行。尤其是到合作社、变电站、食品所、银行等国营单外划大船，更是少不了她。

春节划船，船到哪家门口，划了，唱了，主人就给烟的。一般都是给个一包两包的。到了那些单位门口，可能就是一条两条的给。但划船的要求要更高，要划大船（或者叫划总船）。不光划船的时间要长，技术要高，还要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等同于是一个划船的歌舞剧。常见的如坐沙（至今我也不知道“坐沙”是不是这两个字），情节我那时是看不懂的，只知道看热闹。

划大船（划总船）的单位，会买来好几万响的鞭炮，这些鞭炮也不是一下子就点燃。而是被他们刻意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按照划船的习俗，鞭炮不停，划船的人是不能停的。放鞭炮的人，往往是等划船的跳了一段时间后，刚想缓缓，就点燃一段鞭炮扔过去，还专门向演员的身旁脚底下扔。等到演员们跳累了，脚步刚刚缓一点，就又点燃一段扔过去，演员们又只能跑起来。如是再三，往往是一场大（总）船划下来，需要一两个小时。

试想想，一两个小时高强度的跑来跑去，该是多么的辛苦；何况还要边跑边留意身边脚底的鞭炮……姐姐因为是台柱子，往往被别人点名要划大（总）船，一天下来，其劳累可想而知。

姐姐划船还有一个绝招，当然这个绝招在真正的演员面前算不了什么，但在没有见过世面、信息又闭塞的乡下老百姓面前也足够惊艳了。姐姐能弯腰取物，一般就是，姐姐站在一条板凳上，向后弯腰，用嘴巴衔起放在板凳下地面上的一朵花或者一枚硬币……

姐姐的表演常常获得满场喝彩，更是经常被别人要求表演。我不知道姐姐是如何做到的。她肯定不像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训练，也应该是没有专业老师指导她训练。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划船队肯定对她说过，你练的出来，我们就多带你划船；练得好，别人喜欢看，分烟的时候，可以多分你一两盒。

每年春节，只要是生产队组织了划船队，姐姐一般都是从正月初一划到正月十五过了月半，应该是很辛苦的。每天回来都累得不想动，母亲还总是能从姐姐的脚上、腿上看到被鞭炮炸到的伤痕。母亲也曾心疼的劝姐姐不要再去划船了。但姐姐看到提回来的一大袋子划船队分的香烟，就很满足的，也就忘了苦累和伤痛。这些烟，母亲除了留下一些廉价的（当然，绝大多数也都是廉价的，超过一两角钱一包的，父亲一般是不会留下来自己抽的）给父亲抽和待客之外，大部分都被拿去卖了，补贴家用。姐姐也并没有因为这些烟钱都是她挣的，而受到什么比我们好点的优待。

因为划船，姐姐几乎成了镇上的名人；也因为划船，姐姐的生活有了些波折。

姐姐读初一了，长相漂亮、能歌善舞（当然这个能歌善舞只能说相对在当时的农村里面），再加上划了几年船积累的人气，也算是成了学校的一个小名人。

刚好，那时有一家楚剧团还是歌舞团，到学校来宣传要招一批学员，招收进去后就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还可以发生活补助。

姐姐在几个同学的撺掇下，就想去报考，回家跟母亲商量。母亲不同意，要姐姐认真读书，正儿八经的考学才对。

姐姐实在经受不了转为城镇户口、发生活补贴的诱惑，就瞒着母亲跟几个同学一起偷偷地报了名，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去找老师辅导，临时抱佛脚的练习、备考。

农民的孩子，一没专业的基础，二缺长期的辅导，姐姐他们报考的结果，自然是无一被录取。又因为他们几个找老师辅导的原因，最终全校师生都知道他们报考未被录取的事。于是，他们走在学校，总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他们也总能听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类的话。

姐姐一向自信、自尊，这样的话听多了，就觉得很受伤。于是，在几个同学的蛊惑下，干脆决定不读书了。

母亲对姐姐的决定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苦劝无果后，只能再次信奉“棒槌地下槌好衣，棍棒底下捶好人”的观念——打，她希望通过打逼迫姐姐改变主意，回校读书。

姐姐遗传了母亲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任凭母亲怎么打，也是不改变主意。母亲在一次将姐姐的头发绑在门楣上吊起来打了一顿后，只能无奈地说：“惟愿你将来不要后悔……”

姐姐下学了，马上就后悔了。只是姐姐不想让人看出她的后悔，更不愿让母亲看到她的后悔。她每天拼命地帮家里做事，等我晚上放学后，就会督促我写作业，要我讲述学校的趣事……

姐姐的心事，母亲自然看在眼里。但她知道姐姐的个性，也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观察着姐姐，悄悄地做着准备。

姐姐下学一年，母亲偷偷地到学校去了无数次，自己向学校求情，请姐姐的老师向学校求情，终于得到了学校的同意，重新给姐姐办个学籍，让姐姐从初一开始，重新读书。

姐姐知道能再次上学，喜极而泣。她也毫不在意从初一读起，更不在意跟我一个班级。

我一向不是个认真努力的孩子，贪玩、懒惰。曾有一次数学月考，竟然只考了37分，成了班级的倒数第二名。

姐姐看到我的成绩，比我还着急。上课时都要关注我，下课后就要指出我上课打野的事实。毕竟姐姐丢了一年没有读书，而且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我的身上，导致她的成绩不是很好。中考后，只是考上了安陆卫校。

姐姐卫校毕业后，分别在北城医院和北城计生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任务重，待遇差，尤其是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重，有时候甚至是抓得过分，还喊出了什么“（为了计划生育）上吊不解绳，跳河不拉人，喝药不抢瓶，告状不开门”这样的口号，说什么“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姐姐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不照此去做吧，不负责任；照此去做吧，又良心不安。于是姐姐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了。

姐姐辞职，丢了所谓的饭碗，原本以为母亲会坚决反对。没想到母亲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计划生育）那个工作，辞了也好……”

好在姐姐出来打工十几年后，又回到武汉去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在坚守几年后，现在走向正轨，逐渐向好。

我是兄弟姊妹四个中，最懒惰、最调皮、最顽劣，也是最不让父母省心的一个，而且是至今还在让母亲跟着操心的一个。

小时候，玩得野，心更野。跟别人一起烧过生产队的草堆子，跟着车子跑得过肺结核，读书考过倒数，做事懒到“蛇钻进屁股懒得抽出来”的程度…

好在我在初中留过级后，似乎清醒了点，勉强考上了师范。参加工作后，也是折腾了很多，被借调到镇计生办工作过，与校长、教育站长吵过架，借有病之名在家开过书店，到广西、深圳短暂逗留过，到新疆教过书，最终又一直在深圳当打工教师……

母亲对我的折腾，从不认可到认可，从不接受到接受，再到现在近八十高龄，还要与父亲分离来深圳照顾我们。想来真是让我愧疚不已！

好在能一直牢记母亲“教书就要认真把书教好，莫搞得自己在前面走，学生在后面骂你误人子弟”的教诲，无论在哪教书都是殚精竭力、尽职尽责，可以说还算是一位受到学生喜欢的、得到家长认可的教师。

弟弟在四兄妹中最小，也是最听话的，最没有惹父母怄气的。

弟弟自小就比我们乖，至少是不像我这样的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他本身就听话，很少做错事。就算是偶尔做了错事，父母一说，他就马上跪在地上认错，让人不忍再多说他。

在家是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他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重点关注的对象。弟弟也是我们四个中，唯一读过高中的。高中毕业后，弟弟同时考上了“湖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和“湖北邮电学院光纤通讯专业”。在仔细比较两所学校和专业后，弟弟还是选择了学时短点、学费便宜点、能早点分配工作的湖北邮电学院。

弟弟从湖北邮电学院毕业后，被分到当时的邮电局工作；后来邮电局拆分为邮政局和电信局后，就一直在电信局工作，一直是技术骨干。后来又因为弟弟文笔好，做事统筹能力强，被提拔为局办公室主任。近二十年来，他在技术科和局办公室之间来回调动了几次，哪里任务紧急，哪里需要加强力量，他就被调往哪里，真正是“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做楼房不骄傲，做厕所不悲观。”

与其说是我们四个在“奋气成人”，不如说是母亲在不遗余力的教育我们。她总对我们说“百艺好藏身，一个人总得要有个吃饭的本事。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谈什么成家立业？”为此，她甘愿砸锅卖铁供我们读书；为此，她甘愿付出一切为我们读书创造条件；为此，她甘愿委曲求全让我们安心读书……

八、撑家立户的“气”

母亲要求我们“奋气做人”，她自己自然更是“奋气做人”，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她是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支撑起我们整个家。

家里的房子从一个单间跟朱伯伯换成两间之后，父亲搞副业就没有怎么顺利过，钱被偷、口粮被卖、含冤下狱……生活困顿，逼着母亲“穷则生变”，在生产队出工之外，想办法再能挣点钱。

我们家住在小集镇上，逢双日子就是热集。四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赶集，窄小的街道就人潮流动、水泄不通。街道两旁，房子的廊檐下，就会有很多的生意人，摆张桌子支个摊。我家门檐下，也有两个摊子，一个是补鞋的，一个是修表的。他们也就是跟母亲打了声招呼，就占用了那个地方。母亲也没有按照惯例收他们每个月块把钱的租金。

家里的口粮被卖后，生活很是艰难。借住在家里的赶酒席的宋伯伯毕竟走南闯北的，有些见识，就主动对母亲说：“你们家就住在街上，不做点小生意亏了”。他还建议母亲炒瓜子卖，说是本钱少一般又不会亏本。知道母亲没有本钱，还主动借给母亲十元钱。后来母亲总是说这件事：“善有善报。我们不让宋伯伯住在家里，哪里有机会去做点小生意？就更不会有后面的开小饭馆，我们这个家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任何时候不要瞧不起任何人，任何善事也不能小就不做，要知道石头瓦块也能垫桌子脚……”

母亲拿着宋伯伯借的十元钱，到安陆去买回了一袋子生的葵花瓜子，自己动手炒熟。然后在热集早上，把袋子搁在一个方凳上——方凳卡在门槛上，两个脚放在门槛外面，两个脚放在门槛里面。有人叫母亲把补鞋的、修表的赶一个走，自己的瓜子摊也好有个位置摆。母亲说：“别人在门前摆了好几年了，现在叫别人走，别人又到哪里去找地方？再说，我这个瓜子摊占地不大，就这样卡着门槛也很好……”

卖瓜子是以瓷杯计的，一杯一角钱。别人卖瓜子，都是把杯子虚放在瓜子堆上面，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抓起瓜子向杯子里面淋，淋上一杯子就端起来倒在顾客的口袋里或者是手捧里；母亲不像别人那样卖瓜子，总是先把杯子全部按进瓜子堆里从下向上舀，舀上来之后，还要用左手围着杯子四周，用右手再往里面添加，直到杯子装不下为止，然后才给顾客。别人卖瓜子，杯子里面是松的，杯子口是平的；母亲卖瓜子，杯子里面是紧的，杯子口是凸起来的。显然，母亲卖的瓜子量要足一些，顾客得到的实惠要多一些。卖了一段时间后，街上几个卖瓜子的就数我们家的生意最好了。

母亲自己炒瓜子，起先只是炒原味瓜子，后来不断有人问有没有咸瓜子，母亲就开始试验炒咸瓜子。再后来，我们家就开始卖原味瓜子和咸瓜子两种了，这个时候，街上已经再没有其他人卖瓜子了。

有一次，街上放电影。十里八乡都有人赶来看，大多是一些年轻人。电影还没有开始，年轻人就来了，无所事事，还找到家中来买瓜子。母亲灵机一动，就提着一袋子瓜子，端着一个罩子灯，在电影场的后面摆了一个摊。没想到，一场电影下来，竟然卖了一整袋子瓜子。

从此以后，母亲就热衷于打听哪里放电影。有电影，就有我们。别人看电影，我们守摊卖瓜子。最远的我们跑到十多里的地方。最开始是在电影场摆一个摊，到后来摆三个摊。母亲跟我一个摊，父亲跟弟弟一个摊，哥哥跟姐姐一个摊。

电影场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一二十岁的糙子小伙，也不说没钱，来了就要瓜子，等瓜子一倒进口袋就说没钱。母亲遇到这样的，常常说：“这次没钱就赊着呗，下次记得一起给吧。”父亲和哥哥遇到了，常常就要把瓜子要回来，几次僵持不下，母亲都会赶过来让那些糙子小伙带着瓜子走，反而劝着父亲和哥哥：“做生意，和气生财。他已经说了没有钱，你就给个面子让他走得了。非要闹个鸡飞狗跳，你能有什么好处？”父亲和哥哥很是不服气，等到别的卖瓜子的摊儿被糙子小伙们掀翻了才明白母亲的高明之处。

跟着电影卖瓜子虽然辛苦，但每到电影散场，半夜三更我们回到家里，各人都把身上的瓜子钱拿出来清点的时候，那就是最幸福的。家里的小桌子上，堆了一桌子的零钱，纸币、硬币……父母数了一遍后，哥哥姐姐、我和弟弟还会毫无睡意的一数再数……

母亲卖了一年多瓜子，进城的次数多了，对商机的嗅觉变得灵敏了。母亲明显的感觉到：热集早上，街上的人流更多了，人们的购买力增强了，在街上过早的人也变多了。

卖瓜子的生意虽然不错，但因为母亲一向信奉薄利多销，一年多了，也仅仅是赚了百把两百块钱。

母亲经过考察，决定在街上摆摊卖米粑。她先是专门花时间到安陆去跟着别人学了技术，至今我也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说服别人跟别人学技术的。

学了技术，母亲带回来做米粑的平底锅，又找人将一个柴油桶改造成炉子，置备了做米浆的设备，母亲的米粑摊就在一个热集早上开张了。

那时候的街上，人们过早基本上也就是油条、面粑和馓子，再不就是面条、包子。米粑算作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母亲的米粑摊可谓是一炮而红，生意好的不得了。

我现在不记得米粑是两角钱一个还是三角钱一个，反正，卖米粑比卖瓜子赚得快多了。

但卖米粑也很辛苦。首先，米粑要是先做成米浆，具体的流程我是记不起来了，但整体应该跟做豆腐磨豆浆有点类似，每次母亲准备米浆，都是要到凌晨；其次，母亲并没有在自己的门口卖米粑，而是在生产队仓库的屋檐下卖。每天天不亮就要把米浆、案板、锅、油和调料、柴火一趟趟的挑过去，散集后又一一挑回来；再次，做米粑要一直站在那里，手脚不停，像旋磨一样一刻也不能休息；最后，我们上学的日子，只有母亲一个人出摊，没有人帮忙，母亲一边做米粑，还要一边到炉子前烧火。米粑的火候把握又很重要，大了不行，小了不行。一个热集早上，母亲要在交叉在锅前站着做米粑和炉前弯腰烧火三四个小时，说是腰酸背疼，一点也不为过。

做米粑最好的柴火是松毛，蓬松好引火，火势又好控制。母亲自然是不会买松毛的，只能是自己去薅松毛。用一个铁筢子，在山上去薅。每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母亲就已经薅了一箢子或一担松毛回来了。当然，我们兄妹偶尔也会去薅松毛，但做米粑需要的松毛绝大多数都是母亲一个人起早贪黑去薅的。

做了一年多的米粑，塆间有一个三爹爹从外面回来了。三爹爹是个厨师，常年在外开餐馆，他看中了我们家前门迎街，后门靠近马路，就想租我们家开饭店。

饭店开起来，正是分田到户以后，老百姓手中的活钱变多了，喜欢喝个小酒的人也多了，再加上小饭馆本来又不贵，烧一个豆腐、打一个汤才五角钱，炒一个瘦肉也就一块钱，再加上二两散酒、一碗米饭，一早上花个块把两块钱能吃个撅撅饱。小饭馆的生意红火的不得了。我记得光每天早上，就可以卖两三甑的饭。

三爹爹一个人忙不过来，干脆就聘请母亲给他帮忙。

母亲开始只是当个服务员，扫地、擦桌子，端菜、送饭，洗洗碗。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也学着帮忙当服务员，母亲就帮忙洗菜、切菜、配菜，甚至在三爹爹炒菜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心里记着。偶尔三爹爹不在的时候，母亲也开始炒菜了。

小饭馆又开了一年多，我家就把隔壁的那个生产队的仓库买下来了。家里的房子就从两间变成了四间，父亲母亲就想着把房子简单改造一下，不能说一家的房子有两个大门。

房子改造期间，三爹爹被别人邀请过去合伙开小饭馆了。

家里的房子改造好了，母亲就想干脆自己也开个小饭店看看。行就继续开，不行就继续去卖米粑。

没想到，我家里的小饭馆开起来之后，因为干净卫生、服务热情、经济实惠，生意一点也不比别人的差，只是偶尔有人说母亲炒菜的质量还欠点火候，好在都是乡下人，能吃饱、实惠是最好的，对口味的要求不是太高。

母亲知道自己的劣势，在努力提升自己厨艺的同时，还在别处下功夫：比如，我们家率先在擦洗干净的桌子上摆上一次性的桌布，换了客人就换桌布；我们家率先取消了凡是来客泡一杯茶收一角钱的茶费的规定；我们率先改变了收饭费的标准，不再是一碗饭两角钱，而是只要你点了菜，哪怕是只点了一个五毛钱的烧豆腐，只交两角钱的饭钱，米饭任吃；我们家还率先对外加工，也就是你自己拿菜来，就可以象征性的收点加工费，为你炒菜，提供酒饭；我们家还率先提出，如果顾客愿意，顾客也可以亲自到厨房自己做自己吃……

母亲这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措施，较好的弥补了我们家小饭馆的不足，给我们家小饭店聚集了不少的人气，使得我们家小饭店的生意一直不错，在街上几个小饭店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开得时间最长的，一直开到1995年才结束。

当然，母亲的这些措施只能维持还不足以使小饭店保持持续的生命力。母亲就不断地钻研，提升自己的厨艺。还别说，母亲后来有两个菜可以说是一绝，成为了我家的特色菜，引得很多人慕名而来，每餐必点。一个菜是霉千张瘦肉汤，一个是肥肉鳝鱼罐。我不知道霉千张瘦肉汤是不是母亲的独创，这个菜将霉千张的臭和瘦肉的鲜和红辣椒的辣，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看起来貌不惊人，吃起来滑润爽口。肥肉鳝鱼罐中的肥肉先被母亲简单翻炒去油，肥而不腻；鳝鱼也被母亲事先去骨（一般的饭店是不去骨的，免得看起来量少）翻炒，肥美易消。肥肉和鳝鱼一起翻炒后加水煨罐，加上蒜砣和红辣椒等佐料，端上来是汤汁翻滚，咬一口是额头冒汗，吞下喉是全身通泰……

母亲还大胆尝试，不断创新菜品。比如有一天，有人拿来了一条蛇的半成品，说是在田里打死的，想着南方有人说蛇汤鲜美，就想自己做着吃，但在家煮了半天，这蛇肉就是炖不烂，咬不动，就拿过来要母亲加工。母亲从没有弄过蛇，别人拿过来了，她也不推辞，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一会一大锅蛇肉就炖烂了，香飘半条街。

后来就有人拿蛇过来，要卖给母亲。说蛇这个东西到处都是，炖起汤来又香又好吃，肯定好卖。但母亲拒绝了，她只是说：“蛇吃老鼠，吃了不安全。”2003年的非典，说是果子狸是传染源；今年的新冠，说是蝙蝠是传染源……我才理解母亲当初拒绝的理由，也不由佩服母亲的前瞻性。

母亲也卖野味，主要是用铳打死的兔子和野鸡，不是用铳打死的，用药毒死的，母亲一概不收，再便宜也不收。母亲总是说：“吃进肚子的东西，一定要弄干净，下了药的，谁敢保证别人不会吃坏？”

母亲卖兔肉也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把兔子头切开混在兔子肉里一起卖；母亲是把兔子头卤好，专门卖头，刚开始是五分钱一个，后来涨到一角钱一个。每当家里卤兔子肉的时候，我跟弟弟肯定站在锅边，一人拿一个兔子头啃。街上还有一个堂哥，非常喜欢吃兔子头，我家只要一卤兔子，他肯定就会过来买几个走的。

那时候还没有冰箱、冰柜，别人家开饭馆，都是一个热集买两天的菜；母亲不是，她热集就在自己街上买菜，冷集就叫哥哥骑着自行车到双桥、孙店去买菜，还把鱼肉豆腐之类用一个吊篮吊在家里的水井中，保持菜品的新鲜。

因为我家的小饭店的菜品新鲜、真材实料，干净卫生，再加上还有特色菜，渐渐地，我家就成为了乡政府、各村、各单位的定点饭店。就连市盐业局下来处理我们街上合作社的几大仓库盐的时候，在街上待了几个月，简直把我家的小饭馆当成了自己的食堂，还极力建议母亲到安陆城去开饭店，说是把他们盐业局的门面房便宜点租给我们家，还说就凭母亲做生意的态度，就凭母亲的那两个菜，生意绝对差不了。因为我们几个在家要读书，母亲只能是婉拒了。

家里的生意好，有时候需要我们人人帮忙，但母亲再忙也要我们先写完作业再帮忙。我本来就懒，家里的活做的最少，而且只会坐在灶下面烧火，至今还不会做饭，简直是有损我们家开过饭店的声誉。就连弟弟，他都会在只有我们两个在家的时候，有人来吃饭，他都会炒菜。

小饭馆的生意好，家里的经济自然也就好转了许多，但好多都用在我们读书身上。所以有人说，我们几个孩子能读书出来都是我的母亲一锅铲一锅铲炒出来的，一勺子一勺子舀出来的……

1984年，父母决定将家里的房子再改改。当时的小乡政府知道后，徐书记亲自上门，说要我们家做成楼房，树我们家一个发家致富的典型。母亲没有同意，还跟父亲说：“房子要依照规矩做，不能做的太高，给别人一种压着他的感觉……”

房子没有做成楼房，但前门脸全部是用红砖做的，连四改成连三，后面又有了厨房和厢房，家里一下子宽了好多，开饭馆也就更加宽敞了。

小乡政府还是把父亲树成了致富典型，说是什么万元户。父亲胸戴大红花，坐在汽车上，还到县城里面去巡游，受表彰。我们几个很是兴奋，觉得家里现在算是翻身了。

母亲很冷静的告诉我们：“不要有三分钱就跳脚，就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不是万元户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那只是总收入，还没有除去总支出呢？真要除了，还能不能落到钱还是个问号。你们三个好好读书，把书读出来才是正道！”

母亲更加严苛的监督我们的作业，更加悉心地照顾我们的生活。在解决了生活的温饱问题后，母亲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我们的前途上。

1985年，哥哥参军走了；1986年，姐姐读卫校了；1987年，我读师范了；1990年，哥哥转志愿兵了；1991年，弟弟考上湖北邮电学院了。

1991年还是1992 年春节，恰好哥哥当兵回来探亲，姐姐在北城医院工作，我在赵棚镇中教书，弟弟在省城武汉读书，我一时兴起，随口做了一副春联，让哥哥书写贴在大门上——救死扶伤保家卫国须得汉英兴华；求知渴识答疑解惑更有志杰耀家。一副对联镶嵌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名字和职业。

将对联解读给不识字的母亲听，母亲却说：“日子长似狗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只能说你们还是奋了气，但是不是就成了人还难说。你们要记住——犯法的事不能做，摔倒的人不能踩，受人的恩不能忘；帮理不帮亲，对得起良心……你们才是真正的成人！”

但终究，在母亲羸弱的肩膀支撑下，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总算是立起来了……

九、相濡以沫的“情”

也许磨难才是生活的本质！我们这个家刚刚立起来，母亲肩上的担子刚刚轻松点，不幸又降临到我们家庭。

应该是长年劳作留下的隐患，父亲突然病了，而且是心脏病。时常喘气，严重的时候还呼吸不畅、脸色变白，很是吓人，让人生怕他一口气上不来。

那时虽然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基本上都有了工作，但一个也没有结婚，用母亲的话说还一个任务都没有完成，还要够扒（安陆话，勤扒苦做的简称）。

母亲的小饭馆虽然还是开着，但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忙活了，短暂请了一个服务员之后，又因为负担过重辞掉了。

小饭馆的生意难做了，虽然生意还算不错，但收钱太难。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饭馆就开始有赊账了。先是小乡政府，然后是各单位，再然后是各村委，当然也会有一些个人。一有赊账，本来的小本经营就很难运转了。门一开，处处要钱。买米要钱，买油要钱，买菜要钱，买酒要钱……虽然偶尔也能赊赊账，但不到一个月，别人定然是坐在家里要钱。别人到我家要钱容易，在家中一坐就可以，你不给钱他不走。可我家向别人要钱就很艰难，需要父亲村村户户的跑，而大多数情况下是跑一天还要不回来一分钱。单位的钱好要点，但没有回扣不请客也总是拿不到手，有时算算账，为了拿到该要的钱，没有赚到钱反而亏了。直到1995年，母亲关闭开了十几年的小饭馆，还有三四万块钱的赊账没有要回来（当然，至今也是没有要回来的），这其中有单位的，有村委的，也有个人的。要知道，那时的三四万足可以在安陆城买套商品房了。

生意难做，家里的开支却不能少。我们那时刚参加工作，还不能真正做到经济独立，每个人偶尔也会回家多多少少拿点钱用用。父亲的病更是家庭开销的一个大头。那时农村还没有合作医疗，所有看病的花销都是自费的。而父亲不仅仅是看病，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的，有时一住就是半个月以上。

而且，父亲的病，发作时常常没有任何征兆，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后一分钟就呼吸困难了。有一次，父亲吃晚饭时还很好，刚放下碗，就呼吸困难，浑身无力……母亲吓得赶紧给哥哥打电话，哥哥赶紧回去把父亲送到普爱医院。到了普爱，暂时没有医生，哥哥就扶着父亲坐在椅子上等。等了大概半小时，父亲突然一巴掌拍在椅子上说：“走，回去……”父亲竟然神奇的又好了。

父亲的病就是这样，有时来得快，又去得快。但有时又很重，住院十天半个月也没有什么好转。说句不该说的话，好几次，父亲住院已经住到我们绝望，悄悄地连装殓的衣物都准备好了。

安陆医院一直诊断父亲的病是冠心病，说是难以治愈。有一次。还有一个医生对父亲说：“要想治愈你的病，除非换个心脏。钱也不多，几十万就够了。”

这句话给了父亲极大的心理压力，求生的欲望自然是有的，怕成为我们拖累的心理也是有的。矛盾的心理，自然就催生出他矛盾的言行，让他的脾气变大了，尤其是在母亲面前。

出来打工后，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回家的不长时间里，也总是会看到父亲对着母亲吼叫的画面，母亲总是背着父亲流眼泪，面对父亲时又总是擦干眼泪，悉心照顾。

父亲母亲不像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时肯定是没有爱情的，但相濡以沫近六十年了，肯定是早就将所有的情感转变成了亲情。别看他们在一起时，好像总是在争吵、拌嘴，但那又何尝不是一种表达情意的方式，一种更具有烟火气息的爱情？

父亲去年八十岁生日（父亲的身份证上时间有点错误，父亲本是一九四一年出生的，身份证上弄成了一九三九年）那天，对母亲说了一段最真切的情话：“我这辈子，能活到现在，还是要感谢你的。我病了三十多年了，现在还能活着，一个是你照顾的好，一个就是孩子们的孝心。街上那些比我身体扎实的，走了；比我还年轻一点的，也走了……”

父亲没有想到，街坊邻居也没有想到，最早患病的父亲竟然成了街上现存的年纪最大的两三个男人之一。所有的人也公认，不是母亲，父亲绝对不能活到现在，而且是越活越健康。

我们一直相信安陆医院的水平，从没有想过父亲存在误诊的可能。直到2003年冬，我和姐姐当时都在深圳打工，南方的冬季气候温和，有利于父亲养病。我们把父母接到深圳来玩，过春节。父亲还是发病了，我们把父亲送到了深圳的医院住院，医生看了母亲带来的父亲在安陆医院的病历，感觉安陆医院可能存在误诊，但没有明说，只是建议父亲出院后到大型一点的医院去重新检查检查。

父亲回到安陆后，母亲就催着哥哥弟弟带父亲到省人民医院去详细检查。经过专家的会诊，最终确定父亲不是患的冠心病，而是瓣膜关闭不严。病情查清楚了，对症下药就有效果了。父亲就再也没有出现以前在安陆诊治时那样的莫名其妙的发病又莫名其妙的自然好了的情景；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年都要住两三次医院了。

但往年安陆医院的治疗，还是给父亲带来了后遗症，至少在心理上有了输液依赖症。一年四季，父亲只要感觉到不舒服，就要去街上的一个赤脚医生那里输液。我们劝父亲不要轻易输液，要提高自身免疫力。父亲总是振振有词的说，以前哪次到安陆医院不是输液？输液了，人身体才有劲，才感觉舒服点。

母亲总是劝我们：“老小老小，你们都哄着他点。让他高兴就行，再说，他那个身体又不能怄气，更不能发脾气。就随着他的意吧……”

父亲随意了，母亲就受委屈了。

原本误诊后每年都要住院，他还是有点害怕；现在确诊后，知道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就胆子大了，有点放松甚者是放纵了。原本安陆医院误诊说他是冠心病，他还吓得不敢抽烟，戒了差不多十年的烟了；现在确诊是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后，他知道抽烟不会致命，就开始报复性的抽烟，一天还要抽两三包……

母亲又不敢说他，怕他生气了对身体不好。就只能更加细心、悉心的照顾他，关注着他身体的任何一点不适，防微杜渐，及时就医。

父亲生病以后，母亲就没有让他操心家里的任何事情了。小到决定种田种地，大到我们婚姻嫁娶，还有家里的赶情搭礼……所有的事情都无需父亲操心，他只管自己注意身体就行。

父亲病了后，母亲怕他无聊，成天东想西想加重思想负担，就鼓励他去跟别人玩玩纸牌，打打小麻将，这样就算是有个事做，心里也有个寄托。二三十年来，父亲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三天不摸摸牌，就怅然若失，心情就会变坏，身体就会变差。

如果父亲在别人家玩牌，到了饭点的时候，母亲定然会将菜饭盛好了送过去，等父亲吃完了，再把碗拿回来洗。

只是别人家也不一定总是有时间陪着父亲打牌，又或者父亲因为脾气大说话直得罪人别人不愿意陪父亲玩。更多的时候，母亲一家家上门去请，把人一个个接到自己家里来，供烟供酒供饭菜，求着别人陪父亲玩玩牌。

母亲对父亲的关爱和维护感动了街上的人，他们不会再计较父亲的坏脾气，他们戏称父亲是牌长，每天会定时报到。这两年，母亲到深圳来给我带孩子，但是父亲执意不愿意来深圳，要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猜测是深圳没有人跟他打牌，他不习惯。虽然说哥哥、姐姐或弟弟每个周末都会一起或轮流回去看看父亲，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但每天隔壁左右的邻居前后街的街坊，只要是看到父亲没有开门，就会打电话问问他，生怕他一个人在家有什么闪失。更是常常把父亲接到家里，邀几个人一起玩牌，还负责父亲吃喝，免得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弄不方便。

父亲的药快要吃完了，父亲的复查时间快要到了，父亲的身体出现点异样了，母亲总是会关注到，并提前告诉我们做好安排，保证不会让父亲出现任何闪失。

父亲有时跟母亲聊天，无意中提到了什么心愿，母亲也总是会记得，要求我们尽量落实。

2003年冬，我们把父亲母亲接到深圳的第二天，母亲就说：“在家里来之前，你爸爸说想看看飞机、看看大海……”我们马上安排父母到飞机场看看飞机，到福永码头去看看大海，还想带他到大小梅沙去看看，只是因为他的身体，没有成行。父母要回去时，一向处处为我们考虑，从来都是以节约为原则的母亲，要求我们为他们买飞机票坐飞机回去。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曾对母亲说过“这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能坐一次就好了”。

2011年冬月，父亲有点欣喜的对母亲说：“马上就到七十三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这一关，我是闯过来了，值得庆贺……”从来不愿意耽误我们工作的母亲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月二十五前赶回家，给你们爸爸过七十三岁大寿。”母亲决定给父亲过大寿，不像别人家的老人做寿一样大张旗鼓、大宴宾客。她只是要求我们悄悄地接来姑妈姑爷，让父亲兄妹三个好好的借此机会团聚团聚。

父亲的七十三大寿，还是被别人知道了。一些亲戚，还有街上的邻居们都要按照惯例过来赶礼祝寿。母亲毫不犹豫的一一推辞：“大家的心意，我们全家心领了。只是给老头做寿，是我们家的私事，不能也不该麻烦大家。”也不管被人说的“你总是赶我们的情，也得有个机会让我们回回情啊。”私底下，母亲说：“现在农村的习俗不好，巴掌大个事就要过客……老百姓送礼都送不起……”

等到母亲的七十岁生日，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合计着要给她过个七十大寿，要求几个舅舅和姨妈他们过来。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又花钱又花精力还影响我们的工作……

母亲就是这样处处为父亲着想，而从不为自己着想。而且，无论自己在父亲面前受了多大的委屈，在外人，哪怕是在我们面前，也绝对不会说父亲的半句不好的话的。

我们偶尔会腹诽父亲抽烟、脾气坏，但在父亲面前只能提醒一两句，在母亲面前还不能提。提了，母亲比父亲的反应还要大，肯定会骂我们不懂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孩子……”也只有两个姑妈知道后，才能够跟父亲说说叫他莫抽烟脾气放淡然点，才能对母亲说不能太宠了父亲让他少抽点烟……

母亲像对待孩子一样的宠溺着父亲，父亲也是像个孩子一样的依赖着母亲。父亲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母亲跟着的。母亲在，他就什么都不用操心；母亲不在，他就有些不知所措。

这两年，父亲有时会陪着母亲到深圳来给我带孩子，有时又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比较好。我们也养成习惯了，一切随父亲的意。

跟母亲在一起的日子，父亲的手机几乎是没有用过的；等父亲一个人在老家的时候，父亲的手机才用的多点。

父亲有些耳背，跟我们通话，即使是我们声音再大，他也还是听不到清楚的；但与母亲通话，母亲的声音并没有我们的大，父亲却能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很少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即使是我们打通了他的电话，也几乎永远就是那三句“有没有什么事？”“我很好，不用担心。”“听不清楚，挂了哦”。

父亲却隔一两天会给母亲打来电话，而且一通电话至少是一个小时。父亲会说到自己昨夜睡得好不好，今天是几点起床的，早餐吃的什么，吃完早餐是出去打牌了还是在家里看电视，打牌是哪几个人，在哪个家里打的，看电视是看的什么内容，中午饭是在哪里吃的，吃的什么，吃完中饭后又干了些什么；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有没有去输液，为什么去或者没去；家里有没有客人来，街上发生了什么事，附近有没有什么新闻……母亲总是饶有兴趣的听着，间或问一两句或鼓励父亲继续讲下去，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芒……

母亲也会主动给父亲打电话，更多的是给街坊邻居打电话，央求他们多到家里去看看父亲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在过日子，要他们多多关注父亲在家是否开了门，没开门就去敲门问问。每个周末，哥哥、姐姐或弟弟有人回去了，母亲就期盼着我们用智能手机视频，她和父亲会拿着手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算不说话，也不愿意挂下。如果，哥哥他们没有回去，母亲就会要我想办法跟街上的人联系一下，找个智能手机跟父亲视视频，好像不看到父亲，她的心里就不安。

每次看到父亲母亲视频的场景，我感到特别惭愧，要不是我，何至于让以沫相濡近六十年的父母，老来还要如此分离？

前几天，父亲到菜园去摘菜，摔了一跤，他自己觉得也没有摔到哪。就没有给在家的弟弟打电话（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现在在安陆只有弟弟了。哥哥在丹江口市承包了一个宾馆，姐姐姐夫在武汉开了个保安公司，我还是在深圳打工），只是在给母亲打电话时，习惯性的一一汇报，也没有觉得是大不了的事。母亲却紧张了，放下电话就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要求弟弟立即回去看看父亲。

弟弟、弟妹回家去看了父亲后给母亲反馈父亲真的没事后，母亲还是不断地自责，说是应该来深圳时将父亲带过来的。要不是现在还是疫情时期，马上又要开学，按照规定我不能离开广东，母亲就想趁五一假期要我带她回去一趟看看父亲的。

母亲又急着打电话回去，一再告诫父亲，千万不要到地里去挖蒜砣，宁可烂在地里，也不要父亲去挖。又嘱咐姐姐五一回去挖蒜砣，帮父亲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只是不等到五一，街上的堂姑妈就主动去帮父亲把蒜砣挖了回来。

姐姐、弟弟回家看到父亲身体很好，征求父亲的意见，并跟在丹江口没有回来的哥哥商量，五一期间带父亲到他年轻时曾经建设过的丹江口水库去看看，顺便到武当山去朝朝圣。

父亲欣然答应，母亲却是千叮万嘱，务必要小心照顾好父亲，包括带上父亲的药、注意父亲的衣着、路上开车关注父亲的状态、留意父亲游玩的状况等等。

母亲总是这样的重视着父亲，父亲也总是这样的依赖着母亲。

前年我二儿子出生，母亲来深圳照顾孩子，父亲来住了一阵后就回去了。因为孩子小，春节回去冷，我们决定春节不回去。

母亲在我们放寒假前就一再嘱咐我们，放假后第一时间要安排她回去。没有火车就坐汽车，没有汽车就坐飞机。总之，母亲要我不惜钱，保证第一时间让她回去。

最后，母亲在飞机、火车、汽车三种方式都能走的情况下，选择了坐卧铺汽车回去（原因就是到家的时间都差不多，这种方式最省钱）。

父亲在母亲到家的那天，凌晨五点就坐在后门口路边，等着早上第一趟班车到了安陆，早早到了弟弟家，催着弟弟在车站等了几个小时，迎接母亲……

问题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在凌晨五点的冬夜里，坐在后门口等车去城里迎接离别了几个月的老妻回来，这样的画面你能想象的到吗？这样的情感你能体会得到吗？

悲痛的是在2020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一），父亲还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至今，我都觉得父亲白养了我这么个儿子，活着时没有在他身前服侍一天，连水都没有为他老人家端过一口；离去时我也不在身边，没有为他送终……

那天深夜，我赶到家里。母亲见了我，说的第一句话更让我肝肠寸断，泪如雨下：“对不起，没有把你们的爸爸服侍好，他还是走了……”（对于父亲的离世，我一直深以自责：如果不是母亲来深圳给我带孩子，父亲就不会一个人在家无人照顾，父亲也不会一个人在家摔倒在地几个小时后才送到医院去……所以说，父亲的完完全全是因为我的自私我把父母分离而造成的辞世。为此，我百死莫赎，我将悔恨终身！）

母亲啊，您这一声对不起让儿子如何承受得起？五十七年来，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您跟父亲相濡以沫的患难情？！三十多年来，杨兴街的妇孺老幼，哪个不知道您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几十年来，您对家庭、对父亲的付出和委屈，我们做子女的，又有哪一个心里不清楚？……

十、苦心孤诣的“招”

母亲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贤妻良母，上一章写到母亲与父亲的故事，可以说是她贤妻的一方面；本章就写写母亲良母的一方面，我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写，写写母亲苦心孤诣教育、改造我这顽劣的“招”。

前文写到我是兄弟姊妹四个中最懒惰、最调皮，也是最不能让父母省心的一个。调皮、顽劣如上文写到的跟小伙伴一起烧了生产队的草堆子，跟着车子跑得了肺结核等，这个也许是所有小伙伴都有的通病，但我的懒惰却是独特的、别具个性的，甚至懒惰成为了我的标签。

因为懒惰，我至今不像是农村家出来的孩子，啥都不会，什么都不认识。农村的树多，但我只认识桃树、李树和柳树，其他的不认识；农村的草多，但我至今分不清楚都有哪些草。

家里喂猪，我们都要出去扯猪草的，别人是一棵棵的草挑，挑一篓子猪草要一半天；我不是，我是到了田埂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把的薅，不到十分钟，薅一篓子回家。母亲一看，完全不能用，只能倒掉……

放学后，我们都要到山上去薅松毛。我也跟别人一样用筢子背着个箢子出门。到了山上，别人一筢子一筢子的薅，薅一大堆，最后一箢子装不下，按了又按，踩了又踩，紧紧密密的一箢子扛回来；我是开头薅一耙子，就躺在树荫下睡觉，等到被人招呼差不多要回家时再最后薅一耙子，装箢子的时候，还要折些松树枝衬着，勉勉强强的架一箢子。有时。一阵风来，箢子里的松毛都被吹走了……

别人放牛，我也放牛。别人放牛是牵着牛专门找又嫩又密的草地放，我是找一个长长的绳子系在牛绳子上，将牛带到山上，系在树下，我就找个树荫休息，一会再换棵树系牛绳子……别人放完牛牵回去，牛脊背上的两个氹子鼓起来了；我放完牛牵牛回去，牛脊背上的“两个氹子能埋死个人（母亲语）”……

叫我到地里去锄草，我永远是连庄稼带杂草一起锄掉。后来看到一个笑话，说是城里人到乡下来分不清韭菜和麦子。我就在想，我可能是个假的乡下人，因为我也分不清……

不说是干活，就是我们小伙伴们一起玩，我也是最懒的，最不愿意动手的。

我们那时几乎是没有玩具的，有的话也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用黄泥巴制作泥手枪，太阳底下晒到半干后，再放到灶膛里面拷；折一截树枝，用小刀在中间一划，慢慢的搓揉，让树皮完整的上下滑动，变成一个哨子；用一截铁丝，再找几个自行车链子，就可以做成一个火炮枪；找几张纸，七折八叠的，就可以制成各种的枪炮……这些，我是永远不会的，也是永远懒得去动手的，实在是想要得到，就只能用自己偶尔得到的舍不得吃的糖果或苹果跟别人换。

母亲总是说我“衣来不伸手，饭来不张口。蛇钻进屁股都懒得抽出来，将来怎么搞哦？怎么养得活自己哦？”

我越是懒，母亲就越是逼着我做事，不做事就挨打。母亲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种田，你就不晓得珍惜粮食；不做事，你就不晓得生活艰难。与其将来懒得没有吃的喝的去偷去抢被人打死，不如我现在逼你做事把你打死……”

也是奇怪，我这人冤声很大的，也是怕痛的，但在不做事挨打这件事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怎么打，我都不怕，而且挨打时别人拉都拉不开扯都扯不走。

9岁还是10岁吧，家里秧蒜子。一块地里，母亲和我，哥哥和姐姐，分为两组。每组一个人负责刨坑，一个人负责向坑里丢蒜子。我先是丢蒜子，丢蒜子要弯腰，一忽儿弯腰，一忽儿直起身子，干了不到半小时，就觉得腰疼，难受。我就要求跟母亲换岗，我来刨坑，她来丢蒜子，刨了几下，就不符合要求了，坑与坑之间间距太大，实在是我想刨疏点，就能早点种完。母亲自然是要批评我，要我注意要求，远近要以下一个坑的土刚好自然的盖住上一个坑为宜。我勉强自己又刨了几下，就又要跟母亲换岗。弯腰几下之后，就觉得腰似乎要断一样，不顾母亲的叫唤，转身就走到田埂上，躺在田埂上睡觉，

母亲过来，喊我回去。我知道一顿打是免不了了，但我实在不想回去做事，仍然挺尸一般的躺着。哥哥、姐姐过来拉我起来，也是拉不动。母亲有些气急，就开始用脚踹我，要我起来做事。我就那样躺着，母亲踹也不起来。母亲越来越气，边踹边吼骂起来……

这件事最终让整整一条冲做事的人都闻声而来了。他们有的拦着母亲，有的拉着我，要我赶紧走开让母亲消消气。我是坚决不走的：“她现在不打好，出不了气，待会回家还要打我的。”母亲也是拦不住：“这么懒，不趁早别（安陆话，管、使改正错误之意），将来要害人的……”

还有一次，应该是初冬，池塘里已经结了薄冰。是在家里，忘了是母亲叫我做什么事，肯定也是没有做，还不听教育，肯定又是惹得母亲火起，揍我。

那天刚好父亲在家。也许是父亲在家的日子少，管我们的时候不多，也并不严格。我们家里倒反而是父亲更慈，母亲更严。

也不记得具体过程，反正最后连一向很是宠我的父亲也火了，直接扛起我，来到变电站下面的北上塘里，咕嘟把我丢进去了……我好像也还是那样，不哭不叫，就直挺挺的站在结了薄冰的池塘里……

母亲无数次的告诫我：“像你这样懒，将来怎么生活？喝西北风？喝西北风你也得起早点去占个好点的位子呢；等天上的馅饼，天上掉馅饼你也得起早点去捡呢……你懒，我可以理解。哪个不想懒？我也想懒呢，但我懒了，一大家子怎么办？你懒，你得有个懒的本事。有本事，你将来莫在农村种田，读书考出去，坐办公室，穿皮鞋，领工资……”

母亲的几句话，我自然没有听进心里，也没有被打动。

小学五年级吧？放农忙假，母亲要我们下田栽秧。至今还记得，太阳当空照，人在田里弯；穿着衣服吧，汗珠成线的往下流，眼睛都被汗糊住了；脱了衣服吧，后脊背一会儿就晒破了皮，焦疼焦疼的。我哪里坚持得住，一会直起身子，不愿意弯腰；一会走出水田，到旁边的桃树上摘几个毛桃，在泥水里洗一洗，在裤头上擦一擦就吃。栽了好久，弯下腰，两眼从裤裆中间向后看去，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遥遥无边，令人绝望；终于，在一次感觉到小腿肚有些疼痛时，拔出腿一看，一条肥硕的蚂蟥正在拼命往里钻，我扯出蚂蟥，上到田埂……

母亲为了我记性，还特意的安排我参加各种劳动。比如说要我挑草头，纵然是我挑的草头个子比较小。但也是压的我龇牙咧齿的，低着头、耸着肩，别人都嘲笑我被压成了三个脑袋。更重要的是还不能放下来休息，只能咬着牙巴硬扛着朝前，好不容易到了稻场，看到高高的堆子，不敢上去，身子一扭，草头落在稻场地上，人也瘫倒在地。比如说放了农忙假后，天旱无水，随着生产队的照水队照水。绵延十几里的沟渠，要清渠，要保证半道上没有人偷水，要吃住在田间地头，要在烈日下巡查，有时还要拿起家伙跟偷水人干仗……

几次三番这样的劳动之后，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这辈子坚决不在农村种田，我吃不了那样的苦！后来，当我读书想偷懒时，我就会想起从裤裆间看去的一望无际的水田，就会想起那钻进小腿肚拼命蠕动的蚂蟥，就会想到我挑草头时别人嘲笑我三个脑袋的话，就会想到照水路上骄阳似火的大中午累瘫在田埂上不想动的情景……

但我不是一个立常志的人，而是常常立志，完全管不住自己，一有机会就玩。小学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还在镇小学生数学竞赛中获过奖，代表全镇到安陆参加全县（那是安陆还是县，直到我读师范的1987年才改县为市）的数学竞赛。但到了初中后死玩，硬是在一次数学考试中玩成了班级倒数第二。

好在那时家里已经开起了小饭馆，学校老师也经常会到家里来吃饭，母亲就跟他们熟悉了。熟悉之后，母亲就一再拜托老师们把我管严点，盯紧点，还授权老师们我不听话的话可以揍。

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自己也有点小聪明，个子又小，感觉自己蛮逗老师们喜欢的。他们也鼓励我，让我当班干部。甚至后来上晚自习，还要我带着板床住到老师的宿舍去。

但我又爱上了看小说，住在老师宿舍了，怕老师发现，把整个身子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通宵的小说；中午别人午休，我拿本小说蹲在蹲坑上看一中午，直到铃声响了，站起来准备进教室时却双腿麻木摔倒在厕所……

所以我的成绩就很不稳定，好的时候占据前三名；不好的时候，就落在十几二十名之外。而且，我还有一个弱项，英语成绩特别差，似乎从来都不能流利的读一篇英文课文，也从没有一次英语考试过八十。

而且，因为以前营养不良，现在母亲给我恶补，但补过头了。个子虽然由一米四五一下子窜到了一米七几，但几乎每天都要流鼻血。

母亲为这些想尽了办法。自律性不强，就要我搬回家里住，再晚也要陪着我做完作业才去休息；英语成绩不好，她就三天两头的请英语老师杨泽斌给我开小灶（那时可没有收费补课一说，杨老师为我补了那么多次课，都是义务的哦），还要她考上地区农校的堂姨侄儿杨伟找来各县市模拟试卷借给我；鼻子流血，就找遍附近的中医西医询问原因，找到解决办法……

印象深刻的有一次，下了晚自习回到家里。我借口写作业，锁上房门，就躺在床上睡觉，迷迷糊糊睡了一觉，被敲门声惊醒，不耐烦的起来，装模作样的摊开书本，打开房门。母亲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瘦肉汤。我责怪母亲惊醒了我的好梦，不耐烦的说：“不喝，端走！好不容易想出一道题的思路，被你一敲门敲走了……”母亲竟然有些讨好的说：“把汤喝了吧？喝了好操脑筋，不累……”

在母亲悉心的照顾和严厉的监督下，中考结果，我勉强能进安陆师范，而且英语史无前例的考了八十三分。

但我又开始作妖了，竟然想放弃读师范，要去读高中，将来考大学。因为报考了中专，重点高中不能收，我们几个人还跑到一所乡村高中去咨询……而且，还不听劝，任性的把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撕碎了。

关键时刻，又是母亲，她把我的两个恩师陈德先先生和施大钊先生请到家里来劝我，还把我撕了的师范录取通知书粘好……现在想来，幸亏在人生紧要处有母亲，她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让我能有一个糊口的本事。要不然，凭我的玩性，凭我的无知，能不能考上大学还真的很难说，能不能混到一口饭吃更难说……

去读师范的时候，母亲告诫：“虽然是农村的孩子，但出去了就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该花就花，该用就用。要真正学点东西，将来出来教书才不会误人子弟……”

师范三年，母亲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都是一百多，也没有真正规定个数目。反正学校就在安陆，离家近，没有钱，骑上自行车就回去了，拿上钱，骑上车又回来了。反正，读师范的三年，我是没有为钱做过难的。

反倒是参加工作后，拿了工资，我才时常缺钱。刚参加工作一个月七十四块五角，除了要付食堂的生活费外，还经常被克扣，比如说被订阅市报，被赞助修路费，被捐献农运会场馆费……再加上偶尔同事聚餐、同学聚会，还学会了抽烟 ，还要买衣服，还要应酬玩玩牌……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就想着找母亲要点钱。母亲不但不给，反而要求我每个月必须给老爸买两条烟，母亲的理由是：“不是我非要你买烟，是因为你现在参加工作了，要有责任了。今后不管多难，该尽的责任要尽到，该尽的孝心要尽到……”

也许是参加工作太早，我很是年少轻狂。轻狂到老子天下第一，轻狂到不知南北东西，轻狂到打教育站长、打学校校长甚至打学生打家长，轻狂到嗜酒好赌牛皮满天……好在，还能牢记母亲在我第一天上班时的嘱咐：“用心教书，莫误人子弟！莫让别人骂你时带上我一起被骂……”书还教得不错，也还能取得点成绩。

除了教书，其他的就不敢恭维了。只是落得个抛皮（安陆话“不实在”“不踏实”“浮夸”“不可信”等等之意）的混号，给人一个脾气臭、为人拐（安陆话“蛮不讲理”“狠”之意）的印象，还有就是一屁股的债（有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都只是一屁股的债，只有你是左边一屁股盘子，右边一屁股盘子，中间还有一屁股沟）。

也因此，我直到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甚至连个稳定点的女朋友都没有。母亲没有像别人家的老人那样催婚，更没有见人就求着帮我介绍个对象。更是不干涉我找女朋友，没有像别人家老人一样规定一定要找个有工作的之类……

包括我的工作，母亲也从不干预。90年镇里面就有意让我到去担任镇团委书记，母亲尊重我的意见，没有要求我去从政；94年，镇里借调我到计生办，半年后母亲又同意了我继续回到学校的要求；2000年，母亲又同意了我到新疆打工教书，但又怕我被开除公职；2001年，我到深圳打工，2004年，母亲同意我夫妻二人辞掉公职，留在深圳……

母亲不干涉我的工作，但她总会对我的工作提要求，要求我恪守底线——丧良心的事不能做，犯法的事不能做。我教书第一天，她说：“自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不能误人子弟……”；我到计生办，她说：“计划生育是国策，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扒房拆屋的事不能做……”；我到新疆前，她说：“莫满嘴跑火车，少数民族有很多顾忌的，莫不小心碰到了别人的禁忌……”；我到深圳，她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万不能有。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能帮忙要帮忙……”

前年，母亲知道我妻子怀了二胎后，执意要提前两三个月过来照顾老婆，而且还不容我们推辞。妻子生下儿子后，母亲更是拒绝我们请个月嫂的意见，说是自己能动就要想办法减轻点我们的负担。

去年六月，因为儿子正在学走路，家里铺了塑料垫子。母亲给儿子喂食时，儿子尿在垫子上；母亲起身收拾时，垫子一滑，母亲摔倒，右手腕骨折。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因为照顾我儿子造业（安陆话“受苦受累”之意），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母亲反而自责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害得我要花钱请人照顾孩子。

今年春节，虽然我们一家四口早早从湖北回到深圳，也没有同意母亲跟过来继续帮忙带孙子的意见。但到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学校还是封闭管理，只是允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校带孩子，原来请的阿姨进不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打电话请母亲过来。

母亲接到电话两天后，匆匆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她还很是欣喜，觉得她来了就可以给我们节约一笔开支，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母亲总是这样处处为儿女们着想，而且又拿得正（安陆话“处事公道”之意），怎么会不受到儿孙们的敬重和喜爱呢？

十一、平衡家庭的“正”

母亲不独是教育我苦心孤诣，教育其他孩子也是孤诣苦心；在我们四个各自成家以后，还依然把握着家庭的大原则，随时提醒我们要兄弟齐心，搞好团结。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四个成家以来，兄弟姊妹间没有生过意见红过脸；婆媳之间从没有闹过矛盾讲过口，妯娌之间从没有扯过皮闹过筋……”不是因为我们四个做的有多好，而是母亲把得正做得好！

我结婚不久，跟老婆争吵，刚刚气急骂了她一句，在旁边看着的母亲就一巴掌扇了过来，骂道：“争吵归争吵，可不能骂人，更不能动手。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我最讨厌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骂女人打老婆的！再说，别人嫁到你家里来是过日子的，不是嫁过来任你骂被你打的！”

一巴掌把近三十岁的我打懵了，没想到母亲是如此不给面子如此胳膊肘向外拐；一顿骂又把我骂醒了，老婆是娶进门过日子的不是来受委屈的……老婆先是愣了，后是得意的对我笑了，我们的争吵也就戛然而止了。

自此以后，老婆在我面前就狠（安陆话，“厉害”之意）了，动不动就威胁我：“要不，我去跟妈说说？”，因为母亲为她仗势撑腰，我也就只能偃旗息鼓。

不独是我，哥哥弟弟应该也受到过类似的教育。就连姐姐姐夫闹了矛盾，老妈也总是批评姐姐不批评姐夫的。

在母亲心里，儿媳妇和女婿总是比儿子、女儿重要；而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中间，母亲也总是一碗水端得很平的，也不存在说女儿出嫁了就另眼相待或者就变成了别家的人似的。

2015年，我跟哥哥商量，准备把家里的老房子拆了重做，把房子做宽点，让我们兄妹四个回去包括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个房间。把想法跟母亲一说，她先是担心要花好大的一笔钱，怕我们负担不了；接着她就说要给你姐姐家留两间房，不能把她看外了；最后要求不管你们兄弟姊妹怎么出钱，一定要好说好商量，千万不能屋还没有做起来，兄弟之间先闹起来，那就没有意思了。

赶在春节前，家里的房子建起来了。假三层——平马路的一层设计成两间车库，另带一个洗手间；二楼为主屋，有门厅、天井、厨房和餐厅，堂屋、客厅和房间，在堂屋和餐厅中间还有一个洗手间；三楼是明三暗六的结构，还有两个厢房，一个洗手间，一个天台（现在已经改建成一个阳光房，也是家里的休闲区）；三楼顶还有隔热层……整套房子两个堂屋，一个客厅，一个过道厅，九个房间，三个洗手间，能够满足一大家子人全部回去的住宿要求。毫不谦虚的说，我家在农村还算是建得蛮气派的，母亲也很是高兴。

母亲更高兴的是房子建造过程中，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半点的纠纷。就连在不动产登记证上写谁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纠结，一致同意就写老爸的名字。

中国有句老古话：“亲兄弟，明算账。”这话，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为家里花钱的事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真正做到了难得糊涂。

古语还说：“树大分丫，儿大分家。”仔细想来，我们家好像从没有真正意义的分过家。也许是我们兄弟三个（姐姐出嫁了）都没有落在老家，都是在外工作成家后就自然分出去了，无需再举行一个分家仪式，正儿八经的分分家。但我们四个也从没有为赡养父母开个会，达成个什么协议，规定每个月每人应该给多少钱。

父亲母亲也从来不会担心自己的赡养问题。母亲只是对我们说：“人人做老人，人人做后人。有样学样，你们怎么对我们，你们的孩子才能怎么对你们……”

即使母亲不说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昧了良心不好好赡养劳累一生的父母？

我们姐妹四个（包括已经出嫁的姐姐，在安陆的传统习俗中，她是可以不赡养父母的，但她也参与了赡养，甚至比我们三兄弟出的钱更多）虽然没有明确每个月每个人该给父母多少赡养费，该怎样负担父母（主要是父亲）的医疗费，但我们绝对能保证父母是不会为钱发愁的。父母身体不适也总是会有人及时送医的。而且谁送去谁就花钱，从不会主动告知其他人要摊医药费或住院费，其他的人得知父亲病了、住院了，也会主动汇钱过去。至于说住院花了多少钱，每个人应该出多少钱，该怎样多退少补……我们一概是笔糊涂账，从没有算账，也根本无需算账。这账虽然糊涂，但心却很是温馨！至于说父母的生活费，谁回老家谁就会给；稍长一点时间没有回去的，也会把钱转给其他人带回去。总之，父母身上是从来没有断过钱的，甚至可以说，父母身上如果低于一千块钱，那就表示他们有点缺钱了。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是相濡相呴，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因为我们总是记得母亲说的话“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辈子是兄弟姐妹，下辈子还不知道是么样？你们一定要和和睦睦，不惹外人笑话……”

兄弟姐妹四个，虽然说都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但也都有一颗敢闯敢干的心，都想把日子过得更好点。

姐姐是最早辞职“下海”的，她在90年代初就到了深圳打工，因为有中专文凭（夸张点说，那时正儿八经的中专文凭不亚于现在的本科，甚至可以媲美现在的研究生。），很容易就找到了高薪的工作，算作是白领了。

我也在工作中近十年后品尝到了少不更事的苦楚，要为年轻时的吃喝玩乐买单。但显然，在当时工资仅有两三百元的情况下，是很难偿还那笔可谓是庞大的债务的（我参加工作近十年，欠债差不多两万，而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最多的已经存款两万多）。再加上儿子刚刚出生，连奶粉都买不起。因而也决定出来打工。先是在新疆打工七八个月，赚了两三万块钱，本来想着回去还了债务，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夫妻两个双职工带一个儿子，也能过好日子的。结果赚的钱在辞职回家的火车上，被别人偷走了。无奈，只有在01年南下深圳打工，好在在熟人的介绍下，到了一家贵族性质的私立学校教书，待遇也是相当不错。当年就把老婆孩子接过来过春节，第二年老婆也在附近的私立学校找到工作。04年，因为没有按照单位的要求回去上班，而被教育局除名。但我们并不担心，反而在姐姐的帮助下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准备扎根深圳了。

哥哥到下面乡镇任电信局支局长也好几年了，做好本职工作也是驾轻就熟了。在完成市局交给的业务任务和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的同时，哥哥的心思也活泛了。他先是参与到所在乡镇的闭路电视建设，接着又想参与新式农村小集镇建设，只是在单位拿着个死工资，缺少本钱，难以启动。

哥哥跟我们三个人商量。我们感念大哥对家庭的付出，认可他的想法，纷纷挤出钱来支援他。我甚至把刚买了两年的房子卖了，支持他创业。

弟妹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也想做点生意。经过考察后，决定在安陆开个洁具店。她知道我们把钱给大哥了，也没有多的钱给她，自己一个人到处想办法筹钱开业，也没有找我们开口。

倒是老母亲知道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你说个事。你弟妹想开一个店，知道你们没有钱，也不好开口借钱。但是我想，哥哥想做生意你给了钱，弟妹想做生意，你也应该给点。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一个，薄一个……”我立即就凑了五万块钱，打了回去。

哥哥的生意做得很是艰难，一是自己要上班，不能保证全部的精力放在生意上。只能把做房子的事委托给建筑队；二是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新式农村小集镇的房子难以办理房产证。不能办房产证，房子就难以卖出去，难以卖出去就只能降价，降价了之后，买房人还说要欠一两万，等到房产证办下来再补齐。一套房一两万，几十套房就是几十上百万。本来农村的小集镇建设，利润就不高，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赚钱，反而亏了不少。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处工地，承包的建筑队雇请了一个有点暗疾的人，他在砌墙时从不高的墙上摔下来，竟然摔死了。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事跟他无关，但哥哥作为建房主办方，还是参与了事件的处理。并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的统一意见下，主动积极地给了死者家属十万元的慰问金。

哥哥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两次的挫败没有击垮他。他在从乡镇调回市局后，经过与单位协商，决定办理停薪离职手续，再次创业。

创业之艰，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诉说的，好在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做了几年生意的弟妹也是主动拿出了一部分钱，明说是入股，实则是帮助。好在经过几年的打拼，哥哥的生意渐渐走上正轨。

姐姐姐夫先是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因为姐夫自己在公司上班，自己开的公司业务与上班的公司有些类似，为了避嫌，就不好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而姐姐又因为自己上班的公司福利待遇不错，不愿意辞职出来。姐姐姐夫就想让我当新公司挂名的法人代表，而我又一向很珍惜教师这件外衣上的羽毛的，怕传出去被人说我一个教书的当什么法人代表，还怎么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教书？因此就婉言谢绝了，但还是给姐姐姐夫推荐了一个人选。可惜的是，我推荐的这个人过于重财轻义了，后来看开公司赚钱，就有点黑良心，想借着公司法人的名义把公司吞并过去，后来姐姐姐夫也就跟他好说好商量，将公司一分为二，双方一拍两散。当然，对这件事，我很惭愧，一是推荐非人，二是有点过于清高，给姐夫姐姐带来了困扰。

后来，姐夫姐姐想回到武汉发展，首先是卖掉了深圳的房子，卖房子前姐姐问我：“要不我把房子卖给你？价钱肯定比市场价便宜，而且首付你先欠着，只是把银行的贷款给我就行，你就慢慢还贷。”我一来是想到姐姐一向帮我们兄弟太多，这几年，我们兄弟三个只要有任何事，只要是想求助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姐姐，姐姐也总是毫不犹豫的帮助，即使是自己没有钱，也必然会去借钱帮忙，很是不好意思。二来是想到姐姐姐夫回武汉开公司肯定到处都要用钱，自己不能帮忙就算了，还怎么能扯她后退呢？也就婉言谢绝了她。

姐夫姐姐要回武汉，也就没有精力再管深圳的公司了，就想转手。其时，这个公司也有五六十人，每个月也能赚好几万块钱。姐姐姐夫没有把公司高价卖给好几个想买的人，而是低价卖给了我，想着即使我不喜欢做生意，转手卖了，也能轻松地赚点钱。可惜的是，我再次辜负了姐姐姐夫的好意，不懂算计，将公司贱价卖给别人，说好的再抽三年的人头利。可惜七八年过去了，我一分钱的人头利都没有看到，反倒还惹了一肚子的气。好几次，我也想拿着买卖合同去起诉对方，后来一想，几万、十几万块钱看穿了一个人，在长似狗毛的日子里，老死不相往来也还是值得的。再说，母亲曾教育过我：“气死不告状”，也就作罢了，权做没有这回事的。

母亲很是满意我们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持，也从不介入我们互相借钱之事。只是有时候提醒我们：“亲兄弟明算账，无论是谁，借了钱就要记个账，最好是打个欠条，将来才好说得清楚。借了钱，能还就要及时还，不能还也要说一声。有钱把钱，无钱把话。”

不光是钱财上，母亲把得正，在其他方面，母亲也是把得正。不管是孙女还是孙子，不管是里孙还是外孙，母亲都一视同仁。

我很佩服母亲一点，每次我们一大家子团聚，母亲做一大桌子菜，定然能保证每个儿孙都有喜欢吃的菜，也定然能准确无误的把每个人喜欢吃的菜放在他自己面前。我不行，我们小家三四口人，要问我每个人喜欢吃什么，我就回答不上来。妻子指出了我答不上来的原因——爱得不够，爱得不用心！

去年，老家的房子又把天台封闭了，做成了阳光房，不为别的，一是为了防贼，二是为了老爸好晒太阳。

就我亲自遇到，家里有两次家里进了贼。一次应该是16年暑假，那天三弟的女儿在安陆一个酒店过十岁。吃过晚饭后，大概是晚上七点左右，天还没断光。我开车带爸妈和两个姑妈回家，还在街南头，原杨兴总支附近，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影从我家楼顶的隔热层跳进天台进入家里面去了。等我们车到门口，楼下的大门已经被人将暗锁锁了，用钥匙已经打不开了。我们赶紧到街上去喊人，说是家里进贼了……一番折腾，等找人翻到二楼用钥匙打开大门，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还想到隔壁邻居家去看看（因为从我家二楼很容易进到隔壁家的平房顶，继而下到他们家去。而且，隔壁家的人常年在外打工，平时无人居住），但被母亲制止了。母亲的理由就是：强盗（我们这里对小偷的称呼）跑不出多远（意思好就是说小偷可能就是附近的人），没有必要死追到底。

另一次是去年暑假，我们回去给小儿子过周岁。同样是在安陆一个酒店里面酬客，只是这次是晚上八点左右才开车回到杨兴。车停到门口，发现忘了从父母手中拿钥匙（父母被姐姐留在她家了）。打电话叫姐姐他们把钥匙送回来时，发现家里的灯竟然亮着，打完电话后，家里的灯竟然熄灭了。我估计家里又是进了贼，赶紧打电话从街上喊来了几个人，分别堵在前门和后门，看看有无人出来。钥匙送回来了，果然楼下的大门又被反锁了。跟上次一样，翻到二楼再进去一看，家里没有人，再到隔壁家看看，还是没有人。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南隔壁第二家的人说，她们睡前反锁好的后门，被人打开过。估计是我们在隔壁家搜查的时候，小偷已经躲进了隔壁的第二家去了。我们主张报警。母亲不允许，说也没有丢什么东西，算了。

今年春节，因为新冠肺炎，家家在家隔离。我正月初一就从老家赶回了深圳，哥哥、姐姐和三弟也在初二回到各自在涢安陆的家。杨兴的家里也就剩下老爸和老妈了。我们不放心，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打电话回去问候一下，母亲总是说不用担心，他们在家里很好，要么是在客厅看电视，要么就在阳光房里晒太阳。“得亏你们做了这件阳光房，老头天天躺在躺椅上，边晒太阳边听戏曲呢……”母亲的话，让我们感觉很安心，也再次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一向怕花钱的母亲之所以同意我们再次花钱做阳光房，除了她想让身体不好的老爸冬季可以在楼顶不受风吹的晒太阳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家里两次进贼，而且两次都是趁家里人全部到安陆去的时候，可见，小偷对我家的情况非常了解，应该就是附近的人。母亲说：把天台封起来也好，一来免得小偷进来，爬来爬去的掉下来摔伤就不好了；二来，小偷真进来了，碰了面，都是熟人，彼此的脸面不好看……

十二、善良助人的“风”

母亲对小偷尚且如此大度、如此善良、如此顾忌别人的感受，对普通人更是如此，在杨兴街生活的几十年，母亲用她的善良、耿直和热心赢得了别人的敬重和信赖。

我家里开了小饭馆之后，日子总算是过好了一点，总算是衣食无忧了。但街上也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衣食无忧的。

有一两家的孩子，几乎就是在我们家长大的。这几个孩子，饿了就到我家来了，进门就说：“蔡伯伯，我饿了。”母亲也不说什么，拿碗就盛饭菜给他们。母亲还对他们说：“肚子饿了，就到蔡伯伯家里来找蔡伯伯，明白没？”天长日久，他们就养成了习惯，肚子饿了不回自己家，总是到我们家来，即使后来他们家也不愁吃喝了，也还是照来不误，问他们为什么还来，他们的理由竟然是：“蔡伯伯家的饭菜吃起来习惯，而且要比家里油水多些……”

对街坊如此关爱，对我的同学也是如此。我读初三时，学校就开始上晚自习了，但因为是农村中学，根本就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也就只能住在教室里：上课时大家把带来的被子叠放在教室后面，下了晚自习，大家把课桌上的书本一收，几张课桌一拼，教室就变成了寝室，男生在一个教室，女生在另一个教室。第二天一大早，照样将被子一叠，课桌一拉，就又变回成教室了。虽然也有些老师主动叫几个学生到自己的寝室去睡，但依然还是难以解决所有学生的睡觉问题。学校就鼓励我们这些离学校近的同学回家睡，并且最好能带几个同学回去一起。

施大钊老师因为一直很宠我，叫我搬了一张板床到他的寝室去住。但我又总是偷摸着看小说，在他那里蒙着被子开着手电看小说被他发现被训斥一顿后，我就不太愿意在他寝室住了，就借口要回家加强营养，除了偶尔不想走，会在教室里跟大家挤一晚以外，自己几乎是每天回去住了。

那时我家已经建了新房，我自己也已经一个人有一间房间了。每次回去总是会邀一两个人一起的，后来就有几个同学固定的住到我家了。

我每天下晚自习回家，还会享用一碗瘦肉汤、猪肝汤或者莲藕排骨汤的，当然，母亲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吃独食，也会给我的同学舀一碗的，在他们的客气声中逼他们喝下去。

我本来是可以每天中午回家吃饭的，但我喜欢吃用铝饭盒在学校食堂蒸的饭，也喜欢同学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咸菜。我就在学校蒸饭，一放学就借一辆自行车骑回家，在家里炒了新鲜菜后，再提到学校来吃。常常是几个同学拿着我的饭盒，等着我来一起吃，我们换菜吃，吃得津津有味。每天回去，母亲总是至少要炒两个菜让我带到学校，她说：“同学们可怜，一个星期只能吃罐头瓶装的腌菜、酶豆腐。你多带点去，跟大家一起吃……”

86年吧，我家买了一台电视，还是当时的名牌“金星”的，十四寸的。装在家里特意打的电视柜里，放在堂屋里，跟神柜一并摆着，很是气派。

对电视的向往应该有三四年了。那时，我们街上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台十二寸的电视，每天在门口张贴电视预告，吸引我们去看的。不过看一晚上要交一毛钱的电费钱。

我偶尔也能从母亲手里要一次钱，正大光明的进去看电视的。更多的时候，我没有钱，只能站在别人门口，羡慕的看着一个个的大人小孩把钱交给守门的姐弟俩进到屋里，连饭都不愿意回去吃，听着别人家电视发出的声音，真是百爪抓心。

也有时候，我那个看门的同学，会发发善心，喊着我的名字叫我进去，我就感激不尽。进去后见看电视的人多，就自觉地不坐椅子，在最边上站着看，一有人进来就马上再次靠边，免得让人有“偏份搞成了正份”之嫌，下次就不让我进来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断续看完了，不，或者说听完了《霍元甲》、《陈真》和《水浒传》、《血疑》等电视剧。

所以，我对电视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结，对家里买电视这件事更是特别的兴奋，更对家里买的是十四寸的金星电视骄傲不已。一有时间，我就打开电视，即使是没有好的节目，调调台，动动天线，那感觉也是很爽的。

可是，新电视在家放了不到一个月，就换了，就换成了一个杂牌子。

事情的缘由还是因为我家开饭店。开了饭店，就不断有人来吃饭。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别人来吃饭，却把我的“金星”电视“吃”走了。

86年，农村买电视几乎成了一阵风，一种潮流。手中略微有点闲钱的，扯帐拉账也要想办法去买一台。

我们杨兴小乡有个村叫大杨村（后来改名叫民主村，再后来和别的村一起合并了，叫什么村我就不太清楚了），距离我们杨兴街还有好几公里路，而且很是偏僻，几乎是在丘陵之中。大杨村有户人家也到安陆去买了一台电视，回来时在我家吃的午饭，一吃完就兴冲冲的要回家，说是要安装电视。

哪知道，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家刚开门营业，他们就有抬着电视过来过早了。一问才知道，他们昨天买的电视，在家安装没有信号，放不出节目来，要过完早到安陆去退货。

临近中午，这家人又抬着电视从安陆回来了。准备在我家喝点茶再回去，连午饭也没有心情吃。

母亲就问是什么情况，那家的女主人就数落男人说：“他好面子图便宜，买了一个杂牌子的十七寸电视。本来想着回去说是十七寸的在湾子里能玩个味（安陆人把炫耀、有面子叫“玩味”），结果电视在家没信号，拿到城里去退换，在城里又有信号，别人说电视是好的，不愿意退换，就又抱回来了……”说完，就又是一阵长吁短叹，同时对男人一顿臭骂。

母亲明白了事情原委说：“那怎么办？要不你在我家里再试试，如果没有问题，就卖给街上的人呗，免得拿回去成为一个搁货，划不来社……”

一说试试，倒提醒了那一家人。他们立马就把电视拿出来，接到我家电视天线上，打开开关，调调台，竟然真的是有信号，虽然不像我家电视那样是整板（指电视画面很清晰），还有点吧雪花，但也算是能看了。

母亲看电视还是能看，就说：“你们拿回去没有用，不如略微便宜点卖了，再去买了信号强点的（指电视机接收信号的能力强点），莫再买杂牌子，质量还是差点。”

那家男人一看我家的电视说：“你们家的是“金星”的，这是个名牌。要不我搬回去试试，看看到我那里有没有信号。我也好参考再买呗。”

他们也是急性子，就把他们的电视放在我们家，说是再来想办法便宜点卖掉。然后就急忙把我们家的电视抬回去试试信号了。

临近天黑，他们却两手空空的回到我家。那女的对母亲说：“你那个金星的电视在我家里信号还好，要不我们跟你换一个呗。就是我们的牌子差点，但我们的电视也大点。反正在你这里也是有信号的。”

母亲说：“那不行，你的电视是新的，我的放旧了的。再说，你的还大，肯定也贵点的。”

那女人一听母亲不愿意，有点急了，说：“那要不我们换了，我再找点钱给你。你就做点好事，换了呗。慌货半价 （安陆把急着要卖的东西叫做慌货），真要我卖，我哪里去找人买啊？……”

母亲见她这样说，也就答应我们两家的电视互换了。按照发票，我家的电视还要贵几十块钱。母亲也没有要他们再找差价，还免费供他们吃了一顿晚饭。

自此，我们就只能看这台杂牌电视了。跟以前的“金星”相比，这台电视收的台少，画面不清晰，恨不得天天要调天线杆子，有时还要用手扶着电视自带的电线才有信号。后来有一个电视节目说电视没有信号，有人调侃挂一块猪肉上面，我深以为然，深有体会。

这个人还算是母亲熟识的，但母亲对陌生人也同样充满关爱，也因为这种关爱拯救了一个家庭呢。

因为家里开饭馆，经常会遇到吃完晚饭无处投宿的人，母亲就留下他们，腾出房间让他们借宿。后来干脆就开了一个家庭旅馆。就是这个家庭旅馆，接待了一个旅客，救了我小姨父一条命，挽救了我小姨父整个家庭。

还是在我读初三那年，小姨父得了肝炎，辗转安陆、武汉，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最后，医生说：“把病人接回去吧，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吧……”言外之意就是医院无能为力，放弃治疗了。

母亲虽然跟小姨不是亲生的，只是堂姐妹，但两人感情很好。小姨夫虽然是个油漆工，有门手艺，但为人老实忠厚，加上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也算是白手起家，所以家中日子过得也很勉强。就算如此，当年我们家生活困顿时，小姨、小姨夫也是帮衬了我们很多的。

小姨父回到家里，因治病家里自然已经是一贫如洗，两个儿子也还年幼，正在读小学，家里日子很是艰难。我也不知道父母有没有帮衬他们，只是知道农忙时，母亲就叫我们到姨父家去帮忙做事。我那时个子不高，力气不大，也曾去帮忙割谷挑草头；只是知道，每逢热集，母亲总是会向姨父湾里的人打听情况，托人带点东西过去……

因为上晚自习有时懒得回来，跟同学一起挤着睡了几晚上，我得了痒骚病，浑身痒得难受，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到处抓得红肉赤赤。到医院去看了几次，涂了些药膏，也不见好，就请了几天假在家休息。

那天家里来了一个其貌不扬、精神矍铄的老头,想来投宿，但又说自己没钱，问能不能先欠着饭钱和住宿费，等下次转过来再给。母亲自然不会把他拒之门外，叫他跟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聊天，才得知老人是崔兴人，是个民间游医，出来好几天了，也没有寻得一个病人，身上的钱也花光了，本想今天走回去的，无奈精力不济、天色已晚，只能找地方休息。

母亲一听，就叫他看看我身上的痒骚病。老人家看了我身上溃烂的伤口后，就叫父亲到街上诊所买来一种水药（后来知道大概是高锰酸钾之类），倒在温水盆里，让我坐进去全身擦洗。当天，果然身上就不痒了。老人又拿出一小包药粉，要母亲倒进酒里，等药粉完全溶解后再倒出来，等我洗过澡后就涂抹在痒处。不到三天，我身上的痒病就完全好了。街上好几个人就把我还没有抹完的那瓶药酒拿过去涂抹，我也找了一个酒瓶倒了一点到学校给同样有痒骚病的同学涂抹。

我的痒骚病痊愈后，母亲觉得老人家很有些本事，就叫父亲按照老人家留下的地址到崔兴去找到老人家，把小姨父的情况对他说了，问他能不能治。老人家说，不敢打包票，要看看再说。

父亲请回来老人家后，母亲和父亲就放下生意，亲自带着老人家到了小姨父家里。老人家看了小姨父的病情说：“如果你们信我，我就治；如果你们不信，那我就不治。信我的，那就不要听医生的，就不要吃医院带回来的药……”

母亲和小姨他们商量了半天，觉得既然医院已经放弃了，不如让老人家试试，死马权当活马医呗。

老人家治疗的方案很是奇特，他要求小姨父的生活搞好点，要让他吃肉、喝酒，而且要吃肥肉、要喝高度酒；这样结合他自己配的中药来治疗。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的治疗办法，再次在小姨父家里及亲戚间引起争论，最后还是母亲力排众议：“医院明确说了他也就剩下三几个月的时间，不按照老先生的，你们谁还有什么办法？”

老人家的治疗果然神奇，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小姨父起死回生了，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至今身体硬朗，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只是有点嗜酒，现在六七十岁了，每顿都还要喝点。

谁也无法说明小姨父病愈的原理，连后来到医院复查，医生也只是说神奇。母亲却有她自己的解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做好事有好事在！”正因为母亲固执的有着这种想法，所以，她总是在默默地做着好事，为亲戚、为邻里，甚至是为陌生人！

1991年开春，因陈德先老师在镇中当校长，他就把我从杨兴中学带过去，担任德育处主任。镇中是由原赵棚高中改建的，那时高中还有两个班的学生，所以学校还留有高中的印章。

这个时候，打工潮渐渐涌起，很多人出来找工作都需要一个高中毕业证，而且那时的学籍也没有联网，只要毕业证上有高中的印章就能算数。因此好多人都来我家找母亲希望我能帮他们办一个高中毕业证。

从来不怎么管我工作上的事的母亲却大包大揽，凡是求她帮忙的她全都答应。我一感觉到为难，她就骂我：“别人出去是打工，又不是做坏事。你能帮忙就要帮忙，不要推三阻四。”后来我跟她说这样私盖公章是犯法的，她才有所收敛。饶是如此，我还是盖了不下上百张高中毕业证。前两年，有一个现在在深圳当老板的人一起聚会还说：“幸亏杨老师当时给我办的高中毕业证，让我顺利地找到工作，而且还是做行政管理，才为自己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4年下半年，我被镇政府借调到镇计生办工作（94年开春，镇里第一次想借调我过去，我自己舍不得教书这个职业，婉拒了），同时还兼任杨兴总支的副主任，主要负责杨兴总支七个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并且还和一位副书记一起驻村。

94年正是全国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候，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严得过头。那时候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因为计划生育而导致群众问题，应该做到）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抢瓶，跳水不拉人，告状不开门……”

刚到计生办，全镇召开计划生育万人大会，在我曾工作的镇中操场举行。镇中一位男教师和一位女学生作为会议主持。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人喊口号。男老师喊“上环节扎”，女学生喊“振兴中华”；男教师喊“宁可家破”，女学生喊“不可国亡”！万人应和，气壮山河！

计划生育工作当然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动真格的！为生孩子在外躲避限期不回的，拆房子；因为超生未交罚款的，搬东西；对计生人员稍有不从的，抓人走……

那时，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被称为第二派出所；镇计生办有个执法队，被称为“棒子队”。计生办人员所到之处，村村狗默鸡静，家家关门闭户。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母亲总是告诫我：“计划生育是国策，是你的工作，没有办法（逃避）。但搬东西拆房子就是缺德的事。你千万不能干，更不能动手打人。否则，我绕不了你……”

所以，我可以自豪的说，在计生办工作的那半年，政策再厉害，我也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我没有动手打一次人，没有亲自搬一件东西，更没有上房揭瓦毁人房屋。甚至有一次，还因为拦阻执法队打人而被误伤。

每天早上出门，抓计生对象、征超生罚款，后来又有了收提留款的任务，常常是忙到夜晚黑透才回来，也常常是带着所谓的抗拒执法的人一起。因为父母在街上开有小饭店，自然大多时间都是在我家吃晚饭。每次带人回去，我们工作人员去吃饭了，母亲总是会把被抓的人身上的绳子解开，把他们扶起来坐好，给他们端碗茶并送上饭菜，有两次还竟然直接把人放跑了……

因为母亲，我可能是在计生办工作过但却没有背骂名的少数人之一。

2001年，我到深圳打工，因为当时找到的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工资比较高，住房也还算宽敞。所以，母亲也很是以我为傲。家乡只要有人想出来打工，她就会主动说：“过去（到深圳）后，可以找我家老二，我把他的电话给你。我再给他打个电话……”01年到06年，这五年间，我经常会接到母亲的电话，吩咐我要接待某个人，要负责他的吃住、要负责帮他找个工作……

有时家乡同时来几个人，家里住不下，我就和老婆出去住小旅馆，把家让给他们住宿。我是个老师，跟外界接触不多。很多时候，不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自掏押金，托人介绍到保安公司去上班。老婆笑我说，我在深圳的家，成了老家的接待办了。笑是笑，她倒也支持我的，因为她也懂得母亲的一片善心，也受到母亲善行的影响。

03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同住一套房的老师也回家了。我们就邀请一些老乡到家里来过春节。年三十，家里来了20多人，家里碗筷不够，就安排分批吃饭。一批吃饭，另一批打麻将、玩扑克……晚上跟母亲打电话，她知道我家里这么多老乡，很是高兴，说到：“他们出门在外不容易，你们条件好点，是应该接过来一起过个年。”

母亲不光善良，还耿直，可以说是爱管闲事、敢说直话。别人家的事，有时是别人找上门来请她去主持公道，有时却是她自己主动上门去多管闲事。

别人家闹个意见：婆媳间吵架，妯娌间不和，夫妻间口角……母亲定然是要在中间解劝的；即使是兄弟间分家这样的大事，很多时候母亲也是受邀担任见证人的（此处本来写有两三件真实的事——教育一吵架就骂公婆的侄儿媳妇、指责控制父母逼要钱财的几个侄子、出面处理侄孙在别人拖拉机上掉下来摔死之事，但在念给母亲听时，她坚决要求删掉。她的理由是，不能为了抬高她自己而有损别人的声誉。即使是我一再保证都是隐名，也没有半点夸饰，她也还是坚决要我删掉。没有办法，我只有忍痛割爱）。

每逢有讨米要饭的过来，母亲总是要多少给点的，哪怕是自己日子也很艰难。03年还是04年，母亲和父亲到深圳来过年，还是坚持这种习惯，遇到有人乞讨，就总是要给个五块十块的。我对母亲说：“你不知道，深圳骗子多，好多人以乞讨为业。你莫又上当了……”母亲骂我：“上当也就是五块十块的，算得个么事？人家（别人）不是没有办法，哪里会来乞讨？再说，就算十个乞丐里面有九个是骗子，我不也帮到了一个吗？！”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一家也都有了见了乞讨的多少给俩钱的习惯，尤其是大儿子，有时除了给钱还主动去帮别人买点吃的。现在，刚刚两岁半的小儿子，见到有乞讨的，也会奶声奶气的说：“爸爸，那边有个叔叔，好可怜啊，我要去给钱钱……”

我想，善良助人是可以遗传的，或者说是可以传承的，也许这就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家风！

十三、朴实睿智的“话”

母亲不识字，但在我心中，母亲却是最好的教育家！

母亲的话并不高深，很是朴实，但对我们来说确是做人的金玉良言。

“穷莫倒志，富莫癫狂！”这是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也是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让我受益最多的一句话。

家里光景艰难的时候，我听到过这句话。那时，每天家里只吃两顿饭，天还没黑，我和弟弟就被赶到床上躺着，以免活动多了，饿得受不了。哥哥姐姐还得跟着母亲忙着做家务、写作业，母亲会这样对我们说。同时，她还会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

后来，我们长大了点，跟着大人们出工，很多孩子都会因为年龄小、不被人注意而顺手牵羊拿点东西，母亲也会这样对我们说。同时，她还会说：“就算穷得舔地灰，不该拿的也千万莫伸手！”

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了，街上很多人家让读书的孩子下学帮家里做农活或者帮手做生意。哥哥、姐姐也曾提出来想不读书回来帮家里做事，母亲还是这样对我们说。同时，她还会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你们切莫只看到脚尖……”

再后来，家里开小饭馆了，哥哥当兵去了，姐姐读卫校了，我也读师范了……家里似乎翻身了，我们几个也有点沾沾自喜了，母亲依然会这样对我们说。同时，她还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子长似狗毛，莫还没经点事，眼睛就长到天上去了……”

再到我们参加工作，各自成家。每次回家都显得踌躇满志，举手投足都有点洋洋得意，人前人后都自觉不自觉的有了些许的优越感，母亲依然会这样对我们说。同时，她还会说：“都是一个街上的，谁还不知道谁是个什么东西？要装（指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就拿远点去装，莫在老家丢人现眼……”

就为这，我们在外面打工一二十年，回到安陆就说安陆话，不敢说在外面说习惯了的普通话，害怕母亲骂我们“陕西的骡子做马叫……”

初听“穷莫倒志，富莫癫狂”这句话，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听多了，就慢慢感觉这话有些道理；等到自己见识多了，阅历深了，生活中有了起伏了，更觉得母亲这句话充满着人生智慧，参透了人生真谛。

我是语文老师，每次讲王勃的《滕王阁序》，讲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句时，都会联想到母亲“穷莫倒志，富莫癫狂”这句话，都会在黑板上板书上这八个字，都会向学生讲述母亲这样教育我的故事……

“走到天边，您老当先。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这也是母亲教给我的做人的根本道理，“不管么时候，不管到哪儿，尊重人总不会有错……”母亲这么教导，也是这么示范。

这几年，母亲过来帮我带孩子，很多次都是坐安陆到深圳的大巴来，一坐就是十好几个小时，有时堵车就要二三十小时，很是辛苦。每次把母亲接到家里，都要她先休息。母亲总是固执的先打电话，恨不得把手机上的所有号码都打一遍：“我已经到了老二的屋里，一路上蛮好！怕你们挂念，就跟你们报个平安，谢谢你们关心……”哪怕是我已经在家族群里发信息说老妈接到了，她也一定要一一打电话给哥哥姐姐弟弟或者嫂子、弟妹。我说她是多此一举，她说：“群发哪有打电话尊重？”

去年疫情，春节期间不允许走动，我们年三十就各自发信息拜年，母亲总是提醒：“不能光发信息哦，那些亲戚、老师，要一一打电话的哦，这样才显得尊重哦……”

“不光人要尊重人，更要学本事。虽然说是农村出来的，但到哪里都不要让别人瞧不起！”这是我去师范报到时，母亲对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并不是轻贱我农村的出身，而是希望我出门在外，在保持农村人淳朴善良本色的同时，能展现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三十多年来，“到哪里都不要让别人瞧不起”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激励着我走南闯北，不断上进。

刚参加工作，我在老家教书。刚到学校，我发现学校的老师，有的很牛逼，有的很不显眼。仔细一观察，发现牛逼的都是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可以说是高级社员；不显眼的都是教学质量不怎么样的，在师生心目中存在感都很低。“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自然促成我要当一个牛逼的老师。因此，我很认真地钻研教材，很刻苦地思考教法，很努力地请教他人，很用心地管理班级，很辛苦的批改作业（常常是一个班五十多人的作文，我晚自习收上来，第二天早自习就全批全改的讲评。而学校要求的则是两周一次作文，每次只需批改三分之一）……第二年，我的班级在全镇统考中获得九门功课八个第一、一个第二的好成绩；第三年，我就带班中考，而且中考成绩在全镇五所初中中名列第一；三年间，我还在报刊杂志发表不少文章，还有教学论文获得各级奖励……我在全镇也算作是一个比较牛逼的老师了，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在教书这点上瞧不起我了。

2000年春，我应聘到新疆光华私立学校教书。刚开始学校安排我带的是初二年级后进生班。这是学校特意将所有无心向学、基础差的学生编成的一个因材施教的层次班。开学两个星期，原班主任宁愿辞职也不愿再带这个班，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当了两个星期的班主任，我现在见了老婆都没有激情了（他刚刚新婚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接手这个班的班主任。又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这句话激励了我，我勇敢的接手了这个班。其间经历的辛苦、辛酸自不必说。学期结束：期末考试中，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名列全校九个班的第四；在学生对老师的民主测评中，学生给我打出了95分的最高分；综合学生表现及考试成绩，学校决定下学期将这个班打散，将学生平均分到另外的平行班；得知学校要将班级解散，学生们哭成一片，找我请求学校收回成命……第一次出外闯荡，我依然做到了“不让人瞧不起”！

2001年，我来到深圳教书，自此就扎根深圳，直到现在。

刚到深圳，也是面临很多困难的。我进的是一所高收费民办学校，老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我这个小师范生（虽然参加工作后也拿到了大学文凭，但我心里清楚，那是混出来的，真没学到多少东西的），想要别人“不瞧不起”还得努力加努力的。何况，我教的又是香港台湾的学生，用的是香港台湾的教材，都是繁体字，我也没学过，别说是写，就是认，也很不容易。没有办法，“不能让人瞧不起”，只能不断学习。2003年，我的一篇论文《尊重、理解、相信、依靠——班主任工作的“八字”方针》获得《语文报》社全国论文征集一等奖并入选论文集；同年，我拿到心理健康教育C证，并被宝安区教育局聘请为100位心理教师义工之一；还是这一年，我的《自我认识促使他自我转变》获得深圳市心理学会年会案例征集一等奖并入选文集；2004年，我带的学生该上高中了，学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意愿，要求我继续教他们。从未教过高中的我，又被赶鸭子上架了。只能继续学习，干出成绩，免得被人瞧不起；2006年，原学校因为老板出事，师生不得不整体安置到另一所学校去。原校近100个教学班，只有我带的这个班，所有学生100%的跟着老师到了新校；2007年，我带的学生高中毕业，所有学生考上重点本科，还有考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2008年，我开始负责学部德育处工作，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小学、初中、高中，那个班级搞不定，我就去带那个班级；我还捡起了码字的爱好，也常有文字见诸报刊杂志，还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

如果说母亲这句“不要让别人瞧不起”的话，让我不断提升自己，催我自强；那么母亲还有一句话，令我不断反思自己，促我自律。母亲的那句话就是：“人有脸，树有皮，狗子还有条尾巴（遮羞）……”

小时候每次做错事，母亲教育我的时候，都会讲到这句话。刚开始还不是很理解，只是知道人做错了事会很丢脸。等到长大一点，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深刻了一点，知道做错了事不仅仅自己丢脸，还会让母亲丢脸。再等到成人，参加工作了。母亲总会叮嘱我：“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更不能我养育你一场，反倒因为你而驮（背负）骂名……”

母亲的话虽然朴实，但振聋发聩，似警钟常响在我的耳边，让我谨慎为人，不敢作奸犯科，在每一个恶念萌生的时候，幡然醒悟。这时我的脑海总会浮现母亲苍老的面容、怨尤的眼神……

母亲这句话还指导了我的工作。刚参加工作，我对学生非常严格，严格得近似苛刻。学生稍不如我的意，我就会大发雷霆，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母亲听闻后，很严肃的跟我说：“树要皮，人要脸。你把别人的脸面丢尽了，别人不就破罐子破摔了？人有脸，树有皮。给别人留脸面也就是给自己留脸面，这个道理你不懂？真要是不懂，那你读的么书啊，读的一肚子屎啊……”母亲的话醍醐灌顶，让我恍然大悟。以后的工作中，我特别注意做到严格而不严厉，尽量做到尊重学生，维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那篇获得全国一等奖的论文《尊重、理解、相信、依靠——班主任工作的“八字”方针》就源自如此。再后来，我就经常跟年轻教师说：“管理好学生也没什么诀窍，就是尊重他，保留他的脸面。如果他没有脸面，那他就什么也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就会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你给他留有脸面，他至少还会有所顾忌，有顾忌就会有管理的办法……”

美国作家斯托夫人说“母亲们是天生的哲学家”，我深以为然。我觉得我的母亲就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教育家。她的很多话都镌刻在我的心里，指导着我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成就我完善达观善良的人格。——“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金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跳大神”；“莫学箩筐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不怕学问浅，就怕志气短”；“欺老不欺少，欺少不得了”；“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条条大路通北京，不偷不抢才正经”；“受人滴水恩，当以涌泉报”……

母亲白手起家，受人恩惠很多。她总是记得别人对她的帮助，自己有能力时也总是去帮助别人。我们长大成人后，她也总是要求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去帮助别人，甚至对我们要求得有些固执。我们也理解她的心情，她是把帮助他人，看成是报答别人恩情的一种方式！“有恩不报非君子！”这也是她常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后来读书多了，我才知道，这句话还有下句“有仇不报枉为人”，也不知道母亲是因为没读书根本不晓得还有下句，还是本来晓得只是有意识的忽视了下句，不得而知。

“有恩不报非君子”，母亲很乐意跟我们讲日子过得艰难时，家里受到别人怎样的恩惠；却从不愿意诉说我们家怎样受到别人的欺负。她说；“人家帮我，永远莫忘；我帮人家，莫放心上。”后来，爱好文字的我，还揣摩母亲的意思，写了一篇小文章《人生三题》，其一《爱》中文字摘录如下：

“总难忘那个故事：张三、李四同行。某日，李四在急流中救了张三，张三随即在岸边的石头上刻下“李四救张三处”的字样；异日，两人发生争执，李四打了张三，张三当场在沙滩上写下“李四打张三处”的字样！

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敬重张三，因为他把别人的“好”刻在石头上，永不磨灭；而让别人的“坏”随风吹浪打去！”

母亲是睿智的，总是能将深奥的道理用简单形象的语言描述出来，让我们铭记。她告诫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会说：“不能被人驮（背）过了河，反而埋怨别人把自己硌到了……”；她要求我们铭记别人的恩情，会说：“恩要报，怨应忘；报怨短，报恩长……”；她教育我们要尽孝道，会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母恩……”

母亲是英明的，总是在我们的人生紧要处用精当精辟的语言予以点拨，让我们警醒。我刚走上讲台为人师表时，她说：“莫误人子弟，耽误别人一生……”；我背起行囊外出打拼时，她说：“出门在外不容易，再难也要守规矩……”；我人生波折遇到困窘时，她说：“哪有人走百步不遇到沟缺，没有人过百年没有点挫折……”

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说“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位抵得上一百位教师的母亲，她养育了我，教育了我，成就了我。

“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林肯这样说；“对我而言，我的母亲似乎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如果我有所成就的话，这要归功于她”，卓别林这样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德、智、体的教育”，华盛顿这样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高尔基这样说……母亲给予了我生命、塑造了我灵魂、成就了我人生，我这样认为。

“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乔治·艾略特这样说；“对母亲的记忆和她的教诲是我人生起步的惟一资本，并奠定了我的人生之路”，安德鲁·杰克逊这样说；“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米尔这样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罗曼·罗兰这样说；“母亲是本翻不尽的大书；母亲是座看不尽的远山”，蒋祖慧这样说……母亲是一部传奇，母亲是一座丰碑，母亲是家里的中流砥柱……我这样认为。

母亲于我，不仅仅是母亲，她还是导师、是榜样、是精神支柱……就我而言：世界上所有赞美母亲的话，都能引发共鸣感同身受；世界上所有词语的挑选，在表达母爱时，都显得无力；世界上最美语言的叠加，在颂扬母亲时，都显得苍白……

我爱我的母亲，我敬重我的母亲，我孝敬我的母亲……但我所有的语言和行动，相对于母亲给予我的，都是那么的无足挂齿，都是永远的不能等值，都是必然的沧海一粟……

我知道，母亲不会在乎我的回报，她更在乎我能成人成才回报社会；我知道，母亲不会在乎我是否光宗耀祖，她更在乎我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知道，母亲不会在乎我人生的结果，她更在乎我走好人生每一步的过程……

这样的母亲照看着我，让我幸福而又惶恐，让我稳健而又警醒，让我奋进而又鞭策……

有这样的母亲照看着我，是种福气！

愿母亲总能这样照看着我！

愿母亲安享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