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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其中就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南印菩提流志，以及汉僧义净等。她鉴于禅僧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诏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从而使禅宗获得合法地位，促进了在全国的大发展。不过，武则天着重扶植的还是华严宗，后来华严成为中国佛教一大宗派，跟武则天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发展跟国家执政者的支持和自身“寺院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唐代“寺院经济”：寺院经济自北魏开始形成，是北魏采取“浮图户和僧祗户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在南朝，梁武帝就用“舍身”一类的手段，为寺院经济积累募金。至唐初，实行均田制时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是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一部份，而且免役免赋的特权仍不取消。这样以来，寺院经济开始昌盛，大批民众流向寺院，于是政府颁布度牒，限制度僧，但私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控制数量。

唐代寺院经济有两类：一类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即国家供养寺院；另一类是民建的寺院，即“农禅经济”寺院。由国家供养的大寺，如长安的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田外，别有敕赐田庄”。例如西明寺，仅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并配以“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这些大寺因为有国家的庇护、财经的资助，便从事兼并、越州跨县、建造各种庄园。例如浙江天童寺，有田1亿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

从寺院数量上讲，民间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国立寺院。这一类寺院大多处在山野偏僻地方，经济状况与官寺比迥然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僧禅寺。这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农禅经济”或称“禅林经济”。

公元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禅师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影响极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竟建禅院，自谋生计。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重整戒律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法的榜样；以自给自足的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也渗透到了其它寺院。到9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它始终以独立自我经营为主，在经济上不依附国家资助和官僚的布施，加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是游离于政治，对当权者保持一定的疏远态度。这种超然境界，对一些心理失衡的士大夫有相当的吸引力；这种禅林生态，更是正统佛教的一种传承。

（四）唐武宗灭佛：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书中说：“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要求各地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敕令僧尼中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这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四月在全国范围实施全面灭佛措施。这次灭佛运动，共拆寺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拆招提、兰若4万所，收缴田亩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