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智慧的灯-正文133~134页

435年，中天竺经师求那跋陀罗来到建康，宋文帝敕慧严、慧观接待，并着手译经。据《开元录》载，所译佛籍达52部，134卷。后来求那跋陀罗来到荆州，在荆州着手传译杂咒和净土类典籍。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籍是《杂阿含经》，还有慧观笔受的《胜曼经》。《胜曼经》跟《维摩诘经》一样，成为居士佛教最重要的典籍，对我国佛学影响极大，由此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主流。求那跋陀罗又译出《楞伽经》和《十二头陀经》等典籍。

（三）北朝的菩提流支译经集团——自鸠摩罗什去世后，北方诸国再无重要译事。北魏自迁都平城，佛教陆续兴隆，但主要着力于兴办佛教福事。至孝文帝时（公元417--499年），加强了佛教义学研究；宣武帝时（公元500--515年）更“笃信佛理”，译事有较大起色。据《开元录》载，魏一代155年间，共有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大都是菩提流支集团所译。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魏永平（公元508--512年）初年来洛阳译经，为魏帝所重，后随迁至邺城，不知所终。他共译佛籍30部101卷，笔受者有僧朗、昙林等。他又重译4卷的《楞伽经》为10卷的《入楞伽经》，解释“如来藏缘起”，此同后来所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接近。

后有佛陀扇多，北天竺人，自525--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昙林等笔受。勒那摩提，中天竺人，508年来洛阳，译经3部9卷，僧朗等笔受。瞿昙般若流支，中天竺人，516年来洛阳随迁邺城后译经18部92卷，昙林、李希义等笔受。毗目智仙，北天竺人，于邺城译经5部5卷，昙林笔受。以上五僧所译经籍的种类虽不尽相同，但大都是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的经论。

（四）南朝的真谛译经集团——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公元479--589年）的110年中，译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公元499--569年）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是位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

真谛，优禅尼国人。梁大同（公元535--546年）时受命抵梁，公元548年到京邑，梁武帝请他译经。同年秋，侯景叛乱，南朝陷入战乱，真谛由此过起颠沛流离生活。后于562年来到广州，在这里形成以慧恺为主，有法忍、僧宗、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

据《续高僧传》记，真谛来华23年，共译经论记传64部278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所译介和注疏的，大都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等人的论著，终因与陈那所推崇“三论”和《成实》的空宗学说相抵触，受到建康官方僧侣排斥，不得不终生浪迹天涯。

真谛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乘论》和《俱舍论》，还有《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论》、《十八空论》、《佛性论》、《三无性论》等。真谛传播的思想是瑜伽行派的共同命题：“唯识无尘”。但他把这一命题分解成两重内容：一是“方便唯识”，二是“正观唯识”，用“阿黎耶识”（后人译为“阿赖耶识”）说明客观对象的虚妄，从而也说明阿黎耶识的不实；同时，在阿黎耶识上另立一个“阿摩罗识”（无垢识），或称“自性清净识”或“第九识”。把这“无垢识”作为世出世间的“本原”，为一切凡圣、一切众生所共有。真谛所译的这些论说，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论说遥相呼应，成为后来中国佛学思潮的主流。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译籍多渠道、多种类大量地通过译介进来，佛教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形成多角度的态势，从而在义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