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之歌

苏东坡以人缘好而名闻天下，是个智商、情商都高的“双高”人物，“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有底气说这话的，除了苏东坡还能有谁？在守杭五年中，他与两位同僚兼诗人交厚，一位是陈襄，其时陈襄为知州他为通判，陈襄卸任离杭赴南都（今河南商丘）时，他一直将他送到临平山麓还依依不舍；另一位是杨蟠，其时他为知州杨蟠为通判，杨蟠助其构筑西湖上的一条湖堤，竣工后两人一起在湖畔踏雪赏梅，杨蟠兴致勃勃地作《梅花诗》多首，而苏轼居然一口气做了二十首唱和诗。由于同年（同榜或同一年考中进士者）晁端友、刁璹时任新城、于潜县县令，他三次骑行百里往返于葛溪、浮云岭官道，在浙西山区县城巡视、观政的同时造访同年好友，叙旧话新，十分开心。

一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朝廷为避太祖父朱诚（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之父）讳，遂将新城更名为新登。新登古属县治，后县名新登和新城数度更易，北宋时谓新城，今谓新登镇，属杭州富阳区。

新城有一条闻名远近的葛溪，“葛溪，在县西，以葛仙翁炼丹于此得名”（民国《新登县志》）。相传在1700多年前，东晋人葛洪为葛溪流域靓丽的山水风光而驻足流连，其后便在葛溪河畔结庐而居，并搭起了一座炼丹炉，并在岩石岭的一座溶洞里费尽心思写下了一部急救方书《肘后方》，时至今日，这里还保存着“葛仙洞”、“炼丹井”等历史人文遗迹。

现今的葛溪流经富阳县万市、洞桥、胥口和新登四个古镇，溪流源于南新山（现临安区南天目山皇天坪）。新登段自百丈岭发源，途经高义桥，有青牛岭水自北流入，至津陵桥，有釜源溪水从东北汇入，至洞桥，有里仁溪水自东北流入，从大源桥东南流至三溪口，有分水（贤德）佘溪水自西南汇入，又有广陵水从东北流入，至岩石岭，东南折而至下坂村，有陇坞水自西汇入，至张公桥南，有湘溪水从北流入，至南津桥，又与松溪会鼍江（渌渚江）水汇合，由是，葛溪河面开阔，水势宏大，颇为壮观。

葛溪水蜿蜒曲折流至岩石岭，此处有岩石岭水库，水库碧波万顷，湖内小岛玲珑，四周峰峦叠翠，葛仙洞也坐落于此。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赋诗赞美西岩山，诗云：“崖折百花迟日晚，鹤归清夜唳声遥。登临渐到希夷境，手拂行云渡石桥。”（《游西岩山》），还有同代著名诗人许浑的《将赴京师，留题孙处士山居二首》以及元代著名诗人杨维桢的《西岩山》、《西岩寺》，诸诗均不期而至地赞美西岩山峦和寺庙的风采。

新登镇北向三十里有一座官山，又名北山，山高约620米。据北宋著名诗人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描述：“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指路面有突出的齿状碎石）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形容曲松之宽大），直者如幢（古称旗子一类的东西），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有角的小龙。形容盘曲的松树）。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低湿的地方）伏见（指泉流忽隐忽现）；堕石井，锵然而鸣……”可见北山自古以来也是一座山间幽深、草木繁茂、泉流涌动的风景优美之处。

这一带原本有一条可以沿着葛溪信步而行的驿道——葛溪古道，由于它是贯穿古新城县城的一条重要通道，故又称“新城道”。沿溪往前走，两边青竹夹道，村舍错落，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村落里炊烟袅袅，还保存着现今杭州唯一的一座木结构廊桥。直至2018年，葛溪赫然出现在杭州市市级“美丽河湖”的名录中。

苏东坡骑行百里前往新城、于潜漫长的必经之路便是这条沿溪河长约35公里的葛溪古道。有学人通过“以诗寻踪”的方法厘清了苏东坡当时的大致行程和走向：由新城启程，往北沿经塔山、潭山头、湘主、湘溪、三溪口、洞桥、万市、南新诸乡镇进入临安于潜，且多以苏轼《新城道中》二首作为寻踪的起点，反之亦然。

二

苏轼比新城县令晁端友小10岁，先人与晁家早有往来，在《次韵和晁无咎学士相迎》（无咎为晁端友之子晁补之的字）中他这样写道：“少年独识晁新城，闭门却扫卷旆旌。胸中自有谈天口，坐却秦军发墨守”（少年，古称青年时期），可见与晁端友结识较早。晁端友于仁宗皇佑五年（1053）进士，后知上虞，熙宁中为新城县令，官运不济。工诗词，善作七绝。在新城任职期间“邑中胜迹，多有题咏”，曾作《九锁山》，诗云：“行尽青峰与碧溪，何须辛苦觅天梯。九山不锁寻真路，自是人心到后迷。”九锁山有“其势九折，若人之曲肱锁股，萦纡相续”之称，诗人将其喻称为“天梯”，极言其高，全诗写尽了登临绝顶的山景风光。这类题咏他所作甚多，可惜大多佚失无存。

晁端友写于羁旅途中的《宿济州西门外旅馆》，抒写的则是另一种意象和氛围，诗云：“寒林残树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疲马啮残刍。”当时诗人受命出任新城县令，从京城启程一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所见大多是寒林残树、壁里青灯、小雨愔愔、疲马啮残刍等场景，由此营造一种孤寂清冷的意境，表达他在赴任途中的急切心情和对仕途艰辛的感慨。

晁端友性情耿介绝俗，“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按事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在新城虽有善政，但为官不达，不为人喜。熙宁中卒于任上。之后，苏轼为其诗集《新城集》作序，名曰《晁君成诗集引》，《集引》高度赞扬晁端友的为人为诗：“吾与之游三年知其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与诗，君亦未尝有一语及此者。”对其诗作亦有“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覆匿，人必知之”，评价颇高。

令苏、晁两家走得更近的，是苏轼收了晁端友之子晁补之为弟子。据《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稡钱塘山水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那年，晁补之便拜投于苏轼门下，后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且是经常陪伴在苏轼身旁，关系尤为亲密的一位门人。

这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新城侍亲的晁补之陪同苏轼登上青牛岭绝顶。“青牛岭，一名多福岭。上接天目，秀拔万仞，为县境诸山之宗”（民国《新登县志》），岭上有始建于后唐同光三年（925）的多福寺，不远处就是坐落于西菩山中的西菩寺。当时苏东坡与晁补之拄着手杖好不容易登上岭巅，稍事休息后，苏东坡在岭峰上种了数株松树，并在多福禅院墙壁上题诗《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诗云：“暮归走马沙河塘，炉烟袅袅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岭，崖泉咽咽千山静。君勿笑老僧，耳聋唤不闻，百年俱是可怜人。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抒写青牛岭巍峨高耸、白云漂浮、千山静寂、鲜有人迹的高峻风貌和诗人为官不达的复杂心态。

同为巨野人，“少与晁补之齐名，为苏轼所知”的李昭玘曾感叹两人的关系：“偶友人晁补之自新城侍亲归，云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上眉阳先生》），述说苏轼与晁补之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晁补之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26岁时进士，踏上仕途后先后出任北京（今大名县）国子监教授、校书郎等职，但终因其俸禄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最终为达州知州（四川辖地），后改知泗州（今江苏盱眙），虽为高才秀士，但因苏轼门人之故压根不受朝廷待见。

三

熙宁六年（1073年）五月，苏轼前往于潜巡行，忽然发现迎接他的县令原来是他的同年刁璹，而且苏刁两家还是世交，双方都为这次偶遇高兴不已。

刁璹虽为浙西山区小县的一名县令，但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深受于潜子民的拥戴。在陪同上司苏轼在乡间寻访漫游时，一路所至山民无不以笑脸相迎，苏轼发觉后不免心生奇怪：他初来乍到，这里的百姓为何如此热情？于是不解地问刁璹：“为何？”刁璹答曰：“刁令熟久矣。”原来刁璹不时地在乡间走门串户，百姓跟县令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感情，受到他们的欢迎原本十分自然，这令苏轼对其好感徒然上升。 

刁璹在县城里建了座野翁亭，他在亭子里宴请苏东坡，并请他题写诗文，苏轼欣然应之，遂作《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其中有“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的诗句，说的是于潜的山民唯恐有一天县令刁璹卸任离去，他们会经常感到颓丧，而溪女们更是会长年呜咽饮泣。诗句还引用“犬足生氂”的典故高度评价刁璹施政有方，政绩卓然，对同年不惜赞扬之词。那年，苏东坡在于潜除作诗《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外，还写有《于潜僧绿筠轩》、《于潜女》和《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电也》等诗作多首。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京城以东因干旱且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杭州尤以新城、于潜、临安为甚。此时，即将离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取道富阳浮云岭去新城、于潜一带察看灾情，督查捕蝗。“浮云岭，在县西八十里，高二百五十丈，与于潜分界。路极崎岖，行人病之”（民国《新登县志》），可见其高峻难行。其时，接待他的是刁璹的后任毛宝。据《苏轼年谱》载：“熙宁七年八月苏轼扑蝗。二十八日，还至于潜，晤县令毛国华”，毛国华即毛宝，国华是毛宝的字，宦族名门出身，但久滞州县，辗转为令，仕途不顺，如果不是扑蝗与苏轼相识，苏轼写诗《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戏于潜令毛国华长官》，以及晁补之写有《苕霅行和于潜令毛国华》等诗作，后人恐怕未必会知晓这位身处浙西山区，区区小县的县令。

彼时，这一带的蝗灾已十分严重，据苏轼写于密州的《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记载：“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戏于潜令毛国华长官》）当时飞蝗铺天盖地而来，一路发出犹如钱塘江巨大的波涛声，天空也忽然变得黑压压一片，满眼萧然，连见多识广的苏轼也为之惊讶不已。之后，他给胞弟苏辙（字子由）写了《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哪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由于苏东坡用诗章替代家书，诗中描述的官府和百姓在自然灾害面前手足无措，苦不堪言的情状、蝗灾带来的萧然景象，以及捕蝗所感和对民生的忧虑，显得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此诗还给后人留下了我国历史上面临蝗灾最严重的朝代的深刻印象。

在“扑蝗”之余，苏轼在县令毛宝和县尉方武的陪同下游览了坐落于西菩山山腰的西菩寺，后作《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诗作既写其与毛、方二人同游西菩寺的观感，又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可见与毛宝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第二年五月，苏轼离任杭州通判后因公出入江苏润州（今镇江丹阳），润州是刁璹的故乡，其时刁璹已辞官回乡赋闲，为看望同年好友，苏轼满大街地寻找刁璹的居所，后作《刁同年草堂》。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还应刁璹之请替首修的《刁氏宗谱》作序，可见两人深厚而长久的友情。

四

因探访时任新城、于潜县令的同年之故，苏东坡在这一带徒步、骑行时留下诗篇不下于十首。我们选取其在一些典型路段创作的诗篇，从中见识一路闲美的风物和体味当时诗人的心态和感喟。

新城段。苏轼写有《新城道中》二首：“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二首写于熙宁六年（1073）春，苏东坡为看望即将离任的故友刁璹，从新城启程登浮云岭前往于潜县衙所作。第一首描写诗人过湘溪时牵坐骑，乘竹排一路而下，被新登的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佳山异水和春耕时节的景象所陶醉，第二首用“散材”、“疲马”作为诗人自况，表达对京城党争的厌倦和萌生的归隐之意。

双溪段。据《苏轼年谱》载，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至昌化。自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有诗。传尝筑亭凿池于该邑。”传说中的苏轼在此所筑之亭被称为东坡亭，所凿之池被称为东坡池，池内植有莲花一片。又据《咸淳临安志》载：“县治之前，溪分南北流，旧有双溪馆。熙宁间，县令陆之长临北流为亭，东坡经游亭上，题诗纪事，有‘双涧响空’之语”（徐冠《新亭记》）。其时，苏轼离开于潜接着巡视昌化，后作《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诗云：“每见田园辄自招，倦飞不拟控扶摇。共疑杨恽非锄豆，谁信刘章解立苗。”“老去尚贪彭泽米。梦归时到锦江桥。宦游莫作无家客，举族长悬似细腰。”抒写诗人游览治平寺，抒发其厌于京城党争，倦于仕途的情怀。

洞桥段。苏轼作有五律《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写作背景是熙宁七年（1074）八月，苏轼以督捕蝗虫抵达新城，在晁补之的陪同下沿葛溪西进，寻访千年前唐末睦州刺史陈晟园遗址。陈氏园在新城县西四十里的宁善乡（今洞桥镇陈村），苏轼见陈氏的“荒园废圃”不胜寂寥荒凉，后有感而发：“荒园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其时正值秋日，离他遭贬谪外放没隔多久，故在写景的同时也透露了诗人当时抑郁的心境。

眼看天色已过未时，苏东坡回过神来，急忙向晁补之告别，跨上坐骑策马扬鞭沿着浮云岭官道直奔而去，他要在当日赶回杭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