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文章宗田氏

苏堤如带束湖心，罗绮新妆照碧浔。翠幕浅搴怜草色，华筵小簇占花阴。

凌波人渡纤纤玉，促柱筝翻叠叠金。月出笙歌敛城市，珠楼缥缈彩云深。

这首歌咏杭州的七律，出自明代钱塘（杭州）人田汝成（1503年—1557年，字叔禾）之手，为田汝成游览西湖而作，他和他儿子田艺蘅均善诗文，尤擅记事，一生著述甚丰，时人评曰: “钱塘文章宗田氏，至子艺益著。”

一

田汝成与余杭名士蒋灼（生卒年月不详）交厚，虽然两人的年记相差一大把，蒋灼替《田叔禾小集》作序时，田汝成已年过六旬。但因喜好与友为邻，田汝成曾将家宅从钱塘移居到方山。方山位于余杭仓前东北方向的高桥头，与三墩镇仅一河之隔（现属三墩镇），跟相距不远的寡山、吴山均为平野孤丘。

蒋灼好居隐，以在山间吟咏为娱，因长居方山，自号方台，有《蒋方台诗集》三卷。其中有一首五律《夏游寡山寺暴雨晚晴》，诗云：“岩各驱新暑，衣襟已自凉。忽然来急雨，又复对斜阳。醉卧头陀石，筵开般若堂。泠冷飞涧水，何惜更流畅。”描写盛夏天气变幻中的寡山及山上的寡山寺，可见他经常跨过小河去寡山游览。

蒋灼与田汝成不时有唱和之作，但两人何时结识、如何交厚未见方志记载。而蒋灼与田艺蘅倒是年龄相近，二十几岁就有熟络的关系，常结伴出游，往来不断，酬唱不息。因蒋灼上有兄下有弟，排行第二，田艺蘅常直呼蒋灼为蒋二，在《山中与蒋子久书》中曰：“胜事不常，良朋罕晤。依依子久，能不牵怀？”将蒋灼当作依恋不舍的知己。蒋灼也曾替田艺蘅的名著《煮泉小品》写跋：“子艺作泉品，品天下之泉也。予问之曰：‘尽乎？’子艺曰：‘未也。夫泉之名，有甘、有醴、有冷、有温、有廉、有让、有君子焉。皆荣也……予闻之曰：‘有是哉，亦存乎其人尔……使泉虽美，亦不得而自濯也，恶乎荣？’子艺曰：‘噫！予品泉矣，子将兼品其人乎？’……”此跋体例独特，语简意赅，不难从中解读蒋灼的文字风格和他与田艺蘅熟识和亲密的关系。

钱塘在与其相邻的仁和、余杭方圆之内有四座名字奇离古怪的小山，称“鳏、寡、孤、独”。田艺蘅在《留青日札》里对四山有过解读：“杭有鳏、寡、孤、独四山，皆了然无依，挺然独峙之名。今孤山，在钱塘西湖，世所著者。独山在仁和横里，亦通津，人皆望而知之。寡山在余杭支巷界。惟鳏山，众皆不知所在。盖即寡山之西，一水之隔，今俗名鱼山。鱼者，鳏字之省文，而传误者也。”寡山与吴山位于余杭仓前西北角，两山相距只隔着一条小河，山均不高，海拔不足百米，却“了然无依，挺然独峙”。寡山以洞穴多而著称，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洞穴有二十多处，据说均为前人开山采石所致。现今，寡山摩崖题刻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万历年间，田艺蘅游览龙泉灵源禅寺（灵源为仓前古称），并写有七律《三月大尽日游龙泉灵源禅寺》，诗曰：“莫谓寻春去已迟，我来犹及送春时。偶联玉笋过禅宇，为访金兰载酒卮。莺语未调新出谷，花香欲落尚盈枝。留欢可尽情难尽，对尔聊题太白诗。”三月的龙泉寺四周春光明媚，山花烂漫，鸟语花香，令其流连忘返。之后，他在寡山东南山腰里修建了一座别业，占地十余亩，内有易适园，园内除种植果蔬花木，还有一个颇大的竹林，竹林中建有三间屋宅，名曰玄楼。别业有“品嵓”、“香宇”、“田子艺别墅”、“寡山书屋”、“白云山房”等多种称谓。

田艺蘅曾在寡山白云山房接待过陈应时、蒋灼、范禹臣等名人雅士的造访，在小小洞天内，一个个诗兴盎然——“笑谈天上接，鼓吹月中还”（田艺蘅《陈郎中枉驾白云山房》）。范禹臣曾赠田艺衡“遂有洞天堪避暑，喜无尘鞅可移家……独让子方才思好，著书今已近三年”，蒋灼也和诗范禹臣：“山中不独数堪者，典水期君共钓鱼”，一方好友在岩洞内赋诗、斗酒，好不快乐。有一次，出任过刑部郎中的福建莆田人陈应时来访，田艺蘅正在静寂的洞穴里专心读书。两人照例饮酒斗诗，临走前，喝得醉醺醺的陈应时提起笔在洞穴石壁上写下一首四言小诗：“小小洞天，品嵓（嵓同岩）成仙。再加一口，妙品元田。”后人因此附会此洞是吕洞宾（吕岩）得道升仙的地方，称其为“神仙洞”。

二

《钱塘县志》赞誉田汝成：“杭士自弘（治）正（德）以来，扬声艺苑者，汝成为最”，亦有人称其为“明代杭州‘人精’”。田汝成自幼在钱塘江畔看着潮起潮落一日日长大，居所为现今上城区清泰门、江干区景芳一带。正德十四年（1519年）19岁时，与胞兄田汝登一起考中己卯科丰坊礼部榜乡贡生，约20岁成家，嘉靖三年（1524年）儿子田艺衡出生，时年24岁，26岁考中进士，为二甲25名，后授南京刑部主事，不久，又被召回京城改任礼部主事，颇受朝廷重用。

嘉靖十年（1531年）12月，田汝成因明世宗“普遍放生”，大赦天下而上一书，书称：“陛下因太子未立，祈天打醮，又普遍放生，凡囚于上林的飞禽走兽一律释放归山。那些关在监狱和绳捆索绑的人，那些被流放在僻野穷荒的士绅，他们父子长期分离，魂魄永丧，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望皇帝推广仁爱之心，对他们都加宽宥。”主张索性将监禁的囚犯和被流放的士绅一起放了，“都加宽宥”以利祈福。不想这份奏章惹恼了皇上，随后厄运便接连而至，不仅被罚没两个月的俸禄，而更惨的是一贬再贬，由京官改为外任不说，而且越贬越远——先是调祠祭郎中、广东佥事，后又被贬为安徽滁州知州，其后复升为贵州佥事，改任广西左参议，分守右江、龙州，令他一生最好的时光被留在了僻远穷荒的边地，再也回不了他熟悉的繁华京城了。

边远穷僻的广西分布着壮、瑶、苗、侗、京、回等少数民族，明朝沿用元代对其的治理策略，没有采用“长臂管辖”，而是实施“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地方上以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司职，汉官被称作“流官”，流官仅为土司的辅佐，但监督土司的一举一动却是其任上需要时刻关注、警惕的焦点。果不其然，田汝成在广西任上真的碰到了两起地方势力造反的事件——先是龙州和凭祥州土酋赵楷、李寰各杀朝廷命官图谋自立，他果断地与副使翁万达率军进行讨伐，赵、李土酋的手下哪是官兵的对手，一番厮杀之后，赵、李二人及其部下均被剿灭。后又有努滩侯公丁的叛乱，断藤峡一带的群贼更是一呼百应，形势十分严峻，田汝成与翁万达设计诱擒公丁，并秘密进兵断藤峡，大破贼兵。随后，又与翁万达合计制定了善后的七条措施，最终使一方得以平靖。在平息叛乱，安定龙、凭二州之后，田汝成的政治、军事才干也随之显露出来，“知谋善虑，宣博有本”、“文而知权”，当时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对他赞赏不已。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由于立下重大边功而得到朝廷的奖赏，“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此时，他在西南边境任官已将近十个年头。离开遥远荒蛮的广西，在福建提学副使任上干了不满一年，即告病辞官，自己终结了不长不短的仕宦生涯，回到江南故里杭州。

田汝成被贬贵州、广西期间，到过南海、夜郎、桂林等不少边地，每到一处，他都结交当地的文人墨客，遍访名胜，细察民情，留意吏事，找寻山川之源，探访形胜之周防，也关注、搜集当地的民风习俗、民间轶事、历史掌故之类，为他之后撰写《炎徼纪闻》等书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炎徼纪闻》是田汝成将自己在广西、贵州的耳目所闻所见、经历和探访之事“载笔途次，条刺日程”，并加以评论而成，此外，记写西南边疆的文稿还有《辽纪》、《行边纪闻》、《龙凭纪略》等。辞官后，他将诸稿随身带回杭州。时隔不久，《炎徼纪闻》手稿被时任浙江布政使的陈希斋发现，阅后赞其言事详核，有益于吏治，建议他整理付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炎徼纪闻》得以刻印行世，此后果然锓行流布，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四库馆臣曰：“汝成于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逈乎殊矣。”其后多有类似解读。“得诸身历”，“据所见闻而记之”，体例在地志和杂史之间，其为田汝成所撰方志的格局与风格。

三

当下的文人学士撰文写稿，写到西湖胜迹，杭城典故、市井轶事时，每每喜欢翻检、引用《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可见两书强大的文化引力和粘性。

田汝成20出头便离开钱塘江畔奔走于仕途，卸官回到杭州城东，时年41岁。此时，有了先前边地凶险、艰辛的经历，他对家乡的湖光山色更是痴迷不已，不时地在湖山间徜徉，并游遍浙西名胜。有感于景冠天下的西湖尚未有人为其作书著述，颇感可惜、遗憾，于是借助于自己对历史典籍的熟谙和在杭州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开始搜集整理前朝遗事、历史掌故、市井轶事、民间传说等，在晚年伏案书斋，笔耕不辍，终于写就《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成为传扬杭州西湖文化的开山之作，并为这类志书中的佼佼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湖游览志》给予很高的评价：“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纪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南宋史事者为多……唯成此书，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赅。非唯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徒以觞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可见其与《炎徼纪闻》一脉相承的关系和独具一格的撰写风格。

我在阅读未经校点的《西湖遊览志》时，那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地一大片，甚觉吃力，待读到卷九“北山胜迹”之西溪一节，因长居西溪一带，忽然来了兴致。细读之，果然“鸿纤巨细，一一兼该”，不仅细述西溪众多寺庙、池亭及其由来与过往，还记载“西溪且留下”的典故，引用杨蟠、董嗣杲抒写西溪的诗章，这类描述性记述与那些据事直书的方志无疑相去甚远，有效地加强了志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令人钦佩不已。

《明史田汝成传》认为，田汝成《炎徼纪闻》与《西湖游览志》“两书并行于世”，因为田汝成的广闻博识而使它们“受到人们的称赞”。

四

田汝成有一子一女，以子为长。田艺蘅出生在钱塘万岁里，自小受其父、生母、世母（田汝登之妻）的关爱，11岁就被田汝成带在身边去安徽滁州赴任，后又带其去广西桂林等地，使田艺蘅自小就有畅游西南边地的经历和受到良好的教育。他18岁娶妻，其时妻子尚未成年，才15虚岁。一生七举不第，50岁才获岁贡，一生无仕宦之运。早年即为酒所困，嗜酒如命，一度放浪西湖，日逐声乐、妇女、狗马、剑鞠、掷搏之事，后又迷恋山水，游历大半个中国，又喜博闻，“凡天宫、舆图、医卜、外典、罔不涉猎”（《品岩子小传》）。在《留青日札》里自嘲“以尔为人，则无所事。以尔为官，文非所志。时与命违，神将名忌。直而好言，和尔弗媚。戆嫩本呆，醒狂若醉”，不妨看作他的秉性和一生的写照。

顺着田艺蘅的自嘲，我们来看看他一大把的奇闻趣事。

他11岁就能做诗，那是随父赴任的路上，途经采石（现安徽当涂县北）即景赋诗《采石怀古》：“白玉楼成招太白，青山相对忆青莲。寥寥采石江头月，曾照仙人宫锦船。”做七绝需要的押韵、平仄、对仗等均合规合矩，这大约是田艺蘅最早的吟咏。

田艺蘅在山清水秀的寡山有一书屋，谁料这书屋竟然设在山腰里的一个明洞（朝天洞）里，并自称“小小洞天居士”，他在这冬暖夏凉的洞穴里饮酒读书，专心探究道家之学和纯阳真人吕洞宾（吕岩）如何学道升仙。

《留青日札》卷二《叆叇》条云：“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於脑后……此叆叇也。”叆叇即眼镜，明朝开始从西方传入，当时很多人不识其为何物，而见多识广的田艺蘅不无自豪地告诉人说：“这就是眼镜啊。”

田艺蘅寓所易适园里长满了粗壮的翠竹，他喜好在竹林里散步思索，每每遇到可记之事，即选一竹，将此事刻于竹节上，即所谓“留青”。“或数日而得一札，或一日而得数札，积于箱素”，如此持续近三十年，致使园内“竹无空节，节无完肤”。之后，他将记于竹节的文章一一缮清，付梓时取名《留青日札》。该书涉及社会风俗、民生疾苦、音韵训诂、典章制度、艺林传闻、掌故轶事等几乎无所不包，所记“或徵、或谑、或经、或怪、或质已闻、或标独解”，构成了这部野史笔记十分独特的写作风格。

有一年初冬，大雪纷飞，蒋灼从天目抱病返回方山，田艺蘅知道后十分惦记，但又懒得写信，为示慰问，寄了几条金鱼给他，并附诗《寄子久金鱼》一首：“三十六鳞金鲤鱼，盆池犹可伴离居。故人不用呼儿剖，近日嵇康懒寄书。”曹魏人嵇康为田艺蘅自比，可视为田艺蘅式幽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田艺蘅32岁，作一诗《正月七日海寇入塘栖，侍从提学副使阮夫子守武林门》。当时，倭寇与海盗勾结侵扰大运河边的塘栖，他“集乡兵千人”与阮鹗（即诗题中的阮夫子）统领的官兵一起守护杭州武林门。第二年桐乡告急，在“烽烟千里遍，村落几家存”的严峻时刻，他又带领余杭300名乡兵驰援桐乡。

晚年，田艺蘅满头白发，但灵智依旧。一日，他身穿大红色公服，左右有绛衣丫鬟陪同，缓步至西湖湖畔堤岸旁，选定一花柳下端坐，面对观者如堵的围观，他摆出一副视而不见、傲然出世的样子，不为熙熙攘攘看热闹的游人所扰。客至，即令丫鬟进酒，兴致勃勃地与客你唱我和，“斗酒百篇”。还自制湖船多艘，每一艘都取有美名，与客同舟泛湖，饮酒和诗，故被时人称为“谪仙”。

田艺蘅一生著述颇丰，有诗文《田子艺集》二十一卷，杂著《留青日札》、《煮泉小品》、《玉笑零拾》、《大明同文集》、《诗女史》等，均入《四库总目》并传于世。《留青日札》有“明一代杂家之冠”之称，并被认为“有弥补正史之功”，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