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门外凄惶泪

南宋，临安城余杭门外。

一位年过六旬，身有疾患的太皇太后紧紧握住幼小孙儿恭帝微微颤抖的手，在异族将帅伯颜面前“低头拜杜鹃”（汪元量诗句，本文以其诗词作为展开事件的引导），出演了我国历代皇室十分罕见的凄惶一幕。

一   余杭门和皋亭山

南宋临安（杭州）的兴盛发达须从武肃王钱镠治下的吴越国说起。

彼时，杭州“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旧五代史·钱镠传》），“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语），罗隐也在《杭州罗城记》里说：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全都是赞颂之语。

宋室南渡后定都临安（杭州），赵氏皇族继承了“因钱氏建国始盛”的吴越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人文遗产，逐渐成为居安于江南一方的经济强国，如此这般地富盛安定，一直延续了152年。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两赤县市镇》），“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团行》）。耐得翁也在《都城纪事》中描述曰：“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同样都是赞扬之辞。

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后，朝廷为加强都城设防，临安府设置的城墙城门有十一座之多，靠东的有艮山门、东青门、崇新门、保安门、候潮门、东便门，靠南的有嘉会门，靠西的有钱潮门、丰预门、清波门和钱塘门，靠北的有余杭门、天宗水门。而城北余杭门（吴越国时称北关门，谐称百官门，故址在今武林路与环城北路相交处）始建于隋代，历史十分悠久。但余杭门几乎无险可守，真正能拱卫杭城的军事要地是在离其几十里外的皋亭山，这山才是杭城东北部的一座天然屏障，是对付北方来犯之敌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此，早在唐末钱镠任杭州刺史时就在这里设有城堡，北宋初在山上设有方圆十里之广的石城，南宋建都临安城之后，守城任务骤然变得更为紧迫。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初，伯颜再次兵分三路向南宋临安快速进军，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中道由伯颜及右丞相阿塔海节制诸军水陆并进，至第二年正月中旬军驻皋亭山，三路兵马将临安城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不久便在余杭门外皋亭山下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天祥与伯颜的“抗论”，不过，彼时没有任何军事实力的南宋王朝已失去了与伯颜谈判的话语权，被异族覆灭已经进入倒计时，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凄惨的一幕。

二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无果

“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连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汪元量《醉歌》其五）“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这回，诗人是豁出去了，他指名道姓、不加掩饰地指责南宋末代最高统治者，当时在朝廷替幼帝宋恭宗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斥责她面对兵临城下的元军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执着于向异族统治者乞降求和，不在乎自己的高贵身份，差点向异族统帅跪下身去，正是她的归降行为直接导致了南宋王朝的最后覆亡。

【旁白】咸淳十年（1274年），南宋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年仅35岁的宋度宗在荒淫无度和惊惧中驾崩，而更要命的是登基继位的赵显时年才4岁。一个不谙世事，什么也不懂的小皇帝如何治国理政，目指气使？于是众多大臣纷纷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谢太后当时已经没有了选项，无奈之下开启了她短暂而不幸的垂帘听政生涯。

在我国历史上，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几乎个个威风凛凛，说一不二，但南宋王朝65岁的太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却是做得着实不容易。其时，南宋朝廷必须直面的是变乱交加的严峻形势，一方面，建炎二年（1129年）金兵轻骑奔袭扬州，扬州被屠城和赵构单身匹马南逃江南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南宋朝廷，另一方面，蒙元伯颜又统帅20万大军扬鞭策马加速南下，矛头直指南宋首府临安。由于过往南宋与蒙元的战争败多胜少，吃败仗已成常态，面对兵凶战危的局势，高官重臣大多失去信心，一个个变得胆小如鼠，随时准备望风而逃。在朝廷官员人心惶惶和信息混乱之际，谢太后显得力不从心，孤木难支，她唯一的办法是命人“揭榜朝堂”，在榜文中宣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后妃下），除了斥责“尔小大臣”在国难时艰时刻避难偷生，对“官守者”和“负国逃者”给予赏罚之外，又一次将“先帝”也当做砝码搬了出来，大有要求臣子“不看僧面看佛面”的意味。但她“揭榜朝堂”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朝廷官员人心混乱的状态，想开溜的照样开溜，想出走的依然出走。太皇太后眼看赵氏王朝已经回天无力，寿数将尽，为保护赵氏家族的最后一丝血脉，她只能带着莫名的无奈和巨大的悲哀作出了不战而降的决策。不过客观而言，这一发生于宋末关乎赵氏江山存亡的重大决策，也使临安城避免了一场扬州式屠城的风险，保住了经营百余年后的富盛繁荣和平民百姓生活安定，这也是谢太后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  王昭仪在大都挽髻为道

王昭仪（王惠清）是得到宋度宗宠幸的妃嫔，原本在南宋深宫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凭借她的姿色和才华在度宗面前吹吹枕边风，帮他出点主意，对度宗治国理政的影响可谓不是将相胜似将相。

南宋沦陷后，王昭仪随三宫被押解北上，途经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时，忽然有感而发，提笔在驿站墙壁上题写了一首《满江红•题南京夷山驿》的词作，女词人的满腹才华瞬间轰动中原，名声远播。

【旁白】汪元量与皇嫔一路相随，过往的尊贵或卑微都已经不复存在，两人的身份和处境只剩下了古琴演奏家与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之间的患难与共与惺惺相惜。在过汴梁夷山驿站时汪元量仔细观看了王昭仪的题词，后即写了《满江红•和王昭仪韵》：“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  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抵达大都（今北京）后，王昭仪内心的孤独寂寞感油然而生，遂作五绝寄语同行的汪元量：“万里倦行役，秋来瘦几分。因看河北月，忽忆海东云。”（《秋夜寄水月、水云二昆玉》），汪元量随即和诗《秋日酬王昭仪》：“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愧少知己，碧玉调将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萧萧入短襟。”两人唱和的诗词均感叹今非昔比、去国怀乡的愁苦和被异族押解北上的悲愤，同样具有低回深沉的基调。

在大都没过多久，王清惠受命与瀛国公赵显一行被赶往更为遥远的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汪元量一路随行，一众人冒着“地有一尺雪”、“指堕肤亦裂”的彻骨冷寒，在漫漫草地经历了“一月不梳头，一月不洗面，饥则嚼干粮，渴则啖雪片，困来卧毡房”的困境，经由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居延（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方）等荒僻之地才抵达贫寒不堪的上都，在那里一待又是好几年。

离开上都返回大都之后，王清惠终于看透了世间的一切，索性找了家道观挽髻为道，道号冲华，从此不再抛头露面，不再展示自己的才华，也不再做诗作词，更不再与人酬唱，在幽寂清冷的道观里度过了一段孤独无闻的生活，三十不到就忧郁而亡，且无人知晓她香消玉殒的时间。

四 赵显在西藏当了和尚

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三宫一行人人惊魂不定，自顾不暇，除了母亲全太后谁还会去关心、照料以往高高在上，被一众大臣捧着、含着的幼帝赵显？但忽必烈有意让他与全太后骨肉分离，以此来惩罚全太后。这时，擅长琴棋书画的汪元量站了出来：“万里修途似梦中，天家赐予意无穷。昭仪别馆香云暖，自把诗书授国公”，除了教幼帝读书识字，写句做诗外，还得处处小心地保护着身处险境的赵氏家族的最后一丝血脉，日子过得甚是险恶艰辛。

【旁白】赵显虽然后来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但这只是一个虚名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在蒙元统治者的眼里，他不过是广袤草原上一只可以被人随意宰割的牛羊。在元朝廷的眼皮底下，他屈辱地、懵里懵懂地长到19岁，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受命去吐蕃（西藏）萨迦寺当了一名和尚，开始在天寒地冻的寺庙里潜心研究佛学，并为汉、藏佛教界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被尊称为“合尊大师”。在西藏高原生活的三十余年中，他虽然为人、为学都显得谨慎小心，但又一直在暗暗地寻找自己的身世，而且找得十分不易，除了儿时的朦胧记忆，连照看他多年的汪元量也未曾给他透露过一丝信息。一直到至治三年（1323年）53岁时，他才彻底弄清了自己——原来他出生在钱塘，而且居然是一国之主，祖母、母亲均被元军所掳，在大都城里默默地死于寺庙无人过问。他曾经仰慕已久，隐居于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的著名诗人林和靖，原来还是他的同乡，在西湖著名的蓬岛上，林和靖可是过着温暖舒适、自由自在的日子呀。每逢暮冬早春，梅花（可惜被元蒙人误认为杏花）开始在孤山上漫山遍野地绽放，赏梅人纷至沓来，梅树林里人头攒动，摩肩擦踵，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人间图画。

彼时，赵显兀自想起早先自己不凡的身世和当下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一股难以言说之苦，心酸和不甘再次涌上心头，在不经意间，他随手拿来纸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他有生以来不多的一首五绝：“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这首被命名为《在燕京作》的诗歌，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字，写得也不怎么样，更无违背元蒙人意志的语词，但对临安故乡的思念和无法再回归江南故里的悲哀之情却也溢于言表。

虽然，《在燕京作》没向任何人公开过，但在元蒙人无时无刻的监视下，赵显哪能预料这首已经写得够谨慎小心，自己也不觉得是在发泄怨恨的短诗会将他推向万丈深渊——那年五月，元英宗听闻此事后龙颜震怒，思忖片刻，便当即命人动手，“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而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赵显被害时已过了知非之年，而且已成为一名虔诚于佛教的高僧和萨迦寺的住持，对元朝早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可怜宋王室的最后一枚种子，还未曾尝过做帝王的一丝滋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世界屋脊”的冰天雪地里。

不过，赵显被英宗暗算的时候，英宗也在被他的对立者设局。

那年八月初，英宗在一班人的簇拥下巡幸上都之后，开始往南返回大都，夜间驻营于距上都30里的南坡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闪进了他的行幄，拔出匕首便对着躺在卧床上熟睡的君王猛地一捅，对方来不及挣扎就命丧黄泉。随后，这桩史称“南坡之变”的弑君血案迅即轰动天下，成为历代皇室中极其罕见的事件。

可叹的是，弑君血案与赵显被害仅相隔了三个月光景，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料此语竟然会落在一个在位、一个被俘的异族君王身上，只不过是时间有先后罢了。元英帝与宋恭帝以几近同样的方式在人生舞台上黯然落幕，难道真的因了“报应说”？令人有些不得其解。

五  文天祥在大都从容就义

文天祥几度奋起抗元，最后“铁汉生擒今北向”（汪元量诗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天祥临刑殊从容。南乡拜而死，年四十七。”（《宋史•文天祥传》）对故国丞相这一名垂史册的壮举，汪元量既万分悲痛又无限敬仰，乃作诗曰：“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终。啮毡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苍空。睢阳临难气塞充，大呼南八男儿忠。我公就义何从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呜呼一歌兮歌无穷，魂招不来何所从。”（《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其一）。

【旁白】早在临安南宋朝廷，文天祥担任临安知府，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平日里，宫廷琴师汪元量替太皇太后和王昭仪弹奏完古筝就履行了职责，至于跟文天祥，在路上打个照面的机会都没有，哪有什么交集。随三宫抵达大都之后，他念念不忘被关押于此的故国丞相，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下半年两次被获准携琴前往囚禁文天祥的大牢探监，文天祥也没想到会在元朝大都的监狱里跟宫廷琴师汪元量相识相知，建立起一种无人能替代的友情。

汪元量第一次走进大牢恰好是中秋之夜，在看不到明月当空的情况下，他依靠一盏昏黄油灯，替文天祥弹奏了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待到十月，汪元量怀揣思念第二次携琴去大牢探监，这回替文天祥精心准备的是《拘幽十操》，一阵阵深沉悲凉、怆人心弦的乐曲声在阴暗的大牢里萦绕，连文天祥也被感动得倚声而和。 

时间仅过去了二个月，汪元量正在收拾行蘘，准备随宋恭帝赵显远赴开平，忽闻文天祥壮烈殉国，一度悲痛欲绝，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后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深切地为他的丞相，也为他在大都狱中与其度过短暂时光的友人文天祥招魂，并感叹道：“呜呼一歌兮歌无穷，魂招不来何所从；呜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来默惆怅。”

 附注：汪元量(1241年—1317年后)，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善诗词和古筝演奏，诗词大多如实记录南宋国亡前后事，故有“宋亡之诗史”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