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自心底流，天然去雕饰

诗自心底流，天然去雕饰

——浅评“药师”诗人大龙的诗歌风格

杨 沐

“药师”诗人大龙有一篇美文叫《外境乃心造》，文中说：“外境乃心造。万物乃心的变现。……一切乃无中生有，只是心愿使然。”又说：“故古人很重视修身养性（修心），护持自己的正知正念……伟大的作品自然成就，无需雕琢。人们常说，诗书画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不是硬写出来的。”其实，大龙的诗歌都发自内心，都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自然天成，无意刻意雕饰，似乎还颇有些“不修边幅”。

大龙原名叫张金龙，南京市作协会员，是一位生物学学士，中药学硕士，副主任药师，药企高管，产业教授，硕导。但大龙常说，他只是一个“药师”而非“医师”，然而他已具备了医者的仁心，深谙社会有时也需要“望闻问切”，针对不同的“时病”配以不同的“药”。所以，大龙常常以笔为“引”，“配置”出不少通俗易懂而又实用的“诗药”，或清新优雅，或幽默风趣，或慈悲大爱，或针砭时弊，或启人心智，或“防治”心性，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而又富有深意，读有所感，受益良多，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读大龙的诗歌，给人感受最亲切、最真实的，就是他的诗歌自然贴切，通俗易懂，不生涩，不故作高深，不故弄玄虚，恍如一股清泉汩汩而流，又像一袭春风习习而拂，读后心情舒畅。

我向来认为，诗歌，首先要让人看得懂。看得懂才是诗歌的第一生命，是诗歌最扎实、最强大的基石。诗歌是写给老百姓看的，不是只写给“专家”看的。如果一首诗连看都看不懂，凭什么流传，老百姓谁还有兴趣读下去，谁又去流传？大唐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就以其诗“通俗易懂”而名播天下，妇孺媪妪皆耳熟能详，《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被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才子传》云：“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唐宣宗有诗吊白居易，也感慨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大龙的诗歌就很好地传承了白居易这一优秀风格，这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如《莲荷组诗》其四：

小荷尖尖角，蜻蜓立上头。

婷婷舞女裙，蛙跃鱼游走。

接天无穷碧，残荷听雨声。

美妙意象在，净心解忧愁。

短短数句，写得浅显易懂，通畅达观，不仅叙事简洁明了，而且也很优美，可读可吟可歌，直达人心。

当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大龙的诗歌在通俗易懂的同时，还多有针砭时弊、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篇章。诸如《岳飞悲剧乃民族悲剧》、《雷峰塔与断桥》、《游沈园》、《大龙说修身》、《天堂地狱在哪里》、《驴与人》等等，更像是一剂“特效药”，在让人读得懂的同时，还让人感觉真实，醍醐灌顶，顷刻间眼前豁然开朗，洞脑大开，收获满满。

这或许跟他的职业有关，大龙是一位“药家”，通晓“君臣佐使”，“选材配伍”。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大龙在写诗的时候，也常常如此。但我以为，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诗写得真实，发自内心，善于根据他的行业目光和习惯，选择适当的素材，并有机组织，形成独具自身特色的风格。因为真实，所以自然，敢说真话；因为真实，所以通俗易懂；因为真实，所以更有利于传播。

后人评价白居易的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

大龙深谙此理也！

然而，有些人却喜欢故弄玄虚，写些空泛的内容，无病呻吟，不仅别人看不懂，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记得年轻时我好写诗，多次投稿却均如石沉大海。我去请教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诗友，诗友看了看我的作品，指指点点一番，最后不动声色地说，诗就是要人读不懂！我非常纳闷，但按照他的“秘诀”修改后，果然一投便“中”。每每回想起这事，心中颇感可笑又可悲。是啊，诗一旦堕落到“不懂”的境界，诗坛一旦为此类诗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才是诗与诗坛的悲哀！

大龙的诗歌，排列整齐而又错落有致，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富有节奏感。这是大龙诗歌的又一主要风格特色。

排列整齐是指形式美，大龙的诗歌基本上以五言七言为主，而杂以三言四言六言不等，承继了我国传统诗词的形式而又有所变化，不拘一格。从整体上看参差却不失整齐，错落却不失有致。在此基础上，大龙善于运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甚至口语，追求一定的平仄和节奏，韵律协调，极富音乐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优美动听，不仅适合歌吟，也可以唱和。这颇似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离骚体、乐府、新乐府和歌行体诗（有人把它们统称为“古风”），但又与古风不同。

新古诗运动发起人、世界文化总会主席范光陵博士提出“新古诗”，也称“新古体诗”，并大力倡导和推广新古体诗的写作。他认为：“新古体诗完全尊重中国传统诗的格式，每诗四行或几个四行，每行四、五、六、七言皆可；不讲平仄对仗，只要第二、四行末一个字有韵即可；韵也是现代自然韵，不必用古韵；用词都用现代的词，尽量使用流畅的文字；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地表现出情感和一些哲理来。”（樊希安《我对“新古体诗”的几点认识》）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高昌先生也认为：“所谓新古体诗，实际上就是借鉴古绝形式，采用七言、五言诗歌和词曲的基本形式，同时又不拘泥于严格的平仄格律的限制和约束的一种比较宽松自由的诗体。”（高昌《钱江怒涛抒我怀——贺敬之新古体诗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中华诗词出版中心副主任段维教授在《新古体诗词论析》一文中，总结新古体诗的特性包括这样几点：一是不拘平仄律，二是字数允许适当增减，三是句式可以微调。

所以，“新古体诗”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人们的好评。因为这种诗歌文体解放了“格律思想”，不受格律诗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灵活好写，不仅具备形式美，而且读起同样富有音韵美。

纵观大龙的诗歌，几乎都可以归属为“新古体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当然，也有人把大龙的诗歌称为“大龙体”，本文姑且不论合不合适，但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大龙的诗歌写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拥有广泛的读者。

而有些人，特别是一些专注于写格律诗词的人，非但瞧不起新古体诗，甚至，还视这种新生事物是作贱我国传统诗词文化。其实这未免太过于偏激，因为诗歌形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何况诗歌总是在不断发展的，从诗经到离骚体，再到乐府、新乐府，再到歌行体，再到格律诗，再到词、曲，以及现代诗，新的诗歌形式总是在不断催生，迭代，并得以健康发展。

我相信，在今后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大龙肯定会将这种新古体诗运用更加炉火纯青，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无论是通俗易懂，还是真情实感与体裁形式，如果没有诗歌内在的东西作支撑，恐怕也是徒有其表，如此，我就不得不再谈一谈大龙的诗歌内容。

大龙的诗歌所涉及的写作内容比较丰富，这既得益于他的职业和药企管理经验，得益于他能走出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熏陶，也得益于他勤于学习我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词），更得益于他善于观察和思考，善于分析历史，分析历史人物、事件的功与过及其历史的局限性，从而总结经验，提出自身独特的观点或看法。所以，大龙的诗歌耐读，有品相。这也是大龙诗歌另一主要风格。

是的，诗不能只停留在“自我陶醉”，而应该多多少少发挥它的社会价值。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彰显了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价值。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特别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所谓“美刺”就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如果说内容丰富是诗歌的内蕴，那么“美刺”更像是诗歌的外延，充分印证了诗歌的“质地”。注意，不仅仅是“质”，材料衡量质，实用体现价值，此为“质地”。

大龙的诗歌很好地继承了诗歌的这一功能特性，或歌“功”颂“德”，或针砭时弊，或提出警醒、忠告，常常触及读者的灵魂，如我前面所讲大龙的诗歌像是一剂“特效药”，发挥了特别的“疗效”。

这类作品，除了我前面所列举的篇章，更有《梅文化》、《长安三万里》、《诗经湿地植物文化展》、《杭州西溪湿地组诗》、《参观“丽人行”》、《瞻仰弘一法师纪念馆》、《参观郁达夫杭州故居》、《参观盖叫天故居》、《中国刀剪剑博物馆》、《最忆是杭州》、《宋城千古情》、《鲁迅故里游》、《漫步西施故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等等，大龙都渗透了自己的感悟，都体现了诗歌的“美刺”功能，对读者读历史、读现实都有一定的帮助。

这也是每一位诗人的使命感！大龙“不辱使命”矣！

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才是诗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诗友刘武成说，初读大龙的作品“初觉淡雅，然正如一杯清茶，淡中蕴香，清润袭人。或谐或庄，谐中寓庄；或清澈或深蕴，浅中映深；或家常或思辨，常事中藏哲理。”（见《张金龙新浪博客之初识》）这也充分反映了大龙诗歌独特的风格。

诗友牛应萍在《七律·致张金龙》是这样写大龙的：

致纯秉性最无华，倜傥能教气质拿。

张柳风中摇素韵，秦淮河畔有人家。

金真自火千般炼，药贵从严两眼查。

龙举笔挥如泻水，须臾墨落已生花。

或许，大龙的诗歌之所以形成自身的特色，是其“秉性”所然。诗自心底流，天然去雕饰，用心去感，去悟，去写，让思想的火花从心里涓涓流淌而出，将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才能真正成就一个诗人自身而独特的作品风格。

2024.1.10夜

杨沐，笔名有春天、木兮春兮等。江西，中共党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会员，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网络平台及数十余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