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梅少卿的红色家风故事

      老红军梅少卿的红色家风故事

梅少卿，1909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汪岗乡梅家老湾，4岁时随爷爷逃荒迁往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1929年，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胜利后，梅少卿参加红军。1932年开始先后任商南县区共青团书记、巡视员、儿童团少先队大队长兼指导员、代理少共县委书记、赤南县委组织部部长、五营七连指导员兼五乡苏维埃主席、红28军82师手枪队指导员、新四军第四支队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组织股股长、团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任华东军区后勤干校政委，1954年任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任干部部部长，1957年任广州空军干部部部长。1963年离职休养。1983年1月病逝。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解放后，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培养革命下一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珍惜分分秒秒，废寝忘食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像一个“工作狂”。1957年，梅少卿由沈阳军区防空军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了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队伍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熟悉、考核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困难了，他才被迫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还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却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了，我要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了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打下了基础。

1982年夏，梅少卿因食道癌细胞转移，第二次住进了北京空军总医院。9月份，他的二女儿梅卫胜从工作单位——南京航空学院请了一周的假，去北京看望和照顾他。看到他消瘦的面容、听着他嘶哑的声音、得知他连喝水都呛得咳嗽的情况，梅卫胜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盈眶。但是，梅少卿却安慰她说：“你放心，我的病会好的。你不要因为来照顾我而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能再耽误你们了。你早点回去上班吧！”

二、增强服务意识，“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给干部部定了“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的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调到广州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去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三、放弃特殊照顾，与民同甘共苦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离团部驻地有三十五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乘坐汽车去，他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三十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错过了部队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梅少卿回答道。他为了不给下级添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长队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又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的，可以免费进入公园、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政府又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蛋等票证，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自己跑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照顾。  

四、永保优良传统，爱撒革命传人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梅少卿同志就把自己的心血花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担任四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拿出大部分工资资助学生。他到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先声明，一不要接送，二不要吃请，时刻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有一次，他应邀到广州市郊建筑工程学校作报告，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迎候多时，也不见他的车子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已步行到学校，早已进入会场了。大家问他：“梅部长，你是老领导，配有专门车子，身体又不好，怎么不乘小车来？”他爽朗地回答：“我现在还能走得动，不用坐车！”

1981年下半年，梅少卿患癌症去北京住院治疗期间，他还给病区里的青年医护人员作报告、讲传统；这期间，他先后给所辅导的4所小学的学生写信131封。即便是在重病中，梅少卿还抢时间写了56000多字的回忆录。他的先进事迹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战士报》《广州少年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1983年1月18日，梅少卿因病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亲人们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十四元钱，个人存款总额只有一百六十元，还有写给他所辅导的四所学校少先队员的信，遗物中找不到一件贵重的物品。梅少卿走后，他的亲属遵照他的遗嘱，将一百六十元钱分成四份，连同他写好的四封情意深长的信，分别交给了四所学校。

 作者：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省委讲师团基层理论宣讲专家，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