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存：《军旅生涯难忘岁月》

　　我是唱着歌走完军旅生涯的。从“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唱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三十八年的军旅生涯，猛回首峥嵘岁月稠。如今，岁月已在我曾经稚嫩的额头刻下一个个故事的印痕，风风雨雨的军旅岁月把我人生帷幕缓缓地拉开。如歌如诗般的回忆就像潮涌般一幕幕在眼前划过……

　　自古就有“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之说，受此影响，我的从军之路多受波折。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安康因为武斗，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城里的孩子可以东游西窜，可我们这些生在农村的孩子只能回家务农。一晃两、三年过去了，一九六九年初，十三军来安康征兵，我想反正没学上，不如去当兵。父母因为“好儿不当兵”的思想作怪，当要报名之时，父母说啥也不让去。一九六九年底，海军部队又来征兵，因为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又发生了珍宝岛军事冲突，我又去报名，虽经过我以“绝食”相抗争，但没拧过大人，当兵梦还是未能如愿。

　　一九七零年初，兰州军区后勤工程兵在我县招收民工到汉阴县修路挖战备洞库，我如愿去那当了一名民工，并经过两个月的培训，成为民工连的一名卫生员，民工连的连排“干部”都由当兵的班长担任，我有幸开始了和当兵的零距离接触。一九七零年底，我们军委工程兵部队又来安康征兵，这次是天高皇帝远，我的青春我做主。我在汉阴县民工连报名并通过体检，十二月二十号拿到入伍通知书。回到家时，已经换了军装，父母亲流着泪看我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只好放我一马，依依不舍送我进入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在公社欢送新兵的露天电影晚会上，我对母亲说：我去两年就回来，因为那时陆军服役期是两年，没成想到从那天开始，我把军人作为了我的终身职业，不仅当了一个祖国放心的好兵，还做了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儿子。

　　一九七零年冬季，我们新兵入伍是从安康乘卡车去西安的，区区四百多公里路走了两天整。因为好多人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乘卡车，路途的颠簸、疲劳、晕车在所难免。这下，我这个曾在三线建设民工连当过卫生员的就临时巧派上了用场，车上协助两个接兵班长处理旅途中的有关问题。因为在民工连有和当兵零距离接触的经历，多少也懂得军人的一些日常生活规律，一路对大家细心照顾，减轻了接兵班长不少负担，这下又和接兵班长拉近了距离。我从老家到部队的一路表现给接兵连长留下了深刻影响。所以到达北戴河部队后，接兵连长就让我在老连队欢迎大会上代表新兵发言。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我接兵班长所在的班。在班长的关怀帮助下，我的各项工作都扑在前面。诸如公差勤务、打水扫地、帮老兵洗衣服、掏大粪、捡猪粪，种菜……我是连队新兵第一个由老兵带去金山嘴工地值班开机器，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连队指导员见我是一个可塑之才，特意让我参与了两年连队年终总结的撰写工作。并把我送到团前直机关报道组锻炼。但因文化基础太低，缺乏从事文秘工作的能力，一九七二年组织安排我到工区教导队学习、培训，准备老兵退伍后提拔班长使用。

　　一九七三年年初，当时我正在驻地宜昌齿轮厂工区教导队学习，一天，队里通知我到工区招待所报到，安排我与北京来的领导汇报思想，接受询问谈话，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我误以为是了解连队及我个人情况。那时，连队是团里树立的先进连队，我也是连里的“红人”。七二年的《工程兵报》曾在头版刊登过我们连队的先进事迹，我作为新兵的先进典型作过报导。当时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进入招待所，见到两个身材魁梧、态度和蔼的年长军官。他们只问了我是什么地方人，哪年的兵，什么文化程度，在连队是干什么的，还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北京多神圣啊！我不加思索地答应愿意去。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我提前准备的腹稿一点都没用上。

　　后来得知，两位北京来的军官，均为工兵一所的团职参谋。他们是根据当时军委工程兵的文件精神，委托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办一个实验员培训班，到当时的一、三、四工区考察选拔培训对象。

　　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教导队学习尚未结束，我接到通知，要求我回连队办理手续，然后到江苏省无锡市总字308部队报到。办好手续到工区招待所集中时，才知道我们工区共有五人被选中，138团一人，161团二人，168团二人。当时的工区政治部副主任接见并勉励我们，要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发奋学习，力争成为部队建设的有用人才。未曾想到，当年从宜昌山沟沟里走出的五个小兵，退休时，一个是文职技术三级（享受副大区级），一个是文职技术五级（享受副军级），二个是文职技术六级（享受正师级），都为工兵的装备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个转业到地方的也是一级警督。我们工区留队退休人数几乎占培训班全部留队退休人数的一半，可见我们工区人员素质之高。

　　工程兵办此培训班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自文革之后科研队伍七、八年没有补充新人，科研队伍青黄不接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当时全军工程兵学校仅仅只有南京工校一所，担当全军工程兵部队连排干部的具体培训，毕业学员难以适应科研工作。

　　当年离开连队时，我的心情也十分复杂：一是连队没有欢送话别，因为当时汽车连在莲沱大桥翻车出了车祸，波及到我们连队。全连干部都在处理善后工作；二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陈智（正在实习的副驾驶）被摔成重伤，我走的那天从外地请来的专家正给他做脑颅手术。好在苍天有眼，我的同学虽留下终身残疾，但他的命总算保住了，每每回去看他，他仍能记起当年在部队的诸多往事。

　　离开宜昌时，宜昌火车站正在建设当中，我们一行五人从鸦雀岭车站坐车到武昌后转道郑州，历时三天多才来到风景如画的江南小城无锡，开始了近两年的学习生活。我们培训班的领导，是一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同我们工区的隋主任在一个科共事。教员都是文革中分流到我们所里的工程兵各院校的教员，其严谨的教学和严格的管理使我们学到了实实在在的知识和学问。

　　所有学员集中后，方知大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生、初中生，也有文革前毕业的中专生。我虽是个初中生，但因安康的文革武斗耽误，其实我仅读了初中一年级就回家务农了。这样的文化底子，学习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不懂就问，礼拜天别人出去游玩，而我则留在教室学习。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基本是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习结束之时，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被评为优秀学员，获得所里一套《列宁选集》的奖励，并被分配到地雷爆破器材研究室。

　　一九七五年二月份，经过研究室几个月的专业学习，我被分到了反坦克地雷项目组工作。当时该项目的代号为“414”，名称是全保险塑料反坦克地雷。按照现在的说法，该项目应该是当时的国家重点项目。众所周知，当时国际形势相当严峻，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在我国数千里边境线陈兵百万，并将数万辆坦克及装甲车部署在前沿阵地，随时都可能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我们部队服役的还有T-34坦克，仿制的T-54坦克（即59式）还没有全部换装。我们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T-62坦克，其机动性、火力和装甲防护，在我们当时的反坦克武器中，没有一种可以对付得了它。专门打坦克的四零火箭筒，打在它的装甲上，仅只能蹭掉一点漆皮。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T-62坦克，还是我们工兵埋设的仿苏59式反坦克地雷炸毁的。当时苏军怕坦克落到我军手中，集中火炮把冰面炸塌，使坦克沉入江中。没想到我工兵部队晚上潜入江底，用绞盘将其拖出来。所以当时中央和军委对于反坦克武器十分重视。当年，周总理、叶帅在观看了我所自行研制的69式反坦克地雷表演后，在西京宾馆接见了我所领导及项目组研究人员。周总理听完汇报后指示：“要抓紧完善，抓紧生产定型”。根据总理指示，项目组又于一九七二年研制定型了“72”式反坦克地雷。

　　我当时参加研制的反坦克地雷，其性能更先进，要求具有“三防”性能（防探、防爆、防腐蚀），适应人工、机械、火箭、飞机布设的全保险地雷。我们过去装备的地雷，雷体和引信是分开的半备地雷，埋设时才将引信装入雷体，现在要求是不分开的全备地雷。该雷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在未解脱保险的情况下，地雷要在仓库储存、各种方式的布设勤务处理中要求绝对安全。当布设后一解脱保险地雷就应即刻进入战斗待发状态。因为要适应人工、机械、火箭、飞机四种布设方式，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组成了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研制小组，研制工厂选在北京塑料一厂，当时北京塑料研究所也设在该厂。当年工厂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我们技术人员吃、住、干全都在工厂。工厂工人是三班倒，而我们则是二十四小时都工作、生活在厂里。初到工厂，厂里塑化的塑料气味呛人，眼睛都是火辣辣的睁不开，时间长了才慢慢适应下来。回想起来，我后来身患肺肿瘤可能与此工作环境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能为国防建设做出贡献也不后悔。

　　当时，可以说我们是以厂为家，我们和工人一样吃在食堂。北京当时有百分之三十的粗粮，粗粮就是玉米面、高粱米。玉米面只能蒸窝窝头，高粱米只能和大米掺在一起做二米饭。我们和工人一起排队打饭菜，中午就餐人多，还能有几个炒菜。晚上吃饭人少，基本都是剩饭剩菜。初到工厂时，我们因吃住在工厂，没有出差补助，后来经过反复争取，一天才给我们补助二毛钱。有时为了改善一下伙食，就到外面的小饭馆花三毛六分钱炒个榨菜肉丝，一毛钱来半升啤酒，八分钱来四两米饭饱餐一顿。但这还不能经常吃，因为当时工资只有52元，还要养家，现在回味起来，真是和现在吃大餐一样。那时工厂房子非常紧张，我们两三个人挤在一间宿办合一的屋子里，桌子上支块图板绘图写材料，用地雷箱支一块木板就是床，被褥是从旅社一天两毛钱租赁来的。工厂也还没有多余的小货车拉送货，每月到旅社换一次干净被褥还得用三轮车拉去换，我就是那时候学会了骑三轮车。说起骑三轮车，我还没少出洋相。一般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会骑三轮车。刚开始我按照骑自行车的方式骑三轮车，一次去前门大街珠市口的旅社换被褥时，因骑车技术不熟练在大马路上摔了个四脚朝天，一个大兵出这样的洋相，引起不少市民围观，万幸，那时北京人和车没有现在这么多。

　　即使生活工作环境那么恶劣，新老同志没有一个消极、抱怨的。我们项目组长李同兴同志，可以说是我军研发反坦克地雷的鼻祖。他是一九四九年入伍的老同志，哈军工六期毕业。是我所党委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处处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舍小家、为大家，常年和小年轻一样认真工作。那些年，我们基本上是穿着棉衣到北京出差，天热了仍穿着棉衣回部队换夏装。等天冷了又穿着夏装再回去换冬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神经病患者。大家都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甚至连休假的机会都毅然放弃。七八年我爱人来部队结婚，那年我要回家休探亲假，他批评我：年轻人休什么假，要以工作为重。但最后他还是让我利用去重庆出差的机会，回家呆了几天作为休假。

　　七十年代的出行，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车少且车速慢。从无锡到北京的火车要连续坐三十个小时，卧铺票很难买到。一般出差能买到硬座就不错了。记得有次在东北做完冬季试验返锡，恰逢年关将至，卧铺、硬座均未买到，我硬是在火车上站了四五十个小时才回到无锡，回来腿脚都肿了。

　　那时的旅馆也特别少，我曾住过几次澡堂。有时出差，到处都找不到旅馆，只能等到九、十点以后，澡堂歇业了，在澡堂内的躺椅上将就一晚。但我也开过一次洋荤，住了高级宾馆，那是七八年到兰州出差，所里给兰州主管部门国防工办打了个电话，工办就派车到车站接我，并把我安排住进了兰州友谊宾馆。那是当年援助我国兰化公司的苏联专家住的地方，一晚住宿费15元。虽然住的是好地方，我反而一晚上都没睡着。那时住宿费一般是2-3元一晚，我一直担心15元住宿费我怎么报销，我一个月的工资才52元呀！害得我一晚上辗转反侧，第二天赶紧转住一晚五毛钱的工厂招待所。

　　我国地域辽阔，常规武器要求既能适应南方的高温潮湿气候，也要适应北方的严寒低温气候。在南北方多次的高低温试验中，有两次试验，是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一次是一九七六年元月在六十八军二零三师（该师副师长杨育才就是朝鲜战场奇袭白虎团里的侦查英雄原型）驻地吉林蛟河的低温试验。当时我们从全国各地协作工厂来参加试验的三四十号人，就住在师招待所等待试验器材。元月八号突然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为应付突发事件，六十八军成为沈阳军区一级战备值班部队。此时试验器材也在那几天到站，因为战备值班，二零三师一个兵也抽不出来帮忙，十几吨试验器材只好由我带领我部几个押运战士卸车，而后再转运到仓库。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把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怀念落实到试验行动中。因为两次装、卸车，人又少，我们内衣全部湿透，棉衣也湿了一半，但又不敢脱掉棉衣，好在当年年轻没啥事。现在想来，也是不胜唏嘘。在配合人员少且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情况下，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低温试验。

　　另一次是一九七七年的八月份，我们来到广东的潮汕地区五十五军驻地做高温试验。五十五军虽然是一支起义部队，但其部队战斗作风极好，做事都是按纪、按规、按教范要求办事。那次试验是模拟地雷在原子弹爆炸超压下的损坏失效试验。埋雷那天，军里也特别重视，由军里的一个副参谋长现场组织指挥埋设雷场。器材到现场后，准备埋设雷场，本来天晴的好好的，突然风雨骤至。但副参谋长仍要求工兵分队按照实战要求完成埋雷作业，因为打仗不可能因天气变坏而取消。工兵分队冒着风雨埋设了雷场，虽然是试验，但觉得副参谋长的要求也是对的，相当于我们的地雷也接受了一次实际气候下的考核。

　　作为试验项目组长的李同兴对当时的埋雷有些许担心，假设地雷试验出现问题，是属于设计问题还是埋设操作有问题。为了保证试验地雷有实事求是的结果，第二天他带着我和试制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去检查地雷的埋设情况。我们每人检查一列，当时我和他背靠背检查，拧开引信盖，发现少数引信上确实粘有泥沙。当雷场检查到一半时，他发现一个粘有泥沙较多的引信，他取下引信上的保险夹用手绢擦拭，突然听到啪得一声响。我扭头一看，组长的脸上、手上鲜血直流，我转身抓住他的手，其状惨不忍睹，手掌血肉模糊，肌肉翻翘成蜂窝状。没想到引信上的一发装药仅仅0.54g高能炸药的针刺雷管竟有这样大的威力，将手炸成这个样子。因为我曾有过当卫生员的经历，马上采取了临时止血措施，并让同去的工程师回住所告诉其他同志及医护人员。没想到该同志竟被吓得往住所相反的方向跑去，我们回去后他才回来。这也说明了地雷在战场上的效果比别的武器致死致伤时对部队士气影响更大。因为战场上被地雷炸伤的人都只伤及肢体，疼痛难忍，现状惨不忍睹，一般战斗减员是别的武器伤及减员的两到三倍，而且心理阴影更大。事后组长回忆，他有肩周炎的毛病，那天擦拭引信时，突然肩膀一抽筋，他又把引信拿在两手指之间，使引信击发。引信在有保险夹的状态下，需两百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解脱保险击发，坦克负重轮的压力远大于此值。而取下保险夹，仅十多公斤的压力就可使引信击发。

　　此次试验出现这样的事故，使我也经历了如同战场需要付出代价的考验。任何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经过参试人员的共同努力，雷场根据实战要求埋设服役近一个月后，进行了模拟爆炸试验，取得了满意的试验效果。

　　在研制过程中，最危险的试验莫过于地雷的勤务处理安全性，即地雷在未解脱保险情况下的储存，运输，跌落，震动，布设，枪击等试验，它要求绝对保证地雷安全，即使万一雷管爆炸也要绝对保证不会引爆地雷。尤其经过枪击试验，地雷被子弹贯穿后结构发生破坏，虽然未起爆，但检查后的处理工作，充满着生命危险。大家知道，一颗手榴弹的装药是四十克梯恩梯，但反坦克地雷的起爆药是六十克黑索金高能炸药，其威力是手榴弹的两倍，万一爆炸，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在试验中制定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并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去处理，从未发生过意外危险。

　　该项目经过数年的反复改进和试验，终于达到了上级下达的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于一九八一年设计定型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我也是主要获奖人员之一。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我又到开辟通路项目组参加班用火箭爆破开辟步兵地雷通路扫雷器的研究工作。该项目也曾获国家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和军队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因我参研时间较短，故不是主要获奖者。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工程兵学院和相关院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我所，我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已无明显优势，就开始转向科研管理、对外服务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等工作。京九铁路、宁杭高速、沪宁沿江高速、舟山集装箱转运通道及无锡市重点改造的爆破建设等工地都留下了我的工作足迹。无论是科研管理还是对外技术服务，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践行着军人的奉献和牺牲，工作认真负责，高标准严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我曾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工程兵部学雷锋先进个人”，多次受到部队嘉奖。于2007年退休后还被部队返聘三年并被无锡市民爆协会聘为专家组成员，继续发挥余热。

　　岁月悠悠。回想我的军旅人生，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生死的考验，更有军人职业的骄傲和自豪。我从没有放弃人生追求而虚度年华，我时刻感受到军旅生活的恩赐是如此的慷慨。作为一个普通农家弟子，是父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了我，是家乡淳朴的民风教育了我；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呵护伴我一路前进，是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哺育我茁壮成长。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也是人民军队大熔炉里不断锤炼的结果。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怀着对党和国家，对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感恩之心；对人民的回报之情和对祖国的尽忠之情。

　　杨金满战友在写作过程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于江苏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