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作家给作品一次生命 读者给它第二次生命

艾伟凭借中篇小说《过往》获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镜中》在上市后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艾伟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为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一直以来，艾伟被誉为作家中的“人性勘探者”，从《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盛夏》《南方》到《过往》《镜中》，他的作品如何聚焦现实生活，深入勘探人性的幽微处？艾伟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波

从《过往》到《镜中》

寻找心中的光芒，真诚面对自我

中篇《过往》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谢有顺评论指出：“《过往》以其独有的故事张力诠释了人性的美德和宽恕的力量。”能否谈谈您的获奖感悟和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

艾伟：《过往》的灵感来自十多年前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是以她母亲为原型，其中一些细节得自她的讲述，但小说的故事是另起炉灶，完全虚构了。朋友讲述的这位母亲令我十多年来难以忘记。这个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关于家庭伦理的小说，其中的情感完全是中国式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血缘亲情是人世间最为深刻的关系。《过往》写到了母亲与三个孩子之间的亲情羁绊，还写到兄弟姐妹之间复杂甚至是粗暴的关系，他们内心深藏的爱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喜欢中国人这种缘于血缘的曲折的表达方式，粗暴里深藏着爱。血缘亲情是谁也逃不走的，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永恒性的一个命题。中国人的血缘亲情沉默如海，很像我们小说创作中的“冰山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达情感，内心深藏着认同感、归属感以及饱满的温情，我们性格中这种委婉曲折的情感表达方式是非常迷人的。

你的最新长篇《镜中》同样受到关注。评论认为这是您创作成熟时期的转型力作，比之过往作品的自我突破之作。您怎么看？

艾伟：写作《镜中》时，我以前写作中所涉及的元素都弃之不用，在这部小说里设置了镜子和迷宫两个元素，同时以建筑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好像音乐在一幢迷宫般的建筑里回旋。同时，我在这部小说里是有所依凭的，其一是建筑所带来的天生的仪式感，另外试图探询东方文化在我们心灵里起到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依凭，使得我能够打开和书写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的一些朋友读完《镜中》后，私下发短信我，对这部作品给予慷慨赞美，我非常开心。

关于“人性勘探者”

“追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您被誉为当代文坛“人性勘探者”，对于人性幽微挖掘深刻。《盛夏》《南方》等作品被出版社陆续再版。作家阿来说：一部作品如果连续再版，就应该说获得了“永生证”。您能否谈谈关于“人性”方面的创作经验？

艾伟：我们常说“人性”具有恒常性，似乎是千年不变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性中有一个善恶结构，这个大的结构不会改变。但是人性不是那么僵化的，人性是有时代性的，是和时代意志紧密相关的。正因为如此，每一代作家的写作才有意义。我们观察这个时代下的人性状况，就可能抵达这个时代的真实现状。人的内部永远和外部相关。

您一路高产，中短篇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也即将出版。而出版界每年出版数十万本文学作品，想要得到读者的认可，您认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艾伟：每一个作家都希望找到他的读者，毕竟一部小说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有价值，一部作品实际上是被阅读时才被激活。作家给了作品一次生命，但读者可以给作品第二次生命。因为每一个读者的阅读一定和他的人生经验、阅历、生命感觉息息相关，他们读出来的感悟有时候可能是超出作家的想象的。因为我相信小说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文本，好的小说它的智慧会超出作家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做的是诚实地面对现实、历史和生活，尊重小说里的人物、器具、季节以及一草一木。“准确”对我来说永远是第一标准。

关于南方文学与“新南方写作”

广州《花城》是我的文学起点，也是福地

1996年，您的处女作发表在广州《花城》杂志。你对文学是否有过非常高的“野心”或者梦想？能否谈谈这些年你在创作生涯里发生的一些故事？

艾伟：是的，我的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以及长篇小说处女作《越野赛跑》都首发于《花城》杂志，可以说《花城》是我的福地，是我文学生涯的起始点，我因此对《花城》特别有情感。

我开始写作时，几乎没有文学界的朋友，当时在宁波孤独写作，写作的学徒阶段也是漫长的。我不停地投稿，90年代已是电脑打印稿，杂志社也不退稿了。我也不敢一稿多投，往往在投稿三个月内没有得到任何音讯，再投寄到另一家杂志。1996年在《花城》发表的短篇实际上1994年已经完成了，1997年在《收获》发表的短篇《敞开的门》则完成于1992年。所以《花城》对我的接纳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日后的人生。

关于“野心”，开始写作时会有，但那是不确定的，始终交织着骄傲和自我怀疑。我觉得“野心”是不可靠的，一步一步的写作实践才能通向某个写作目标。

您的《盛夏》与《南方》被称为“南方文学”代表作，“南方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

艾伟：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与南方文学紧密相关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魔幻现实主义的前世今生》，以一孔之见梳理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谱系，这一谱系已然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并且肯定是南方文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近年来大湾区陆续出现陈培浩等提出的“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您怎么看大湾区“新南方写作”？

艾伟：我最近刚参加广西民族大学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论坛。我注意到广东、广西的作家在用他们的小说实践回应着这个概念。生活在江南一地的我们也以南方人自居，在我的长篇《南方》中，我写到了广东和西双版纳，我把广东和西双版纳称为“更南的南方”。我想“新南方写作”大概有这么一个地理概念在。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南方写作”还是“新南方写作”，首先肯定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这个地理环境和热带、丰沛的雨水、繁茂的植物以及由此形成的世俗风貌相关。我去过墨西哥，我觉得那儿的植物有着某种超现实性，因此南美大陆的文学和艺术的超现实性是根植于他们的地理环境的。只要是自然生发的、生长于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文学，无论如何命名，都是好的，有意义的。（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