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雷公事件”的启示

延安时期“雷公事件”的启示

              李家武

 (2016年8月10日、15日《襄阳党建网》刊发)

所谓的“雷公事件”，就是在延安时期，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援，这部分的收入占了边区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但是，这方面的外援由于日本的侵略、封锁，也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使得边区的财政状况变得非常紧张。到了1940年之后，这种外援基本上就没有了。这样的话，边区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从老百姓那里去征集公粮解决财政的问题。比如1939年，我们当时征集公粮的数量是5万担，到了1940年就到了9万担，再到1941年一下子增加了20万担。对于老百姓来讲，那几年天气不是很好，收成不是很好，老百姓感觉负担非常重，有些老百姓就会有一些怨言。

正好1941年6月份一天，当时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来讨论如何征集公粮的问题。开会的时候，突然降了雷雨，一个巨雷正好把会场的一个柱子劈倒了，坐在柱子旁边的当时的延川县代县长叫李彩云，不幸击中牺牲了。在会场外面，老百姓在柱子上栓着一头驴也被雷劈死了。有一个老百姓借这个机会就发泄了一些不满，当时讲了一句话，叫做老天爷怎么不开眼，怎么没劈死毛主席。当然，这个事情，保卫部门很重视，结果把这个农民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还想再查一查后面还有些什么背景。

这件事情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下令保卫部门要放人，他说老百姓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这样的话，我们要听一听背后到底有些什么原因。他进一步敏锐地察觉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同人民群众非常好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

于是，在深入了解群众困难、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之后，党中央经过认真地研究，当时果断采取减粮减税、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部队和机关实现了粮食自给，大大减轻群众负担，使群众得了实惠，党也获得了民心，1946年边区群众给毛主席送“人民救星”金匾，群众也到处传唱“东方红”。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形成军民同心这样的局面，对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我们最后能够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雷公事件”，给我们各级党员干部上了生动一课，对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也赋予了许多新的启示。各级党员干部务求清醒地看到，群众反映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既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是在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古人尚且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境界，我们各级党员干部更应有职责和义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民声、体察民情、为民解难。任何时候都必须打牢党的群众路线根基。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任何时候都必须打牢党的群众路线根基。

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产生的。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在党的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实际工作的完成，如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选举中检查政府工作、乡村自治、夫妻识字等，都遵循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先在群众中实践，有的由群众首创，取得成效和经验后，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上升为一种政策，然后推广实行，逐步完善。延安时期，*人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认识的主要来源。一方面，自觉地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向人民问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结交普通农民杨步浩,后来老农用两人合影做“通行证”,进到了中南海。再如延安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日，缓解军民供需矛盾，朱德亲赴南泥湾对当地土壤、水源等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多次向当地群众请教，最终向中央建议开垦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不仅实现了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自给，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一下子也减轻了许多，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干群以及军民关系。另一方面，十分注重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认识能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干部学校，主要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1380余所学校。此外还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教育，许多群众能够读书看报，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了成熟。  　　党对群众路线作过三次系统总结。第一次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他同时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四个思想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第二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将群众路线写入了修改后的党章。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和加强监督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不脱离群众。第三次是1980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理论总结。一是对群众路线作了更为明确、简洁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党的十三大又在党章中就上述表述之后，加入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把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从我们党95年的历史看，其主题主线是党群关系密切，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者：李家武（1962-），笔名佳茹(号称襄阳作派)，男，汉族，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湖北襄阳人。系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退休干部、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原副秘书长(2015年2月晋升副处级)；中国作家库认证作家、《杨柳岸文学网》特邀编审作家、《中红网》专栏作家；中国智慧乡村研究院(香港)秘书长、北京智慧乡村创新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建设智慧乡村倡导者、智慧乡村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曾出版专著《岁寒知松柏》(新闻秘书文学作品集)一书（约35万字）；正编著待出版《岁寒知松柏》(新时代报刊网作品集)一书(约35万字)。全国各级报刊网发表作品500多篇(首)。其中《不忘初心始于“慎独”》《差距是发展空间》《思想力量无穷尽》等10多篇政论性文章，被求是杂志·《求是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家依东津鹿门寺》《红色基因虔于心》《襄阳的夜晚》等10多篇文学作品，荣获全国性文学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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