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不好的结果

　　之所以要作这样一篇小文，是因为上小学时，班里有位来自于农村的潘姓同学，是个孤儿，生活条件不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贫困户”。三年级的那个冬天，班主任叫我捐一件冬衣给他，并在班上搞了个小小的捐赠仪式，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冬衣交到这位同学手上。那年代，时兴树典型和“讲用”（讲解如何学习和运用理论），这样一个小小的捐赠仪式，让我充满荣誉感。班主任想把我树立为做好人好事的典型，就叫我写一篇平时怎么活学活用，怎样做好人好事的报告，然后为同学们去“讲用”，我不知道怎么写，结果就只能一二三的列了几点做过什么事之类的东西，展不开来写。班主任看了以后，也不表态，“讲用”和做典型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那是我此生最接近于可以当一回典型的机会，却因为作文不好而失去了。我记住这个教训，之后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练习作文，把作文水平再提高一点点，不然再有那样的机会还不会写，后悔就来不及了。虽然上高中时从语文老师那儿借过一本《世界文学名著杂谈》，上大学时听过一点大学写作课，最终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暇练习。

　　在有了一点闲暇以后，才胡乱练习写点小东西，以弥补作文上的不足，因为这不足是始于小学，所以就不敢把这练习叫做写作，写作是作家的事，我不是作家，只是为了弥补作文的不足而去练习，因此就延续学生时代的叫法，把这种练习叫做作文。我的练习也简单，就是把心里想的，学着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没想到练习出来的这些小东西，有的竟然还能在一些地方报刊和网络上发表，这也算是对小时候作文不好的一种弥补吧。

　　练习出来的这些东西，不知道属于什么文体，有人说是散文，有人说不是，因为没有艺术性，应该是随笔，或者小品文，不过好像，随笔或者小品文，也在散文的范畴里，就算不在吧，随笔或者小品文，就没有艺术性吗？那么蒙田的随笔，那么培根的随笔，那么鲁迅的小品文，有没有艺术性？有人又说了，你不是他们，你是没有艺术性的那种。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没有老师指导，只能依靠生活这位老师。生活当然是很不错的一位老师，可我却不是很不错的一位学生。作文要求多读书，我做不到，偶尔读一点，也读不精，背不下来。作文要求多观察，多留心各样的事物，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我观察能力有限，只能运用自己亲历的一些事物做素材。作文要求多练习，如老舍先生所说的，从记事练起天天练认真练，“用一个小本子每天记一件事，不要想一鸣惊人。比如说写信，你写一封信，就要让你的朋友看得清楚、明白，看了满意。”老舍先生这些话，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很有帮助。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对于每天记一件事这个要求也做不到。现在不用写信了，有事在手机屏幕上摁摁手指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也懒得去摁。多读书、多观察、多练习，可以说是练习作文的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我一个都不具备。这样看来，我的作文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距离，就可想而知了。

　　但凡作文者，多有个模仿的过程，先学别人说话，学得多了，才会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话，是对作文者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看有的文字，不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议论杂说，洋洋洒洒，堆砌许多华丽的辞藻，可有些字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很难说作者是在说自己的话了。学会说点自己的话，要从读别人的文章入手，学习不是为了模仿，更不是为了抄袭，赵树理有句话说得好：“读别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话。”他说读别人的文章，不是为了学别人说话，而是为了学会说自己的话：“譬如，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读《庄子》，我们就学到了庄子的句法；读韩愈的文章，又学到了韩愈的笔法。各种风格的文章都学，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读别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话。读别人的文章固然对自己的说话有关系，可是书读多了就不会单模仿一个人的话了。”除此之外，下笔时还要看对象，要明确是写给谁看的，要考虑读者懂不懂，感不感兴趣的问题。赵树理以歌剧《白毛女》中的唱词为例：“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这既不是古体诗，又不是今体诗，而是一种唱词，是为农民大众所喜爱的。假如把这两句话改为古风的体例：“昨宵父归来，戚然无一语。”农民对这便会感到兴趣不大。如果改为洋腔：“啊，昨晚，多么令人愉快的除夕，可是我那与愉快从来没有缘分，被苦难的命运播弄得终岁得不到慰藉的父亲，竟捱到人们快要起床的时候，才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踱回家来。从他那死一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有象长江黄河那样多的心事想向人倾诉，可是他竟是那么的沉默，以至使人在几步之外，就可以听到他的脉膊在急剧的跳动着。”这样的描写，虽然没有超出“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的范围，写得细致，感情也丰富，可是乡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就听不懂，就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这文章不好，而是说它不合对象。

　　作文不行，尴尬之外，还要啰哩啰嗦地乱说一通，说来说去，想要表达的，就是作文这事并不是那么好玩，它甚至还很吃力，还很辛苦，不怪海明威会说，写作是孤独的职业呢。呦，又扯到写作上了。赶紧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