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丁家祖上就是一个大家族，并且曾经有过“豪华”的“前门”，所以当地老人们总习惯地以“前门里”来称呼我们家。我们的父辈兄弟六人，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只剩下了原来排行中老三的我父亲循南和排行老五的叔叔楚南。而我们这一辈堂兄弟五人中，伯父家的俊明是最大，今年八十四岁，大嫂子今年七十七岁，大名郭瑞珍；我是所有堂兄弟姐妹中的“落巴子”，比俊明小了整整二十岁。不用说，过去他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我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哥少小离家，十四岁就到苏州学徒，然后独立成家。那时候，由于大江阻隔，交通困难，他们好几年才能回家一次。而我则住校求学，再后来参加工作，也很少在家，所以就基本没有多少接触。特别是大哥的个性内向，交流也就更少。虽然说兄弟之间，而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形同陌人。只是随着大家的退休，空余时间多了起来；同时，也由于通讯和交通的日益便利，我们的联系才渐渐多了起来，走动也日益频繁起来。他们每次虽然回来也有那么三天五天，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你来他往、左右穿梭，到每一家都不过蜻蜓点水罢了，所以，各个之间也只是限于礼节上的仪式，对于彼此的了解还只是一些皮毛而已。直到这一次，这才揭开了长期以来蒙在我们心头上的那层面纱。嫂子老家淮安，她父亲由于生活所迫到处流浪，最后定居苏州。后来经邻居介绍与我大哥相识。或许是“同命相怜”的缘故吧，他们一家明知道我大哥孤苦伶仃，除了一份工作之外，老家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妹妹寄养在别人家中，可谓是无房无产更无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月光族”。虽然如此，他们家还是觉得我堂哥仪表堂堂，一股英俊帅气，说不顶哪天还有发达之时呢——特别是大哥人缘好、又诚实，遂成就了这门亲事。殊不知大哥的好人缘，是他迫不得已用养家糊口、娶媳妇的极为微薄的薪水培育出来的——由于复杂的家庭背景，大哥总感到抬不起头来——所幸有一帮铁哥们的帮衬，总算在那暴风骤雨接踵而至的运动中有惊无险地一一闯了过来，——当然，“发达”二字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但是嫂子无怨无悔，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一个家庭的生活。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成了全职母亲，又没有工作。她二话不说，到人家厂里拿来“生活”，成了当时最早的“外包工”。除了侍候孩子，就少二十四小时都伏在织机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极左路线在农村最猖獗的时候。那时做手艺或者从商和养鸡养鸭一样，都属于资本主义，是“严打”对象。当时，比我大四岁的五叔楚南家的小儿子小平，刚刚“满师”但还未成年，不得已从老家到苏州“避难”。大嫂二话不说，在那仅有的十来平方的厂子宿舍里，在自己的织机对面硬是挤出地方放一架缝纫机和作台，一晃就是两年多，直到小平最后被生产队“勒令”回家。这期间，不但一日三餐、衣褥浆洗，大嫂还利用自己人头熟帮“小叔子”出门拉关系、揽生意。现在想想，那些年也实在太难为大嫂了。且不说其他，就说一个是新婚燕尔、初为人母的大姑娘；一个是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一家子四五口人挤在那斗室里面该是何等的局促、尴尬和别扭？！若不是非常之人恐怕是极难相处的，更谈不上生活下去的。可大嫂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一句“长嫂为母”便是她行动的全部，其胸怀是何等之博大啊！而这，若不是这一次席间小平哥亲口所言，我定是永不知晓的。正因此，我对大嫂除了原来那份亲情之外，禁不住更增加了一份深深的敬佩和敬意。我对大嫂的敬意，还在于他对大哥的挚爱和深情。由于大哥自小离开家庭，一直个性内向、沉默寡言，不用说，家中所有“内务”“外交”都是有大嫂一个人独自打理。而近些年来，大哥年老体弱，常常各种疾病缠身，特别是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记忆力基本全部丧失，丢三落四、反复无常，大嫂总是形影不离精心护理，从穿衣吃饭到洗浴睡觉，无一懈怠。她更处处“设局”，逗大哥玩，惹大哥高兴，帮助大哥恢复记忆，延缓疾病。想到这些，不胜酒力的我，还是端起杯子，再三地向大嫂表示深深地愧疚，更向她表示真诚地谢忱和敬意。而席间大嫂所表现的那种谦让与诙谐、豪放与担当，更让我感觉到她真正无愧于“前门里”的当家女人。——她无疑我们大家子里女性的榜样和代表，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荣耀与象征。 曾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一百余篇，并有多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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