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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到延阔:评叶嘉莹《掬水月在手》

作者:夏梓言 阅读:703 次更新:2022-04-08 举报

  从具体到延阔:评叶嘉莹《掬水月在手》

  夏梓言

  一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词有有别于诗的特殊品质。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记录道:“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张惠言《词选序》见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5次印刷,第1617页。]叶嘉莹先生则指出以“比兴寄托”之说作为说词论词的核心存在以偏概全,“第一,乃在于将许多原不一定有寄托的作品,都妄指为有寄托;第二,则在于解说词的态度过于拘泥执著,字比句附,使人不能完全相信和同意”[ 叶嘉莹《清词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人间词话》开篇即提“词以境界为最上”,叶先生又指出“境界”应该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王氏评词之最大成就,乃在于他对第一类歌辞之词的‘要眇’之美的体认和评说。这种评说之特色在于评者能够从那些本无抒情之用心的歌辞之词的要眇之特质中,体认出许多超越于作品外表所写之情事以外的极丰美也极自由的感发和联想。这种感发和联想与诗中经由作者显意识之言志抒情的用心而写出来的内容情意,当然有很大不同”[ 叶嘉莹《词学新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中国传统词说缺乏周密严谨的理论分析,叶先生运用西方理论反观“比兴寄托”说与“境界”说后总结道:“张氏说词所依据者,大多为文本中已有文化定位的语码,而其全释之重点则在于依据一些语码来指称作者与作品的原意之所在。像他这种以思考寻绎来比附的说法,自然可以说是属于一种‘比’的方式。至于王氏说词所依据者,则大多为文本中感发之质素,而其全释之重点则在于申述和发挥读者自文本中的某些质素所引生出来的感发与联系。像他这种纯以感发联想来发挥的说法,自然可以说是一种属于‘兴’的方式。张氏之方式适用于对第三类有心以思索安排取胜的赋化之词的评说,而王氏之方式则适用于对第一类以自然感发取胜的歌辞之词的评说。”[ 叶嘉董《词学新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叶先生认为,不管是“比兴寄托”说,还是“境界”说,它们只点出了词的美感品质,却并未说出其之所以具有此种美感的原因所在,而“弱德之美”无疑是考察了前人词说得失后作出了补充与深化。

  二

  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录制中,叶先生认为《静志居琴趣》有别于前人的词。古人写词,以爱情为表现对象的不在少数;但像朱彝尊这样,整卷作品只写一个女子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作品所表现的对象,不同于《花间集》中歌妓酒女,《静志居琴趣》整整一本书只为一个人而写——冯寿常。

  朱彝尊自小家境贫寒,十七岁入赘冯家。在长期的压抑中,朱彝尊竟和自己的小姨子冯寿常萌生爱慕之情。不管是在清代,还是在当下,这样的一段爱情都是不被世俗伦理所接受的。于是,朱彝尊在为暗恋之人作词时词中便表现出了幽约隐曲之美,他面临着“难言”之隐,恰是这难言之隐显露出了隐曲的“弱德”,也正是从朱彝尊词的美感品质中,叶先生发现了词体所普遍具有的“弱德之美”。

  可以想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虽然两人之间感情真挚,但毕竟不为伦理道德所容;虽然朱彝尊固执地在作品中表现两人的情意,但却不能直接言明,这样的局面成就了朱彝尊爱情词的特殊美感品质。

  陈廷在评论朱彝尊的词时说:“艳词至竹垞(朱彝尊的号),扫尽绮罗香泽之态,纯以真气盘旋,情至者文亦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5次印刷,第4585页。]况周颐亦认为朱彝尊是清代众多词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而他最好的一首词当属《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城低映越山看。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5次印刷,第4584页。]

  《桂殿秋》用语平常,但其中所含的深浓情意却不可估量。尤其最后两句“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将两人之间情意的无尽寂寞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因为彼此的爱情不为世所容之故,所以词中朱彝尊并没有做明确的爱意描写和表达,所有的一切都似只在写一家人坐船的平常事。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词,却引起了读者更为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联想,正如叶先生所言:“我们也可以把这两句词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的,在一个屋顶上的,在一个天空下的,可以说都是‘共眠一舸’,但各有各的‘小簟轻衾’,各自忍受承担自己的苦难和寒冷。”[ 叶嘉董《清代名家词选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朱彝尊的词妙就妙在此处。

  《桂殿秋》只是一个引子,叶先生在纵观了朱彝尊整体创作之后并结合前人的词论才提出了词中更为“本质的美感之共性”,即“弱德之美”的由来。“这种美德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朱氏确实因其爱情之不为社会所容,而使其内心中之缠绵郁结的一种难言之处’化生出了一种在词之体制中最为可贵的,属于弱德之美’的以隐曲为姿态的美感品质。”[ 叶嘉董《清词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我们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

  朱彝尊词中的幽约隐曲之美,虽然与贤人君子在面临强大压力之下采取隐曲姿态所体现出的美感品质有厚薄深浅之异,但不可否认,朱彝尊也面临着“难言”之隐,这与贤人君子迫于强大外势压力面临的“难言”之境是一样的。因此,“弱德”并不是指弱者之德。而是其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

  三

  词的分类,由来已久。

  叶先生将词分为三类: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弱德之美”在叶先生所分的这三类词作中都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

  《花间集》是歌辞之词代表。

  《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这批后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温庭筠与韦庄。

  《菩萨蛮》

  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腰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鹤鴣。[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009年第11次印刷,第10页。]

  《思帝乡》

  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同上。]

  以上两首词都是以女性化视角写作。温庭筠的这首《菩萨蛮》很有名,词中具体描绘的是一名女子早上起来梳洗打扮的情景,温庭筠对这一过程作了形象细致的描绘,使读者读来似有历历此景如在眼前的感发与联想:这里的女子梳洗打扮,便恰与文人骚客修身炼性隐隐相合,他们修养身心无非就是期望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希望自己的理想能有机会实现。如此看来温庭筠此处就是以女性化的视角填词,而且有其更深层次上的用意的。这一点,韦庄的《思帝乡》与它可说是殊途同归。小词本身是伴着乐曲演唱的,所以文人诗客们最初写词,就是写来给歌姬酒女们演唱用的,内容也多以表现美女爱情为主,所以他们不必像写诗那样有明显的“言志”用心;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词就于无意之间流露出了词人内心深处所潜藏着的真实情绪。

  “学而优则仕”,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有一颗“用世”之心,希望自己能对国家社会的繁荣安定,人民生活的幸福快乐有所贡献。可是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差距,往往文人志士们远大的理想都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饱受摧残,这时候他们就需要借由一些途径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词出现之前这方式就是诗歌,但诗向来有“言志”的传统,诗歌讲求的是直摅胸臆,然而现实环境的压力、政治束缚等原因却让文人们无法自由畅快地抒发自己心中所思所感,所以词这种文学样式应运而生。

  从这一层次上来讲,与诗歌相比,词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弱德”。

  提到诗化之词,有一个人是不能跳过的,那就是柳永。柳永出身于一个仕宦之家,他的祖父辈、父辈、包括他的叔侄辈都有不少人曾出入官场。受这样的环境影响,不难想见柳永也是有心考取功名,报效国家的。然柳永的一颗赤子之心却遭到了现实官场中的屡屡打击,他因为浪漫的天性,年轻时生活自由不羁,以至于为士大夫们所鄙视,甚至宋仁宗都曾说让柳永“且去填词”,不用出来为官了。现实的残酷,理想志意的落空,柳永在词作中都把它表现出来了。

  《雪梅香》

  柳永

  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聊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 唐圭璋《全宋词》(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009年第8次印刷,第13页。]

  上半阙描绘了“悲秋”情状,借用了宋玉悲秋的典故,表现出年华己经逝去,然而自己却一事无成的悲凉心境。正如屈原《离骚》中言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下半阙却是道出了羁旅行役的悲哀。有的人写了秋士易感,就不写爱情了,而柳永则把二者微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见其不一般的填词功力。然而柳永此处写爱情,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爱情,有了上半阙的铺塾,这里的爱情就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意境。柳永一事无成的悲哀,理想志意的无法实现在此都只能“分付征鸿”,进入更高缴深远的境界。如此地无奈与失落,读之使人感慨,这样的词作才是柳永好词的代表。词中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词人深沉的悲落情绪都处理地恰到好处,然而柳永虽然感慨,虽觉悲哀,但他“用世”的志意是明确而强烈的,这样的情绪贯穿了词人一生,这在他其它的作品中都可以窥见一二。

  如《八声甘州》中有这样的词句:“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激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颗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危凝愁!”“弱德之美”痕迹处处可寻。

  第一个有意识地自觉创作诗化之词的人是苏轼,在他看来,柳永词作有流于淫靡之嫌,所以他要来“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创“诗化”高峰。在北宋初,填词之风才兴起不久之时,苏轼填词大概只是余兴。尽管如此,他却留下了许多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曲折含蓄表达自己志意,保持自己操守的有“弱德之美”风范的优秀词作,但不可否定的是苏轼大量词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如《满庭芳》:“顿角虚名,媚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唐圭璋《全宋词》(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009年第8次印刷,第282页。]这样的词显然就流于浅薄。真正大力填词并留下相当数量诗化之词,而且质量篇篇上乘的当数辛弃疾。

  辛弃疾生于沧陷的山东历城,后来返回南方,为南宋朝廷效力。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收复中原、驱除外敌,然而因着外势的种种缘故,其政治理想至死也未能实现,当真是辛弃疾的遗憾,南宋朝廷的遗憾。壮志未酬也就使得辛弃疾词中的“弱德之美”表现得愈加强烈。这里且看他的一首《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笔注》(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版2009年第3次印刷,第350页。]

  浏览全词不难发现,全词所用典故颇多。用典能够曲折隐喻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引人联想,触人感发,这样就使得词作的深层意蕴隐晦曲折,同时使词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的“弱德之美”。

  到了南宋后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压力,诗化之词逐渐演变成赋化之词。赋化之词是词人们在国破家亡之后,虽生活于异族统治之下,然而却常怀有一颗对故国的深深追怀之心。这样的词作都是作者的血泪凝结而成,如王沂孙的《天香·咏龙涎香》: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汛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甆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惜余熏,空篝素被。[ 唐圭璋《全宋词》(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009年第8次印刷,第3352页。]

  这首词咏的是龙涎香,整个词作用形象的修辞描绘了制香以及焚香的情景;然而如果不知道题目只来读词的话,读者基本上很难理解词所表达的意思,可见词人表现上的深隐含蓄,但也许正因如此,才能引发人更多的联想想象。最后两句“漫惜馀薰,空篝素被”,结合王沂孙身世遭际来看,确也能让人想到是表现王沂孙对已破亡故国的哀悼之感。

  四

  照前文所述,就词体内容上来看,“弱德之美”无疑是词典型的美感品质。但即便是抛开内容,只就词体的形式上来分析,它也具有一种“弱德”美感。因为诗歌一直都是正统,词从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是“诗余”,是旁门左道,然而词却发展兴盛起来,始终坚持以自己含蓄幽隐的方式传达词人心中不可以诗歌直接言说的声音。

  词这种一唱三叹、曲曲折折的形式特点与诗歌完全不同。诗歌句子韵律等都很整齐,结构固定,读来连续紧凑,适合一口气抒发情意志趣。例如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等,都能让人被他的强烈情感直接感动。当然诗歌中也有一些思想志意表现得并不明显的情况,比如曹子建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一首因为压力而不能直言的情况下写作的诗歌,所以情思表现得比较含蓄,然而因为是诗,句式整齐,韵律平仄固定,句子长度与诗歌长短都有严格要求,所以读来一气呵成,并无百转千回之感。因此要特别注意,“弱德之美”与词是两相映衬,互相成就,“弱德之美”就各方面来讲更适合于品评词这种文学体式,所以即便是诗歌中有含蓄曲折表现情志的作品,因为诗词形式上的差异,自然不可用“弱德之美”一概论之。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一些词人在具体的作品中单单地只是表达一种情意,并无引人做过多联想的意思,而且这样的作品还写得很有情趣,令人回味无穷,能入好词之列。如陆游的《钗头凤》。

  由此可见,“弱德之美”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理论本是从朱彝尊爱情词中所得,而叶先生最终把这个理论推而广之为整个词体所具有的特质,这种从具体到一般的延阔,必然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这一理论还在路上,它还有更多的路要走。对于词体研究而言,它我们开了一扇窗,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这恰恰只是一个开端,远非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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