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道路悠长”：作家们年轻时如何写作

　　继第一届的“不悔少作”、第二届的“重构世界图景的写作激情”、第三届的“成为同时代人”之后，2021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将主题定为“愿你道路悠长”。最近，今年的评委团——阿来、格非、李宗盛、梁鸿、马家辉五位作家、音乐家进行了一场对话。今年文学奖的主题是“愿你道路悠长”，出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伊萨卡岛是英雄俄底修斯的故乡，这句诗后面跟着的一句是，“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评委们分享了自己年轻时的创作。阿来说，自己是从读诗写诗开始的创作，在《尘埃落定》之前他积累了近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年轻时代最向往的诗人是美国的惠特曼。从一个小地方出发，走向宽广的大地、宽广的人生、宽广的世界，我觉得里面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东西。用美国一个批评家的话说，里面充满一种坚韧的英雄主义。”

　　因此，在《尘埃落定》问世后，有人写评论文章说，有一个人试图对万物重新命名。阿来非常认可这句话，“在文学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进入一个前人并没有书写的题材、领域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人，为什么你不可以有一点英雄情怀？”

　　格非表示，刚开始写作时候的想法和今天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在写作之初是被动的，比如我在学校里面刚开始搞创作就是因为贴墙报，学校里面有很多人站在走廊里看大家贴的墙报。有人告诉我说，小伙子你文学上是有才华的，不要浪费。人都有虚荣心，既然有人认为我有才华，那我就写写看吧，一步步这么走下来。但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今天我可能倾向于这种回答——文学，艺术，或者哲学，它都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一些方法。”

　　“我一直比较偏重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发现，通过在黑暗中找寻道路，一点一点建立起对周遭世界比较清晰的看法。回想起我的年轻时代，写作的时候这个愿望就非常强烈，这也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一直喜欢这一类型的作家——他们能够对我们有某种启迪性，对我们寻求道路、摆脱痛苦有非常重要的力量感。这种东西到今天没有大的变化。”格非说。

　　在评委中有两位比较特别，一位是《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的作者梁鸿。与其他人让身体和笔“走出去”的历程不同，她选择回到梁庄，在一个地点上不断地深挖耕耘下去。梁鸿说，“我一直在一条路上走，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文学。回去写梁庄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在这之前的时光我一直在默默写作，像一种本能。当年我中专毕业，在小学教书，别人都在忙忙碌碌生活，我在看书，人家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当作家，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当作家，但我就是这样一个很懵懂的状态。这种状态非常感性，但却是一种自然的，向周遭吸取万物灵魂一样的状态。直到有一天突然写出什么东西，但其实那条路你已经走了很长很长时间。”

　　梁鸿说，到现在为止自己依然诚惶诚恐，“可能跟阿来老师那样有创造的感觉不太一样，我更加有一种紧张感，有一种试图和周遭的事物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包括我写梁庄，刚才说道路悠长，我觉得梁庄的道路就特别特别长，每个人都那么长，生生死死的。每次回家，人还在，人没了；那条河还在，断流了。有一种消失但永远都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道路悠长特别能体现，一个人一生中和某样事物维持一种联系的状态。”

　　评委团中另一位比较特别的作家是马家辉，他在50岁左右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开始了小说家生涯。他讲述自己的体会，“我的出发点跟‘道路悠长’刚好相反，我觉得我的道路很短。我的出发点跟格非、阿来也不一样，刚才听到英雄、气魄、创造、开天辟地等等，只能说跟我比较有相关的是创造。到了50岁，自己也有一些年纪，发现朋友们死的死、病的病，有的不死不病也忙着赚钱，没时间跟我玩，反正很孤独。说实话，我从小到少年、青年、中年，到50岁之后初老之年，都是很寂寞。我觉得干脆写小说吧，创造一些人物出来，男男女女跟我交朋友，趣味无穷，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李宗盛则说，他的经验和几位作家不太一样。早期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根本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出发，“我写的第一首歌叫做《结束》，在那首歌之后，我被不停地、持续地要求或者被认为我是能够一直写出hit song的人。所以我在早期的时候是很懵懂的，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风格或是志向。我的音乐理论——唱歌是讲话的延伸，我的歌词都是极端口语的，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学的底子，所以尝试用语言跟人家沟通，然后在上面放一个旋律，使我的文字具有记忆感，容易被记得。我们这个行业是消化能力很好的行业，不管你有多好的天分，这个行业像一个怪兽很快就把你消化殆尽。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一首歌都是一次生死存亡，是证明自己存在的角力场。”

　　梁文道也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很重要，“一个性命相搏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倒是跟很多非常严肃认真的作者，不论是什么样的创作者，都是共通的。这是很多后来道路走得远的创作者都必须要有的，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创造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阿来谈到，创作出来的人物是作家自己人格的投射，“我可能把我不同的人格方向同时放置在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人的身上，有时甚至是性别的转移，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幻想放在一个美女身上。我们有一句话说，小说是实现各种可能性的文体。人的一生有很多岔路，小说给我们展开一个空间去尝试一下在实际当中错过的另外那些道路。虽然我们有无数的可能，但最后的选择只有一个，人的宿命感大概也是从这来的。”

　　梁鸿则说创作小说人物和写非虚构人物的感觉不一样，“写小说创作一个人物，他就像是我生的，但是跟我又没有关系。他一个人在世间行走，他有你的逻辑，但最后又不按你的逻辑来走。你会非常欣喜，百感交集地看着他，因为他跟你的灵魂之间是渐行渐远的；写非虚构人物又不一样，是越来越亲的感觉。但那种亲切是因为你曾经书写过他，你跟他的眼睛交流过，你也用笔、用你的灵魂跟他交换过，像某种契约一样。”

　　而格非认为，作者虚构的这些人物，跟现实生活中真的人比，不见得不真实，“有时候作为一个作家，写了一些人物以后，你真的会觉得这些人存在。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去俄国旅行，去巴黎，你真的会觉得于连、拉斯蒂涅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这种存在的真实性，它的那种质感可能并不逊色于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这是文学特别奇妙的地方。我自己有时候写到一个人，就宛如这个人真的在北京什么地方，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我知道他不存在，但是感觉上他又存在。这种东西在我的经验当中很常见。”

　　李宗盛谈到，在歌词文本上的角色创造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让歌手们红，“我用尽所有的手段，我拿自己的生活经验放到里面。有的创作是从自己来的，比如张信哲唱的《我是真的爱你》，这是我自己那时候想要说的话，可是如果我来唱这个歌肯定就露馅了，所以我把这个歌给了张信哲唱。有的创作是量身定做的，是虚构的。比如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时候大量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所得的女性中产已经产生了，她需要一个榜样来尊重，所以我们就设计这样一个女性。那个是大量社会调查分析之后，我认为这样的女人在这个时代唱这样的歌会被接受。这也是一个角色的塑造。”

　　写作者如何看待年龄

　　对于年龄观念和如今创作心态的提问，马家辉表示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年龄，但是写长篇也的确感到体能不足的现实。然而，写小说要处理很多不同的人物，就不能只用一种心态，这时候年龄就隐含一些生命的经验。“所以我写这两个小说，一方面后悔没有早一点动笔，另外一方面高兴没有太早动笔，不然的话我想象不到、创造不到人物的那种感情跟感觉。所以年龄跟创作的关系，可能就是这么暧昧、这么吊诡，有有利的地方，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阿来说，自己这代人十四五岁就进入社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有了老气横秋的样子。但同时也有青春内在的冲动，他已经年过六十，对社会生活和自己的写作仍充满想象，仿佛青春随着写作重新唤回。格非也说，“年轻不年轻是相对的。年纪相对比较大的人，但是他有尝试新的形式的勇气，对自己有信心，这就很好。”

　　评委们对年轻一代的创作发表了看法。阿来指出，“古人说人情练达皆文章，对世象的观察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有比较长时段的，社会不断变化，有这样一些积累才能写出更深入的作品。今天的年轻人，包括这次我来看这几十本书，充分印证这点。过去比如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很年轻就可以开始写作。但是五六十年代作家的经验不足为训，他们一上手就很高，一个是他的学问，一个是他的敏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折腾比较多，所以即便年纪轻轻，大家的经历也很多。现在人的生活可能慢慢回到正轨，好多人在30多岁写作的时候还是依靠技术跟想象力，或者是某种创作的激情，但是在呈现的社会内容上，在塑造的人物上，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但同时评委也鼓励年轻作家带来改变。格非说，“我对今天中国文学界的这种自我重复，毫无意义的创作实在非常烦。这次的作品里有非常多的部分可以看出，这些年轻作家在努力使文学能够有新的变化。”而梁鸿指出，年轻一代的生活平稳，因此跟知识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从各种知识中去汲取一些智慧、一些语言、一些文学新特质的能力特别强，并且它可能以后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趋向。“它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小说，它跟生活之间是通过知识架构起来的，而不是通过经验的书写架构起来，对我而言还挺有启发的。”阿来也同意这一点，“我觉得有相当部分是这样的，刚才说的是靠想象、靠激情，但同时也靠间接的知识。所谓间接的知识就是来自书本的东西。”

　　阿来还指出本次评审过的作品中两处明显的变化，第一点是语言修辞的变化。“早年在网络上特别市场化的小说当中，这个变化的端倪已经出现了。让我想起林语堂先生去美国以后用英文写的中国志怪小说。这就有一个好处，因为除了写作材料以外，他首先转向中国语言本身。过去很多小说是比较西化的方法，他回到中国笔记小说、传记小说的笔调当中，而且相当纯熟。”第二点是取材，尤其是想象性的部分也偏向中国传统。“过去我们讲中国气派、中国故事、中国人，但是有些人过于把它理解成基于今天的现实。但是这次相当一部分写的比较好的人，他们跟中国过去发生断裂的古代文学传统，尤其是志怪小说、笔记小说、明清小说的那样一种语言方式、体裁方式、审美，表面上看是语言和形式上的问题，其实背后还是审美观的问题。这些变化不自觉地在80后、90后，甚至00后的作家身上发生，这次在这个方向上我还是感到很受鼓舞的。”

　　李宗盛则要告诉年轻的创作者们，道路悠长也意味着胜负未分，“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对自己50岁以后的写作是充满期待跟好奇的，我认为我50岁以前所有的创作，充其量是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人员，可我感觉那都是在为50岁以后的写作做准备。比如《给自己的歌》《山丘》这些，都是在我50岁以后摆脱掉我原来那个行业的优秀制作人之后，开始专注于自己的风格，不摆姿态了。不必为别人，也不必想排行榜、销售，这样创作就非常单纯。你究竟成为一个怎样的写作者，对我自己来讲，50岁以后的创作，每个字都必须是跟以前下笔不一样的。对于现在年轻的创作人来讲，悠长是你一生的时间都在做你非常热爱的事情，并且你从不停止对它的期望，跟对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