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文学（78）

韩愈是唐代重量级的文豪，千百年来，其门下吹鼓手众多，牛气得不得了，响当当的名头丝毫不逊色于星宿派的开山鼻祖丁春秋。可是在其门外仍不乏批评之声。裴度的《寄李翱书》评论历代文章大家，对韩愈不无微词：“……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裴度年长韩愈三岁，两人同朝为官，关系融洽。有两个显著的证明：一是裴度担任主帅，平定淮西叛乱，韩愈撰《平淮西碑》，归功裴度，溢美过头，适得其反；二是韩愈以《谏迎佛骨表》极言切谏，触怒了宪宗皇帝，若非宰相裴度、崔群出面斡旋，设法营救，甚至有性命之忧。因此裴度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他的评议冷静客观，并未掺杂成见。何况李翱也是韩愈的朋友和弟子，无所谓文人相轻。事实胜于雄辩，韩愈最怕的恰恰是损名，而非丢官，他为几根佛骨与皇帝硬扛，把话说得特狠特绝，大意是：自东汉奉佛以来，君王寿命夭促，国家败亡相继。宪宗视之为诅咒，情有可原。在中国历史上，敢拿自己的骨头与佛祖的骨头去硬碰硬较量的文人寥寥无几，韩愈在这场实力悬殊（因为佛骨的背后有皇权支持）的比拼中落败，亦可谓虽败犹荣。韩愈勇于直谏的名声是绝对有了，吃饭的家伙则险些不保。侄儿韩湘远道而至，韩愈赋诗抒怀：“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情辞极苦，他已做好了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韩愈一生中感觉最难受的事情，并非贬谪，而是他撰写的《平淮西碑》引发朝野争议，时论不能平，宪宗皇帝下令将纪念碑上的文字悉数磨去，由段文昌补撰碑文。这种极其罕见的“皇家礼遇”给他带来的又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尴尬？文豪虽有雅量，也着实吃不消。由此可见，今人所臆断的韩愈在生前就已俯视群流，征服文苑，与事实相去甚远。即使在他死后数百年，明朝文学家何景明仍然不肯服气，固执地认为“古文之法亡于韩（愈）”。你说，韩愈老夫子在九泉之下长眠，还能否安息？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新唐书·韩愈传》称道韩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是一代文宗，是首屈一指的标杆人物，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伯乐之眼和周公之心，孟郊、张籍、李贺、贾岛、李翱、皇甫湜等人负诗艺文才畅游于韩门，无不如鱼得水，韩愈为他们延誉谋职，关怀无微不至。他厚待这些同侪晚辈如同兄弟子侄，在人心浇薄的世道里，根本不以势利为取舍标准。仅此一端，即可看出韩愈为人的本质和本色。韩愈心胸轩壑，一向欢迎别人指陈其得失，柳宗元便是他的头号畏友，多次写信批评他在为人和为文两方面的欠缺，均直言无讳，但他们的交情并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细微损伤。柳宗元死于贬所柳州后，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为之作《柳子厚墓志铭》，其悲悯之情，表彰之力，一时无比，此文绝无谀墓之嫌。唐代之后，不少大师巨擘都对韩愈推崇备至。欧阳修收藏韩集旧本，受其激发而撰作古文，摒弃时文，开一代风气。苏东坡为潮州韩文公庙撰写碑记，其中数语尤为精要：“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他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亦不可谓不当。先前，我对“文如其人”的成说颇感疑惑，后来读书多了，见识广了，有了文豪韩愈、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参照坐标，便日益信服斯言。自古迄今，不乏品格低下而暴得大名者，令当时的有识之士扼腕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细细寻思，其人必成朽骨，其文俱为尘埃，尽管偶尔也会有因人废文的案例，但还轮不到他们到文学史里去鸣冤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