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破《茧》成蝶｜走近名家

　　2020，后浪刷屏。这个时代似乎给予了后浪最多的赞赏与鼓励。但实际上，每一个前浪都是曾经的后浪。“80后”可以说是最早作为专属名词登场的一代人，如今，这个具有年代符号的一代人已全面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在甚至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谁也无法预料，在新的年代，每个人将面对怎样的命运起伏。唯一确定的是，只有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才能立足于新年代的天地之间。探索过、坚持过，也颓废过、迷失过，走在创业路上的“80后”顶住了这一切。红星新闻推出一组“80后”人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故事重新认识这个的时代。

　　2020年，距张悦然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已过去了19年。

　　2001年，她还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就读。彼时，横空出世的“新概念”已经举办到第三届，在莘莘学子中风头正劲，这里走出来的提倡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的作品，让很多人耳目一新。

　　某种程度上说，“80后”这个名词，最早正是来源于文坛对这批年轻作家的称谓。这场作文大赛，曾一度把80后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韩寒、郭敬明等一众知名作家的故事开端。张悦然也不例外。

　　2003年，张悦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出版。此后，出书、任教，直到创办杂志……张悦然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她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作家，她的一切仍和文学有关。“因为作家需要一定的文学生活。文学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家天性的一种保护。”

　　“如果没有‘新概念’，也许我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明确这件事，也将在尝试去做一些其他工作的时候遭受更多的挫败。但无论有没有新概念作文大赛，我想我都会写作。”她对红星新闻记者说。

　　不能按那个速度写下去

　　我必须停下来

　　2020年夏天，对张悦然来说最重要的事物之一，是她最近完成的作品《顿悟的时刻》。“这是一本谈小说的书，大概下个月会面世。”张悦然告诉红星新闻，新作探讨了小说技巧，也分析了一些当代西方重要作家的作品，“是这些年阅读、写作和教书的一些心得。”

　　这些年，张悦然的写作速度和曾经的她似乎相去甚远。

　　2003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出版，随后的两年，她更是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和《誓鸟》、短篇小说集《十爱》等五部作品。而近作《茧》，却历时七年。

　　“我不可能按照那个速度写下去。我当时已经形成的写作观念、文学审美，都不支持我继续以那个速度写作。相反，它们要求我停下来。此前的五本书，虽然也使用了一些童年经验，但更多的是以炽烈的情感为燃料。情感是会耗尽的，如果它只是情感，没有与理性的思考交融。”

　　七年，足够一本书从无到有，也足够一个人脱胎换骨。

　　张悦然告诉红星新闻，《茧》写到一半时，她感觉时间好像消失了，不再有那种外部时间给人带来的压迫感。有时候工作进展得很慢，但她一点也不缺少成就感。她说，“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面对自己、倾听自己、审视自己的时间，它非常宝贵，是写作带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她坦言，也曾担心有读者等不了7年，“但是担心也没什么用。我首先必须遵循自己的节奏，它很顽固，没办法随着外界的节奏做出调整。表面上看，遵循这种节奏是一种束缚，比如，有些想法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只能暂时停笔，工作也就无法取得进展。但事实上，它也带给了我极大的自由。”

　　回顾早期的作品，张悦然表示，“我想那几本书之所以拥有不少读者，也因为它们的情感浓度非常高。是那种情感浓度化作了人物的元气，让他们有了神采。不过，那些人物终究是简单的。写完《誓鸟》之后，我对那种像是服用了过量药剂似的偏执人物，产生了深深的厌倦。”

　　她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停下来。我把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单纯的读者，享受阅读的愉悦，直到我被一些新的主题吸引，并且感到强烈的表达欲。”

　　在张悦然看来，自己早期的小说，可能源自一个念头、一个意象，但后来的小说，可能更多的来自对某个人物存在方式所产生的思考。读过张悦然早期作品的读者，往往都对其用词嚣艳印象深刻。而在写完《我循着火光而来》初稿后，张悦然去掉了过于文艺腔的表达，“因为那种表达不好，它显得软弱、甜腻和自怜。”

　　无论有没有新概念作文大赛

　　我想我都会写作

　　高中毕业后，张悦然留学新加坡。

　　留学的日子里，她“既无法融入学校，也不可能融入社会”，“我只是居住在那里，一个三居室组屋中的一间，日复一日生活着。”张悦然回忆道。

　　彼时，厨房被喜欢烹饪的四川室友“霸占”，她就去超市买很多罐头蘑菇汤。所幸的是，还可以读书和写作，“那是唯一的慰藉。”每个周末坐地铁去市中心的纪衣国屋书店，是她最开心的事。在那里，不依赖任何人的推荐，她从书架上挑出了安杰拉·卡特和艾丽丝·门罗，一一买下，“当我怀揣它们坐上返程地铁的时候，觉得那一天像个节日。”

　　“那几年，学校对我的影响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回忆留学生涯，张悦然说，“它是一段自我教育的时光。这种自我教育是散漫的，不成体系，但它为我确立的文学审美，却是牢固和坚定的。”

　　从新加坡回到北京定居下来后，张悦然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和很多人对作家的想象不同，“职业作家张悦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作，而是不写作。

　　“因为我需要休息和等待。这听起来似乎也不是太职业。当时虽然并没有写作，但我很确定，写作是我的事业。无论有没有新概念作为大赛，我想我都会写作。当然如果没有，也许我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明确这件事，也将在尝试去做一些别的工作的时候遭受更多的挫败。”

　　2013年，张悦然再次去往新加坡参加文学节。“好像跟我读书时的记忆完全不同了。当我可以重新欣赏它的美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的外部了，变回一个普通的观光客。而那些痛苦的经历，已经被折叠起来，封存在记忆的某个褶皱里。”

　　作家、主编、大学老师

　　“杂”一点的三重生活

　　2008年，被称作青春文学“三驾马车”的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在出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重新坐在了一起。也是这一年，张悦然创办了杂志《鲤》，并担任主编。

　　但她看来，做杂志并不是一次创业。“做《鲤》这个杂志，完全是希望有一个平台，去呈现年轻写作者在文学上的探索和实现。这个杂志经历了主题书、杂志走向衰亡的过程，现在几乎是存活最久的民间文学杂志之一了。”

　　一切并不容易。“2018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匿名作家计划’的文学比赛，让成名作家与文学新人‘同台竞技’，旨在让读者关注文本本身，使年轻写作者获得平等的机会。那次比赛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即便如此，《鲤》依然生存得很艰难。”

　　张悦然感慨道，“文学的读者在变少，任何文学内部的话题，不管它多么犀利和有价值，都无法引起广泛关注了。我目前没有什么宏伟的愿景，只希望《鲤》可以多存在一些时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胜利。”

　　教师是张悦然与世交接的另一重身份。

　　在中国人民大学初任教时，张悦然有些不习惯。上课对时间有极为精确的要求，准备工作也要做得很充分，写作也会随之受到影响。“不过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也不觉得那些影响是多大的问题。这份教职使我获益很多，在备课和上课的过程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在重读一些经典的时候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她说。

　　在她看来，自己必须过一种和文学打通的生活。“教书、编杂志，都和文学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对它们投入热情。我想我之所以会说‘作家需要一种文学生活’，或许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人们总是觉得作家应该扎根于生活，而文学生活显然是一种经过过滤加工的生活，这就像粗粮和细粮的区别。一些人认为作家的营养可能要‘杂’一点。我同意作家不能脱离真实的生活，但同时，我也觉得作家需要一定的文学生活。文学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家天性的一种保护。”

　　年轻一代变化很大

　　但要警惕以代际去概括这种改变

　　回首过往，每一代文学青年都有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父辈们的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世纪的青春文学浪潮……而如今，“文学时光”似乎已杳然远去。信息碎片化时代，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表达。安安静静、心无旁骛地读完一本书、写就一篇小说，仿佛成了一件不易的事。

　　在张悦然看来，和父辈作家相比，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外部世界在改变，阅读的书籍也在发生改变。但我们还是要警惕以代际去概括总结这种改变的做法。人们总是急于找出共性以便贴标签、建流派。但事实上，它们已经失效。文学在今天变得更边缘，也更个人。”

　　多年前，作为当时“后浪”的张悦然就曾在博客中撰文，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作家称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察觉，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

　　她认为，非要把一群作家、一代人拧在一起，变成一个文学主张，那个声量也仍旧是不够大、不足以被听见的。年轻读者可能会阅读父辈作家的作品，并且喜欢，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关心他所属的流派，以及流派里的其他作家。

　　在过去十几年里，张悦然目睹一些有才华的人离开了文学，她为他们感到惋惜，“这种惋惜是我单方面的感受，也许他们在做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事情。一个人停止写作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个人原因很复杂，没办法说清楚。仅从环境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环境比较沉闷，标准也比较单一。”

　　在张悦然看来，现在的新人比自己刚出书的时候更难。“当时有更多文学读者，也有相对集中的平台。当然，现在发声渠道很多，想要获得广泛关注的机会似乎更多，但发声和发布一个严肃小说，是不一样的。”

　　现在，读者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发现，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大家不可能有耐心去读完一篇小说。

　　“2018年，做‘匿名作家计划’文学比赛时，我们曾在一个读者很多的微信平台发布小说作品，读者评论里最多的一句话是，‘啊，好长’；还有人会说，‘还没读，先存了’。‘先存了’是一句特别能反应这个时代读者与小说关系的话，它表示读者认为内容应该是有价值的，但丝毫没有阅读的迫切性，也没有对文学的饥饿感。每个人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填喂到想吐的地步，再也没有空间留给一个字节繁多、身形硕大的小说。”

　　曾经的她，一度恐惧才华消失，今时今日，她已不再惧怕，“作家的认识水平和思考能力在支撑着他/她的才华。很多时候才华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无法被使用出来。所以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认识水平和思考能力。”张悦然说，“不过我也并不觉得它全然来自勤勉的学习，更多的是一种悟性，悟性也需要机缘，所以说来说去，它和才华一样，也是不可捉摸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