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依法保护传承的川北薅草锣鼓

亟需保护传承的川北薅草锣鼓

翟 峰

摘  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全国各地这些年来皆已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了非遗文化（文艺）资源的挖掘、利用、保护、传承活动。如口头传唱歌词万余首的川北薅草锣鼓，既系该地域历代先贤们留下的宝贵民间民俗音乐文化遗产，又系川北山区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故而亟需通过地方性立法，切实加大对其独特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传承力度。

主题词：川北薅草锣鼓  保护传承  随笔

多年来，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关注民间文艺发展。他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全国各地深入开展非遗保护传承，挖掘和合理利用非遗资源。而川北薅草锣鼓，亦当属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中的独特民间民俗音乐文化遗产。

由歌头、正歌、耍歌、尾歌四个部分组成的川北薅草锣鼓，应该属于一种汉族民间民俗民乐，其系广泛流传于四川北部山区农村的群众性汉族民间民俗音乐文化，俗称“打锣鼓草”“薅锣鼓草”“撵锣鼓草”。

川北薅草锣鼓的主要分布，则在四川省广元市四县三区境内，其中尤以青川薅草锣鼓最具代表性。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山区川、甘、陕三省结合部，有“大熊猫故乡”之称。

由于川、甘、陕三省民间文化在其交界处的广元市和青川县得以交流和相互渗透，加之四川省广元市尤其是青川县受本土山歌、小调、灯调、情歌、堂匠歌、佛歌、神歌的影响，因而其逐渐培育起来的川北薅草锣鼓即具多元民间民俗音乐文化发展共存的特点。

经历代延续，川北薅草锣鼓已逐渐成为川北广元市和青川县农民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大伙皆要凑在一起除玉米草、黄豆草时固定唱的民俗山歌。

川北农民通过唱这种山歌，不仅能保证其除草的进度和质量，而且还可使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笑声中变得轻松，让劳动者在欢快地氛围中能够充分享受到劳动给他们带来的愉悦和幸福。

据悉，川北薅草锣鼓的起源之源头，不仅可追溯到西周奴隶制社会，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

然而，据笔者多年的分析，川北薅草锣鼓究竟起源于何时，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直接的记载。

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

一是因为薅草锣鼓作为一种综合的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项目，是由劳动人民集体随性创作，难以随时随地记录、收集，极易随时消失。

二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层对农耕劳动持鄙视态度，各类正史不愿予以载录。所以，在各类历史文献资料中有关薅草锣鼓起源的直接记载并不多，能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及民间传说即显得更是十分珍贵。

但是，薅草锣鼓的起源总还是应有一些记载和相关研究定论的。

如据有的资深民俗学家们的考证，薅草锣鼓在汉代以前即已流传于当时湘、鄂、川、黔四省（市）接壤交界的土家族地区了。

因此，据这些资深民俗学家们的考证，薅草锣鼓的源头实际上可追溯到西周奴隶制社会，甚至是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

此亦可谓是“川北薅草锣鼓的起源之源头不仅可追溯到西周奴隶制社会，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之说法的由来。

同时，据有关方面之考证，川北薅草锣鼓和各地的薅草锣鼓一样，皆可谓是古时激发农田劳作或部落战事热情之产物。

为何这样说？

因为，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用草槌来敲打“土鼓”，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此激发农民在农田劳动时的热情，以此提高农业生产之效率。

同时，此亦是为了激发古代部落将士们保家护园的战斗激情。

故此，在商、周奴隶制时代，我们的祖先即通过用草槌敲打的“土鼓”，不仅以此应对国家的各种祭祀与礼仪，而且以此诚乞当年或来年的丰收。

于是，早在西周奴隶制时代，我国即已成为了农耕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当时，即已在国家层面专门设置了名为“鼓人”的管理鼓乐的机构，并相应制定了一整套相关鼓乐之制度。

如《周礼·地官·鼓人》即如此记载：“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

而另据《周礼》对“击土鼓，以乐田畯”这一文句之推测：“薅草锣鼓其实起源很早，可能在战国以前的西周。”

还有一些报刊也载文认为薅草锣鼓“起源于3000 多年前的巴人时期。

那时，人们从渔猎转为农耕，为驱赶野兽、祭祀山神而击鼓鸣锣吆喝，后演变成一种劳动山歌”，这个时期，大致应是西周时期。

正因上述，故而笔者认为，“川北薅草锣鼓的起源之源头可追溯到西周奴隶制社会”这一说法，还是有据可证的。

而据笔者早年曾先后相继对川北薅草锣鼓相关传承人王爱民、孟凡林、王绍兴等先生的访谈，即愈来愈深入地了解到：薅草锣鼓是各地民众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民俗及艺术，其存在形态主要是民间口头形式和临场发挥的表演形式。因此，如今一些相关民间文学（文艺）研究者对薅草锣鼓的溯源考证，也许从民间传说及民歌民谣方面着手探究则应该更为便利、合理。

如以最具地域典型代表意义的川北山区农村广种玉米（包谷）时关于悲歌喜唱和喜歌悲唱的川北薅草锣鼓为例，其所表达的即是川北人豁达开朗的性格，以及遇事看得开，忙碌时懂得以好心态休闲，活路再苦再累，也要让玉米从其春种到秋收之间，亦至少能锄草两次，使之茁壮成长。

这也就是说，当玉米苗长到半人多高即将“出天花”之前，就要“薅二道草”。此时薅草就要唱《小丈夫》：

“牵牛花儿墙上爬，搭上梯子我看婆家，婆婆十七岁，公公才十八，丈夫还在地上爬，喊了一声爹，哭了一声妈，为啥把我嫁给他，他不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娃。”实际上，这就是川北薅草锣鼓的喜歌悲唱。

由于川北薅草锣鼓能够在农民田间作业时发挥指挥劳动、活跃现场气氛、调节劳作者情绪的作用，因而川北农民唱的这种山歌一般大多在薅二道苞谷草或锄黄豆草时进行。此时，即一人击鼓，一人敲锣。

而此时的击鼓者，其主要职能，即应是乐郎；而此时的敲锣者，则其主要职能，即应为歌郎。他们在数十人的薅草队伍中，皆能起到一定的指挥作用。

笔者还通过相关调研了解并分析到：最早的川北薅草锣鼓，应该是以歇气歌的形式出现的。

歇气歌，即劳动间歇休息时唱的歌，多为一些风趣的山歌或情歌。

如“清早起来就上梁，梁上有个好堰塘。好个堰塘又无水，好个妹儿又无郎。”或“太阳落坡四山黄，妹儿出来收衣裳。衣裳搭在肩膀上，瞟眼瞟眼望小郎”等。

同时，笔者还了解到：正是由于川北广元市和青川县的山里人，把川北薅草锣鼓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才使其薅草锣鼓这种独特的民间音乐在川北山里人的劳动中得到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并使之不断地丰富其内涵和形式，从而使其川北民间这一独特民间音乐形式能够变得愈来愈更加绚丽多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通过多次现场请教和观摩，发现川北薅草锣鼓一般一天的表演过程大致可分为牵线子、扎盖子（起歌头或排歌头）、安五方（或拜五方）、说正文、耍歌子、办交接等步骤。

如作为川北薅草锣鼓代表曲目的《韩湘传》《八仙图》《十二枝花》《牧牛打虎》《延九锤》《鹦哥记》《清官图》《二面麻柳叶》《三月百草青》等，不仅大多皆有这样的步骤，而且其唱词一头一尾亦皆有固定的内容，而其唱词中间部分，则多是“薅词”

而川北薅草锣鼓的节拍，主要有七拍子、九拍子、十二拍子、花拍子等几种，其曲调和唱词按字数分为七字谱、十字谱。

此外，其还有五字谱等多种曲调及口授心传的传统唱词和即兴唱词等。

笔者通过多次现场细心观摩还发现：在川北薅草锣鼓的唱词中，不仅往往还夹有大量说白快板，而且每唱完一板，还要和以锣鼓。

而尤其令人感概的是；川北薅草锣鼓的唱词，是一定要按其规定的程序把各种腔调唱完的，因而其从下田唱起，就必须一直唱到收工。

一般来说，其歌唱的内容，是上午唱古人，中午唱花名，下午唱爱情。

而其曲牌，则亦是早、中、晚各有所不相同。

例如，上午唱“鼓锤拿一对，打进歌场内，麻布洗脸初相会”；下午就要唱“吃罢中饭下田来，锣靠鼓来鼓靠怀，拜上打鼓匠，师付把锤摆”；而下田则要唱“歇了一会茶，又把歌来发，南腔北调任我拿”；收工即要唱“日头下了岩，锣鼓歇了台，今天放工早，明天早点来……”。

可见，川北薅草锣鼓的代表曲目，其曲牌的运用不仅基本上是因时而宜的（有时也有穿插进行的），而且其曲牌亦是高腔的。

而其歌唱者们为了寻找相关适当间歇之机会，故其创新的锣鼓点子亦不少。如其节奏，若一天之中有快有慢的，即叫“三起三跌”（也可叫其“三潮”，即早中晚三潮，各有由慢到快的节奏）。

随着川北薅草锣鼓节奏的加快，劳动者劳作的高潮亦便会同时出现。

例如，尤其是在劳动者即将收工之前，川北薅草锣鼓的节奏便会越打越快。此时，“扑薅扑薅，扑的扑的薅”的独特锣鼓点子的念作（亦叫“放擂”念谱），即亦会随着由慢到快的节奏，而愈来愈快……。

如今，由于受现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而川北薅草锣鼓的生存空间亦在日益缩小，并有逐渐濒临失传的危险——不仅其老年歌手在相继过世，而且由于川北广元市和青川县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大量外出打工，其劳动力亦大量外迁，川北薅草锣鼓的歌手队伍即目前已呈愈来愈青黄不接之趋势——

故此，对于如何通过地方立法保护和传承川北薅草锣鼓及其之研究、如何依法切实做好对其的实质性保护和传承工作，不仅愈来愈关键、愈来愈重要，而且亦愈来愈引起川北广元市和青川县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重视。

鉴此，笔者无论如何都坚信这样一点：正是由于川北薅草锣鼓内容丰富，唱打方式真率、质朴，传承历史悠久，口头传唱歌词万余首，其曲调简约明快，独具特色，极富感染力，极大地丰富了大山深处群众的文化生活；亦正是由于川北薅草锣鼓能够把民间文化与民间音乐完美地熔融于了川北山区农民薅草时的艰辛劳动之中，因而使之既成为了川北山区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又成为了川北山区历代先贤们留下的宝贵民间民俗音乐文化遗产。

正因如此，所以笔者建议：一方面通过地方性立法，切实加大对川北薅草锣鼓传承和发展的依法保护力度；而另一方面，则应切实通过加大对川北薅草锣鼓传承和发展意义的宣传力度，从而使川北薅草锣鼓所具有的率真质朴的独特音乐个性，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蕴藏量，还有其在明快简洁的音乐语汇中所保留的大量古代体力劳动者的音乐文化信息，既愈来愈受到国家和当地各级政府的重视，又愈来愈受到有文化的新一代当地年轻农民的青睐和传承。

若此，坚信川北薅草锣鼓所具有的丰富而宝贵的地方独特的民间民俗音乐文化遗产价值，乃至其愈来愈高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承价值，一定会为丰富和完善我们中华民族的民间民俗音乐文化，作出应有的增光添彩之贡献！

（本文的部分内容原发表于《巴蜀风》杂志（季刊））

注：作者翟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先后吸收为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法学会会员，本世纪初以来先后吸收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核心期刊《民间文学》发表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其撰写的相关文稿《论制定民间文艺保护法》《制定省域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促进地方法规要义之探》《制定省域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促进地方法规方案探究》《立法保护民间技艺》《民间口头讽刺故事的社会意义》《旧中国民间传统婚俗探析》《中国古城镇民间旅游文化研究》等在《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人民代表报》和《凤凰周刊》《民间文学论坛》《中国通俗文艺》等报刊暨《中国民俗网》《法律图书馆》等网媒发表；其收集整理并文学加工的《“狗腿子”的故事》《“闷子”状元》等讽刺故事和创作的《紫薇的传说》《唤马的传说》《金钟浪》《文星拜寿星》《剑门豆腐传说》《春倌“说春”》《川北红军传说故事》等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故事本世纪以来陆续在《文艺报》《大众文艺》《民间文学》《龙门阵》《巴蜀风》等文学（文艺）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