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星星眨眼（散文）

看星星眨眼（散文）

●古梦

我常常行走于子夜，有时候牵一条狗，有时候独自闲步。走不远，就在居住地的周边，近的就在房前屋后，绕着房子走。舒展腿脚，缓和久坐的劳累？思维堵塞，需要在夜里给自己临时打开一扇有灵光的窗子？或是单纯只是想走出门外，不管外面是黑着还是亮着？其实出门时没有目的，随手把门带上，并不会思考为何闯进夜幕。

但今夜，我想，我想看星星对我眨眼。

今夜却没有星星。虽已过零时，已是腊月廿九了，连下峨眉月都影子难觅的夜里，理应是星星大出风头的时机。今夜却很特别，偶尔有几颗星星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又瞬间躲藏了起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景象似的。南流江分叉支流流经合浦县城时称为西门江，西门江下游出海口又叫叉陇江。走在叉陇江河堤上，远处有灯光挣扎着把灰灰的夜撑开一小道一小道缝隙，挤了过来，很像是一小群就要熄火的萤火虫在夜幕里静止着整齐排列，等待着身上的光火熄灭。

今年大年卅不放假，本来要廿九晚上才能回来老家过年的。由于母亲年迈多病，平时回老家次数较多，妻的假都休完了，计划就大年卅请假一天回家过年。廿八下午，兄在兄弟微信群里发视频，说母亲已经叫不回应了。妻赶紧再多请了一天假，腊月廿八我们连夜赶回了老家。

妻是中医师，妻根据我弟弟对母亲身体症状的表述，事先捡好了几副中药一并带回了老家。夜里回到老家放下行李，妻子给我母亲把把脉，说心跳尚好。她给母亲喂了一碗粥，煎好中药，又给母亲喂了半碗。妻子再次给母亲把把脉，母亲的脉搏还行。于是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房门走入夜幕。

到了癸卯年，母亲就九十四岁了。往年腊月廿九，母亲就已经准备好红包袋。大年卅年夜饭后，母亲催着大家洗澡和清洗换下来的衣物，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到大厅集中，一起度过除夕之夜。大家看春晚，母亲不看电视，她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母亲就给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们发压岁钱，每人一个。我记得这个习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那时候家里的生活开始有所好转，母亲的口袋里也开始有能动用的钱了。红包袋里的压岁钱不多，早时是一毛两毛，后来是一元两元，最多时达到二十元。前年，压岁钱红包突然没有了，母亲年纪大了，脑部严重退化，她老人家已经记不起过年要给晚辈包压岁钱了。

母亲一生坎坷。年幼时外祖父病逝，外祖母抛下虚岁十二岁的母亲和虚岁两岁的舅舅，改嫁外地。母亲和舅舅及年纪与母亲相仿的母亲的姑姑、堂兄，由寡居的我曾外祖母养大。一个农村妇女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孩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读小学的时候，盛行“忆苦思甜”，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贫农家里，听老贫农“忆苦思甜”。老贫农年事已高，加上讲话毫无逻辑性，吐字已经不清晰，人多噪杂，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生产队的“忆苦思甜”却是我们这些小孩所热盼的。生产队搞“忆苦思甜”，仪式很简单，买上几大捆青菜，洗干净后不放油盐煮熟熬烂，用四个挑水的大木桶盛出来。木桶一放下，一群小屁孩一拥而上，家里带来的碗筷迅速派上用场，瞬间四大桶青菜就被一抢而光了。

我们住在围海造田的海边，稻田灌溉靠海水涨潮时江水倒灌，灌溉的江水有海水的成分，我们称其为“咸淡水”。由于稻田灌溉的是咸淡水，水稻产量极低，每亩在六十至八十斤左右。生产队所有土地都用来种稻谷，每年分到各户的粮食也只够维持六到八个月，所以生产队是不可能有多余的土地用于种蔬菜的。那时没有集市，也不允许商品买卖。“忆苦思甜”的青菜是生产队长通过关系到相邻公社偷偷买来的。我们常年几乎没见过青菜，“忆苦思甜”的青菜就成了抢手货了。

“忆苦思甜”回来，我就缠着母亲给我“忆苦思甜”。母亲不认识字，她给我讲了一九五八年大饥荒。我心里嘀咕，母亲讲的事怎么和老贫农讲的不一样？长大了才明白，一位寡妇带着四名未成年人在解放前的生活，都比一九五八年的农村生活要好。一九五八年让母亲此般刻骨铭心，可见那场大饥荒造成的浩劫是何等巨大。天灾不可避免，但人为灾难完全可以避免，因人的错误造成人类灾难那是多么的可悲的呀。

走在江堤上，河流两岸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每艘渔船都在船的制高点挂上电灯，那是一种频闪灯，以红灯为主，也有白炽灯。闪烁的灯光随船体起伏，在夜幕里上下波动，朦朦胧胧，如已耗尽生命的萤火虫洒落在夜空里的江面上。

手机响起，妻子来电说，母亲呼吸越来越慢，呼吸功能近乎衰竭了，让我速速返回。我急匆匆走下河堤，返回家里。躺在卧室床上的母亲心跳尚好，但背后暴汗，呼吸已经微弱，对我的呼唤毫无反应。

老家的风俗，老人要在家里客厅的地上过世才算圆满。遵循老家的风俗，我将母亲从床上抱到轮椅上，推着走向客厅。由于一时找不到草席，妻子情急之下拉了张席梦思床垫铺在客厅地上，我把母亲抱起放到床垫上。我给母亲盖上被子，并急着给兄弟姐妹打电话告知母亲情况。妻子跪在母亲肩膀一侧，不停地给母亲测脉搏和心跳。二十多分钟后，妻子说，母亲走了。母亲走时没有任何挣扎和不适，脸色红润安详，如睡着一般。悲伤在咽喉部上下窜动，泪水在我眼里打转。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春雷，毫无征兆下起了一阵中雨。不到十来分钟，雨如来时一样突然就停了。

我坐在母亲身旁守着，母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如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闪现。

我小时候严重缺乏成长所需的营养，长得又瘦又矮，加上好动调皮，常常被欺负。被欺负后带着委屈哭着回家，想寻求母亲的怜悯和帮助，没想到换来的是母亲的责骂或一顿细竹鞭抽打。责备不肉痛，竹鞭抽打却让我记忆深刻，竹鞭所到之处一条条鞭痕清晰可见，有些地方还冒着小血珠，鞭痕一两个月都无法退却。骂完，打完，母亲会问痛不痛，母亲一问，很神奇，更加痛了，委屈的泪水哗哗流下。“我知道你被人欺负了，我骂你打你，就是想你不要在外面惹事。”母亲说，“有人打你左脸，你转过右脸给他打。”

有人打你左脸，你转过右脸给他打。我并不理解母亲此话的含义，但我记住了此话。长大后通过阅读我知道，此话出自印度国父、不反抗运动领袖甘地之口。母亲不认识字，她从哪里获取遥远印度甘地的信息？是父亲告诉她的？我很是迷惑。

也有特殊，母亲也为我出头过一次，尽管那是唯一一次。

依惯例，每次政治运动到来，大队小学要以生产队为单位，由一名教师带队，组织学生在生产队各居住点进行宣传，宣传内容是喊口号，口号内容是上级统一配发的。那一次我们喊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到了一条大水沟边。大水沟纵横交错，将南流江水引入围海造田的咸酸田里进行淡水灌溉，以提高水稻产量。大水沟那时刚刚完工。我们在大水沟两岸打起了水仗。不小心一块硬如石块的干泥球从对岸飞了过来，命中我头部，我左眼眉骨上立即冒出血来。我慌忙跑回家寻求帮助。看到我左眉处已鼓起一个大包，还渗着血，左眼已无法睁开，母亲问清缘由后，一把拉上我，向那个往在我头上掷干泥球的同学家走去。那一次，母亲拿到了两块钱的赔偿款，母亲拿着两块钱给我买了万花油等外用药。

记得十年前的某一天，弟弟来电说母亲身体不适，当时母亲还随弟弟住在北海城里。我趁周末去了一趟弟弟家，发现其实母亲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她想回乡下老家住一些时日。由于只有一位姐姐住在距乡下老屋几公里之外，并无他人能照顾母亲，弟弟心里焦急，只好想办法让我们过去，劝劝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母亲出生贫困，嫁入富家，无奈世事变迁，母亲没过上几天富足日子便又过上了比小时更为贫困的生活。

一生坎坷的母亲，谨慎而清苦。我读小学时，正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每户只能养一只母鸡，且严禁下海捕鱼。两位姐姐先后出嫁了，因劳力少，沿海咸酸田水稻产量极低，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节约成为了母亲的生活习惯。其实除了节约，她又能怎样呢？

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母亲的节约其实是有点过份了。小时候我酷爱读书，又玩性十足。玩累了，回家吃了晚饭，天已黑了，家里人天一黑全都上了床，此时洗过脸、洗过脚后的我，点上家里唯一的煤油灯看书，看什么书其实无所谓，当时想找一本书也着实不容易。见我点着灯，母亲从床上伸出头来，把床头方桌上的煤油灯吹灭了，且道：“家里就这一点煤油了，你点完了，急时用什么点灯？”

当时我曾想，母亲是不想让我读书。其实我错了。

我上初中时，文革已经过去，国人开始崇尚知识，我考上了公社中心校的尖子班。母亲目不识丁，家里也一穷二白，但想着法子支撑着让我们读书。那一年，公社教育组在公社中心小学办了一个初中尖子班，小学升初中进行公社统考，考试实行考场交叉方式进行，即邻村学生到我们学校考试，我们到邻村小学考试。全公社拔尖的考生都优先录取到尖子班就读初一。我是我们大队有幸就读尖子班的两个学生之一。除了镇上的学生，各大队的学生只能住校，周日下午到校，周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农村人没有米票，我们只能交大米到学校，一周六斤，还有交些许加工费，周六回家要准备好大米。大多时候，周六晚上母亲都会为我上学的六斤大米发愁，因为米缸里的大米不够六斤，只能厚着脸皮到邻居家借米。邻居家有人在公社机动渔船上工作，他们家生活富足，加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母亲每次都能借到大米。

其实煤油灯还有一个用处。小时候家里只有几张又小又薄的被子，一般两到三个人盖一张，菅草席子下铺着稻草，大家都和衣而眠，但寒冬的夜冷得常常打牙仗，加上营养不良，夜里我两脚抽筋是常事。脚抽筋的痛让人无法入睡，母亲起来，点上煤油灯，在小腿和膝盖处用艾绒烧几下，抽筋就停止了。家穷无钱治病，我们小时候肚子痛也是靠艾绒烧。至于感冒发烧，母亲有另一种疗法，即用称为野芋头的老虎耳去皮切片，加大米、蟑螂屎，大火爆炒，大火水煮，喝水。此方法大多可行，如不行，那只能躺着硬扛了。

由于没有独立生活过，到公社中心校读初中需要住校，我到学校后极度思家，周六晚上回到家，本应周日下午回校，但一到周日下午，我总迈不出离开家门的脚步。母亲从地里回到家时，发现我没有去学校，她忙完家务后，默默地打包好我那六斤大米和书包。周一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从床上赶了起来，带上书包和大米就往十多里外的学校赶去。到了学校，天还没亮，母亲撇下我又匆匆赶回家去。家里有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和家务等着她，她不能有丝毫的耽搁。记住有一次，母亲把我送到学校，我拍开了班主任老师的宿舍门，老师告诉我们，当天不上课。我们又赶回家里，我们回到家后，天还没亮。

八十多岁的母亲住在北海城里，每天她还买菜，还做饭。可以说，母亲终生劳碌。后来年迈的母亲回到了乡下四合院里。母亲会养一两只鸡，听一两声鸟叫，和邻居拉拉家常，但母亲却再也看不到绿油油的秧苗，闻不到稻香了。老家的稻田已全部改成了虾塘，已经没有人种水稻了，就算要种，经咸淡水浸泡，所有土地又回到了咸酸状态，已经无法种植了。

母亲一生孕育十四次，见过阳光的儿女只剩下我们七个了，可见当时医疗资源的贫乏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也说明当时我们家庭的贫穷已到了巅峰状态。后来，弟弟的儿子高中毕业到外地读书，母亲执意要回乡下居住，大家拗不过母亲，母亲便一个人回了老家。七兄弟姐妹商量，在老家附近请了一位阿姨，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陪母亲聊聊天。一次摔跤，母亲摔断了手腕骨，股骨也裂了。虽然经几个月的治疗，母亲能行动自如了，但终因年事已高，母亲活动还是需借助轮椅了。

屋外天色灰暗。兄弟姐妹们正在往老屋赶回来的路上。

母亲在客厅躺着，一脸祥和。我坐在母亲身旁，朦胧中仿佛看到母亲拿上一张四方小木凳，坐在天井里，听着涛声从不远处传来，看着满天的星星在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