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

　　唐诺，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创办著名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摄影杨明

　　1. 太过安适的生活对文学书写者是个局限

　　如今收在《番石榴飘香》这本很好看的种种书写真相揭示之书里头——加西亚·马尔克斯讲他对书写环境的寻求和依赖，很多更像只是个人的习惯和怪癖，如梭罗讲的，换一个人不仅没必要，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他墨西哥的住家，他说他要求屋内的温度得暖一些（不是容易昏昏欲睡吗？没有那种清操厉冰雪的抖擞之感？），也讲他对电动打字机的无法替代依赖、他近乎浪费的纸张消耗量;甚至，他发现自己对番石榴花香气的奇妙需要，他怎么也写不顺手的这部小说，始终呼之欲出就是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原来就是空气里的番石榴花飘香……

　　少来了，我们太知道他的生平了，他是一个最没办法躲到他作品后头的书写者，他的声誉神迹般来得又急又大─在《百年孤独》取得巨大当下声誉和财富报偿之前的长段书写生涯里，我们完全清楚比方他靠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乃至于人们善意接待的那段潦倒不成日子，当时他如何要求这些？哪里能坚持哪个哪个是绝不能少的？就写吧，像福克纳说过的，最终书写就是一支笔和一些纸，至于福克纳同时也说的香烟和一点点酒，他自己都晓得那是他偷加进去的。

　　我也知道晚年宛如世界公民或文学共和国公民的纳博科夫用以书写的瑞士旅馆细节种种（相对地，他不大提自己的流亡岁月，纳博科夫正是最硬颈的书写者，不是那种满嘴怨言、成天怪罪异国世界对他不公的哭兮兮之人），纳博科夫也讲，这家以及这一带旅馆正是当年托尔斯泰等一干旧俄贵族书写者的寓居之地，他们有机会就溜出冰封的俄罗斯，这里有较温暖也较多一点自由的空气。

　　有些人更有这样的文学好奇习惯，会一地一地地寻访这些了不起书写者的昔日故居，如狄更斯、如谷崎润一郎等等，好像有些书写的奥秘以及作品的线索收藏在这里，也确实多多少少真的如此——书写的实际环境高高低低、幸与不幸不一。但大体上我们仍可以归结出来：一、早年一个成功写出来（没成功之前就不确定了）的书写者，所过的日子的确好一些乃至于好不少，相对于彼时人们的一般生活水平，这不啰唆直接显示，普世地来说，书写者的现实社会地位和经济力是在往下调降中没错；二、老实说，作品的成就，完全看不出来和其生活高下好坏有什么联系。

　　书写者跟一般人一样，渴望也有权要求过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从他们自己的发言里，我们并不容易分离出来，哪些是书写的、哪些其实是一般生活的；还有，年龄也是另一个变动要素，如《礼记》时代就知道的，人在不同年纪对生命条件有不一样的需求及其承受力，寻常的四季流转气温变化，年轻时可不当回事还觉得好玩，到一定年岁就晓得那是生命持续存活的一次又一次考验，身体里某处、某个东西可能应声断掉。

　　安适的书写环境让书写稳定、专注、心不旁骛，可以的话应该这样，但有趣的是，书写一事就是没这么简单，尤其是文学书写——太过安适乃至于高出于当代人一大截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也许是纯粹的好事，但对一个文学书写者我们便不得不去留意其局限，这也正是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惊觉。普希金看到了写乌克兰民间生活的果戈理，托尔斯泰看到了贫穷还身背上一代债务的契诃夫，他们写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完全写不来的东西，当然不是文学书写技艺，而是他们所在、所生活并了若指掌的那个更大世界。

　　这是文学书写的基本事实，文学史的ABC，书写者的社会位置往下调降，最终彻底离开宫廷取得（或被迫成为）独立身份散落于一般社会之中，书写的范畴却也因此亦步亦趋地不断扩大，及于一般人，及于边缘人，及于那一个又一个被忽视、被遗弃、被欺负被侮辱的人;书写者生活于哪里，那一个世界才打开来、进入到我们眼中。

　　从另一面看，冷血一点，这样的玩笑话因此也是对的——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书写者有办法，文学书写就没办法了。

　　2.“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自己相信，真正的关键、接近于唯一的需求，正在于书写的专注、心不旁骛，这的确是个需要极高纯度专注、且长时间持续专注的困难幽微工作，以至于人很难同时真正追逐另外一个目标（当然，应付一般生活可以不是问题，书写者可别拿这个做张做致起来），像马克斯·韦伯劝诫我们的那样，你得认准这个生命中唯一的魔神，并专心侍奉祂一个。因此，书写者有限度的境遇好坏宁可只是命运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他活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乃至于个别地来说，被抛掷在哪一家庭，他所剩余为数已不多的心力智力（倒还不见得是时间），通常不足以改变此一命运的基本设定，也不用于改变它（真觉得好生活名流生活重要，就换个工作换个神吧）。所以，这不是背反决裂，而是人合理的、沉静的一种自我价值排序，是人可以做的选择：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们说过这个，人可见未来的经济麻烦仍发生在生存线之上而非之下，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我建议，以书写为志业的人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整理一下，从心志到实际生活到和世界的关系设定，认真、严谨、朝向远方的书写仍是做得到的─真正到了完全不行的那一天，我们再一起来谈（或大声厉声疾呼）书写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谈书写对世界、对社会、对每个人的未来何等重要不可或缺，谈书写理当索取的报偿该得到社会多少物质支援财富支援等等。在这之前，我们仍然沉静、专心地、好好地写吧。

　　亚洲，尤其东亚这几个倾向于单一价值选择（比方相对于西欧）、较典型经济人式的社会，缺少蛛丝网般复杂多样价值信念的缠绕黏着拦阻，其相对下滑程度最为剧烈，这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台湾地区如此，日本也如此，这应该想成是全球较极端的特例呢？还是应该想成整个世界的领先指标？于此，中国大陆的现况是个例外，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书写者极可能就是全世界物质待遇最好的，记忆里，台湾地区半世纪以来从未曾有过如此光景，日本有过，差不多到三岛由纪夫为止，那是书写者的华美年代，稍微像回事的作家都过着人上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