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虽说至今不知道大学的校门面朝那边开，可我仍然要固执地说，在哪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初期，我真真切切读过“大学”！

　　一九七八年夏末，我手攥毕业证，走出彬县中学，告别了学生生涯。背着被褥和高考落榜的愧疚，过黑石崖，跨泾河桥，爬九里坡，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奇埠村。当时，社会上有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呼，叫“回乡知青”，我便做了其中之一。实不相瞒，在村里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寥寥无几。

大学

　　一九七九年秋，全国教育大普及，村村都要有学校，经小队长推荐，奇埠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让我进入村小任教。真可谓鸿运当头，时代的幸运儿。我们那一届毕业的高中生，当教师的人最多。报酬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记工分。

　　当教师毕竟和吆牛犁地不同，事舒服，人体面。大白天教娃娃识字算数忙忙碌碌，晚上闲暇无事，懒觉睡了几天之后，感觉无聊，便开始琢磨是不是应该干点啥事。因为人生苦短，青春可不能虚度，混日子可不是乖娃该干的事。干啥呢？当时没有正注意，很迷茫。

　　“哥德巴赫猜想”的横空出世，让陈景润的名字宛若一轮太阳照亮了泱泱中华大地！我的个乖乖！既然数学这么伟大，我何不上阵也挑战一下呢！

　　于是，翻出学过的课本和我家大嫂从武汉市寄回来的高考复习资料，像猫逮老鼠悄悄然向数学王国进发。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中学生数学研究》。其中一篇文章谈到一个命题，叫作“费尔玛猜想”，是世界难题，尚未被人类解开。我便幼稚的遐想，如果把它攻破了，岂不和陈景润齐名，成为普天之下人人皆知的明星！

　　想法是多么美好，却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我的念书阶段正好是“文革十年”，每周从家里背两次馍，去学校勤工俭学，到生产队帮助农民收庄稼，批林批孔，给臭老九写大字报等等。学业荒废，肚子里根本就没有积攒下几滴墨水。所以苦战半年，某天早晨一觉醒来，突然脑洞大开，我的数学老师刘俊望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号称彬县数学界的权威。连他都破解不了的难题，我还能逆天不成？！我笑了，笑自己多么滑稽多么无知，太不自量力了。

　　经过反思，我发现数学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实用性并不大。还是搞文科好。譬如给别人写个请假条，申请书，往来信件，发言稿什么的。容易出成绩，还有成就感。懵懵懂懂记得有位作家说过：“如果把文学比作一个人，那么小说便是它的形体，散文是它的笑脸，杂文是它的牙齿，诗歌则是它的灵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写作练习，我深深的体会到写小说太费时间，写杂文容易惹麻烦，诗歌只有短短几句，三锤两梆子就可完成，还不箍人。

　　毕竟是业余营生，跑了多家新华书店上下求索，都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诗集。无奈何，只好回头重翻读过的语文课本，照猫画虎，开始创作绝句、律诗，而且产量丰硕，夜夜都是十多首！如此神速，不出三两年，准能把李白杜甫苏东坡之流全部踩在脚下，让其齐刷刷喊我诗爷！

　　人在世上，起初有多么狂妄，后来就有多么悲催。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得到一本王力教授的著作：《诗词格律概要》。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原来，古体诗不是一句几个字，一首几句话那么简单。它还讲究押韵、平仄、对仗，还有起承转合等等。我的个娘耶，麻烦事这么多，看来此路也行不通。

　　于是乎，又调转方向，学习新诗。研读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臧克家的《有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幼稚的认为，只要激情飞扬，新诗也不难写。便草率地将理想的种子点播在新诗这块田地里，而且几十年无怨无悔！

　　经过之后多年的亲身体验，最终才明白，文学创作仅凭勤奋刻苦依然不够。先要认清楚自己的能耐，毕竟是那个特殊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底子薄基础差。尽管折折腾腾好几年，依旧找不到进入诗歌殿堂大门的那把金钥匙。回顾自己的付出，就是烟雾地里吼狼，没有实质性作用。

　　一九八二年初《陕西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则振奋我心的招生广告，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成立“陕西省青年自学函授大学”！这在当时的全国，属于醒来最早的鸟儿。我像孤独的夜行者，突然看到了灯光，那种从心底喷发出来的兴奋，真是难以言表。

　　杂志社栽桩承办，邀请省上原任书记省长担任校委会领导，聘请陕师大等名校名师任教。教材有：《中国现代小说散文选读》（上下卷）主编刁汝钧，付主编宋建元雷敢张丕让；《写作概论》（上下卷）主编阎景瀚；《外国诗文选读》（上下卷）主编马家骏；《古代汉语纲要》主编仲春孟夏；《中外作家谈创作》陈痴选编；《实用文写作》郑定于陈惠钦主编；《中国古典诗文选读》朱宝昌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刘泽根张丕让著。胡采还为学员习作集《春芽》写了序言。我和同校同室老师冯晖，经过几夜密谋，达成共识，决定报名参加。（彬旬二县估计只有我们俩个二杆子参加了）15元报名费（最后一年又追加了5元），搁在现在屁都不算，可在当时却成了我的拦路虎。因为报名有时限，磨磨唧唧半月，只好向父母摊牌求助。听了我的叙述，我大开始挠头皮，我娘开始声唤，四目对视，不知如何作答。在一家人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拿出“巨款”打水漂，那一夜全家人都失眠了，辗转反侧如卧针毡。虽然阵痛很艰难，第二天父亲还是明确表态了，拉一袋粮食去张洪镇集市上粜了！

　　我这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国家领袖，他们能救民于水火；一个是父母亲，他能引领家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几十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奇埠村里，我们家的人才培养比别人家提早了一代人！

　　“陕青大”的教学模式是，由教授选编课本，杂志社印刷发给学员，并在《陕西青年》杂志上开设专栏，学员每两月交一次作业，编辑部负责批阅。现任杨凌区作协主席贺绪林，也参加了这第一届的函授学习，因为我在杂志上读到了他诉苦卖惨求助的文章。七八月间，教务处发了一个通知，举办学员作品比赛，希望踊跃参加！看到消息，我心潮澎湃激动不抑，当晚提笔写作了三则散文诗，取名：牧羊短曲。还模仿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的作法，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蒙濛。然后，公公正正抄写在稿纸上，花了一毛钱。（信封二分、邮票八分）投进香庙邮电所那个绿色的邮箱里。

　　作业交出之后，天天开始期盼能快速传回好消息。有时冷静下来，理智也提醒自己，肚子里面没有硬货，成功率肯定不会太大。因为那时候，投稿三个月才见分晓，随着时光流逝，此事也慢慢降温抛到了脑后。

　　我家与学校的距离约有三里路程，十几条硷地的落差，中间还有一条说大不大说小又不小的沟壑，竖卧其中。每天来来回回，都是沿着沟边小路弯弯绕。大白天好办，遇到风雨交加的夜晚，几次差点儿将我滑下沟去，送了小命。

　　时间来到了十二月份的中旬还是下旬，我已不记得了。从学校回家的途中，去硷地里解手，看到一张不知道是何人失手遗落的报纸，来了精神，便弯腰捡起。这大概是文化人的通病吧？这不看没有关系，一看却让我心跳突然加速，血压快速飙升，只觉得眼前一黑，作点儿摔倒。

　　该报便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最下边的角落里，豁然刊登着《陕西青年》第十二期目录“学员习作专号”。小说栏目的第一篇是“我的嫂子，散文栏目的第一篇便是我的“牧羊短曲”！兴奋让我不能自控，手抖腿颤跌跌撞撞回到家里，瘫坐在椅子上，面如土色。老娘吓坏了，扑上来抓住我摇晃，问：“病了吗？！”我尽力平复情绪，挣扎着摇头摆手“没事，好着哩。让我缓一缓。”经过了这一次的洗礼，我才明白兴奋着实能要人命。范进中举没有哄人。

　　大约二十几年后，在旬邑参加某位亲戚的婚礼，有个男人得知我的大名后，上前拉住我的手激动的说：“当年看你的短文，我也兴奋了多半月。”天啦！这尘世之上傻子真不是我一个！

　　经过一九八三年的刻苦学习，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一九八四年便把几首小诗推上了《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陕西科技报》等。

　　在“陕青大”学习其间，还结交了一位同学，名叫王腊波，湖北省新洲县人。平日里多有书信往来，相互鼓励，他进步很快，九十年代前，在省市报刊发表了二十余首诗，被县文化馆录用，一时传为佳话，让我羡慕不已。

　　我的四舅曾在新华社西安分社给大记者们开过车，得知我参加函授学习，便指点迷津。八四年春天，我背了一纸箱黄元帅苹果，怀揣一颗虔诚的心，搭乘旬邑县的班车，一路东行至五一停车场，寻寻觅觅走进南门外的红缨路38号，受到了编辑常扬老师的热情接待。不但炒了一桌子好菜，晚上还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也就是《陕西青年》编辑部参观。也许是还没有上楼梯的习惯，也许是黑灯瞎火，途中“咯登”一下，我被跘倒，双膝跪下，真真切切拜倒在了缪斯脚下，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

　　“陕青大”第一届三年函授期满，我感觉头脑里依旧空空如也，理应乘胜追击，继续学习。

　　恰好此时，我又从北京《诗刊》看到了一则喜讯，成立“诗刊社全国青年诗人刊授学院”。主编邹狄帆任院长，艾青、冯至、朱子奇、严辰、张光年、臧克家以及李瑛、柯岩、邵燕祥等著名诗人都亲自任学院的校务委员。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北京举行了开学典礼。肖华、赵朴初发来贺信，贺敬之出席讲话。具体操作是：创办內部刊物《未名诗人》，聘请全国知名诗人或学者担任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孙葳。后来得知学员也可以点名自选指导老师。对我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于25元学费么，还是老方子，从囤里挖一袋粮食拉到张洪镇集市上去粜。

　　校务处规定，学员每两个月交一次作业，我可不吃这一套，月月都交。孙葳老师是个认真负责的热心肠，每一首诗都用毛笔批阅，还选了三首向教务处推荐，希望能在《未名诗人》上发表。岂知世事难料，至一年学习期满，也未见刊发。

　　参加第一届学习的陕西学员很多，有一个名叫王渊平的诗写的很好，若干年后，我看到一则消息，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还担任了长安县作协主席，太有出息了。我为他所取得的成绩高兴，也为能和他同学深感自豪。

　　和我同校同室的冯晖老师没有参加《诗刊》学习。原因很简单，他对诗歌兴趣不大。而“陕青大”十本教材，已经足够他去啃多年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但因此“陕青大”函授将自己的身份由民办转成了公办，退休后的几十万字的小说散文发表，还在旬邑县闹出了一个不小的地震！

　　为了配合刊授学习，我和冯晖、本村同学李应民每人每年各订一份文学刊物，有《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当代》《十月》《延河》《长安》等等。

　　夜夜苦读到零时，受到了校长王文清老师的批评：“你干私活，咋能浪费公家的电费呢”？！闻此言，我羞愧难当，立马拉灭电灯，点燃了我的煤油灯。

　　《未名诗人》刊授版，內容设置非常科学，有十几个栏目之多，拿出三分之一多的版面，刊登学员的习作和指导老师的点评。诗人王燕生创作的《写诗十二忌》经过反复阅读，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终于拿到了打开诗国大门的钥匙。而我最喜爱的诗人有张志民、孙静轩、雁翼、公刘、流沙河、杨牧、周涛、子页以及我的高中同学田玉川等等。

　　时光荏苒，一年十二个月很快就结束了。尽管学院鼓励学员再接再厉继续参加第二届刊授学习。此一时彼一时，现实很残酷。以前有父亲折风挡雨，后来他已病入膏肓，我也娶妻生子，虽无人推举，男子汉大丈夫也该出山担当了。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25元学费，现在听起来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当时却成了横在我面前的喜玛拉雅山！退一步说，刊授是个人私活，不是家庭生活全盘考虑的首要任务。我的刊授大学止此停步，不得不划上一个小小的句号。虽然留下了遗憾，可我却很知足。和我同时代的“回乡知青”，有多少人能幸运的参加两次（函）刊授学习呢？！

　　啊！我的大学！我终生难忘的（函）刊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