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风云、往事依稀

　　50 年未曾联系的初中同学，准备聚会纪念离别 50 周年。

　　久别的同学重聚，应该是件感到喜悦的事，隐约却有一种莫名的惆怅！50 年哪，半个世纪过 去，初中同学从未聚一次！是啊，人家聚会是纪念“毕业”多少周年，而我们是“离别”50 周年！ 当年同学们从全县各地踏入这所省重点中学，各怀志向决心从这里走向自己的理想，但仅正常上过 一年的课，初中二年级刚开始就猝不及防的被文革汹涌波涛吞噬。新课本尚未翻过几页，就再没上 课了，学业完全被中断，“毕业”需要打上引号。1968 年暑期，带着一种被扫地出门的感觉、揣着 那点可怜的知识，身不由己地离别了学校，离别了同学。此后，东飞伯劳西飞燕，数十年来少有联 系，校庆也无兴致去凑热闹。虽然我们也可说自己毕业于高安中学，甚至可揶揄是老前辈吴有训先 生的“校友”，但内心那片永远的落寞一直难以摆脱。

　　透过微信话聊，年代久远的一些碎片式记忆，逐浮渐现，似一扇时光的闸门拉开，透现出一幕 幕的历史影像。

　　公元 1965 年，我们升入县城唯一的省重点中学—高安中学。

　　从锦河北岸边的太观楼穿过城门，步过浮桥，沿数十块巨大花岗岩石垒成的台阶拾级而上， 路过天主教堂门前再往南十几米，靠右就到了中学的东门。学校的正门是南大门，要沿中山路前进 约 2 百多米至十字街口，再往右拐 2 百多米即到。南大门右边有一长排民房，记得紧靠校门旁的是 一幢老式的大户人家院落，路边的院墙内有一口水井。听说原来的房东是胡姓大地主，房子被没收 归公，我们上学经过时只见里面熙熙攘攘住了好多户人家，大概都是租户。

　　校园内环境优美，绿树成荫鲜花锦簇，数个篮球场分布坐落各教学楼之间，宽阔的足球场西 邻县酒厂，单杆双杆、跳高跳远沙坑排列有序，足球场北端有一憧老式民房改成的体育馆，是练鞍 马与跳操的地方，也是平常体育器械堆放仓库，足球场南边一排单层雪白的矮房是教师宿舍。初中 一、二年级的教室在绿楼，初中三年级与高中一年级在红楼，高中二、三年级在新教学楼。学生宿 舍在靠河边的天主教堂。

　　校园北边靠河堤还有一个小北门，不常开，我们住北街的走读生从此门进校可节省不少路程。

　　那年代老百姓都喜将高安中学简称为“联中”。据说民国期间高安除了公办的县立中学，还有 另外 5 所私立中学，1949 年全部合并成立“高安联合中学”，由此“联中”被叫开，即使后来更名 “高安中学”，甚或更后来文革改名“红卫中学”，人们还是喜欢称其为“联中”。

　　浮桥是我们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锦河上的浮桥是高安的一景，几十条特制的木船间隔并列从北边至南岸一字摆开，从上游河底 的几个大铁锚上漂下几根粗缆绳，将船列稳稳缚牢，致密的厚木板铺盖在船面大约有两三米宽，平 平整整地从南到北形成一条过江板道，这就是浮桥。一般来说，无论锦河的水是涨还是落，水涨船 高不会影响通行。只有遭遇特大洪水时，才会临时解开避险。浮桥的两边竖立有矮矮的木栏杆，夏 晚总是坐满人聊天看星星，恰成三伏天纳凉好地方。

　　不过在炎夏的白天一双赤脚要过浮桥可不这么浪漫！

　　那时我们不到冬天是不穿鞋的。虽然中学有规定入校要衣着整齐，但不知是因穷还是因习惯， 大部分学生是打赤足上学的。春秋季节气候宜人时，赤足吧嗒吧嗒地踏在桥面木版上凉快惬意，但 夏天就不行了。正午时分这被烈日晒得滚烫的浮桥桥面犹如火烧的铁板，放学通过时必须先让双脚 到浮桥头河水里浸泡一遍，湿淋淋地提起来赶紧向对岸飞跑，往往不待过到桥的一半，脚上的水就 烤干了，咬着牙卷侧着脚板拼命地瘸到对岸时脚底已烫得通红。有时实在耐受不了，中途直接往清 凉的河水里跳！

　　初中一年级的课程不是太多，但门门都让刚入中学门的我们觉得新鲜有趣。

　　班主任汤家安是政治老师，政治敏锐觉悟高，一口萍乡口音的普通话，读报“国内外形势一片 大好，越来越好---”听起来变成“哇来哇好”。语文课的肖守洁老师，上课温文尔雅，下课和蔼可 亲，常在课堂上选出几篇学生作文现场评解，还定期将挑选的作文张贴到外面橱窗当范文，激发学 生的写作热情；陈希文老师教数学，讲课嗓音宏亮，清晰易懂，对班上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接受 能力很快了如指掌。新学期几个星期后，即让我在上他的课时不要听讲，要我自己看书，作业替我 单独改。我的数学课进度当时超出班上好几周。梁礼鑫老师教俄语，为纠正大家的口语发音煞费苦 心，至今还记得“钢笔”开头的那个俄语卷舌弹震发音：“都怒---”。杨裁章老师上生物课，当年 大家好像都对这门课程兴趣不大，课堂秩序不是太好，今天的生物技术可是一门很热门的学科。杨 剑秋老师教体育，单双杆、蓝排球、跳高跳远、长跑短跑样样精通，我的运动指数低，很多项目望 洋兴叹。

　　1966 年夏，文革随着报纸电台早就一直在散播的紧张气氛终于爆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瞬间贴 满教学楼、校办公楼、食堂礼堂，所有墙壁走廊被大字报封得几乎不见缝。上面要求大家积极参加 文化大革命，学生老师谁也不敢怠慢，各门课都改为做一件事：用旧报纸抄写大字报，内容无非报 纸上的批“三家村”批“黑帮”，一夜之间“洛阳纸贵”，校办及每个班的旧报纸抢用一空。有的 老师以前历经过政治运动，晓其厉害，因此不管原来学什么专业教什么课的，现在全部放掉一切跟 随运动，谁还能有心思教课？所有教学活动从此中断。

　　陆陆续续上了些年纪的教师都被揪出来，大部分是高中教师，被编织了眼花缭乱的政治帽子带 头上，“黑帮分子”、“特务”、“三反分子”、“修正主义”、“走资派”、“剥削阶级残渣余 孽”、“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代表”、“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失去人身自由， 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接受批斗。大热天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有的被逼穿着长袍厚衣扮出电影中地 主模样，有的被逼穿起旗袍高跟鞋以太太服饰出现，有的被逼找出年代久远的奇装异服故意显出小 丑姿态，每人头上顶着一个 1 米多高纸帽，挂十几重木牌勒于径项，有的肩上还要扛一根几十斤的 铁棍，有的手中拿着一面铜锣，边敲边高喊：我是黑帮，我低头认罪！从十字街闹市群众的围观下 一路行走到老石桥，再过锦河沿北街到浮桥，一圈回到学校，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荒唐年代文 化单位对人的折磨方法，一点也不比乡下农村文明！那年代的教学条件差，不像现在有投影仪 PPT 课件，全靠粉笔板书教课，教课俗称“吃粉笔灰”，吃多粉笔灰的老教师大都有这样那样的身体毛 病，有的老师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折磨，似记彭友湘、彭以艺 2 位老教师不多久就撒手人寰。当年高 中老师的事我知道多点，是因为他们是父亲的同事。

　　那时期的校园不仅成为很多老师受折磨的地方，还成为许多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群众的地狱。记 不起是 1967 年底还是 1968 年初，许多教室突然关进不少全县抓来的“现行反革命”，有年纪大 的，也有年轻的。此时各级基层政府已瘫痪，公检法也被砸烂，参加审问的是人武部的干部和学校 的红卫兵，红卫兵绝大部分是二十不到十几岁的高中学生，身心大概正处叛逆期，加上受到一些当 时极端口号的鼓动，有的变成心狠手毒的打手。一天在新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一位约 30 岁左右的 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头脸都是血迹耷拉着脑袋在受审，你坦白不坦白？“咚”的一拳打向脑 袋；你交不交代？“砰”的一脚踹胸口；几轮下来那人昏过去靠着桌子闭眼喘气，武装部干部站起 来敲着记录本：别装死！你不老实交代过不了关！红卫兵大概手脚都累了，抓起教室里的那种单人 方凳（我们初中坐 2 人的长条凳，高中坐单人方凳），狠力地用尖角朝那人的肋骨处猛戳去，一声 惨叫后再也没听到声息。

　　那时学校不上课，也无人管，我们初中生年纪小四处看热闹。有天放学从小北门出，走河边堤 垱回家，有 2 个参加审问的高中生在前面散步，听其中一人说：娘咯 X，接连审了 5 个！另一个 问：累不累？见前面那位划了划手回答：不累，怪不得希特勒说打人是一种享受，原来真的会上 瘾！当时我心里打了个寒噤，多年忘不了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后来找过有关希特勒的书，包括 他的自传“我的奋斗”，没有翻到此类语句，估计那位高中校友有误，可能读了某本关于党卫军的 书，张冠李戴。红卫兵中有人当年作了恶是辩解不了的，当然让其独自承担历史责任也不公平。那 时的“现行反革命”其实都是被冤老百姓，后来也都平了反。

　　文革是一场大闹剧，置身其中却有时能让人的本性得到充分显露。一位高中的男数学老师，遇 困境得到我父亲的帮助，为自己立功受奖不惜倒过来检举揭发（‘锦河古镇，烟斗、钢笔、与怀 表’一文叙述了此事），不知他当初是否由此提前得到解脱，也不清楚多年后他怎么自圆其说？只 知道二十年前他还参加过高安中学的校庆，活过了那场浩劫。我父亲没有这么幸运。高安中学合并 到华林共大后，那时的领导还能实事求是的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让他在老的高安中学留守，边养 病边看守校园，身体逐渐好转。1970 高安中学重新迁回县城到赤土板原二中的地方后，领导班子换 了人，不让父亲参加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毫无人性的安排他 24 小时值守电话与打上课作息铃，一 个哮喘病人本来就晚上难以安眠，却要从早操时间到下晚自习时间全天候地值守，每时每刻必须紧 盯钟表，神经绷得紧紧无法放松，半夜来电话无论天气如何还得出门老远叫人接电话，没几个月父 亲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住进医院后学校从不派人看望，某领导（当时的官衔叫革命委员会主任） 甚至有时路过父亲的病房门口也佯装不知，父亲感到特别的无奈与心寒，不久就带着无尽的忧伤离 世了。

　　父亲离开时三个弟弟还很小，母亲没有工作，大哥刚大学毕业还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二哥与 姐都插队下乡，我刚分到园艺场劳动，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大家的生活如何维持？按国家政策三 个未成年的弟弟应该有抚养费，母亲也应该有抚养费，去找学校交涉口头应付说会去办，结果不管 死活，竟拖延了两个月，在反复催促下才报上去，而且只报了二弟、小弟两个，家里一时无钱买米 落入温饱难保。尤其父亲死的时候去找学校领导竟然不见面，只支派办公室老师应付，学校里不开 追悼会，也无人送别，打发一个搬运公司的工人带几个学生扔个花圈了事。父亲是一个近三十年教 龄的老教师，中共党员，勤恳工作一生教书育人一世，竟好似与高安中学毫不相干！当时大哥尚赶 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路上，孤立无援的我们搀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哭哭啼啼年幼的弟弟们喊天哭地不 得应！

　　文革结束后当年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摇身变成受害者，大会小会口吐唾沫地控诉“四人帮”如 何残害知识分子“臭老九”。 或许他那时的亦步亦趋也是为了自保，但一定得安排教了几十年书病 重的父亲昼夜敲钟打铃、病危不去探视、死了不过问吗？

　　若真上天有灵，当年这些人对父亲欠一个交代！

　　我们的教室在绿楼，对面是红楼，全是砖木结构的二层建筑。红卫兵造反派夺权后，学校几乎 无人管。我们初中生虽然天天还是去学校，但不像高中学生参加这个兵团那个造反队，基本逍遥自 在地到处闲逛看热闹。一天早上刚到学校，就看见红楼那边围了一堆人噪声喧哗、都仰着脸朝楼上 看。原来，几天前关在红楼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 68 届高中学生彭匙悬吊自尽了。

　　彭匙的父母都在高安师范工作，以前我父亲也在高安师范教书多年，小时与彭匙几兄弟经常一 起玩。他父亲是音乐教师，母亲在教务处搞管理。大概受家庭影响，彭匙从小就显现有音乐才华， 填词谱曲弹琴拉弦、歌喉洪亮，身材修长舞姿大方。文革开始后，自然被吸收到学校毛泽东思想文 艺宣传队，不久成为骨干。现在回想不清他那时具体因什么打成反革命，可能无非是喜欢开玩笑， 平时不同场合的一些玩笑话被人收罗在一起编制成罪名，完全莫须有。

　　彭匙被关在红楼二楼的一间小房间，可能原来是放教学仪器的地方，白天黑夜都有红卫兵在门 外走廊值班看守。隔着单层玻璃窗和薄木门，按理里面稍有动静外面即会察觉，何况上吊自杀这样 生离死别的行动，但看守者就是一点动静也未感到。我当时上去现场看了，原来他是将盖的被单撕 扯成一条条布带，挂在矮矮的窗户木栏上，绳圈套脖子，坐在楼板上悬起下半身吊死的，可见他当 时的决绝勇气。一个人，如果不是遭受到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何以会选择走上这条别离父母亲人 的不归路？！

　　收敛时，请来的工人割断绳圈，尸体轰隆砸下到地上，不太高的距离却把红楼的楼板震得砰 响，瞬时灰尘飞扬走廊里都能看到。是他向学校的告别？还是在控诉人世的不公？

　　记得他们兄弟三个，老大彭缇是老三届 66 届的高中生。老三彭海比我稍小，早年小学时期的 寒暑假，曾与他经常到高安师范校园里四处玩耍。后来从未谋面，不知现在他们两兄弟的情况如 何。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校园里从贴贴大字报唱唱语录歌突然变成持枪弄炮了，只见红卫兵们个 个武装带、子弹袋、长枪短枪披挂满身，有的还有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开初他们还比较谨 慎，没几个人敢拿真枪去打，只是零星的听见有人冷不叮的躲哪个角落“砰”的一下。一个学生为 了试验子弹的穿透力，趁南校门传达室的老高出去分发报纸，朝挂在传达室门上的邮政牌扣了一 枪，邮票字样的金属牌被射穿了一个洞。后来有人找到了体育馆旁西面的那块洼地，于是“砰砰啪 啪”的热闹起来了。那地方从早到晚传出震耳欲聋的枪声爆炸声响声不绝，可怜那块洼地对面的房 子里的居民，无从交涉，只能赶快搬家躲开。

　　红卫兵那时还有一个令人可怕的举动：没有驾照，从未驾驶过汽车，却敢开着不知哪里弄来的 大卡车驶上街头大马路，驾驶室挤满人，车厢里挤满人，吹着哨子穿街过巷。行人只要听到“呜-呜 -呜”的哨音，远远就躲到路边，相当吓人！不过大都是从南昌过来的红卫兵，好像我们学校的红卫 兵没有谁开过汽车。

　　大概是 1968 年夏，深夜 12 点以后，高安城一片寂静进入梦乡。突然从县政府后面的碧落山上 响起来一阵“咯咯咯”的机枪声，人们被惊醒，惶恐不安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家还住在凤 凰桥头，对面就是县人民医院。被枪声吵醒后，不久听到门口凤凰桥西面传来一阵噪杂混乱的脚 步，我从楼上的壁缝里往外瞧，昏暗的路灯下，一支约二十几人的队伍从粮食局方向匆忙向县人民 医院赶来，队伍刚上凤凰桥，后面疾步追来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朝天“砰砰”开了两枪，厉声喊： 都举起手来！只见“唰”一声，队伍上方手臂林立，脚步未停继续往医院里走。队伍临近看见有人 只举起了一只手，而另一只手捂在后脑脖子间，还看见队伍中簇拥着一副担架，上面躺了个人。最 后那开枪人押着队伍进了县人民医院的大门。

　　天亮后才知道，那支队伍是南昌航空学校的红卫兵，白天去高安杨圩军马场抢枪，晚上路过高 安碧落亭旁那条马路时不知是走火还是好玩，砰砰开响了两枪，引起当地值班造反派的应急反应过 度，酿成悲剧。那天深夜南昌航空学校受伤的红卫兵在医院经过简单包扎，又被带到高安师范的一 个教室里关押，听说那些红卫兵在教室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当地红卫兵并未过多为难他们， 给他们送了东西吃喝，看管也很松。最后不知为何竟是突围逃走的。据说在逃往南昌的路上，那个 躺担架上的人、一只手捂着后脑的人都死了，其中有一个是武汉水利学院的红卫兵。当时传说他们 要杀过来血洗高安城，令高安城里紧张了好一阵，不过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文革结束，此事列为大案，成立了专案组调查，结论究竟如何不了解详情。

　　高安中学南大门是学校的正门，紧靠校门旁那幢老式的大户人家院落主人姓胡，当时房屋已被 没收，剩下三兄弟还留有里面的哪间房。听说老大是哪所大学遣送回来的右派，平时呆在某个乡下 改造，老三没怎么读书，文革开始后不久也下放到乡下去了，只有老二胡伟，是个当时城里无人不 知的“名人”，因为他是个“疯子”。 文革还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路过那憧老房子，常会看到胡伟在院墙内的水井石头围栏 上磨指甲， 这是一种原来的习惯、还是疯了后的变态不清楚。胡伟原来也是高安中学的哪届学生， 读过高中，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疯的，也没人知道为什么变疯，只知道其父母早亡，房屋没收后 只剩三个光棍。胡伟高中毕业没毕业不清楚，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他不紧不慢地在人 群中游逛，衣服破烂奇脏，上下衣裤根本看不到布纹，像是剃头店里的多年的刮刀布漆黑发亮，估 计就这一身衣服从没洗过也从没换过。但还是能看得出他原来有爱整洁的习惯，一身破烂脏，每天 上街头发却梳得溜光，千丝万挂的破中山装上下口袋整齐轶叠，几个扣子从脖子下到衣襟前扣得一 丝不苟，一双破鞋上的吊脚裤，还看得到笔直的裤缝，真奇怪他是怎么保持这样的。他经常肩旁上 挂了一个书包，捏捏扁扁的里面也没什么东西，走到一块无人的地方就会停下来，手扶着书包扬起 头，嘴里开始叽里呱啦的作报告，很难听得清他在说些什么。

　　文革爆发没有课上后，我们上学的时间散漫不紧不赶，有一次特意停下来听，原来他的书包里 有半张不知哪年何日的参考消息报，报告的内容都是背读上面的新闻报道，谁谁访问什么地方，谁 谁与谁举行会谈等等。报告过后通常他咳嗽两声，仿佛演讲完毕从主席台下来，有时还会朝前挥挥 手似作向听众致意的姿态，然后边走边喊道：无线电----、无线电----，无线电----、无线电--- -，——没人搞得清这里面的含义。当年他喊的口号里还夹有一位当时高安中学物理老师的名字。那 时在高安城生活过的人，恐怕都会记得胡伟那句四处游逛叫喊的口号，有点像鲁迅作品里的祥林 嫂，也有点像古华作品里的芙蓉镇，恍惚一幅从中临摹的画景。

　　胡伟死于文革破四旧期间。

　　1966 年夏文化革命已从学校漫到社会，抄家破四旧轰轰烈烈，连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婆、 小学儿童都戴起红袖章成立了红卫兵、红小兵等组织，每天跳跳忠字舞，抄抄“四类份子”的家， 抓各类被揪人员带高帽子游游街，忙得不亦乐乎。那年的洪水来得晚，但也较猛，一时水位高涨浮 桥被河水抬起至太观楼下的台阶， 为抗击洪水，浮桥的木船增加了多条缆绳紧紧缚住拉向桥头的大 石头上。胡伟仍遵循他的作息时间出外巡游，一路喊着他的口号：无线电----、无线电----，从南 街沿浮桥走到北街。刚到浮桥头碰上一队红小兵，立马被包围开批斗会。疯子不知社会情况有变， 认为像往常一样，从人群中穿过人们都会让他三分而避开，结果是左走不得右走不通，在红小兵一 片：低头认罪、低头认罪的呼喊声中步步被逼后退到浮桥跳板上，不留神一个趔趄从跳板掉落到河 里。求生的本能驱使，他抓住了一根垂在河面的缆绳，身体在翻滚的河水里漂荡。红小兵都是些街 道造反派组织起来的儿童，平时看惯了斗争会上的打人吊人折磨人，认为越狠越革命，不但没有停 止批斗去呼救，仍围在跳板岸边喊打倒的口号。

　　随着体力的消耗，胡伟抓缆绳的那只手有点吃不消了，突然一个浪涌过来将他身体浮起，乘势 他换另一只手握住了缆绳。红小兵愤怒了，一个小胖子竟爬进船仓，伸手将他那抓缆绳的手一个手 指一个手指的剥开，很快胡伟漂向河中间，几个漩涡过后不见了踪影。立刻，“我们胜利了、我们 胜利了”的一片稚嫩的童声响起。

　　事后，有几个小孩回家后被家长关起门揍了一顿，那小胖子挨没挨揍不知道。

　　大概为制止学校的混乱局面，开始派军队进到学校了。高安中学进驻的是济南军区的 6013 部 队，派到我们 2 班的是位梁班长。

　　梁班长黝黑的脸膛、高大的个子，待我们很和气。一般上课时间 带领我们到操场上练队列，休息时会和同学们拉家常，也会讲些他家乡的事给我们听，他是山东 人，典型的胶东大汉，性格豪爽而善良。

　　济南军区的 6013 部队参加高安中学管理的几个干部战士，有退伍留在高安工作的。文革结束 后看到有在筠阳派出所的，有在公安局的，也有在商业局的，见面有时会与我们点点头。梁班长没 有留下，军管结束他就随部队开拔到外地去了，走之前与我们打招呼告过别。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下，高安中学被进驻的工宣队接管了。记得工宣队由 902 地质队和什么工程队的工人联合组成。开了两次全校师生大会，主要是学语录与忆苦思甜。上台讲 话的工宣队员男女都有，眼泪鼻涕说来就来的一大把，有时太过激动靠得麦克风太近引得高音喇叭 “嗡嗡”啸叫，听不清讲些什么东西。

　　工宣队在学校的时间短暂，上课时间基本就让学生在教室里学毛选、念语录，一个老工人呆坐 旁边看着。 不久工宣队好像与哪方产生矛盾，一夜之间突然撤了，具体情况不明。

　　老三届分为两个时间段“毕业”。先是 66 届、67 届的高中初中的学生，大概在 5、6 月份毕业 离校。他们的“毕业”名副其实，尤其 66 届的高中生，毕业考试都已经考过，高考正待进行的时候 来了文化大革命。9、10 月份我们 68 届的毕业，我们的“毕业”就应打引号了。毕业没有什么典 礼，也不照什么毕业照，各班由班主任给大家分发一种小塑料皮封面的毕业证，即告毕业了，再不 需要去学校了。 将老三届匆忙送出去不久，高安中学被宣布撤销，还未毕业的全部转入华林共大。一个近百年 历史的重点中学和平年代随意遭此命运可谓莫名又离奇，一时高安城无学可升。好在不久这种荒唐 事被纠正，要不然更多有志年轻人的学业也将断送！

　　在那岁月，学业辍落的我们，尚未成年各自就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今日回忆似乎唤不起“青春 无悔”之类的豪情，更多的只有蹉跎年华的无奈！

　　虽然 50 年间没有联系，一旦从微信群里聊起，还是记得谁是谁，当年的模糊影像会从记忆中 泛起。这次的主要筹划组织者陈庆宝、刘海龙、罗时义、胡雪花等同学，费了不少时间与辛苦寻找 同学们的通讯联络方式，创建微信群。据说为了找到某个同学，在几经尝试不果的情况下，硬是手 抄一张张寻友海报，贴于高安城的一些主要小区门口；还听说他们为了身陷困境的同学四处奔走， 申请社保和补贴。这种同学情谊历经半个世纪不减，拉近了同学们分布四面八方的距离，消除了 50 年未曾相见的时间隔膜。

　　当年就读的高安中学旧址已不见踪影，若干年后无人再记得起那校园的模样，也早遗忘其中所 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遥望那远逝而去的青春，记下这些往事片段，或许可给历史存下一屑落于石 头缝中的细尘，留待后人去挖掘考证。

　　啊，历经磨难的母校，历经磨难的时代！

　　祈求历史的折腾从此不再！祝愿百年老校永葆青春桃李芬芳！

　　2018 年 2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