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窑杂记

2019年7月6日，中亚阿塞拜疆首都，东方魅力与西方风情完美融合的巴库。

其时，正在举行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上，大会主席阿布法斯加拉耶夫一锤定音——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次日清晨，一批以先睹“王国都邑”风采为快的良渚文化仰慕者，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向良渚博物院方向直奔而去，一番东问西找之后，才知道古城遗址不在良渚而在其西边的瓶窑镇。据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古城遗址区累计接待预约参观者已超过100万人次。

过往，瓶窑镇因地处余杭县西部山区向来冷僻落寞，虽为良渚文化的核心地段，却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良渚镇占了先机，长时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但其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始终与众多的江南古镇相区分，为人们所瞩目。其实，瓶窑的这一特征古人早就在史志里告诉过我们——北宋人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载：“亭市村人悉作大瓮，今人谓之浙瓮”，南宋《咸淳临安志》也有“亭市村多陶户，善作大瓮，今谓之浙瓮”的类似记载，《余杭县志》更是道出了瓶窑得名的缘由：“窑山上‘陶穴栉比’，镇因以为名”。更有清代钱塘诗人沈嘉辙对窑山制陶业兴盛的描绘：“野溪亭市列柴门，陶户家家作酒罇。纵有龙纹白芨碎，新窑青器已无伦。”这类史志和诗篇争相记录的宋代“浙瓮”，只是瓶窑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而已，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和展示，才是瓶窑文化序列中的重中之重。

一

窑山，一如临平山之于临平镇，广济桥之于塘栖镇，五里塘之于三墩，是余杭瓶窑镇的地标和象征。

早在南宋初期，亭市村便以窑业发达著称。一条山间小道从村里的亭市山蜿蜒而上，只见靠南的山坡上“陶穴栉比”，漫山遍野都是用石垒砖砌的一座座窑炉，窑炉周围水井遍布，木柴堆积如山。成批成批的陶胚被推入窑内焙烧，窑炉里烈火熊熊，猛烈燃烧的木柴不时地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四周尘土飞扬，浓重的烟雾一直弥漫到周边的村寨。长年累月在小山上经受烟熏火燎、日晒雨淋的制陶、烧窑人，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面色黧黑。窑内火候没控制好的成了次品，出窑的次品随处倾倒，越积越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也污染到了亭市山东麓的小集镇。这便是千年前亭市村陶户在亭市山上烧窑制瓮可以想见的图景。现下，亭市山已改称窑山，但依旧保留着它的古痕旧迹，隐藏于此的便是著名的宋代窑址。

彼时，亭市村陶户善作的大瓮多为乌甏和寒瓶，这些甏、瓶之类胎质粗糙，多施半釉，釉色以青褐色为主。乌甏即大瓮、坛子，口小腹大，全身乌黑而不上釉，这类形状的甏现今人也多为熟悉，但亭市村盛产的乌甏却有其神奇之处，因甏内干燥透气，冬暖夏凉，放在里面的食物盛夏不馊，霉季不霉。而“寒瓶”来历更是非凡，它又称“韩瓶”，最初出现于南宋名将韩世忠创立的背嵬军里，为其亲兵抗击金兵随身带的一种水壶或酒瓶。所谓“背嵬”，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里做过解释：“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传说韩世忠的背嵬军（韩家军）与岳飞的背嵬军（岳家军）同样士气如虹，能打善战，故连军中常见的水壶、酒瓶之类也跟着它们的将领兵士一起名闻后世。

韩瓶属于军需品，也是一种消耗品，而韩家军的兵士又不是个小数目，因此，亭市村的陶户们常要为不能及时将韩瓶供应给韩家军而犯愁，只得在小山上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日子过着劳累不堪。

二

虽然，陶户们在窑山上备尝艰辛，但能维持一己的生计也就心满意足。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千余年之后，自己的劳作竟然给乡人带去了诸多的意外和惊喜，为后来的瓶窑镇奉献了一份无以复制的宝贵遗产，如果他们在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无比。

对窑山四处散落的古陶器碎片，那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怎么看得太重。早先，在窑山上上上落落，可轻易地捡到一些粗糙的古陶片，老集镇上的居民在水井里也会打捞起一些碎瓷片，由于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于是不在乎地捡了丢，丢了捡，有的人家还将它砌进了土墙里，同时，在窑山近旁东苕溪往来的船家也偶尔会从溪水里打捞起这样的碎片，大多又被他们豪不珍惜地扔回到溪水里。在窑山建造公园时，工人们在清理建筑垃圾时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古陶片……直到窑山遗址得到发掘，尤其是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瓶窑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无以计数的古陶器碎片也是先祖给他们留下的一份美好赠品，对它的亲切感开始油然而生。

江南的六月，“黄梅时节家家雨”，这时节也正好是苕溪的汛期。伴随着淅沥不止的雨声，过境瓶窑镇的苕溪水也一日日地往上涨，渐渐地漫上了低洼的街路，流进了路边的屋子里，于是住民开始忙不迭地清理，家家叫苦不迭。迫于无奈，不少人家在背靠街路的小山上搭建起一间间简陋的小屋，窑山也由此而变得杂乱无章，这不雅的山景一直延续到瓶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启动之后，年年被淹的老街居民搬迁出低洼地段，小山的面貌才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先前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少上山义务植树，使早先光秃秃的窑山渐渐地有了绿意，有了郁郁葱葱的树林子，居民开门见山，满山皆绿，愈发有幸福感。

2018年初，窑山公园开工建设。据规划，这座新建的综合性山体公园既要体现窑山“十八窑”的陶窑文化，又要符合居民登山健身、休憩远眺的需要。现下，山体公园有十多个景观节点，山脚下便是瓶窑非遗博物馆。在余杭，有着如此丰厚历史文化内蕴的山体公园十分罕见，更何况，瓶窑窑山宋代窑址已被杭州市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点。

三

离瓶窑镇三里许，在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附近，有个风景秀丽的南山村，村里最为人瞩目的是那座墓体十分庞大的盛度墓，这座当地人管它叫 “宰相坟”的墓地，犹似小山般地屹立在一条小河畔。早先，墓前有石牌坊、石人、石马、石翁仲等，现今已湮没无存，但时至今日，墓茔未曾遭受过盗挖或大的破坏，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据载，唐大中元年（847年），世居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盛度曾祖父盛珰，因出任余杭令（一说钱塘令）而不远千里地举家搬迁至瓶窑横山（现南山村），成为江南盛氏的始祖。此后，南山村一直是盛氏后裔的一处聚居地，现今仍有二十多户盛氏族人。值得一提的是，余杭瓶窑盛氏家风历来有名，可与西溪洪氏、良渚荀山、余杭仙宅、崇贤鸭兰村、星桥二小等地的家风比肩。盛度（968年—1041年，字公量）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盛度考中进士，之后在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出任多种官职，亦数度起落，凡五十载，年七十疾终，葬于瓶窑镇横山。

《宋史列传卷五十一盛度传》等史志多次提及盛度的身形体态，并用“肥大”、“丰肥”“丰大”、“充壮”等词语来形容他，可见盛度不是一般的胖，胖到什么程度？据《宋史盛度传》载：“度体肥大，艰于拜起，宾客有拜之者，则俯伏不能兴，往往瞪视而诟詈之。”每每有宾客来访，盛度在回礼时简直就直接趴在地上，连起身都十分困难，这不是太折磨人了吗？难怪他要瞪起眼睛骂人了。

盛度极有个性，聪慧机灵过人，在无奈时，亦“善用其短”。据宋朱弁《曲洧旧闻》载：“盛度在翰苑日，昭陵召入草诏，文肃（盛度谥号）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至则诏已成矣。” “平面子”即是古人用以倚凭身体的矮桌几，而盛度“召入草诏”的起因是那年久旱不雨，田地龟裂，宋代社会民生问题愈发突出，宋仁宗祷雨不应，无奈之下决定效仿以往帝王下诏自责，以求上天的宽恕。他把盛度召来，让他在宫里起草一份《罪己诏》。这可难为煞盛度，因为他历来“文思迟”，作文前得细细思考后方才动笔，之后又是反复推敲、润色，何况，他从未书写过这一类的文书。但皇上的旨意哪敢违背？于是灵机一动，便说出了“臣体肥不能伏地，乞赐一平面子”的一番话。宋仁宗看着他那肥硕的身子觉得也是，便命人去搬张矮桌几来，等到桌几端放在他面前，他的腹稿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于是从容地展纸研墨，不多时，一份诏令当着皇上的面一挥而就。“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宋仁宗见之不免惊讶，大大地夸奖了盛度一番。

盛度曾被真宗盛赞为“博学”，事由是他绘制了两幅地理图：《西域图》和其后的《河西陇右图》。其时，他三十来岁，官职不过是尚书屯田员外郎（官衔六品上）。当时正逢宋辽交恶，契丹扰犯大名（今冀、鲁、豫部分地区），盛度数次上疏议论边事，后来奉旨出使陕西，他实地勘察了边疆的地势，又参考了汉、唐以来的古地图，终于绘制成一幅《西域图》，其后又绘制了标有山川、道路、壁垒、区聚的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等五郡山川形势的《河西陇右图》，先后呈送给真宗，并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对边事和边防的见解，有理有据，令皇上听之信服。两幅地理图不仅表现了盛度对边事、边防的关注，还显示了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观察、绘制能力，对真宗而言，两幅地图对朝廷布防边疆的军事价值不可小觑，于是当面盛赞他博学多才。之后，盛度得到真宗的器重而不断升迁。

四

景祐二年（1035年），盛度与宋绶、蔡齐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宰相王曾和吕夷简（左相和右相）因“论议多不合”，甚至相互攻击，最终“二人俱辞相”。仁宗征询盛度“孰可代者”，盛度答曰：“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然召见王曾以问，王曾推荐与其关系密切的蔡齐，又问吕夷简，吕夷简则推荐跟自己熟络的宋绶，均不提盛度一句。仁宗看好不站队的盛度，于是“四人俱罢，而度独留”。在宋朝廷高层的一场人事变动中，盛度未罢反升，主持枢密院事，代行宰相之职，时为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

大概是秉性使然，盛度的轶事趣闻不少，史志多有记载，在古代宰相这一官衔甚高的层面上十分少见。

盛度二十六岁荣登进士榜，其父盛豫“喜甚”，却不幸“解颐而卒”——面带笑容去世了。

盛度在内廷做翰林学士时，有一天，他从前殿缓步而出，忽然发现宰相从他身后走来，按照礼仪，他是要避让的，于是一路小跑来到官舍，隐于其中，此时，“喜诙笑”的翰林学士石中立刚好经过，见他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好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盛度便将在身后发现宰相的事告诉他。石中立没头没脑地问了句：“相公（宰相）问你了吗？”盛度回答：“没有。”石中立偷笑着随即离去。没过多久，盛度忽然反应过来：这石中立不是用“宰相（丙吉）问牛”的典故来嘲笑自己气喘如牛？于是立即扯起嗓子对着没走远的石中立大骂一通。

之后，喜欢开玩笑的石中立又一次让盛度“中招”。

一天，大家在一起聚会，盛度刚替“□文节神道碑”撰文，石中立故作不知，急乎乎地发问：“谁撰?”盛度不假思索地答道：“度撰。”由于“度”与“杜”同音，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下属孙忭应召面试馆职，给当时任翰林学士的盛度送了一份礼，盛度因此勃然大怒，说：“凡送礼的人都是歪门邪道，是朝廷不允许的。”呵责再三，将孙忭吓得“惶然失措而退”。孙忭在翰林学士院考试后，担忧自己落选无疑。而盛度在看孙忭试卷时，发现他的文章写得不错，就提笔批了个三等上，没埋没孙忭这个人才。

宋代流传一个典故叫“盛肥丁瘦，梅香窦臭”，其中涉及到朝廷的官宦盛度、丁谓、梅询与窦元宾。

盛度和丁谓（受封为晋国公）同为浙江籍，且以文辞知名于时，两人的长相却是一胖一瘦：盛度身宽体胖，肚大腰圆，丁谓却长得身小体瘦，脸如刀削。翰林侍读梅询与为馆职的窦元宾性格迥异：梅询喜欢清洁衣服，每天起床后不忘点燃两炉香，然后用官袍把香气罩住，去官府时双手紧紧抓住袖口，坐定后才放开手让香气飘然而出，弥漫整个房间；而名门弟子窦元宾性懒，不事洁净，长年不知沐浴，邋遢惯了，近身便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时人语曰：“盛肥丁瘦，梅香窦臭”，意谓百人百相，性情各异。